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信仰与财富

「多纳徒派」的社会立场，从一开始就蛮一致，他们代表低阶农夫及努米达及摩利坦乡下阶层，以及迦太基一些大城与他们联合的分子。在他们力量达颠峰的时候，组成分子包含各个阶层的人。然而，其主流还是那些在社会经济困境中挣扎求生存的中下阶层。反对党一再嫌他们出身低微且具反动情绪。在罗马，他们的对头将城中的「多纳徒派」比做「山地人」和山岩中的居民。63

在北非经济异常不景气，中下阶层人士日子很不好过，4很多人都认为教会拥有超过它们所当得的份，神职人员也是助纣为虐的剥削者，因为官方教会成了和罗马帝国各地基督徒接触的惟一管道，他们发现政府支持官方教会的好处都落在北非的「天主教派」身上，而多纳徒没得到什么好处。而且过分到一个地步，贫穷人和中产阶级得付极高的税率，反之，那些神职人员在君士坦丁之后，享有越来越多免税权，所以百姓极为痛恨。6奥古斯丁本身就被控贪婪引诱，因为身为主教，所管理的土地却绵延无际。不是这些农民捞过界，实在是因为有些神职人员受贪婪引诱。约公元三四八年，在迦太基组成一个委员会，反对那些想吞并其他财源富足教会的主教们。“同时委员会还规定神职人员不准借钱，因从教会的角度，是很反对借钱给人取利息，特别当时北非有这么许多穷困的农奴。尤其这些「朱门酒肉臭」，却不知「路有冻死骨」的主教们，只要眼不见割礼派搞暴动，就以为天下太平，使得整个经济情况更趋恶化。69

局势这样紊乱，难怪「多纳徒派」抓住这机会极力抨击对手的贪婪与经济垄断。「多纳徒派」的文件指出在迫害期间，「天主教派」变节失格的神职人员，却得着撒但给的酬佣——那就是皇帝的友谊、世俗的财富，及名声的恢复。70那些靠拢「天主教派」的可谓喜悦财富，胜于他们的灵魂。”相反地，越是「激进」的「多纳徒派」人士，就越看重贫穷的价值，并且身体力行，尽其所能（通常也是很有限的）捐弃自己的财富，散发给贫穷、有需要的人。

对于「多纳徒派」的革命活动，除了对手的文字批评，再没有其他记录可供参考。虽然「多纳徒派」的领导者对某些教会颇反感，但他们常因割礼派的抗议行动被责备。总之，「天主教」派常指责「多纳徒派」人士是武力社会改革者，而「天主教派」才是社会法律秩序的维护者。

以下是奥古斯丁对「多纳徒派」及「割礼派」的描述：社会没有和谐，农奴被煽动反抗地主：因着反对严苛的训练。逃亡的奴隶不但威胁到主人，甚至危害其生命。他们被唆使煽动，自认有人撑腰而犯罪。而这些始作俑者就是那些所谓『神父』之辈的人，为荣耀神而流人之血。72

有些像土匪的农奴，威胁无辜人的和平。哪个主人会不害怕逃奴到他家求救？谁又敢惹这些亡命之徒？因为害怕被棍打死，被放火烧死，这些逃奴人渣的卖契就被撕毁，好让他们得自由，并且把赎价还给债主。一些出身高贵的地主常被拷打得半死，或像牲畜一样被绑在磨坊推石磨。73

我们不晓得奥古斯丁有没有夸张其词，但我们确知北非的社会极为动荡不安，就是在奥古斯丁写作的时期，纵然已有持续数十年的压制与迫害，「多纳徒派」仍为数不少，特别是在努米达及摩利坦两省份。他们侵略万达人、拜占庭人，还有回教徒，想要他们消失。至于「多纳徒派」有关社会、经济的理念政策，都没有什么文字史料留下，因为反对派本来就不希望世人对他们有什么好印象。除了刚才所引介的两段文字，以及此书另外一处，我们看到他们对「基督教会历史」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抗争暴动所引发的效应，使得教会与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更接近。

逃往沙漠

君士坦丁在位前，基督教在埃及发展得蛮兴旺。埃及境内有一半的罗马人与希腊人，还有另一半是埃及人或柯比人（Copts），他们之间的社会、经济有极大的差距与鸿沟。有许多柯比人无法缴付税金、痛恨现行制度者，就逃到沙漠地，这就是由来已久、被称为「安那卡洛西」（anachor——esis）的，这些人暗中艰苦地抵抗当局的政策。第三世纪，随着对基督徒的迫害与日俱增，柯比人的基督徒数目也与日俱增，显然他们较认同基督教，对官方支持的宗教，觉得格格不入。同时，因着经济景况越来越教人不能忍受，那些逃到沙漠的人组成土匪集团，常出没边界地区作乱。

