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为何说不

罪恶二：宗教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始于1163年，那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训令各地主教去找出邪门歪道，并对异端邪说者采取行动。后来发展成一场大恐怖，教会进行秘密审判，宗教法庭裁判官具有无上权威，完全缺乏合法程序，被告不知道原告的姓名，没有辩护律师，并且使用严刑逼供。拒绝悔改的人被交给政府处以火刑。

“宗教裁判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我问，“更为重要的是，真正的基督徒何以能参加这样的暴行？”

“宗教裁判的根源可以推溯到罗马教廷对异端问题，尤其是法国南方阿尔比根教派（又名迦他利派）间的异端，深表忧虑，”伍德布里奇解释，“巴尔比教派毫无问题是在提倡异端思想和实践。传统的劝导办法——比如派遣传教士去——没有发生作用。设立宗教裁判是成了防止异端邪说流行的另外一种办法或策略。同时背后还有政治因素——北方法国人正在寻找借口干涉南方各省的事务。”

“这就是第一阶段的宗教裁判？”我问。

“是的，不错，”他说，“基本上说，宗教裁判有三个高潮。第一个浪潮我刚说过。第二次高潮起于1472年，当时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和伊萨伯拉合力建立西班牙宗教法庭当作王室工具，后面还有教皇权威支撑。@18第三次高潮始于1542年，教皇保罗三世决心追捕新教徒，特别是加尔文派教徒。”

“因之，”我说，“自称基督徒的天主教徒虐待自称基督徒的新教徒。”

“是的，这又一次显示你实际上不能说“一个教会’，”他回答，“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当代人往往把异端和政治上的鼓动叛乱视为一体。如果一个人被认定为持异端邪说者，他或她也很可能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叛乱份子。比如以迈克尔·塞维塔斯（Michael Servetus）的审判而论，国家终于把他处死。有人控告他持有异端邪说，但是国家为什么那样害怕他呢？就因为他是政治叛乱份子。宗教和政治成为一体。

“有没有可能真正的基督徒反成为宗教裁判的受害者呢？我们一般总认为犯恐怖罪行的是基督徒，我们奇怪真正的基督徒怎么会去逼害别人，是不是有可能真正的基督徒事实上都是被杀害的人呢？”

“是的，大有可能，”他说，“我们不知道那些受害人的身份，不过很可能其中有许多是维护真实信仰的人。我们确实有证据证明，天主教在发动这些宗教审判的时候迷失了方向。新教徒有时也会使用不正当的手段镇压异端。”

“宗教裁判是不是一种异常现象，还是历史上教会滥用和压迫行为的延伸？”

“我认为宗教裁判是一场基督徒不能避开的悲剧，但是我不认为它代表基督教会的历史。不可以说这种可厌的行动是教会体制的延伸。

“在历史上，许多基督教会大都处于少数派地位，因之甚至没有资格去迫害任何人。事实上，基督徒本身多少年代以来都是残暴迫害的牺牲者，这种迫害在有些地方一直持续到今天。事实上，基督徒殉道的人在二十世纪比任何世纪都多。直到如今，全世界还有基督徒由于所信而遭受杀害。所以说，宗教裁判在教会史上远远是个例外，而非常态。”

罪恶三：撒勒姆女巫审判

发生在1600年代末的撒勒姆女巫审判案，常被说成是基督教过敏病症。一共有十九个人被处绞刑，一个人由于拒绝作证压迫致死。@19

“这不是另一个基督教信仰践踏别人人权的例证吗？”我问。

“是的，是个例证——如果就事论事，真正的基督教牵涉在里面的话。在你追究导致此次审判的原因的时候，你会明白造成这些审判的有许多因素，包括有人图谋从别人手里取得土地，也有和过敏症有关的问题，也有相信灵魂的显现问题，说某人做了某事，其实那人当时身在别处。在你研究与审判有关的法律问题时，有些因子根本与基督教没有关系。”

“你是说教会无辜？”

