05加尔文的人生智慧
第二部分:活在神里面
第五章、中保基督
我们作为神照自身形象和样式创造的人,活在神的面前(coram Deo)。不过,我们受造的目的,还有更伟大的目标,即活在神里面,尽最大限度与他联合。但是既然神有无上威严,我们是有限的,这种联合怎么可能?何况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极端的神秘主义者极为大胆,他们无视这种危险及圣洁的神和有罪的受造物之间的迥异,以向内寻求的方式向上攀升,好像要在自己的里面找到神一样。而中世纪的敬虔观认为,“是的,他被称为救赎主,但这么说的意思是,人也要借由自己的自由意志,救自己脱离罪和死的捆绑。不错,他被称为公义和救恩,但正因如此,人仍要靠着自己的功德,自己拯救自己。”[1]
加尔文的答案是,绝非如此。我们是借由耶稣升到神那里去的,他不仅是天梯的一根横木。他就是天梯![2]加尔文说:“既然我们没有能力升上去见神,倘若威严的神不下来寻找我们,我们的光景必然是无望的。”他还说:
所以,神的儿子为我们成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是必须的,如此,他的神性和人的人性就得以互相联合。否则不管人如何亲近神,与神的联合如何紧密,都不足以使神喜悦与人同住……
因此,借这凭据,我们相信自己是神的儿女,这是因为神的独生子按照我们身体的样式为他自己取了肉身,成为我们肉中的肉、骨中的骨,好使我们与他合而为一。[3]
加尔文认为,信心的对象不仅是“神”,而且是三位一体的神。不过,这仍然不是使人得救的信心所瞄准的靶心。三位一体的神在基督里启示自己。[4]不过这还不够确切:基督不仅是促使我们与神联合的帮助者,不仅是众多代求者中的一个,也不仅是卓越的榜样,供我们效仿,好与神认同,他还是道成肉身、施行拯救的神,正如披戴福音的他所展示的。[5]
基督既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也是与神同在的我们,要与神联合、获得拯救,道路只有一条: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就是活在神里面,而不仅是活在神面前,因为基督既是圣约的圣主,也是圣约的仆人。“他甘愿取得人的本性,为要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神子成为人子,以便能与我们一样。”[6]我们与他联合,就得以进入他与圣父和圣灵享有的亲密关系之中。
基督的位格和职分
加尔文通过思考基督的三重职分,将他的位格和工作合并起来。“父神赋予基督三种职分——先知、君王、祭司。”[7]我们得救这个终极目标,亦即照着基督的完美形象被重新创造,就是借由这三重职分实现的。我们已经在加尔文的思想中听到了古代教会教导的回响,特别是2世纪教父爱任纽强调的“再现”(recapitulation,字面意思是“重新做头”)。亚当的堕落不仅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后裔,同样,基督“复活也不仅是为了自己;他来是要恢复在亚当里损毁的一切”。[8]
作为先知,耶稣启示父,与在他之前的所有先知都不一样,因为他在永恒中与父同在,并与父享有同样的神性。事实上,所有的先知都是指向他的。[9]耶稣基督也是君王,虽然这个国度在如今是属灵意义上的,而不像在旧约中,是地理-政治意义上的。[10]加尔文再次提醒我们,要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神主权,将这种统治权柄(lordship)明确定位于基督里面——不仅是作为神的基督里面,而且是作为人的基督里面:“是的,我们承认神是统治者,但神是在基督的里面实施统治。”[11]他是教会唯一的头,严格意义上的真教会唯有在他的带领下才能合一。[12]现在,基督的国度总是遭到攻击,而且所遭受的攻击常常极为猛烈,但这个国度注定要征服一切,因为它的君王已经得胜。[13]
虽然基督作为先知和君王的服侍对我们极为重要,但加尔文认为,圣经尤其关注的是他作为祭司的服侍。“因此我们要记得,全部福音主要在于基督的死和复活。”[14]不过,加尔文也提醒我们,基督的救赎之工并非始于十字架。他的道成肉身,在地上三十多年的生活,不仅是他为赎我们的罪而死的前提条件。取了和我们一样的人性,在主动的顺服中成就所有的义,对我们的得救而言不可或缺。[15]“简言之,自从基督降世取了奴仆的样式,他便开始偿付释放人的代价,为要救赎我们。”[16]
基督的位格:“虽可区分却不可分割”
