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加尔文的人生智慧
第四章、演员和情节
如果这个世界是“不可思议的剧场”，那么圣经就是剧本，我们可以借由圣经了解核心情节和人物。请记得我们的论述范围，即加尔文对基督徒生活的论述，以下内容仅作为简述，来引出这位改教家的核心议题，即中保基督。我们仍然遵从加尔文本人的论证思路，从最为一般的“对神的意识”到信心的特定对象——“在披戴福音的基督里”的神。
剧本
加尔文认为，关于圣经的教义，从来不是独立条款；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这个要点从来都与救恩相连，而救恩的传递，唯独借着恩典，唯独倚靠基督，唯独透过信心，并且唯独为了神的荣耀。
诚然，我们的头脑要确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但加尔文强调，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良心要确信，救恩来自神，而不是我们自己。虽然圣经的作者代表神，但圣经终究“不是使徒的信息，而是神自己的信息。福音并不是地上之人的声音，乃是天上之神的声音”。[1]而这位说话的神有三个位格。圣经具有权威，因为圣经来自父，也同样因为子是圣经的内容，圣灵是使圣经生发效力的行动主体。[2]对加尔文来说，圣经之所以是神的话语，是因为圣经来自父，传讲了子，由圣灵默示，并且是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理解圣经，接受圣经。[3]
加尔文最为关注的是教牧和实践。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圣经说，神会在基督里恩待我们，喜悦我们，但如果我们不相信神发出了这个应许，且要实现这个应许，那么我们的心怎能确信神真的会在基督里恩待我们，喜悦我们？[4]既然我们升不上去，神就屈尊俯就我们的能力。与救恩本身一样，圣经也不能部分归功于神，部分归功于人类。不是教会创造了圣经，而是圣经创造了教会。“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10:17）诚然，还没有圣经，也就是还没有完整的成文正典，就有了教会。不过，在还没有这两者之前，就有了神的道。[5]因此，自然可以说，神借由在世的使徒持续给出了启示，而不需要进一步的启示来证实这个信念。“唯有当信徒深信圣经是来自天上的启示时，圣经在信徒心中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就像他们在天堂听到神活泼的话语一般。”[6]
与此同时，神还使用受造物层面的途径来俯就我们。我们要间接地认出我在第二章提过的“虽可区分却不可分割”这个准则了。圣经不同于神的本质，但圣灵使人的话语成为超凡智慧的载体。加尔文这位一丝不苟的释经家，在多处注释中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明显的差异，以及人类作者之有限的其他证据。经文的彻底人性化，非但不令人难堪，反倒证明神恩慈的俯就。启示总是经过变通的话语，甚至如加尔文所言，是“儿语”，神在“儿语”中“屈尊俯就”。[7]但即便借由启示，信徒也无法“臻至[神的]至高境界”，只能领受“迁就我们的理解力”的真理。[8]圣经“屈就我们微弱而有限的领悟力，只用人的方式说话”。[9]不过，这样的软弱也隐藏着赐人生命的大能：十架神学——神在爱中降卑、俯就。神的话语清晰而确定，由先知和使徒的口说出，是我们听得懂的。也就是说，“他不但教导他的选民要仰望一位神，同时也教导他们所当仰望的神就是他自己。”[10]
神对我们说的话简单明了，既说给有学问的人，也说给没学问的人，这就惹恼了当下的心高气傲者。是的，圣经不会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或回答我们的所有问题。不过加尔文警告我们：“在圣经的真道上跛行，也远胜过在歧途上疾行奔跑好。”[11]正如我们厌恶神在道成肉身之基督的软弱里所给出的最重要的自我启示，我们也忘了，神正是借由圣经的简单明了，自己降卑，赐下恩典，俯就我们。总之，圣经既出自人手又与其神圣来源完美统一。正如我们在道成肉身这个事实中所见，软弱不一定包含罪性，有限不一定意味着错误。[12]
问题不在于理性本身，而在于那些使用理性者，他们不合理地用理性来审判说话的神。“如果我们只接受人类理性的偏爱，我们岂不是疯了？如果神话语的权威性也只局限于我们的喜好，那还有什么权威性可言？”正是因为在这些方面不愿意接受圣经平白简明的教导，许多天主教神学家才去“转投异教哲学阵营”，鼓吹“自由意志”和“靠行为称义”。[13]
