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如果没有耶稣

第四章：基督教对教育的贡献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摩西（申命记六章6、7节）

你看见的每一所学校——公立或私立，宗教的或世俗的——都是对基督信仰一个显而可见的提醒。每所学院和大学都是。这不是说每所学校都是基督教办的，然而这句话的相反时常也是对的。这里只是说明大众教育乃是立根于基督教的现象。这不是说在基督教未产生之前没有教育，当然有，只不过它仅限于提供给贵族而已。是基督教兴起了全民教育的概念。大学也是有立基于基督教的现象；世界最好的大学是基督徒为基督教的目的而创立的。虽然今天它们当中有许多对基督教信仰相当有敌意，但事实却是由于基督徒的流汗和牺牲，如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其它大学等，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设立的。

犹太教根源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神的话。这源自于它强壮的犹太教根源，因为基督源自于犹太教。基督徒时常被称作「圣书人」（people of the Book），暗指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新国际基督教会字典》的总编道格拉斯博士（J.D.Douglas）写道：「从一开始，圣经就和教育一同携手，—–基督教是一个在教导上极为优异的宗教，且它的增长大部分就是来自一个教育性的故事—–随着基督的传播，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了比较正式的教育模式。」

即使在黑暗时期，当大多数的人都是文盲时，仍是基督教的祭司和修士延续着学习的工作。并且，随着迦修多儒（Cassiodorus，罗马作家）的领导，基督教修士不辞劳苦地拷贝许多基督教和异教的古卷。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们就不会存有许多这样的作品。

语言形成的文化

许多世界的语言最先都是由基督教宣教士编撰成文字的，为的是帮助当地人能自己阅读圣经。今天的情况仍然是这样。许多部落的语言均是在禾场上的基督徒使之形成文字的，譬如，翻译威克里夫圣经的译者在世界各偏远地区，就是在做这项工作。这是一项继续不断的工作，根据威克里夫的说法，现在有三十多亿的人「仍然无法写出他们自己的语言」。借着提供人们属于他们自己语文的圣经，宣教士还以提升全世界的读写能力，作为一项天然的副产品。这是一个始于几百年前即有的趋势。

第四世纪时，勇敢的乌斐拉（Ulfilas）在凶恶的哥特族人当中作了四十年的宣教士，后来又作了主教。他在工作上一再地「受到扰乱的逼迫」。他虽是一位亚流派的信徒（Arian），却是第一位把基督教介绍给日耳曼民族的人。他的宣教工作获得了良好的结果，因为「多亏乌斐拉，这些掠夺者最后变成了和平的使者。」

乌斐拉为了能翻译圣经，曾仔细地研究他们的语言，好使之成为文字。这表示「他必须设计出一种字母来表达当地的语言。」这样的翻译工作十分重要，著名的历史家来德里指出，这「也许是第一个或第二个范例，自此以后便有好几百种语言被基督教宣教士编译成文字，用之来翻译部分或整本的圣经。」

区利罗（St.Cyril）和麦脱丢（St.Methodius）的著作是基督徒使不成文的语言形成文字的一个著名例子。这两位弟兄来自帖撒罗尼迦，他们一同到摩拉维亚（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宣教，以「南斯拉夫使徒」出名。据报导他们为了要把圣经和圣餐仪式翻译成斯拉夫语文，研发出一种今日称之为「区利罗字母」的字体。有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些字母出现在俄罗斯的新闻报导或在民航局飞机的侧边。区利罗曾说过：「你会不会因为只认可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却谴责其它民族又聋又哑而觉得罪过呢？」区利罗自己可能并不是为了用他的名字作为命名来研发这种字母，但是有关区利罗「传奇性」的一生都归功于此。「今天超过二十亿的人在使用斯拉夫字母沟通，意味着它的价值超过一百种语文。」有趣的是，在无神论的俄罗斯境内，他们大多数的著作均是用某位基督徒翻译者所研发的一种字母所写的！由此可见，基督教信仰对提升全世界的教育和听写能力是大有助益的。