在新教信徒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争论源于基督论方面的分歧,也就是对基督位格的不同解释。鉴于基督位格的重要性,下面我简要概述一下这些不同观点。基督位格的要点在于《卡尔西顿信经》中“虽可区分却不可分割”的原则,这个原则贯穿加尔文的整个神学体系。卡尔西顿公会议(451年)应对了诸多危险:轻视基督的人性(幻影说和诺斯替主义)、将两性分离(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将两性混淆(一性论)。加尔文援引这份大公信经来纠正当时的错误。这份信经看似小体字的附属说明,但加尔文的基督论所包含的内容,决定了加尔文的基督徒生活观。
重洗派往往否定基督人性的真实和拯救功效,从而将基督的神性与基督的人性分割开来,加尔文竭力避开的第一个危险就是这种倾向。早期的异端邪说“幻影说”(docetism,源自意为“显现”的动词)受希腊哲学影响,宣称耶稣只是看起来像是真正的人。加尔文在《要义》中对基督位格的全部论述,与爱任纽的《驳异端》(Against Heresies)相似,先用很长的篇幅总结了道成肉身之前的救赎史——他急欲将基督的位格建立在以色列的历史之上。
即便是重洗派学者也承认,重洗派运动得助于希腊的精神-物质二元论。[17]他们的敬虔和救赎观的核心在于,“全人更新,‘人的所有意愿都被根除、摧毁’”。[18]“这份恩典使人完全圣化,脱离了‘人的东西’。”[19]在这个前提之下,让神与“人的东西”认同会很困难,这不足为怪。波兰改革宗领袖约翰·拉斯科(JohnàLasko)在门诺·西门(Menno Simons,门诺会创始人)的著作中看到了这个问题,而加尔文又对这个“幻影说”式的基督位格观提出了自己的批评。[20]在门诺看来,圣子披戴了“属天的肉身”,而没有从童贞女马利亚取得人性。门诺还认为,人性本身是败坏的,而加尔文反驳了他的观点,认为他混淆了人性和罪性。[21]神真的全方位地俯就我们了吗?我们真的可以说,耶稣不仅象征着“神与我们同在”,事实上他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吗?加尔文认同古代的那则格言——“他未取得的,他就不能医治。”[22]如果基督不具有与我们一样的人性,那他就不能在圣约中代表教会,就没有“在人的肉身中付出代价(赎清人的罪)”,也就没有从死里复活。[23]加尔文强调,耶稣“出于犹太人”,也会“饥饿、口渴、寒冷,也有人性的其他弱点”。[24]
重洗派学者费杜文一方面说,门诺是从其他重洗派领袖(尤其是霍夫曼)那里接受了这种观点,一方面又指出,这种观点并未得到后来者的广泛持守。费杜文认为,改革宗的回应显明了更深的分歧。在重洗派领袖看来,加尔文和其他改革宗领袖——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也一样——将神与受造的人认同,重生的信徒与堕落的教会和“基督教王国”认同。在费杜文看来,门诺是基于这个原因才一味强调“基督论方面的非连续性”。[25]概括地说,费杜文误解了加尔文以及改革宗的观点。不过,他的确点明了神与受造界之间的“非连续性”,当我们将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教会与国家、不可见教会与可见教会、神的救赎之工与外在的蒙恩之道联系起来时,会清晰地看到这种“非连续性”。总之,神与世界的联系破裂了。
甚至茨温利的思想中都有二元论倾向,虽然他在这方面不像重洗派走得那么远。他将救赎功效全部归给了基督的神性,可见他有将基督的神人二性分开的聂斯托利派倾向。[26]于是,这种倾向使他得出结论:属灵的恩典不能以受造物为途径来传递。[27]因此,加尔文与路德一样,反对任何分割基督二性的做法。
加尔文还说:“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当将‘道成肉身’[约1:14]解释为道变成肉体或与肉体混合。”而应该是“从前是神儿子的如今成为人子——并不是借着本质的混合,而是位格的联合。我们相信他的神性和人性如此紧密联合,以至于各自独特的本质虽未受损,这两种本性却联合为一位基督”。[28]加尔文在这里虽未点明,不过所指的一定是路德的观点——至少是其后继者以日益加大的力度予以捍卫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基督被视为无所不在(ubiquity,意为“有能力存在于所有地方”),可以亲自临在于圣餐的饼和酒中,因为他的神性(无所不在)遍布他的人性。因此,加尔文也反对将神人二性混淆的做法。