“也许不能为基督教影响审判一事完全洗脱罪名，但研究此类问题的史学家知道，你不应该以单一的因果关系处理这件事。人生很复杂，你不能只说基督教要对此负责。虽然当时欧洲有女巫审判，这类审判在殖民地却是一件脱离常规的事，并不在制度的范围内。你还须研究某些牵涉到审判中的人的心理平衡问题和他们对事件的错误报导。

“我们又得强调，撒勒姆女巫审判是一个可怕的片断事件。我不想低估其严重性，但是史学家认识到故事情节要复杂得多，不能只怪教会。”

“此事先得有女巫存在的假定，”我指出，“你呢？你相信有女巫存在吗？”

“是的，我相信她们还存在，”他回答。“事实上几年前我看法国电视，法国非常著名的史学家罗伯特·曼周（Robert Mandrow）认为人们一旦开明起来，就不再相信有女巫了。随后有个女人打电话来说，曼周先生，我对你说的话非常佩服，但是我只想告诉你，我是个女巫。”真的，法国、美国和别的地方还有人从事巫术。

“所以，探讨撒勒姆女巫审判这件事时，其中一个问题是大家假定全部是胡扯，根本就没有什么女巫和巫术。可是铁的事实是，有这些东西存在；甚至许多非基督徒都承认这一点。

“这能原谅撒勒姆发生的事情吗？不能，当然不能。你想从那些复杂因素中理出一个头绪时，你不能把它当做基督教犯上杀人狂的例子看待，轻轻带过。人生和历史并非那样简单。”

“审判是怎样结束的？”我问他。

“这不是人尽皆知的，”他说，“发生主要作用的是个基督徒。一个名叫英克里斯·马瑟的清教领袖，他大力抨击当时发生的事，这就是结束的开始。说来也可笑，使疯狂趋于沉寂的反而是基督徒的声音。

罪恶四：传教士的滥权

传教士们不请自来。尽管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对他们工作的地方毫无所知，对他们要帮助的人的情绪和价值，漠不关心。他们却干涉和他们毫不相干的事。他们认为土著民族原来的信仰毫不完善，甚至邪恶。他们诱使或威胁当地人放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传教士本想救当地人，反而毁了他们。@20

我把这份控诉读给伍德布里奇听，然后问他：“从历史上看，传教士有没有促成当地传统文化的死亡？对他们说是想帮助当地人民，是不是反在利用他们满足一己私利？总的说来，传教士做的坏事是不是多过好事？”

这个问题对伍德布里奇而言正击中要害，他的家族在传教事业上有很长的一段传统。但他对我的问题并未情感用事，反而用他特有的公允与客观态度作答。

“让我从西班牙入侵拉丁美洲开始，因为这个例子证明了这个问题该有多么复杂，”他说。

他看见我点头表示同意后继续说。“那里的土著居民受到剥削和利用吗？是的，不幸得很，实有其事。但是这是传教工作的结果吗？历史告诉我们，传教运动通常总是和殖民地国家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你能给这个名词下个定义吗？”

“重商主义相信，黄金最多的国家最为强大。欧洲政治势力的均衡，据说有一部分决定于哪个国家开发拉丁美洲和别的地方最成功。结果所至，重商主义的动机非常不幸地和传教事业混在一起。那确实是真的。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有许多可怕的举动，但其中大部分是冒险家和商人唆使的，而许多传教士则做了不少值得称赞的工作。”

伍德布里奇打开放在他面前的一本书。“事实上普林斯顿大学史学家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谈到过传教士的贡献，”他说着从《新世界旧内容》书中读道：

罗马教会着重印第安人的人性，大批传教士来到——尤其是那些理想主义的托钵僧，他们决心要领新世界中那些简单纯洁的人归主。他们建立教会和宗教社区。@21

“格拉夫顿不是福音布道者，”伍德布里奇接着说，“但他仔细研究了传教运动，承认传教士做了大量的好事。不幸的是，传教士这个团体被评论为重商主义的代理人，因此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的可怕行为都怪在他们身上。

“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西班牙在十六世纪，为发生在拉丁美洲的事是否基督徒所为，进行过几次辩论。有维护印第安人的，坚持印第安人不应该受到剥削。其中一个主要人物巴托罗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es）读了罗马天主教圣经《德训篇》中一段经文，“穷人的面包是他们的生命，那个骗走他们面包的人是个冷血的人’@22，以后，进而采取了改革立场。他和其他罗马天主教徒反对当时在拉丁美洲进行的不怀好意的行动。”