圣经是神的话语，不仅因为圣经来自父，论到子，而且因为圣经由圣灵默示，是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理解圣经，相信圣经。与论述其他问题时一样，加尔文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强调圣灵的位格和工作——圣灵不否定外在话语，而是作为外在话语的主和赐予者，借其运行。圣灵的工作使有罪的受造物成了神的代表，使他们的见证免于错谬。是圣灵使我们从内心里相信，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人的话语，甚至也不仅是教会的话语，而是神的话语。
我们若要善待自己的良心——免得我们的良心因为疑惑、动摇或最小的障碍而跌倒——我们的信念就不应该建立在人的理智、判断或猜测上，而应该建立在圣灵隐秘的见证上。[14]
在这个语境下，加尔文反对这个观点：圣经是教会之书，由教权创制并赋予权威。唯有神自己才能使我们深信，作为外在话语的圣经由圣灵默示，具有权威。人的见证取决于神的权威，而不是相反。如果我们只有人的见证来证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良心就无法平安。
加尔文不是说我们要让不信者等候圣灵的隐秘见证。事实上，他接着又说，在情势所迫时，我们应该用大量的证据驳斥“蔑视神的人”。[15]事实上，圣灵也使用外在的证据。加尔文尤为关注历史证据：应验了的预言、神迹，尤其是基督的复活，以及懦弱的门徒结果变成使徒的奇迹。[16]其实，一旦圣经的权威唯独牢牢基于神，即便是教会的见证也可以一同提供确证。[17]
加尔文强调圣灵在使我们信服圣经真理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他同时也警告我们，绝对不能将圣灵与圣言分开。圣灵在我们的内心确证外在圣言的真实，但不添加任何内容。[18]事实上，这位改教家在给红衣主教萨多雷托的信中写道：“我们被两个教派攻击，而这两个教派表面看起来似乎判若云泥。”“表面上看来，教宗和重洗派会有什么相似之处呢？”不过，他们的武器却是一样的。
因为重洗派过度高举圣灵，无疑常常贬低、隐藏了圣言，这就给他们的错谬留下了空间。而你，萨多雷托，将圣灵与圣言分开，在门槛上绊倒了，这就为你的冒犯圣灵之举付出了代价。[19]
狂热者把圣灵与外在的圣言对立，设计出“各种抵达神的方法”。这样的人“与其说是被错谬辖制，不如说是被狂热裹挟”。“近来，某些浅薄之辈冒了出来，不可一世地高举圣灵的教导职分，鄙视读经，嘲笑那些仍然顺服圣经之人的单纯，说他们仍然遵从那没有生命、叫人死的字句。”[20]加尔文谈到这一点时，心里指的肯定是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这样的极端重洗派人士。[21]加尔文说，圣灵的工作不是在原有的启示上加添什么，而是“把福音所教导的教义印在我们心里”。[22]我们“在神的道中认出圣灵的形象时，我们就会毫无疑惧地完全接受圣灵”。[23]
最后一点，圣经所论——它的核心信息——无外乎披戴福音的基督。[24]圣经将信心引向基督——尤其是引向“基督的献祭，并圣餐、洗礼（为了证实他的真道）”。[25]威廉·尼泽尔（Wilhelm Niesel）评论说：
与路德宗神学一样，改革宗神学认识到，由圣经向我们说话并产生信心的，是神的道，而神的道就是基督自己。但圣经向我们说话这个过程，我们无从掌控，我们无从在掌控这个过程的基础上，通读圣经，验证圣经是否“阐明基督”。加尔文通读圣经，是希望在其中找到基督。[26]
圣约之主
虽然人人都有对神的一般意识，但唯有圣经揭示了真正的神，这位神不仅有一个本质，而且有三个位格。“除非我们明白这三个位格，否则在我们的脑海里就只有神这空洞的名字飘来飘去，对真神没有任何概念。”[27]加尔文建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必须“审慎而克制地展开哲学思考”，并且“以简洁的形式来领受有用的知识”。[28]