“虽可区分却不可分割”是原则。圣经一再将神人两种特质归于一个位格,亦即耶稣基督。[29]因此,我们完全相信,“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徒20:28],以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林前2:8],“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亲手摸过的”[约壹1:1]。[30]既然马利亚的孩子是道成肉身的神,那么她就是神的母亲。[31]“我们必须远离聂斯托利(Nestorius)的谬论,他分裂基督神和人的本性而不是对此做区分,以致捏造了两位基督!”[32]然而圣经从没有在哪一处说,这一性的特质被传给了另一性。加尔文并未深究,他与卡尔西顿公会议同样深信,“两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不仅是“不能分割”,而且是“不相混乱”。让加尔文忧心的是,重洗派和路德宗以不同方式贬低了基督真正的人性——或是借由对基督二性的二元论式分割,或是借由对基督二性的混乱。奥西安德尔将路德的基督论推到了极端,宣称基督的神性吞没了他的人性,削弱了人的实存性。[33]这样的观点被路德宗视作异端。
加尔文强调,神的超越性不是指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而是指与我们之间的区别。子道成肉身,完全与人性联合,与此同时,他仍然照着他的神性超越万有。加尔文这样总结道:“这是奇妙无比的:神的儿子从天降临,却没有离开天堂,甘愿为童贞女所生、生活在世上、悬挂在十字架上;然而,他却仍如起初一般,继续充满天地!”[34]虽然有些路德宗人士称这样的说法为“加尔文主义分外说”(Calvinistic extra/extracalvinisticum),不过事实上这番表述几乎逐字引用了阿塔那修(《论道成肉身》[O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Word]3.17)和巴西尔(《论圣灵》[On the Holy Spirit]8.18)的话。
为什么要穷究基督论的细枝末节?除了基督论本身至关重要之外,基督论还为我们协调处理一系列主题奠定了基础。将神圣的与人的-受造的分割开来——更糟糕的是使两者彼此对立——会让我们远离那在基督、外在的道和圣礼中临到我们的神。于是,我们为了寻见他,或是升上诸天,或是潜入心灵深处,然而神并未应许要在这两个地方与我们在平安中相会。而在另一个极端,我们面临这样的危险:一味使神圣的事物崩解,化为受造的事物。罗马天主教神学就是这么做的,比如它宣称,圣礼本身可以使人重生和称义(ex opere operato,意为“为之,则成之”)。
正是因为重视基督真正的人性,加尔文才认为,基督复活与我们复活之间的连续性,正是福音本身的核心所在。如果荣耀基督的人性与我们的人性之间不具有连续性,也就是说,基督的人性被神性特质所吞没,那么教会就与其复活的头失去了联系。具讽刺意味的是,路德和茨温利或是将基督的人性压入他的神性,或是重视基督的神性,轻看他的人性,至少在这个方面,二人经由不同的途径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基督的人性与其神性联合而有别,路德与茨温利的观点都倾向于贬低其人性的救赎功效。
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看到,“虽可区分却不可分割”的卡尔西顿原则,不仅引导了加尔文对圣礼的思考,而且引导了他对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思考。唯有神可以拯救我们。然而,唯有道成肉身的神可以彻底拯救我们。[35]
基督的救赎之工
福音的核心是solo Christo(唯独基督)。罗马一向坚持认为,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必要根基;而这个solo(唯独)补充的信息是,基督还是我们得救的充足根基。在基督之外,找不到祝福或功德,找不到盼望的缘由,甚至在父或圣灵的里面也找不到。加尔文多次概述过整全的福音,在最富感染力的一次概述中,他几乎就“唯独基督”这个要点倾情而歌。[36]因此,离了披戴福音的基督,我们无由上升,无由趋向更高的真理。神已经临到我们,在他儿子里面成就了我们所需的一切。加尔文提醒我们:“因为保罗并没有说神差派基督帮助我们自己获得义,而是派他成为我们的义。”[37]