他的评论触发了我的回忆，我记得若干年前我在纽约市联合国大厦外面看到一尊铜像。现在我明白了铜像的来源。国际法奠基人佛朗西斯科·第维托里亚（Francesco de Vitoria）是为新世界印第安人的人格尊严仗义执言的一位神学家，他曾在西班牙法庭上无所畏惧地反对剥削。

“因之基督教文明有时确曾做过你在前面指出的一些事，但也有过千千万万荣耀上帝的慈善行为。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有照顾穷人的辉煌纪录，他们的差会在加里福尼亚沿海岸而上，照顾过当地居民。你阅读派遣到国外的新教传教士的日记时，很难得出他们有意识地压迫或破坏当地文化面貌的结论。”

伍德布里奇的回答虽然提供了一些内容，我仍然要追问他比较个人的感受。“你的家族里有些传教士，”我说，“他们有什么经验？”

“啊，我读过我祖父的日记，他是最早派到中国的一位新教传教士，我确实不觉得他作过你在前面所说的事。反之，他热切盼望中国人民能认识上帝。他对中国人的贫穷，以及他们对个人的人性非常有害的一些作法，极表关切。他很尊重他们文化的某些方面，偶尔还要带一条辫子，好让他们接受他。

“我还看过我母亲写的信，她结婚前曾在非洲做过传教工作。她在莽丛深处骑机器脚踏车穿村越户。她在一个痲疯村照顾患者，想要对他们显示基督的爱心，侍候他们，盼望他们痊愈。由于疟疾和其他丛林生活的艰难，她在那种环境里随时有生命危险。

“是的，有了传教士，当地居民的文化可能有所改变，不过这种改变能带来好处。土著归主后，他们经历到基督的爱和喜乐，那是好事。只有想改变文化的人怀有其他动机，例如求取经济上的利益，或是别怀用心的人种优越感，才会发生极坏的影响。”

“或许对，”我说，“有些批评传教士的人看不到基督信息的价值，因之也就看不到对归依耶稣的人所得到的益处。”

“对！”他大声说。“这种想法一时很难体会，如果一个人能预先知道福音是上帝拯救的大能，那么全世界倾听福音的人所能得到的益处就难以估计了。

“我有一个同事，他是个卓越的非洲神学家。他得驳斥一种宣传，说基督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心一意想毁灭非洲宗教。他的观点十分不同。他认识到基督教对非洲社会所作的贡献。它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救赎，数不尽的非洲人对福音十分欣赏。同时，他并不讳言，有些传布基督信息的人在和非洲人来往时，不能实行基督的教导。”

基督教的画像

我们本来还可以继续讨论基督教别的历史污点例如压迫妇女。尽管耶稣在这问题上反传统，压迫妇女的事还是发生了；还有许多美国南方人一度引证圣经，想为种族主义和奴隶制度找根据。但是我已花了很长时间诘问伍德布里奇，他没有为那些不能辩护的事情辩护，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和解释。为了确定这些片断是否基督教的例外还是常规，应该是探究基督教历史积极方面的时候了。

“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么多问题，”我说，“基本事实是什么？因为有了基督教，世界是好了呢还是坏了呢？”

伍德布里奇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好多了，”他坚决地说，“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说过的那些都是深以为憾的历史事件，我们不应该遮掩，应该为它们道歉，还应该尽我们所能不让再度发生。而另一方面基督教历史气势磅礴的发展，也给世界带来了莫大好处。”

“我们谈到基督教的过失时很容易忘记了无神论者在践踏人权上的角色，”我说着拿出一本书念出著名基督教布道家包乐（Luis Palan）的一些观察：

彻头彻尾的无神论所产生的地震般出的浪潮，横越欧洲和欧洲以外，直接造成仅在过去这个世纪内一亿多人的消灭和屠杀。人类为了实行故意反有神论的可怕实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现代人目睹无神论传布的后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没有上帝，我们就完了。@23