加尔文与奥古斯丁这样的西方神学家一样，强调父、子、圣灵所共享的合一本质。不过，东方教会对位格差别的重视，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说，在神性的所有外部工作中，果效“源自父，由子起始，由圣灵成全”。[29]加尔文一再用到这个表述。神的三个位格在创造、救赎、使人成圣的工作上是不可分割的，并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参与所有工作。[30]当我们断言神的本质是合一的同时，加尔文说：“我们若不理会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分别也是不对的。这分别就是：圣父是三位一体所有作为的起始并且是万物的源头；圣子是三位一体的智慧和谋士，他极有秩序地安排万物；圣灵则是三位一体所有作为的大能和果效。”[31]与别处一样，这里的原则是，“虽可区分却不可分割”。他得出结论：“这就表明古时神学家的观点需要调和，否则多少有些彼此冲突。”[32]
“出于父，借着子，经由圣灵”，这个表述在加尔文思考的所有问题中一再出现，即便在没有说明的情况下，也有所预设。我们经由内住的圣灵，借着作为中保的子，向父祷告。因此，加尔文思考的每一个主题，都以神三位格之间的动态交流与合作来架构。总之，对加尔文来说，三位一体不仅是我们认同的一则教条，而是我们在其中生活、动作、存留的实存世界的核心所在。
圣约之仆
人作为神形象的承载者，具有与生俱来的尊贵，对此加尔文不吝赞美之词：人人都是“神的全能、良善，以及智慧少有的例证。并且人本身充满神迹，值得我们终生思想，只要我们不抗拒这思想”。[33]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加尔文认为，神是在圣经中启示了他的形象——他的属性，而不是他隐秘的本质，同样他也是在圣经中向我们揭示了我们自己的形象。生而为人的意义，只有从创造、堕落和救赎的历史中才能晓得。
首先，加尔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观点的限制，即认为神的形象仅指灵魂——更不用说灵魂被视为永恒的神圣火花的观点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法非常顽固，直到今天还有人持这种观点。不正是灵魂使我们有别于动物而有几分像神吗？但加尔文认为，堪称“精工妙制”的，不仅有灵魂及其理性能力，还有人的身体及其感知能力。[34]灵魂确有神的形象，但也“延及人的所有美好”：清晰的理性、敏锐的感觉，甚至是身体的美。[35]“人的身体结构所显明的精妙”让加尔文惊叹。[36]因为这种完整性，人类是“大地最为辉煌的装饰，最为煊赫的荣耀”。[37]灵魂不是人神圣的部分，它本身并不是永恒和不朽的。“如果神收回他的恩典，灵魂无非是一口气，就如身体不过是尘土。”[38]“虽可区分却不可分割”这个原则再次出现。身体有别于灵魂，两者甚至会在人死亡的时候分开；然而，等到复活时两者重新联合，这种中间状态才会终止，永恒的荣耀才会来到。
第二，基于对神形象的理解，加尔文重新整合灵魂和身体。此外，加尔文还将自我与他人整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我们自己的身份不仅得到恰当的表达，还具有了社会性。说加尔文的解释代表了“关系性无意识意象（imago）的诞生”或许夸张。[39]不过，这个夸张说法并非无中生有。即便继承了奥古斯丁的遗产，加尔文也反对那种重灵魂而轻身体的倾向：以灵魂为“更高的世界”，以身体为“较低的世界”。[40]相对来说，我们的身份并不取决于我们是什么——使我们区别于世上其他一切的东西，而取决于在圣约戏剧中我们是谁。这“形象”更多关乎上帝在亚当里所赐给人类的呼召而不是人类所拥有的能力。换句话说，神的形象相对来说不仅在于我们里面的东西，更在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与神和其他受造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世界被造时建立人性和社会的是神的律法——良心的声音，即神对我们最初的要求，使我们对他和其他人负有责任。
虽然哲学家对我们有所教导，但唯独从圣经的圣约历史叙事中，我们才能真正知道我们是谁。加尔文说，神形象的正确定义“最好是由”在基督里“复原的人性来确立”。毕竟，亚当、夏娃，还有他们的后裔都与神疏远了。
所以，虽然我们承认在人堕落之后，神的形象没有完全被毁灭，但这形象已败坏至极，所存留的部分也是残缺得可怕。因此，我们得救的开端就是在基督里重新获得神的形象。基督被称为第二亚当，也就是因为他使我们重新获得真正的和完整的正直。[41]
“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弗4:24），这条命令说的就是这个意思。[42]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怎样脱离从前的光景，以后又是怎样不再和现今一样了，甚至我们和堕落前的人也不一样。基督是神的形象，他披戴我们的人性，将人性带离亚当所处的过渡状态，带入永恒的荣耀里去。“由此可见基督是神形象最完美的彰显，若我们效法这形象，就得以在真敬虔、公义、纯洁以及智慧上恢复神的形象。”[43]我们再次看到这个事实，要想真正认识神、认识自己，必须仰望基督。