加尔文将得胜意象与替代救赎结合了起来。显明基督战胜了死亡和阴间权柄的,不仅仅是基督的复活,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宝座:“基督在十字架上击败了死亡和魔鬼,那个十字架是最为宏伟的审判庭,最为庄严的宝座,是气度非凡的夸胜,是华贵无比的战车。”[38]
加尔文非但没有忽视其他方面,比如,基督胜过了死亡和撒但的权柄,宇宙焕然一新,反而认为,基督承受了我们当受的咒诅,是这些更为广泛的果效得以产生的基础。毫无疑问,“信徒的所有智慧都包含在基督的十字架中”。[39]加尔文甚至将“降在阴间”解释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罪恶——“因这教义对基督的救赎而言并非无关紧要”。[40]“显然,除非基督的灵魂一同受刑,否则他所救赎的就只是人的身体”。[41]他不但为了救赎我们献上自己的身体,“他的灵魂也遭受了神所咒诅和离弃之人所当受的可怕折磨”。[42]在基督的死中,我们不仅发现了补偿(赎罪),还发现了消除神愤怒的白白的、最终的、充足的挽回祭。[43]这不仅是必要条件,使得神在我们与恩典合作的情况下拯救我们成为可能,也是充足的根基。换句话说,基督的死和复活成就了我们的救恩。[44]
基督的工作既包括道成肉身,也包括升天。事实上,基督的升天在加尔文的思想和敬虔观中,比之在其他改教家的作品中,所占比重更大。毕竟,是基督的升天重申了他和与他同为后嗣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毫无疑问,“基督在他升天之后才真正开启他天上的国度”。[45]基督的升天有自身的独特意义,不是复活的补遗或惊叹号,而是救赎史上的新事件。基督的升天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虽然与基督联合,但他如今不再以肉身的形式住在地上,直到他再来。[46]
不过,加尔文并未就此止步。两位天使在基督升天时应许门徒说,他怎样离去,在世界的末了还要怎样再来(徒1:11),不仅如此,耶稣也应许他们说,他要与他们——和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20)。这怎么可能?这只有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实现,圣灵可以使我们与升天的基督联合。基督以这样的方式亲自在地上掌权,并借由圣灵大能的作为,分发战利品。有一天,他还要重返地上,施行审判,并在全地做王,直到永远。[47]
而现在,基督的至高王权并不见于每日的新闻当中;我们以已经成就的事件为基础,靠着应许活着。[48]我们处在幕间休息期间,在此期间,未来世代的权能借由圣灵的隐秘工作,临到我们身上,不过,促使肉体在个人层面、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争战的,正是这个事实。我们活在“已然”与“未然”之间的隐约张力中。而这份张力在加尔文的敬虔观中处于核心位置,他强调基督的升天,正是这个关键因素将我们置于两个世代的喧嚣而变易不居的交汇处上。
与基督联合
永恒的子道成肉身,亲自与我们永远联合。他披戴肉身,废去了亚当的悖逆,成就了所有的公义;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和死。神成了与我们认同的那位,这是好得无比的消息,然而我们唯有与他联合,才能获得此中的益处。加尔文这样解释道:
只要我们仍与基督无关、与他隔绝,那么基督为了人类的救恩所遭受、所行的一切,对我们就没有任何益处。因此,为了与我们分享父所赐给他的,他必须成为人并与人同住。因此,他被称为“我们的元首”[弗4:15],以及“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罗8:29]。[49]
加尔文阐述了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富足,他的阐述在今天依然是历久弥新的一件珍宝,继续施惠于我们的敬虔。
路德因为强调在与基督的婚姻式联合中债务和财富的“奇妙易位”而闻名。他甚至承认,首先提出这个说法的人并不是他。他在自己的论著《驳反律法主义者》(Against the Antinomians)中指出,“这则教义不是我提出的,是圣伯尔纳提出的,事实上,这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信息,是所有先知和使徒的信息。”[50]路德比伯尔纳更进一步,因为他认识到,这种婚姻首先是司法意义上的——我们的罪归算给了基督,基督的义归算给了我们——然后(作为结果)才有不断生长的信靠的关系,才有爱和善行,联合才会越来越落在实处。[51]