平民教育

平民教育的概念直接源自宗教改革时期，虽然在第十六世纪前已有偶尔的教育改革企图。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九世纪的法国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时的改革。查理曼曾聘请阿尔昆（Alcuin）尽可能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人民提供受教的机会，但自从他去世后，这整个计划就渐渐止息了。直等到圣经再度成为基督教的焦点时，平民教育才正式诞生。

古腾堡圣经和印刷术

印刷术的发明更有助于为圣经的广传铺路。它在人类学习史上是一项可纪念的发展，由此促成了古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的诞生。虽然古腾堡（Johan Gutenberg）不是第一位研发印刷术的西方人，但他是第一位使书本得以大量生产的人。据报导古腾堡曾经说过：「我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我希望能复印圣经。』」为了达到这个愿望，他「改装一个葡萄榨汁器，使之成为印刷版。」耶鲁教会历史学家沙夫（Philip Schaff）论道：「印刷术是宗教改革的天助管道之一，成为新教和现代文明最有力的杠杆。」

宗教改革和平民教育

美国著名的教育学作家布鲁门斐博士（Samuel Blumenfeld）在著写这本引起人争议的书《平民教育有需要吗？》（Is Public Education Necessary）时，曾为平民教育的起源作过研究。他证明平民教育之根源应回归到宗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身上。宗教改革家相信唯一能稳固新教的方法就是让人们（平民）亲自研读圣经。布鲁门斐说道：

现代平民教育的概念，即学校教育的开始，最先是在新教改革期间于欧洲兴起的。当时教皇的权威已被圣经的权威所取代。新教之所以敢起而反抗罗马，绝大部分是读经和解经的结果，这时，很明显地，对清教徒领袖来说，如果改革运动要继续生存并兴旺的话，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向社会所有阶级广传圣经文学。

有趣的是，布鲁门斐之所以相信基督就是因为读了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当布鲁门斐在研究学校教育的起源时，他发现每当研究到大众教育的概念时，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加尔文。所以他感觉到自己需要读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结果他读了基督教要义，然后相信了基督。

加尔文和教育

以「现代教育之父」闻名的新教徒柯墨纽鸟（Comenius）是十七世纪摩拉维亚的主教。路德的看法在他的国家里极具影响力，就如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国家中，加尔文在推广教育上有极大的贡献一样，这位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被视为是许多国家「真正的」现代教育之父，包括美国。已故的美国神学家波特那博士（Dr.Loraine Boettner）写道：

历史再一次清楚地见证加尔文主义和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加尔文主义传到哪里，它就影响到学校的建成，对教育的普及化造成很大的冲击。这是一种需要知识分子的制度。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的存在和人们受的教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加尔文留给我们许多可兹纪念的教育理论和实用方法，日内瓦学院就是早期清教徒和他们的继承人留给世人一个设立学校和大学的榜样。加尔文提倡教育的目的是要人们认识神，并尊崇祂是神，以致我们在工作和生活里可以认识神。他写道：「人真正的智慧在于认识神——祂是创造者和救赎者。」因此，什么是教育的内容呢？它始于神的第一本书——圣经，让人从中明白一切的真理来自神；另外，加尔文以为我们还应该研读神的第二本书——亦即神从「大自然」中所启示的真理。

加尔文在日内瓦推广平民教育的模式，今日已成为全世界的一个榜样。当诺克斯（John Knox）从苏格兰前往日内瓦访问回国之后，即说到在日内瓦已产生了自使徒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基督教学校。在那里凡事均按圣经行事，而这也是当年清教徒带到美国的最大遗产。

加尔文非常强调教育务必要与道德有所关联。他绝对不曾像苏格拉底那样天真地认为「知识就是道德」。他对人的堕落和人心的罪恶有着根深蒂固的认识，从不认为知识本身即能改进人心。它必须和耶稣基督属灵的教导，以及神恩典更新的力量并基督十架的救赎有关。如果这些因素不存在，那么教育也不过是制造更多的科学怪人而已。本世纪中我们即看见这种情形的不断发生。你可能非常清楚地注意到1941年，地球上最有学问的国家是纳粹德国，他们具有世界最高的教育水准，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产生如奥斯威辛（Auschwitz）纳粹最大集中营的惨剧！