“我同意没有上帝我们就完了的说法，”伍德布里奇回应。“这并不是说无神论者不能进行很好的管治，因为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无神论者也能从上帝的普及恩典受益。但由于无神论缺乏作道德决定的框架，在没有绝对道德标准的地方，赤裸裸的权力往往能取得胜利。”

“你说基督教给人类文明作了哪些正面的贡献？”

伍德布里奇在椅子上坐得靠后了些。他对我的问题斟酌了少许时间，然后回答。他的诚恳、惊异与热心的语调表现了他对教会深挚的爱。

“我看基督教的影响，宛如一幅有许多场景的光彩夺目的壁画，每个场景都用辉煌、灿烂和绚丽的颜色绘成，”他说。“如果没有基督教，那幅画只是一片灰色，和少数几条零散不相连属的线条，这里那里点缀一下，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基督教给这幅图画增添了许多意义、希望、美丽和充实的感觉。”

这个形象化描述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道，“这幅图画画的是什么？”

“中间场景画的是耶稣的一生和他为我们的罪作出的救赎。最后他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们的罪、我们的孤独和我们与神隔离的问题。通过祂赎罪的死和复活，祂给愿意跟随他的每个人打开了天堂之门。这是基督教所能做的最大贡献。《约翰福音》3：16总结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基督教还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人生的意义和道德普存的启示。没有这个启示，就很难找到意义。结果很像卡缪斯（Albert Camus，法社会改革家）在《西西弗斯之谜》这篇哲学论文中开宗明义第一段说的，“我还有别人为什么没有自杀？’基督信仰解释了没有自杀的原因。这信仰给了我们一个参考依据去生活，有条道德途径可遵守，健康且深有意义地和上帝及人来往。

画笔画出的是人在基督的一生与他的教导鼓舞之下，广阔的人道活动的场面。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都积极参与救济穷人、无助的和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基督徒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为他人服务。若失去了这些——诸如传教士的工作、医院、无家可归人士收容所、灾难善后计划、孤儿院、救济机构、施粥施衣与照顾病患等等活动——对全世界会是个灾难性的打击。

“此外，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增加了别的画面，使图画有了明暗、细致和深度。基督徒把他们的心智献给了上帝，他们在文学、音乐、建筑、科学和艺术上的贡献，如果都被拿走，这个世界会显得非常沉闷、浅薄。想一想基督教兴建的伟大学府如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大学，起初都是为了宏扬福音而孕育和建立的。

“最后，还有圣灵的能力，给所有美好事物增加了姿彩。你能想象如果圣灵退出，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吗？恐怕剩下的只有暴力、色情和恐怖的表演了！当前的情况已经够坏了，如果再没有圣灵的约束力，那么人生丑恶恐怖的一面会比现在更活跃。”

“当你观赏这幅历史画幅时，”我问他，“你认为基督教的正面形像能压倒我们讨论过的那些负面事例吗？”

“能的，绝对能，”他毫不迟疑地说。“想到基督徒没有按照耶稣的教训生活的那些日子，以致阻碍了基督信仰的进展，我很心痛。但我非常感谢那些无名的男男女女，他们几世纪以来，卑微而勇敢地坚持基督信仰，默默无闻地服务人群，牺牲自己的性命帮助别人，使世界成为更好居住的地方。他们在大得难以相信的压力之下奋斗，做应该做的事。

“我想到基督教历史时，”，他结尾说，“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他们。他们是我们时常忘记了的英雄。”

他把话打住，然后带着思念的笑容向他们致送最伟大的赞词：“他们是合乎耶稣理想的人物。”

基督教的礼物

回到家里，忙了一天感到疲惫，但伍德布里奇激昂的言词，仍萦绕在我的脑际。我颓然倒在我心爱的椅子里，信手拿起一本杂志。要说也真凑巧，我看到一篇文章，几个学者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日子里，臆想假如没有基督教，世界文明会成什么样子，他们的观察正好开始于伍德布里奇结束的地方。@24