第二世纪左右，约在公元一五二年，以及一七二、一七三年，爆发的动乱演变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因着民族主义的情结高涨，以及长期经济受剥削，农民组成的军队，打败罗马军队，军队还从叙利亚等地调集军队镇暴平乱。

这些暴动与发生在第三世纪的那一次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农民收入越来越少，要缴的税却越来越多。公元二九五年三月戴克理先修改一条税则法令，许多希腊贵族觉得这法令威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农民未加深究，以为这法令像过去那样，都是要增加税收，结果显然在一次城市希腊贵族领导下与乡下柯比人的结盟后，引爆起全埃及的反抗。戴克理先不得不亲往埃及，经过三年的镇压，总算平靖暴动，他的报复蛮可怕的。”同时租税政策乃强制施行。并且增加驻防的罗马兵力，延伸到乡下，以遏止再度发生暴动。我们可以揣测此举无异雪上加霜，两边敌视情结益形增高，埃及人越加痛恨侵略的罗马人。

随之，戴克理先开始有计划地捕捉基督徒，很自然地埃及人就把基督教视为与帝国对立的团体，并且与柯比人的民族主义气息相通，于是凡是有基督徒起义的地方，埃及人就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当亚流（Arius）在大主教亚历山大手下受难时，群众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呼口号。这些群众是饱经世故的希腊人？亦或趁机起哄的埃及人，我们无从得知。当亚流主义（Arianism）在君斯坦丁堡逐渐得势时，它在埃及就逐渐失势。公元三二八年，其对手亚他那修就是柯比人，76他的群众基础大致是埃及百姓及沙漠的僧侣，大部分也都是柯比人。到第五世纪，罗马官方教会拒绝禁欲苦修主义时，柯比人却尊奉推崇备至，至少名义上保有它们至今日。

这是埃及苦修派形成的来龙去脉，被尊为创始人的安东尼——这运动是自发性，我们不知怎么会有个创始人——逃到沙漠，那时反戴克理先的运动正要开始。另外，在沙漠地创立共同生活的僧侣领袖派克麦斯（Pachomius），放弃军旅生涯；在戴克理先逼迫正紧的时候，成为僧侣。这两件事情颇重要，因为他们代表苦修派在埃及发展的两个型态，后来逐渐发展到帝国其他地方。”

安东尼不属于贫穷阶级。他虽是柯比人，却是尼罗河中游一小农庄主人的儿子。在这些隐士中他算是异数，因为在早期的苦修运动，吸收的大部分是贫穷的柯比群众，78很多人是文盲，不懂希腊文，或柯比文，他们竟然用「安那卡洛西」作为名号，实在颇有深意。因为这字在希腊古文的意思是「罢工」。穷人为抗议政府，为情势所逼，离乡背井逃到沙漠，倒是很符合「安那卡洛西」这名称。对政府当局而言，这些人是一群犯罪的人，他们的行径不比土匪好到哪里去，而他们实在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早期的埃及苦修运动，继承着古代因经济压迫社会不安而往苦修上发展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苦修派的起源，一直隐藏在历史迷雾中：可追溯到前基督教时期的历史背景，而非单单宗教原因便可解释清楚。

派克麦斯与安东尼的背景蛮接近的，只是住得更接近尼罗河上游。他被尊崇为修道院的创始人，可说是他从早期安那卡洛西人的生活方式发展而来，再赋与制度化的稳定性。就像后来在西方，黑奴逃到丛林，最后发展出他们的社区生活。

总而言之，财富这问题及其使用，一开始就是埃及苦修者重要的课题，有些领导者为要遵行修道院生活，全然放弃一切财产，如安东尼及派克麦斯就是如此。其余很多人也没有拥有私有物。他们逃到沙漠地代表对大社会的反抗，在世界上，财富是用来压搾剥削他们的。

结果，苦行者对财富有两个极端的看法，一方面他们藐视财富及一切物质；另一方面，他们重视共有财产制，相信凡物共有，所有物均属于团体。

早期虔诚的苦行派要做到极严格的禁戒。早期苦修派的许多伟人，每天只吃几粒豆子过活，睡眠不超过三、四小时。过度禁食又缺乏睡眠造成问题，以致苦行派的教师常要提醒人适可而止。同样的，苦行派也将贫穷奉为圭枭，甚至到赤贫的地步。”修行者须操练象征性，或实际上，一无所有的（仅带一些必需品）进到沙漠，就是一张蓆子、一件外衣、一个装水的水罐。若你识字，可带一本圣经，但有些认为连圣经也是多余的。就如同其中有这么坚称，「苦行僧要两袖清风，死时不留一物」。80由此可见，他们简直把赤贫当作一种无上的光荣。

