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信仰与财富
第三部、君士坦丁及其后
第8章、新秩序下的教会
君士坦丁大帝的悔改信主，大大影响教会界及拉克坦丢的新秩序生活，那时他大概正在完成《神圣法规》第六卷书。
新秩序
公元三一二年十月底，君士坦丁大帝的威名远播，他率领大军在一个奇怪的旗号下，占领意大利，并挟其余威，继续与他的对手马克森特斯（Maxentius）作战，结果君士坦丁大胜，马克森特斯落荒而逃，掉到底比河淹死。君士坦丁凯旋回城，元老院议员封他为奥古士都。然后一个革命开始，改变欧洲宗教的风貌，甚至对接下来的几世纪，都有极深远的影响。
一开始，君士坦丁将他的成功归功于神圣的保护者，这保护者究竟是太阳神，或是耶稣基督？他本人也不确实知道。后来他逐渐公开表明他的信仰，死前他由阿利安主教受洗，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一直到今天，他信主动机的真诚，及对基督教的认识与了解，还是不断被人议论。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信主对教会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才更重要。有一点是明显的，基督教从原本是被「迫害」的「迷信」，迅速地转变成为帝国「官方的宗教」，这改变不是很快速，中间也多有波折。比如朱利安（公元361——363年在位）和尤金（公元392——394年）2领导的试图为异教徒复辟，便足以警示基督徒尚未完全胜利在握；不过一般而言，第四世纪的基督教本身是享有越来越多的特权。
君士坦丁是第一位恩准教会享有特权的皇帝，早在三一三年，（原因并不很清楚），他诏告北非的官员，命令他们给予教会实质的帮助，同时他写信给迦太基的主教凯希林（Caecilian）遵行他所昭示的。3同时他下令北非（非多纳徒派）教会免纳所得税，4后来又将这免税权扩及整个帝国的神职人员。‘在罗马城，他将拉特兰宫殿捐给主教，并兴建许多教堂，包括圣彼得教堂。这些都是用政府公款，建造得美仑美奂，有吊灯花瓶等。更不得了的，他斥资建造一个新城，叫君士坦丁堡以纪念自己，并整修扩建圣爱琳大教堂，又建立使徒教堂作为他的陵寝。同时，他母亲海伦对巴勒斯坦特别感兴趣，她捐了数座宏伟的长方形会堂，纪念在耶路撒冷耶稣埋葬地，还有在伯利恒耶稣诞生的马槽，以及希伯仑众先祖的坟地。虽然这些都是不平常的盛举，但也是当局的政策，因优西比乌（Eusebius）曾保存了一封君士坦丁写给众主教的信，特别是给大都会的主教们：
关于你们所在地的教堂，以及主教们，还有长老执事们，你们要热心在意教堂的建造，或要翻修，或扩建均可，若有需要，则可盖新教堂。
我赋予你们全权，观察当地的需要，可向省府首长或罗马禁卫军申请款项补助，他们已获得我的命令，要全力配合资助你们的申请要求。愿上帝保守你们，亲爱的弟兄。6
除了经济上直接补助教会及其负责人，君士坦丁也视自己为教会之外世界的主教，并立法把基督教的理念，运用在社会的新秩序上。许多涉及到性的行为与道德，遵守主日为安息日等，比较有深沉社会性的，就是关怀弱势团体。那些虐待奴隶的主人要受罚，也不能因着买卖奴隶，而拆散奴仆的家庭。10简化释放奴隶的手续，只要在教堂宣告，并有牧师作证即可。11此外，还有禁止警察刑求囚犯，12没收佃农的牲口农具，单亲孩子被弃养虐待的保护法。13最后，仿效旧约圣经所说的，政府要成为孤儿寡妇的保护者。有些历史学家指出这些政策措施，都是君士坦丁悔改信主的具体表现，反对派的则举出也有不少恶法，比如对罪犯逃奴的酷刑。总之，有些法令我们可看出，君士坦丁是采取基督徒长老的建言，一心建立社会的新秩序。15
君士坦丁没有禁止罗马传统的宗教，明白指示他们仍可自由地敬拜。16但他禁止占卜以维护传统宗教的纯正，且预防私意解说预言所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他本人及后之继承者，仍沿用传统宗教的头衔自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经过朱利安、尤金事件后，在政治的压力下，异教仍苟延残喘。