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赞扬基督教主张的人类尊严。

“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都主张大多数人本质上都有奴性，只适宜过奴隶生活，”他写道，“大多数人没有值得享受自由的本质。希腊人认为只有少数人配得“尊严”。相形之下，基督教坚持每一个人都为造物主所爱，照造物主的形像造成，并享有与祂永恒的友谊和交往。”

他指出今天讲求自由、良心、与真理的文明观念，可以推溯到基督教。“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若没有中世纪盛时和后来又在十六世纪建立的基督教基础，不但会比现在贫困得多，”他主张，“也会残忍得多。”

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大学地球科学院教授戴维德·N·莱文斯顿（David N.Livingstone）集中注意基督教在科学上的贡献。“认为基督教与科学经常互不相让的想法是对历史记录的重大歪曲，”他写道，“真的，英国伟大化学家罗伯特·博伊尔（Robert Boyle）相信，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比什么人都荣耀神，因为科学家负有深入发现上帝创造奇妙的任务。

他指出宗教改革时期的人，相信上帝在两个方面向人类显示祂自己——圣经和自然。这促使科学家对自然界进行了科学的钻探。结果是受了基督教信仰激发的科学家们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渥太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戴维德·莱尔·杰佛里（David LyleJeffrey）这样描述基督教对人民识字能力的贡献。“欧洲、大部分非洲和南北美洲的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上的改变的力量是分不开的，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他说。“在大部分欧洲，就像在非洲、南美和世界上许多别的地区一样，人民读写能力与文学的产生，基本上非偶然地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来临同时出现。”

然而也许最迷人的是史学家马克·诺尔（Mark Noll）对基督教讲求谦卑的探讨。这个贡献不大为人注意，但由于我和伍德布里奇曾就基督教历史的阴暗面作过讨论，所以具有特殊意义。诺尔写道：

在基督教历史的长河里，最令人沮丧的事情——由于它时常被人提起——是一般基督徒经常达不到基督教的理想。在基督教历史的长河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由于它来自奇妙的恩典——是信徒在生命中放下骄傲来荣耀上帝。在所有这些看似矛盾中最具有基督精神的是强者——由于财富、教育、政治权力、优越文化或有利的地点——伸手去帮助那些被轻蔑的，被遗忘，被抛弃的，迷失的，无足轻重的或是没有力量的人。@25

他说权力滋生自我崇拜，令人败坏，几乎毫无悔意。随后诺尔列举了几个历史事例，有权势的人，全部或部分由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甘愿在公开场合降低自己的身份，忏悔他们滥用权力，为福音的威力作了永久和反传统的见证。

一个故事尤其引起我的兴趣，因为它涉及伍德布里奇和我讨论过的撒勒姆女巫审判结尾时发生的一件饶有意义的小事。

有一位法官，是波士顿一个名叫塞穆尔·休厄尔的显赫的清教徒，后来为他在那次灾害中担当的角色深感苦恼。他的基督徒良知在他听到他儿子背诵一段熟悉的经文时，感动得采取了行动：“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做有罪的了。”@26那段经文使他心如刀割。

1697年一月十四日他做礼拜时，给了他的牧师一项声明，叫后者当众宣读。悔悟了的休厄尔满怀羞辱地站在会众面前。声明承认他对大部分发生的事负有罪责，说他“愿望承担过失与羞辱。他求人们饶恕，尤其盼望向具有无限权威的上帝祷告，饶恕他这次和所有其他的罪行。”他的歉意和忏悔行为激发了别的法官也供认了他们的过失。

我阖上那本杂志，把它放到咖啡桌上。我想这也许是基督教最奇妙的传承——有权有势的人做了错事，愿意屈膝认罪。这又使我们想起信心的威力，能使人，还有人的历史，能向好的方向转变。

讨论事项

可供个人思索或团体讨论的问题

·在你阅读本章以前，最使你感到困扰的是基督教历史的哪一方面？如果伍德布里奇讨论过困扰你的那个问题，你觉得他处理得好不好？你对那个插曲的意见，是不是仍和过去一样，还是已经改变了？

·你认为伍德布里奇讨论的历史罪恶是教会史上的反常现象，还是反映了信仰本质上的可怕错误？

·由于有基督教，世界的情况是不是好些呢？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总的说来，无神论的贡献对人类而言，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