路德没有否定信徒实有的义(成圣),他说,归算给我们的基督的义是“我们实有的义的基础、原因和来源”。[52]他在《基督徒的自由》(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中写道:
因此我们认为,基督徒不是活在他自己里面,而是活在基督里面,活在邻舍中间。否则他就不是基督徒。他借着信心活在基督里面,借着爱活在邻舍中间。借着信心,他超越自己,升入神里面。借着爱,他俯下身来,活在邻舍中间。不过,他永远活在神和他的爱里面。[53]
信心不仅足以使人称义,还是信徒得以更新变化、服侍他人的恒久动力。路德说,信心不仅使人称义,还“使灵魂与基督联合,就像新娘与新郎联合一样”。“在这一点上,幸福交换发生了……基督,这位富有、尊贵、善良的新郎,娶了贫穷、可厌、邪恶的小妓女,救她脱离一切罪恶,用美好的东西装饰她,这难道不是一个美满的家吗?”[54]称义和成圣都源于我们与基督联合。
加尔文也在《要义》的相关章节中表明,他受惠于伯尔纳——至少有二十九处直接引用了伯尔纳的话。[55]不过加尔文不只援引了伯尔纳的见解,还广泛参考了其他资源。除了奥古斯丁、伯尔纳和路德,他还感谢菲密格理这样的同仁,因为他们为他理解与基督联合这条内涵丰富的圣经教义提供了帮助。加尔文关注升天和五旬节在联合中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他与菲密格理等人在与基督联合这个问题上别有所重。
使徒保罗认为: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西3:1—4)
在加尔文看来,这不是主张神秘的默观。相反,使徒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荣耀了我们的肉身后升到天上的基督身上。保罗是在将我们的心引向天堂,而我们的先驱基督已经以肉身的形式先于我们到了那里,在恩典中做王,直到他在荣耀中再来。[56]永恒的子先是降下来拯救我们,然后差他的灵来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如菲利普·沃克·布廷(Philip Walker Butin)所言,“这样看来,路德宗眼光‘向下’,重视道成肉身,加尔文眼光‘向上’,以同等的力度重视复活和升天。在这个问题上,加尔文的理解补足、完全了路德宗的理解。”[57]我们可以补充说,加尔文还非常重视五旬节,因为既然加尔文在探讨我们怎样与基督联合,与他一同承受父的基业时,尤为重视圣灵的工作。思想基督和他的恩赐是基督徒生活中的乐事。我们接下来探讨我们从基督领受的产业。
[1]Calvin,“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Church,”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Tracts and Letters,ed.Henry Beveridge and Jules Bonnet,7vols.(Grand Rapids:Baker,1983),1:192.
[2]加尔文对《约翰福音》1:51的注释,载于Calvin’s Commentaries,vol.17,trans.William Pringle(Grand Rapids:Baker,1996),80-81。
[3]Calvin,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ed.John T.McNeill,trans.Ford Lewis Battles(Philadelphia:Westminster,1960),2.12.1-2.(译文据作者所引英译本略有改动。——编者注)
[4]Ibid.,3.2.1.
[5]Calvin,Institutes3.2.32.
[6]Ibid.,2.12.2.
[7]Ibid.,2.15.1.
[8]加尔文对《哥林多前书》15:21的注释,载于Calvin’s Commentaries,vol.20,trans.John Pringle(Grand Rapids:Baker,1996),25。
[9]Calvin,Institutes2.15.2.
[10]Ibid.,2.15.3.
[11]Calvin,Calvin’s Commentaries,20:32.
[12]Calvin,Institutes2.15.3.
[13]Ibid.
[14]Calvin,Calvin’s Commentaries,20:19.
[15]Calvin,Institutes2.12.3.