加尔文还对教育儿童的职责有很坚持的意见。他宣称圣经清楚地表明最终的责任是在父母，不是国家，亦不是教会，但不是由父母来控制教育。圣经非常清楚地表明父母的职责是让儿女接受敬虔的教育。圣经教导儿女乃是神的赏赐，他们只是暂时地交由父母管理，而身为父母者有责任要让他们接受敬虔的教育。为人父母应该用神的教育和训诫，逐字逐句地教训养育孩子，使他们明白神的真理。

由于大多数强调神话语的国家都受到了加尔文和路德的影响，也因此这些国家皆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到了今日，在文化被玷污之前，一项专门针对世界各国读写能力比率的调查研究显示：那些鲜少接触神话语的异教国家，譬如印度，读写能力的比率是百分之零到二十之间。而受到罗马天主教影响较深的国家，则拥有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比率。注意几世纪来，这些国家并未再强调阅读神的话语。同时间，另一些十分强调读神话语的地方，比如第三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均受到新教的影响，结果读写能力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九十四到九十九点九！

美国的教育

我们来思想一下美国这个国家的教育史；看看它如何为基督教教育的提升作了一个活生生的描述。当开国祖宗和清教徒刚来到这个国家时，教育仍极度贫乏。不久，他们就在殖民地上要求合法地实施教育。早在1642年，清教徒就通过一法令，要所有的儿童均接受教育；且在1647年通过一项称之为「老迷惑者撒但条例」（Old Deluder Satan Act），在各处设立公立学校（和当今的学校教育有些不同）。这条例命令各乡村需要聘雇老师。「老迷惑者撒但条例」的名称和魔鬼有关，由于人们对圣经的无知，以致使它得以有机会介入人的生活里面。「老迷惑者撒但条例」可说是英国殖民地上第一条要求教育的法规：

撒但最主要的伎俩之一就是不让人们认识圣经—–因此，法庭和官方命令在其管辖区内的每一个城镇，当他们增长至五十户时，就必须立刻在他们的乡镇里指定一位代表，由其来负责教导儿童读写，其薪资则由父母或一般居民共同支付。但每个乡镇代表所需谨慎考虑的事情之一，就是让那些送儿女来受教的人不会在支付费用上感受到压迫。

最先于1630年到达美国的清教徒，在来到殖民地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命令他们的儿童要接受教育。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如此他们可以亲自研习圣经，而这也是学校教育的最大根源。

清教徒用来教导儿童的教材当然是采自圣经和其它基督教的材料。新英格兰初学课本即是藉用圣经的主题来教导字母。譬如，这本「初学课本」即用圣经中的人名来做英文字母的普遍解释：

A–在亚当（Adam）的堕落里，我们都犯罪了。

B–圣经（Bible）的心意，希望人找到天堂。

C–基督（Christ）为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D–洪水（Deluge）淹没了大地。

E–以利亚（Elijah）藏在溪边，乌鸦供养他。

F–审判使非利士（FeIix）害怕。

以此类推—–。

清教徒的子女还借着所谓的「文字版」来学习读写。初习者常是从一张镶在一个有把手的羊皮纸上学习字母和主祷文。

这种让基督教和教育的关系如此亲密的模式，在殖民时期过后的美国仍不断实行着。譬如1787年美国第一次国会通过西北法令，宣告「宗教、道德和知识对优良的政府和人类的幸福是必须的，政府应要永远鼓励学校的建立及教育方法的革新。」

从1620年清教徒登陆至1837年，这二百一十七年以来的美国，事实上所有的教育都是私人和基督化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历史到今天不过只有一百五十年而已）。因此很明显的，美国教育的根基乃是立在基督教的教育上。

当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35年到达美国时，他承认非常讶异于美国人如此重视启发市民的智能。他亦指出除非某个国家的人民皆受教，否则不可能拥有一个像美国一样的政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