亚当受造时，神就与他立了约，他有使命在身。加尔文常常引用爱任纽的话，他与爱任纽一样，强调指出亚当和夏娃原初的状态是开始，而不是目标。亚当是我们在约中的代表，被赋予公义、圣洁、健全的心智和身体、对神和邻舍的爱，完全有能力将我们的族类——甚至所有的受造物——带入神自己的安息那永远的欢乐中去。[44]倘若亚当持定公义和不朽，他本可以为他的后裔赢得吃生命树果子的权利。
因此，一方面，在加尔文的思想中，自主的人性没有立足之地。我们拥有的所有道德能力都是恩赐，而不是既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加尔文不同意奥古斯丁的这一观点：需要有外加的恩赐施予亚当的人性，才能使他听从神。[45]据中世纪神学的教导，亚当有了外加的恩赐（donum superadditum），要么提升自己，随从刻在头脑中神的形象，超越身体及其情欲的辖制，要么任由较低级的本性拖着自己下沉。身体的情欲常被描述为将我们引向罪恶的“引火柴”。如果我们只随从更高尚的自我——理智或灵魂，就会有一条脱离世界和肉体的路，向上通往荣福直观（beatific vision）。这基本上是柏拉图主义者的二元论，认为有高等（属灵的）世界，有下等（属肉体的）世界，荣耀神学家提倡的离地上腾的灵性观就借助于这种理念。
在加尔文看来，这种观点必然让人以为，罪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神造的人性有缺点。
因他不仅被卑贱的感官冲动诱惑，他的思想也被难以言喻的不敬虔占据，傲慢甚至也渗透到他的心中。所以，我们若将罪所产生的败坏局限于感官的冲动；或仅仅局限于他们所谓的“情欲”，称之为吸引、引发和牵引人犯罪的“引火柴”，都是毫无根据和愚昧的。[46]
他接着说：“所以，人的沉沦是由于人本性的罪，而不是神的作为，因为人之所以沉沦仅仅是由于他从原先的景况中堕落了。”[47]
加尔文高度评价被造伊始的人性，同时也是在捍卫神作为创造主的完全。即便是路西法（Lucifer）原本也不是邪恶的。“因为不管是由人或魔鬼的堕落和邪恶所产生的罪行，并非出自被造的本性，而是本性堕落后的败坏。”[48]他将这一点与“摩尼教的错误”区别开来。“若我们想证明有任何缺陷是天生的，这也是污蔑神。”[49]事实上，加尔文走得更远，他甚至断言：
在此正直景况之下，只要人愿意，就能借着神所赐的自由意志获得永生。在此提说神隐秘的预定并不恰当，因我们现在的主题不是探讨可能会发生的事，而是人起初的本性如何。所以，只要亚当愿意，他就可以站立得住，而他跌倒也是自己的选择。[50]
破碎的形象：已遭破坏但并未完全被抹除
为什么神任由亚当跌倒？加尔文坚持认为，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并未揭示答案，“这个问题表明，人过于好奇，要妄加揣测”。“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败坏是因为我们本性的堕落，免得我们指控那创造我们本性的神。”[51]将邪恶归因于神是“亵渎”。[52]
虽然亚当有为我们、也为自己获得永恒喜乐的道德能力，但自从他堕落后，我们就失去了这种能力。
这就是哲学家们如此迷惑的原因，他们企图在废墟中寻找房屋，在混乱中寻求秩序。他们主张：除非人有选择善恶的自由，否则就不是理性的动物，若人无法按自己的计划决定自己的生活，那善恶就不存在了。若人没有堕落，那么哲学家们这样说是合乎逻辑的，但既然他们对人的堕落一无所知，就无怪乎他们将天地混为一谈！[53]
总之，“哲学家”未能将人性受造时“高贵、尊荣的地位”与“受可耻、蒙羞的奴役”的被掳状况区别开来。[54]他们没有关注救赎历史！毕竟对他们来说，灵魂属于永恒的王国，不属于历史的变迁。
就像人性最初是完整的，所以败坏既包括“整个灵魂”的败坏，也包括“整个身体”的败坏。[55]总之：
因人的意志被罪的权势捆绑，无法趋善，更不用说行善。虽然趋善就是归向神的起始，并且圣经说归向神完全是神的恩典……尽管如此，罪人仍有自己的意志，不过是急迫寻求犯罪的意志。当人沉湎于犯罪时，并没有失丧他的意志，而是失丧正直的意志……每一个人都拥有意志，……择恶源于败坏的本性，择善源于神的恩典。[56]
