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神国侠侣
第七章:旷野历险记
一九四六年年底,何恩证感觉西进的时候已经到了,一方面她和同工们都感到有神的催促,另一方面内战的情势也让她和一些同学们觉得西进的负担要赶快落实,否则可能就走不成了。那时候她虽然很清楚这是神的带领,可是心里面也不是毫无挣扎,那是因为前面的困难和危险是可以想见的,也是因为舍不得离开在圣经学院的事奉和同工们,有几次甚至想要放弃西征。但是上帝马上来坚固她,主里的朋友、同工们也都来鼓励她。于是她就在第二年三月十六日带领五位西北圣经学院的学生——樊志介@27、路得@28、韦苏西(韦薇)、张摩西@29、李近泉@30——在西安接受众教会的祝福与差派,带着简单的个人行李和众教会馈赠的各种装备,由西安出发,准备去西宁和赵麦加会合,再往西行,目标是新疆最西边的疏勒(在喀什旁边),那是中国的西大门。那时陕西、宁夏、青海、甘肃各省都已经有了教会,就是新疆(尤其是南疆)特别困难,所以他们就往这个最难的方向前进。他们希望先到疏勒学维吾尔语,在那边布道,然后再从那里走出国门,往更西的地区前进。
@27、宣教士L.A.Street说何恩证是他印象中最有恩赐的团员,而樊志介也很能讲道。
@28、路得是河南封邱县人,她婚后不久丈夫就去世了。二十岁(1940年)信主之后就一直对传福音很有负担,后来蒙神带领,在丈夫的一位亲戚帮助之下进西北圣经学院就读,加入遍传福音团之后,她对南疆和阿富汗有很清楚的感动,她很希望能够去喀什学语讠,能够向穆斯林传福音。一九四七年从西安出发时,她二十七岁。
@29、根据何恩证的记忆,张摩西受差派之后并没有和何恩证等人一同出发,而是后来才和她们会合。
@30、李近泉生于穆斯林家庭,三岁时父母双亡,由外祖母抚养到十二岁时,被人诱拐离家,被卖入妓院,有八年的时间在黑暗、痛苦中打滚,曾经自杀未遂,后来被一王姓富商纳为妾,那时她有机会听到福音,悔改归主之后,非常奇妙地,在戴永冕夫妇的带领之下,王姓富商和他的元配也归主了。李近泉信主时年方二十,她一信主就蒙神感动要传扬福音,她不再和王姓富商同居,并且把王姓富商以前送她的珠宝全部归还给王的元配。后来蒙神带领进西北圣经学院受装备。一九四四年她开始对西藏宣教有明确的负担,一九四六年她清楚应该先到青海事奉,再进一步看神的带领。
中国教会自行差派宣教士到远方去,在那时还是很新鲜的事情,因此,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他们接受差派,离开西安,远征西域时,不但西北各省的教会都大受激励,连西安的日报也刊登了这个新闻。那时大多数的中国基督徒都不是有钱的人,在那物价暴涨的年代,要支持这样一支不小的远征军,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上帝却感动很多中国基督徒慷慨地献上他们所有的,使宣教士所需要的都充足——包括锅子、每人一个新的脸盆、每人一只自来水钢笔—–等。
从西安出发时,坐在汽车上,他们唱着诗歌:「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路四18~19)他们越唱越高兴,虽然还没走到目的地,但是「因为已经走在主的道路上」,他们就十分开心。走向南疆,连强壮的男人都不一定能顺利抵达,何况是一群女子。但是他们不害怕,虽然他们知道前面正走向狮子口,他们还是欣然照着主的呼召走过去。
这支远征军并不是直奔疏勒而去,而是沿途服事众教会,带领培灵会、布道会或奋兴会;她们路过平凉、天水、甘谷、兰州—–等地,有些地方停一个礼拜,有些地方停两个礼拜,才辗转抵达青海省省会西宁。那时因为西宁教会缺人手,两位女生(韦苏西和樊志介)就留在西宁服事,另外两位(路得和李近泉)继续往西走。