[16]Ibid.,2.16.5.
[17]Thomas N.Finger,A Contemporary Anabaptist Theology:Biblical,Historical,and Constructive(Downers Grove,IL:InterVarsity,2004),563.
[18]Ibid.
[19]Ibid.,474.
[20]Calvin,Institutes2.13.4.门诺·西门著文反驳改革宗领袖约翰·拉斯科,称“整本圣经根本就没有说,道取了我们的肉身……;也没有说,神性以神迹的方式与我们的人性联合”(“The Incarnation of Our Lord,”in Complete Works of Menno Simons,trans.L.Verduin,ed.J.C.Wenger Scottsdale)
[21]Calvin,Institutes2.13.4.
[22]Ibid.,2.13.3-4.参见Gregory of Nazianzus,“Letter101,”in Nicene and Post Nicene Fathers,series2,vol.7(Edinburgh:T&T Clark,1989),440。
[23]Ibid.,2.13.1-2.
[24]Ibid.,2.13.1.
[25]Verduin,The Reformers and Their Stepchildren,256.
[26]Ulrich Zwingli,The Theology of Hyldrich Zwingli,ed.W.P.Stephe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204:“同时我们必须留意,基督成为我的拯救,所凭借的是他借以从天降下的那部分本性,而不是他借以由无罪童女而生的那部分本性,虽然他必须借这部分本性受苦、受死。”
[27]Ibid.茨温利认为,信心“将我们引向看不见的事物,也将我们的盼望系于此。因为它不住在可感知、有形体的事物当中,与其毫无共同之处”。
[28]Calvin,Institutes2.14.1.(译文据作者所引英译本略有改动。——编者注)
[29]Ibid.,2.14.3.
[30]Ibid.,2.14.2.
[31]参见加尔文对《路加福音》1:34、43,11:27的注释,载于Calvin’s Commentaries,vol.16,trans.William Pringle(Grand Rapids:Baker,1996),40-41,49-50。
[32]Calvin,Institutes2.14.4.
[33]Ibid.,2.12.6.
[34]Ibid.,2.13.4.
[35]Ibid.
[36]Ibid.,2.16.19.
[37]Ibid.,3.15.5.
[38]加尔文对《歌罗西书》2:15的注释,载于Calvin’s Commentaries,vol.21,trans.William Pringle(Grand Rapids:Baker,1996),191。
[39]Calvin,Calvin’s Commentaries,20:74.
[40]Calvin,Institutes2.16.8.
[41]Ibid.,2.16.12.
[42]Ibid.,2.16.10.
[43]Ibid.,2.12.3.
[44]Ibid.,2.12.5.
[45]Ibid.,2.16.14.
[46]Ibid.
[47]Ibid.
[48]Ibid.,2.16.17.
[49]Ibid.,3.1.1.
[50]Martin Luther,“Against the Antinomians,”in Luther’s Works,American Edition,55vols.,ed.Jaroslav Pelikan and Helmut T.Lehmann(Philadelphia:Fortress;St.Louis:Concordia,1955-1986),47:110.
[51]路德极为重视联合这个主题,这一点极为明显,比如他的论文,“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in Luther’s Works,31:351。
[52]Martin Luther,“Two Kinds of Righteousness,”in Luther’s Works,31:298.
[53]Ibid.,371,参见Cornelis P.Venema,“Heinrich Bullinger’s Correspondence on Calvin’s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17,no.4(1986):435-450。
[54]“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in Luther’s Works,31:351.
[55]Calvin,Institutes3.20.1.提及伯尔纳的次数,参见Fran?ois Wendel,Calvin: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His Religious Thought,trans.Philip Mairet(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Row,1963),127n43。全面了解伯尔纳对加尔文的影响,请参见Dennis J.Tambarillo,Union with Christ:John Calvin and the Mysticism of St.Bernard(Louisville:Westminster John Knox,1994)。
[56]加尔文对《歌罗西书》3:1—3的注释,载于Calvin’s Commentaries,21:205-207。
[57]Philip Walker Butin,Revelation,Redemption,and Response:Calvin’s Trinitari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ivine-Human Relationship(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