有人说，加尔文首创了“全然败坏”（total depravity）的观念，是历史上对人性最为悲观的人。其实，加尔文认为，神已经赋予亚当的美好本性不需要外加的恩赐，相较于一般的中世纪神学家，他更加肯定神创造的人性。路德说，神的形象因为人的堕落而彻底毁掉了。[57]重洗派走得更远，认为人性等同于“邪恶”，称不信的人“极为可恶”，“只能做出可恶的事来”。[58]而加尔文说，神的形象“暗淡”了，却并没有“毁掉”。[59]事实上，加尔文责备重洗派，说他们否定圣灵的普遍恩典，而异教徒在科学和艺术、哲学和医学、法律和政治上取得进步，无不表明圣灵的普遍恩典。因此，加尔文曾经近乎激动地谈及“世俗作家发出的令人钦佩的真理之光”，这使我们明白，人心“尽管从整体性上而言已堕落和扭曲，却仍然披戴和装饰着神卓越的赏赐……因此，我们从他们身上得知，主在人类本性丧失了它的纯真良善之后，仍留给人诸多的恩赐”。[60]事实上，我们残存的尊贵——甚至是美善的道德性——足以刺痛我们的良心，它提醒我们，我们是怎样顽梗地背弃了恩典的赐予者。
原罪
据加尔文的解释，堕落有双重影响：亚当的罪咎（guilt）传递给了所有人，继而，他的败坏（corruption）感染了所有人。“这就是教父所说遗传在人身上的‘原罪’。‘罪’这词表示人类从起初善良和圣洁的本性上堕落了。”[61]
据罗马对原罪的理解，我们都继承了亚当的败坏，如果照着这样的败坏行事，就会导致罪恶和灭亡。而加尔文却与路德一起颠倒了这个顺序。他（以《罗马书》5章为重要根据）申明了自己的主张：先是亚当的罪咎传给了全人类，之后才有了全人类的败坏和死亡的刑罚，这就像有了基督的义，我们才得以更新，而不是相反。[62]至于灵魂是怎样代代遗传的，加尔文不过分追问，不愿陷入过于精细的历史争论，他所做的，只是凭着圣经认定，亚当在约中代表人类。[63]原罪既包括罪咎，也包括败坏。[64]
加尔文承认罗马天主教神学有可取之处：“诚然，他们与我们一样持守原罪教义，但后来就原罪的影响问题作了修正，认为人的能力不过是被削弱了，没有完全败坏。”
于是，他们认为，人染有原初的败坏，后果就是，能力弱化，无法行得正直。但在神恩典的帮助下，他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我们不否认，人被圣灵引导时，人的行为出于自愿，出于自由意志，但我们再次申明，全部人性都败坏了，人凭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行得正直。[65]
对加尔文来说，全然败坏不是说我们要多坏就有多坏，而是说，即便是我们最好的思想、情感、意愿和行为，也全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3:10）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凡转向神的人，神就伸手提供赦免，这就是神使人重生的恩典。加尔文反对这一观点。我们的意志被造时，有能力自由择善，事实上是自然而然就倾向于善，如今却被罪捆绑了。[66]这再次说明，问题不在于按着本性说我们是什么，而在于，在展开的情节中，作为神国度集体的、个体的背叛者，我们是谁。意志不是被罪拦阻，而是被罪捆绑，直到神这一方独力施为，用恩典使其复原。[67]
加尔文注释《罗马书》时，紧随保罗的逻辑着重指出，外邦人因为败坏，“故意”欺骗自己。第二章“针对伪君子，他们炫耀外在的好行为，惑人眼目，甚至以为自己可以在神面前蒙悦纳，就好像他们已经给了他充足的赎价”。[68]我们认为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美德。“然而我们毫不怀疑这两种人都在普遍的堕落光景之中。”[69]因此，在表达人类公义和评判的法庭上，人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而在神的裁决面前，所有人都要闭口无言。
罗马将罪分为致命（杀死灵魂）的罪与可恕（不那么致命）的罪，加尔文没有找到这么划分的圣经依据。他认为这么做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罗马的做法，只会让人认为罪没有那么严重，进而认为罪人没有必要完全仰赖基督的功德。加尔文说：“神的儿女要坚信，所有的罪都是致命的。”
因罪违抗神的旨意，就必然激怒神，也就违背律法，而一切违背神律法的人都毫不例外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圣徒的罪是可赦免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圣徒，而是因为神的怜悯使他们得赦免。[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