这股压力首当其冲的就是拆毁庙宇，君士坦丁藉着搜刮全国的艺术品，来充实美化君士坦丁堡，他的几个儿子特别君士坦丢，继续把叙利亚、埃及、加帕多家以及帝国境内其他国家的庙宇拆毁，这些都是藉着基督徒教士唆使暴徒所做。乔文安（Jovian，公元363——364年）开始没收异教徒的庙宇作其他的用途。维陵廷那（Valentinian I，公元364——375年）及维林（Valen，公元364——378年）倒是实施较公平的政策，只有维林皇帝，像君士坦丢那样支持亚流派反对天主教。
在格拉典（Gratian，公元375——383年）以及狄奥多西（Theodosius，公元379——395年）统治时期，开始立法杯葛异教徒，以前是暗中作梗，现在干脆明文诏示大众，狄奥多西（公元381年）宣布那些原是基督徒，后来成为异教徒者，不得获遗产，也不得立遗嘱。因为这类似援引以往罗马法的基础，对于非罗马身份者，公民权的限制。然而更厉害的是切断那些传统的罗马神祇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格拉典以前没有一个皇帝拒绝庞迪范麦斯（pontifex maximus）的头衔，格拉典却公开拒绝在传统祭祀典礼中穿祭袍，公元三八二年他甚至取消外邦祭司所享有的免税权，而把这种特权让给基督教神职人员。同时没收异教徒的捐献，把原本拨给异教的政府补助移作他用。要求原本设在元老院的胜利祭坛得移走。20早先，君士坦丁曾移走祭坛，后来朱利安又因其外邦宗教复兴的缘故把它搬回原来位置。因此，祭坛重现在元老院一事，成为一种贵族传统中宗教的象征。虽有外邦元老院代表寻求质询祭坛的定位，因着圣安波罗修（Ambrose）的干涉，连开公听会的门儿都没有，只好作罢。21从此，罗马皇帝就完全和古时宗教没有瓜葛。
从厘清界限到法令禁止，这当中的转变极为迅速。公元三九一年狄奥多西颁布两项法令，凡是基督徒改信异教者，一律取消其公民权及参政权；另一项是禁止在罗马城内异教崇拜。22第二年这项禁令扩及到全国，23到三九二年十一月八日，异教崇拜全面正式禁止。
「异教徒」这名字很有意思，最开始，这字是指「乡下人」或「农夫」，也有「老百姓」的意思。特土良是第一个使用这字形容非基督徒，24到第四世纪后期人们才把这词与「传统的罗马宗教」连结在一起。25事实上，这贬损之词，也有几分真实性，因它就贬损的含义是说，古代文明的传承者不属于那些崇拜传统神祇者，而属于基督徒。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不同「城市」、「文明」与「异教」、「乡下」的比较。就力有未逮的事实来讲，乡下也成为异教徒敬拜古代神祇的最后避难所。26
另一方面，第四世纪几乎许多高官贵族、知识分子都是传统宗教的阵营。至少直到四世纪末期，罗马元老院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异教徒，还有许多修辞学教授也是如此，他们相信他们所寻找的语言文字之美，都可从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中获得，因此许多贵族文人都保有祖先的传统宗教。27
在某些方面，乡下人的保守主义，和贵族的保守主义寻求相互的支持，有名的修辞学家安提阿的利巴纽认为摒弃传统宗教将会导致经济崩溃，因为乡下农人相信若把保佑丰收的庙宇神明拆除，他们就会枉然劳力。28
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基督教在乡下地方的中下阶级蛮得势的；在北非及埃及则不然，在乡下地区推展不顺，更不用说在贵族，那是更难了。因着君士坦丁堡的建立，以及新的议员产生，他们没有传统元老院的包袱，大部分都是基督徒。这也是第四纪的新作风，皇帝喜悦提拔那些出身寒微，却肯做事的才俊于高位，这也引起老贵族的不满与反对。屈梭多模的老师，就是安提阿的利巴纽，常抱怨这简直是个麻雀变凤凰的时代。29