彻底奉行过贫穷生活的态度，可用亚他那修所描绘的安东尼来作代表；他认为这是很划算的交易，弃绝世上暂时的财富，却换来天上永恒的福分，毕竟钱财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

人间的财富有如粪土，若将天上的荣耀美好，与之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弃绝地上的财富，有如用铜器换金块，你舍下一点，却在天上得百倍，若不是有这样的信念，人怎能洒脱地舍下几甲的田地，好似不当一回事—–。况且，我们若不是为这些缘故而做，死后财富还不是别人的，自己不能用？所以我们为何不放聪明些，舍弃地上暂时的财富，换得永恒的天国？81

另一方面，僧侣们都有这样的共识，就是私人勿拥有太多东西。至少从写派克麦斯传记的人那儿得知，身无恒产、两袖清风是修道院基本的院规。据说起先派克麦斯要求跟随他的人要自给自足，且要供应别人的需要。后来他不满意这样的安排，就订下更严格的规定，实行像使徒行传所说「凡物公用」、「财产共有」的团体生活。第一次实验失败，但派克麦斯坚持「绝对的分享」，于是重新再开始，2最后总算为他的团体设立一套制度与规定，「所有的财物要共有」是基本要素。这远超过使徒行传所说及第三世纪所载这方面的记录，这规定要求所有的东西都要归公，不仅仅是说团体中有谁需要就可拿去用，更进一步，它还规定任何人不得任意处置这些财物。因为僧侣不能置产储蓄，所以私人不能有与金钱相关的交易行为，诸如借贷、授受、交换等，只有团体法人可处置公有财物，这规定的用意倒不是刻意要人苦修，乃是强调过「凡物公用」的团体生活，在这个分享的团契中，每个修士不能私自拥有什么，他所能给别人的只有「服务」与「顺从」——这也是派克麦斯所设修道院院规的两大柱石。不久，派克麦斯的第三代接班人狄奥多若（The——odore）宣称这团体是如此重要，以致院内所有东西不属于修士，乃是属于耶稣本人。83

从很早开始，经过整个历史，苦修主义一直在对世俗财富的观点找平衡点，这拉锯战早在狄奥多若那时候就开始，因为修道院慢慢越来越有钱，使得狄奥多若极为痛心。84

我们很难想象禁欲苦修主义当年为何这样风行，君士坦丁信公元，奔向沙漠归向苦修派的人戏剧化地增加，尤其是柯比人。8当然；每个人加入这团体的动机都不同，有些非基督徒也等在修道院门口，也只好给他施洗让他们进来，这也不足为奇，因我们还记得基督徒与「安那卡洛西」人之间的界线本来就模糊，有些人是真心想寻求上帝，有些人可能逃避债主、税收人员，而躲到这里来。

这些逃亡的农人大概觉得来到修道院，至少经济上有保障，衣食无虑，不必像从前要不断受有权势之人的剥削。更重要的，修道院给那些被视为猪狗不如的穷人一个人性尊严，是受压迫者的希望，以为穷人可以翻身的预言在此实现。修道院在那时代扮演收容穷人、亡命之徒，且拒斥富人权贵的角色，难怪许多奴隶逃离主人家，奔向沙漠的修道院。

不久修道院逐渐失去原来的特色，他们对待逃亡奴隶的方法，正好说明这过程。在早期修道院不会因为他是逃奴而拒他们于门外（无论他们宗教信仰为何），相反地，据说很多僧侣以前是「仆人」，我们不知他们是如何离开他们的职责。但后人总是以崇拜敬仰的口吻提及狄奥多若，我们不知他们用何种奇妙的手法，让这些亡命之徒能乖乖地服从院规。据说他死后，有主人要找他的逃奴，可到狄奥多若坟前睡一夜，就可知道逃奴躲藏的地方。同时，欧大纥（Eustath——ius）和他的门徒被控引诱奴隶逃往修道院，小亚细亚的国会要查办欧大纥和他的门徒。狄奥多若的故事正好证明奴隶实在是禁不住向往修道院的生活，同时政府也立法禁止修道院成为逃亡奴隶的庇护所。