赵麦加本来已经走到都兰(在如今的109公路上),在那里传道,收到何恩证的信和电报,知道她们来到了西宁,就赶三天的路(可能是骑马)回西宁接她们。第一天天快黑的时候,他心里面说:「黑夜在山区有野兽的危险、有盗匪的危险,我要趁着天还没黑,再多赶一些路!」就一直走,肚子饿了吃点馍馍(馒头),渴了喝点水,累了就求主加添力量。很奇怪的是:怎么天都不黑?怎么前头总是有光?他就一直走下去,不晓得走了多少里路,忽然看见了人烟,也看见有人在湖边晒盐。「咦?这不是青海湖边的盐湖吗?(青海湖是很大的蓝色湖泊,盐湖是湖边比较小的白色小湖,是晒盐场)我怎么走到这里来了?」他很纳闷!原来他经历了「黑夜变成白昼」的神迹。走了三天没休息,已经赶到青海湖了,这里离西宁不太远,所以很快就和何恩证他们会合了。这件事情也加添了大家的信心,会合之后,他们稍作准备就一起走向都兰。
他们从西宁出发时带着一大堆弟兄姐妹送来的馒头,实在太多了,过了几天之后就开始发霉,长出黄、红、绿、黑等各种颜色的霉菌。这些馒头都是出于弟兄姐妹的爱心,他们舍不得丢弃,把霉洗一洗或用布擦一擦,和着茶,就吃了。感谢神的保守,没有一个人吃了肚子痛!真的像马可福音十六章18节@31所讲的那样。
@31、可十六18: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沿途他们一面走路一面各自读经、祷告、唱诗(赵麦加特别爱用雄壮的低音唱「亚伯拉罕之神」这首诗歌),一个一个隔开一段距离,避免互相干扰,整个队伍拉得很长。这片地方从来没有人来传过福音,他们就故意一面走路,一面大声祷告、唱诗。他们这个读经、祷告、唱诗的队伍似乎是在大声向撒但宣告:「我们来了!」就这样何恩证一个月把圣经读过一遍,赵麦加一个礼拜就读一遍,一方面是因为他平常就很爱读经,另方面是因为他不必作饭,姐妹作饭的时候,他还是在那里读经。
他们通常是就地挖个坑做一个简单的灶,就升火作饭。早上吃稀饭,后来米吃完了,就用「炒面」(少数民族卖的炒熟的大麦粉)做成一团一团的麦整,再用茶砖煮茶水,加点盐巴,用这种滚烫的咸茶水配着麸曲吃。姐妹通常只吃一团,弟兄吃两、三团,早午餐都是这样吃,晚餐讲究点,会用白面做面片(面条)吃,如果路边有野菜(野葱、野蒜等),也会摘来煮。另有一种红色的野果子叫沙莿,满好吃的。用什么燃料来煮饭呢?用草原上现成的晒干的牛粪!它不怎么臭,像个粗麦做成的大面包一样,充满着纤维,是很好的燃料。作饭的时候,有时一阵风吹来,锅子下面的燃料就会被吹到锅子里头,他们也不管,因为已经烧成灰了,已经不算是牛粪了,他们照吃不误,可有意思!
虽然诗歌里面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沿途皆芳草,百花争妍。」可是往都兰的路上,却真的是「沿途皆芳草,百花争妍」,夹道的马兰草有一个人高,开的花香得很,满山遍野,像是大片的庄稼那么壮丽。在花间唱着诗歌前进,真是惬意极了!
从西宁到喀什要走三千公里,但是他们并不担心粮食吃完了怎么办,他们相信既然以色列人在旷野有「吗哪」吃,他们也会有。
走到天快黑时,弟兄们就搭起白布帐篷(不用帆布,帆布太沉重了),姐妹们作饭,饭后一起祷告,就睡了——姐妹睡帐棚里头,弟兄在帐棚外面露天睡。
他们走过了湟源,走过了日月山,走到了青海湖边,那时他们看见远方好像有幢幢人影,其实那不是人,而是大老雕(老鹰)。它的翅膀展开比人还大,翅膀噗哒噗哒地扇动着,好像要吃人的样子,颇为吓人。在青海、西藏地区有很多这样的大老鹏,它们是专门吃尸体的,不但吃一般动物的尸体,人的尸体也照吃不误。有人走路太累了昏倒在路旁,或是睡着,它们也会整群扑下来把他当作尸体吃掉,所以在这些有鹰群出没的地方,再怎么累也不可以躺在地上,那是很危险的。
到了都兰,他们打听商旅行走的路线、沿途的状况、可能遇到的民族、所需要的装备—–等,他们也分组出去传福音。更重要的是,他们买了七匹骆驼,因为这是最经济实惠也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同时雇了两位拉骆驼的人。买骆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们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才买好,于是就赶快出发,出发时是七月下旬,他们要赶在天气变冷以前抵达疏勒。贝教士和张摩西的妻子各骑一匹骆驼,另五匹骆驼载着他们的粮食、水囊、炊具、铺盖、帐棚、书籍、衣服—–等。
他们打算沿着正在修筑的青新公路走向疏勒,可是他们走了好多天都是在旷野上前进,并没有遇见筑路的工人。那时的丝绸之路荒凉得很,常有土匪出没,没多少人敢走,走的人必须有骆驼,有枪,有很大的水袋。他们经过兰州、西宁的时候,很多人劝他们一定要买枪。他们买了骆驼和水袋,但是不愿意买枪,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所传的是和平的福音,是要救人的,带枪传道像话吗?如果开枪打死人岂不是违背救人的本意了吗?何况主耶稣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二十六52)。所以,他们只祷告依靠神的保守,不依靠武器。
他们离开都兰,想走到疏勒县,盼望从那里西出,走向阿拉伯,一路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时都兰人还很少,那里的县长就像农夫的模样,住的是土房子,一点没有大官的气派,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赵麦加在那里传福音,县长也听过道。都兰县长怕他们出事,跟他们说:「这条路危险得很,你们必须带着枪,否则你们如果出事,我得跑三天去西宁报案,还得作调查,麻烦得很。」他们不愿买枪,县长不让走。他们迫切祷告之后,县长说:「这样子吧,我派两位民兵带着枪护卫你们出县境,出了县境我就不管了。」
县长派卫兵随行,一方面为了避免土匪的危险,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草滩的危险。青海有很多盐险地,也有很多草滩。有些地区,地表是绿色的草或是白色的检性土地,看起来好像可以走,其实下面是象黏胶一样的烂泥,一踩就会全身陷下去,连跑过去营救的人也会一起陷进去(红军逃到这里时,就因此死了不少人),可怕得很!这种地方不能直着走,必须由内行的人带着闪躲胶泥,两位卫兵就成为他们最好的向导,带他们拐弯抹角,安全地通过草原。
他们七位宣教士——赵麦加、何恩证、路得、李近泉、张摩西夫妇、另有一位约六十岁的美籍教士贝悦纳——再加上两位雇来牵骆驼的以及两位暂时同行的卫兵,总共十一个人,一路迤逦西进。这时张摩西的妻子已经怀孕多时快要生产了,她也不晓得要走多远,只知道要走向阿拉伯,她坚持要跟大家走——有信心就走吧,就让这位孕妇乘坐骆驼。张摩西夫妇是贝教士的同工,她支持他们两位在西北圣经学院受装备。他们三位主要的负担是传福音给藏人。
头六天,他们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公里,有一天他们迷了路,走到天黑之后,才遇见一个蒙古包,游牧者很好客,很亲切地招待他们喝咸奶茶。得到指点之后,第二天才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他们走过危险的草滩之后,有人提醒说要小心土匪。果真有一天走得正起劲时,忽然看见有一个人骑着马、带着枪,峙立在路旁的土丘上,他看见他们这一行十几个人好像是作买卖的,随即掉头疾驰而去。他们警觉到「今天会有情况,要遭遇土匪了!」于是当天大家提早休息,他们就在一个三面环丘的小盆地扎营。这个小盆地像个大院子一般,他们提早吃过晚餐,就一起祷告。除了祷告,别无办法!何恩证向那两位穆斯林卫兵说:「你们也向真主』祷告吧!我们都是相信造物主的!」那时又没有手机可以求援,即使有手机,恐怕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天黑之后,他们听见群马杂沓的声音由远而近,至少有二十匹马。「怎么办呢?」那两位卫兵问。「求真主保佑!」何恩证答。