当苦修运动扩展回归到广大社会及教会机构，许多原本革命性的特色被修改，许多尖锐的棱角被磨平。结果，「凡物公用」的原则，对于那些想「留在世界」的人，成为一种「正常」的选择，他们可以保有财产，有节制的行善捐输。这样发展的趋势，神学上来说，就界定「大家都要遵守的圣经命令」，或「追求完美的建议」之间的区别，后者是给那些真心渴慕过苦修生活者的参考，其中之一的要项，就是要变卖所有，周济穷人。

作基督徒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修道院式的，包括甘心乐意贫穷，以及凡物公用；另外一种是大多数基督徒的型态，他们对财富与信仰之间关系的想法，因个人背景的不同而有差异。不管怎样，中世纪的苦修主义，因着绝对服从「守贫」的院规，对整个教会是不断挑战，提醒教会当初的呼召，以及分享的终极原则。所以，清教徒改革以苦修主义为蓝本，但反对以行善来换得天国的观念，同时也提醒整个教会要服从圣经对财物的教导。然而，这些主题的发展虽很重要，但超过本书目前所处理的范围。

亚他那修理想的破灭

君士坦丁之后那个世代，教会第一个伟大的领袖非亚他那修莫属。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大迫害刚刚停止，他没有经历到君士坦丁信主前后，给社会带来正面的剧变，或许正因此故，他比其他先辈如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更敏锐地觉察到新处境的危险。米兰诏书之后半世纪，亚他那修仍像优西比乌那样对保持君士坦丁及其继位者的认定，只是神学角度有别，而把皇帝与上帝相比。89

他与帝王皇室的关系并不怎么愉快，在尼西亚会议的第一波热潮过后不久，亚他那修被控威胁禁运埃及的米粮进来，于是他第一次被放逐。后来因为君士坦丁三个儿子之故，他又再次被放逐。公元三五三年，君士坦丁登基后，他把整个帝国的力量，都用来支持亚流。亚他那修第三次被放逐，这次他躲在埃及沙漠的修道院，在这里他开始撰写《反亚流》一书，当中他仍把帝王比做上帝。不久他向君士坦丁请愿上诉，文中他对君士坦丁个人或权威，表达极为顺从的态度。9

一年以后，从隐藏之地他匿名出版《亚流的历史》，文中他不留余地批判君士坦丁大帝，称他为「异教徒的皇帝与不虔诚者的保护者」、「现代亚哈」、「第二个耶洗别」、「敌基督者」。”为情势所逼，亚他那修开始质疑自尼西亚大会后，帝王在教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世界开始，这样的事何时听过？教会的判决需要帝王批准？帝王的法令也要教会认可？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开过很多的会议，也通过很多的决策，但神父也都没有征询皇帝的同意，帝王也没有积极参与教会的事工。92

因此历史学家西顿（K.M.Setton）作此结论：「亚他那修可算是意识到冲击教会新危机的第一人，他对帝王态度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也显示这反应的程度。」无论怎样，第四世纪教会领袖当中，亚他那修是第一个提出警告，要教会独立于政权之外。这呼声鲜明有如朱利安试图挽回异教的地位，只是帝王们仍继续支持亚流主义。

这事件与我们一直在探讨的经济问题，并非完全无关。亚他那修所口诛笔伐的，就是亚流派为讨好权贵，与政治挂钩，就把穷人、寡妇、孤儿从教会赶出。他抖出亚历山大城西贝田（Sebastian）公爵及亚流派人利益输送的内幕：公爵把教会移交给亚流派人，那些原本受教会救济的穷人、寡妇都被赶走，正统神职人员只好另觅场所，服务这些有需要的穷人，亚流派人为报复起见，就殴打寡妇们，并在当政者面前控告这些行善的教士。

令人怨声载道的是另一项新措施，亚流派发明一种法庭，就是把行善的人抓来审问，把接受帮助的人抓来拷打，似乎他们看不得有人行善，宁愿穷人挨饿受冻。94

亚他那修的作品中，并没有太多提到经济平等或照顾穷人，他主要还是义正词严批判亚流派的不对。除了愤慨亚流派对穷人没有同情怜悯之心，和引证安东尼说过要照顾穷人的话——这些话题大都在信件中出现，他一再提醒读者要想到照顾穷人。”所以，我们所要探究的不是亚他那修对这些问题写了些什么，重要的是他是批判政府社会的第一个典范，这样的态度正是下一代基督徒领袖的特色，如此他们也才能以更超然的立场，来批评他们那时代的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