这一群土匪来到了他们扎营的这个小盆地的入口处,朝着山谷啪啦啪拉射了一排枪,却没有一粒子弹打进账棚里。何恩证叫大家完全安静,那两位卫兵很想冲出去还击,何制止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这两把枪怎么敌得过土匪的那几十把枪呢?开了枪反而让人家知道其实他们只有两把枪。何恩证低声劝阻他们:「别还击,别出声,祷告求真主保佑就行!」她跟主说:「祢让他们来,就来;祢不让他们来,他们就不能来。祢让他们拿,就拿,祢不让他们拿,他们就不能拿。我们是祢的孩子,祢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主啊!我们出发之前已经立下心志,能走到,就走到;不能走到,就宁愿像一粒种子,埋在那里。主啊!我们完全交托在祢手中。」在紧张的、死一般的沉默中,他们只有同心地仰望主。
后来,这些土匪似乎彼此叽叽喳喳讨论了一下,几分钟之后,忽然其中一人吹了一个哨子,随即全都急速地逃走了,好像在比赛看谁逃得最快似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可能这些土匪是看见天空有「火车火马」(王下二11)!」
「可能是看见了天兵天将!」
「可能主让他们花了眼睛以为自己走迷了路!」
「可能他们以为我们在山谷里面有埋伏,要引君入瓮。」
「可能他们觉得我们不还击,也不出来求饶,太奇怪了!」
「他们一定以为我们这十几个人至少有十几只枪,他们哪里想得到其实我们只有两把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永远的谜,恐怕要等到主再来,才能够明白真相!」
这两位士兵就认为这些基督徒所信的主是最真实的,像这样的事情他们完全没经历过。
经历过盗匪的危险之后,这两位士兵把他们送到都兰县边界,就回去了。士兵离开之后,他们又碰到了新的考验。他们原来带着两皮袋的水,这种皮袋是把整只羊的皮剥下来,再把肚子缝合、把四只脚扎紧,然后从脖子灌水进去,再封好,搭在骆驼背上。这里头的水,可不像羊肉汤那么好喝,而是带着羊皮的膻臭,那时如果有现在这种塑料桶该多好啊!他们带着这样的水袋,沿途碰到有水的地方就装满水(有水的地方就有蚊子,有时候蚊子多到一个地步必须用布把整个脸都遮起来,还得戴上手套才行,因为蚊子会成群结队,像一顶大草帽那样,环绕在头顶上),没水的地方就喝羊皮袋的水,十几个人煮一顿饭就要用掉两锅水。两皮袋的水,不到两天就会用完!还好总是找得到水源。
其中有一段路非常干燥,走了一整天,一滴水都没有,他们就很节省地使用皮袋里的水。第二天,又走了一整天,还是一滴水也没有发现,他们口干舌燥,难受极了!所有的水都用光了,到天黑的时候,他们祷告说:「主啊!最好今天晚上就有水,要不然我们就走不下去了!」那时,两位牵骆驼的人说:「把骆驼放开,骆驼会找水!」他们就让骆驼蹲下去,把身上的货全都卸下来。骆驼刚卸下货,本来以为可以好好歇一会儿,想不到两位牵骆驼的人一位拍它的胯部,另一位踹它,骆驼很不情愿地大声「嗯!啊!」了几声,懒洋洋地站了起来。牵骆驼的人大声向骆驼说:「水!水!」骆驼的鼻子很灵敏,它能闻到二、三十里外的水气。可是骆驼站起来,伸伸脖子往四周围嗅嗅,头转了一圈,「吗!吗!」地叫了两声之后,就颓然坐下,表示方圆二、三十里内都没有水。
骆驼不在乎有没有水,它体内的水囊还可以让它再撑好几天,大伙儿可怎么办呢?大家开始嘴唇皲裂,有的已经长口疮了。当年夏甲带着以实马利,一皮袋的水用尽,眼看就要渴死的时候,上帝让他们遇见了一口井(创二十一15~19),可是他们找了两整天,却一滴水也没发现!「难道上帝要让我们渴死在这里吗?」何恩证告诉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王下三17)他们半信半疑——几千年前上帝给以利沙的应许会在今天兑现吗?
感谢神!就真的兑现了!晚祷完,虽然身体很难受,大家还是先睡觉去!弟兄们露天睡在外头,睡到半夜,忽然大叫:「水来啦!水来啦!我们的鞋子快被冲走啦!」平常山上下雨冲下来的水都是黄黄浊浊的,可是那天晚上的水却是像自来水一样清澈,毫无泥沙。这些清水轻轻、浅浅、悄悄地盖满了附近好几个小山坡,有可能是远山的雪水,那天晚上就刚好流过他们扎营的地方。他们就抓住机会多留在那里一整天,除了喝足「以琳甘泉」(出十五27)之外,也好好洗头、洗澡、洗衣服。第三天早上离开的时候,他们数一数这片前天还是干旱无比的地面上,竟然遍布着三十几条潺潺的小溪。他们都光着脚,拎塲着鞋,场水离开那里,免得把鞋子弄湿了!
路上还有一个插曲,张摩西的妻子在半路上阵痛得厉害,除了贝教士,在队伍中何恩证年纪最大,却毫无经验,也没看过人家生孩子,她就负责烧开水和祷告,由路得和李近泉两人接生(这两位有经验)。孕妇痛得又哭又叫又埋怨丈夫,大家只有拼命祷告,希望别出事。刚生小孩最怕吹风,偏偏旷野的风特别大,白布棚又不怎么防风,感谢主!生产很顺利,孩子也健健康康的,就取个名字叫「青新」(青海往新疆),他们趁机一同休息了一个礼拜再往前行。
他们走了一个月,经过格尔木,向北走,穿过柴达木盆地,到了柴旦镇,再往西走@32,走到了青海和新疆的交界。出发前听人家说最可怕的是草滩的危险、盗匪的危险、干旱的危险、迷路的危险等等,这些他们都遇上了,但是主都带领他们平安经过了!他们想:这下子应该可以顺利走去新疆了!没想到却遇见了更大的拦阻——
@32、曾经在陕西宣教的石爱乐牧师(Rev.Otto Schoerner)于1931~1951年在中国宣教,他在兰州时曾经听说遍传福音团走过危险的柴达木盆地,经过柴旦镇,走向新疆。(2002年12月洪保利牧师在美国探访当时高龄九十三岁的石牧师,石牧师很清楚地说出这个细节。)
他们遇见两辆国民党的军车,有几十个士兵从大卡车上跳下来,手拉着手围成一道人墙,不让大家往前走。带头的一位是团长,很客气地对他们说:
「请你们上车,因为新疆局势的变化,这条路很危险,青海省省主席马步芳命令我们来接你们回去。」
「危险我们不怕,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我们已经走到这儿,我们不回去,我们要走到新疆去。」
「不准走!这是上头的命令。」
一方面因为马步芳是支持伊斯兰教的,他不希望基督徒去西北宣教。另一方面,这个队伍是女的多、男的少,可能他们怀疑她们是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的女人才这么厉害,死也不怕。再一方面,他们说新疆太危险,不可以去,因为那边全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
到底马步芳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新疆呢?除了宗教因素之外,也可能有政治因素。
两年前(1945年)何恩证陪戴院长、马可、霍超然去重庆圣光中学@33领夏令会时,在那里认识了张治中将军,他是圣光中学董事长,后来他转往新疆,担任「西北行辕主任」,总管西北五省。一九四七年何恩证等人要往新疆走时,马可牧师认为既然张治中是西北行辕主任,又很支持教会事工,应该向他报告。结果张治中将军虽然支持北疆的福音工作,却很反对他们去南疆,因为他担心他们到那里传福音时,会因为宗教冲突而引发汉人和维吾尔人的政治冲突。所以也有可能是张治中通知马步芳的,赵麦加这一群人才会被拦阻。另外也可能是因为贝教士是美国人,太引人注目的缘故——西宁当局交给那位团长的文件上写着:美教士(有贝悦纳的英文名字、没有中文名字)、何恩证等。
@33圣光中学是中国内地会大力捐助而创立的一所学校。圣光学校的创办人尹任先是名布道家丁立美的女婿,这个学校造就了许多人才,台湾的邵遵澜牧师就是圣光毕业的。
这些都是推测,真正的原因,到如今仍无法求证;不过至少有一个因素是确定的:这是主许可的!
他们无论对这些军人怎么说,这些军人都不为所动。最后没办法,只好把所有的行李都搬上军车,只留下一些吃的、用的给赵麦加,因为他要处理那些骆驼,其他的人都上车回西宁。
从西安出发,一直到被挡回来,沿途何恩证寄出一些文字报导,所以四处有代祷的人。她们被军车押回西宁之后,李近泉因为对藏人有负担,就留在青海学藏文。张摩西夫妇对藏人也有负担,就留在都兰服事,后来他们转往甘肃、新疆边界的安西服事。何恩证带着路得和樊志介回兰州。一九四八年,路得向阿拉伯文专家GeorgeHarris学习语言,准备还要西征。贝悦纳教士一九四八年曾回美休假,一九四九年再来中国,经重庆、成都转往康定(康定现在属四川省甘孜地区)服事。
这个远征队虽然壮志未酬,可是这个队伍的形成以及远征的行动,却已经大大地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基督徒,让他们确实知道中国教会倚靠上帝也可以成为宣教士;而这样的信心和勇气也是为着即将到来的艰难岁月所预备的,因为再过几年,西教士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全都离开中国之后,中国教会必须单单依靠主来走前面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