到第四世纪末，虽然所有职位也对异教徒开放，也有许多异教徒居高位的例子，但很明显的，那些具有基督教身份的爬升得很快。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对君士坦丁的悔改没有异议，但却指出「有些人动机不纯正，他们混入教会，想利用基督徒名分」挤身上流社会。30有些人则像墙头草，见风转舵，不断更改信仰。31但我们不能因此断定教会得利益，是因这股挂名之风。比较可能的因素，是因异教徒正好失势，基督徒突然成为帝国的新宠，恰巧填补这旧宗教的真空。
因着突然降临的特权，我们可预见财富及权力所带给教会的冲击，最明显的是教会对外做慈善事业的财源大大增加。
基督徒收到巨额的捐款，（有些是来自君士坦丁本人），将之重做分配。以前救济金都分发给经济情况不错的城市人，现在基督徒则把它分给最需要的人，诸如那些老弱残障、鳏寡贫穷者。到第四世纪末，还成立许多招待所及慈善中心。32
当然，财富及权势的膨胀，也有负面的影响。例如加入神职人员行列，可成为逃避责任义务的少数方法之一，3因此圣职授受竟成为一种交易。4屈梭多模曾抱怨这种买卖行为，巴勒底（Palladius）就曾报导以弗所有个主教像中盘商大批卖神职，结果被人告发抓到官府，只不过打几下手心而已。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本人就曾毫不隐蔽地建议，为逃税不妨贿赂主教以得神职，而且奥古斯丁也对那些将私产伪为教会公物以求免税赋的主教宽容不追究。”7
这种新局面造成不少有钱人进到教会，有些简直是亿万富翁，一天内有能力释放了八千个奴隶，3屈梭多模讲道中曾指出会众中有人家里用得起金器、银器及象牙床。39
纵然如此，若以为教会外貌一夜之间就改变，也是不正确的讲法。有一点很明显的，就是在东方或西方，都市不少工人阶级成为教会的主流，而教会就很难打入贵族阶级，特别是在西方。除了北非、埃及，及东方极少数的地方，乡下地区的大部分人仍然维持传统的宗教信仰。42概括来说，帝国境内非基督徒的比例还是相当高。43
很有趣的一点，即在此教会突然变成主流的转型期，虽然法令对传统的异教严苛起来，但并没有贵族、军队、农民的暴动抗争行为。贵族有抗议，但从未反叛。近年暴动的一次是挂名的基督徒尤金，答应异教徒要恢复他们传统宗教地位，结果吸引了许多贵族加入其阵营，但最终也止于喊口号、打笔仗而已。军队则本来就习惯服从命令，因着新兵多半来自已脱离祖先宗教的传统，也就顺理成章听从其长官的吩咐。至于农民，除了少数几起杀宣教士的事件，大致也是保持缄默，但私下他们仍偷偷拜他们的神明为祈求丰收，但他们没有造反。惟一抗争的农民倒是基督徒农民，他们不同意罗马当局强制干涉宗教的政策。异教徒的农民是默默顺从，若有抗争行动，如发生在高卢、西班牙，也不是因为忠于自己宗教信仰的缘由。相反地，北非那些不满政府当局宗教政策的基督徒，起而武力抗争，因为几世纪以来遭迫害的经验，教导他们，政府的权威不是最终的手段。
但大部分的基督徒领袖并不与他们站同一边。皇帝的转变与支持，在那个大逼迫的时代，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也带来情势的逆转，主教们感激都来不及。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是教会的领袖，也是当代有名的学者，写了《君士坦丁的一生》及《君士坦丁颂》。在第一本书中，他说他「就对君士坦丁所知的资料，选择适合的，值得存到永远的来记录」。4此话暗示他删掉那些不适合的部分，不记载它。他的目的是要使这位「蒙福王子的一生」能对后世有激励的作用，所以他并没把皇帝坏的事也写上去，为要使君士坦丁完美如同圣者使徒。第二本书，他对君士坦丁的称颂，洋溢于字里行间：「他是智慧、美善、公义，犹如与智慧、美善、公义的神相通，又有美德、威武，那是来自属天的能力。」45这些并非溢美之词，实在是有感于大迫害时期的结果，优西比乌以其神学基础，与对帝国体制的了解，油然产生对君士坦丁的称颂。4优西比乌因着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把地上的王国视为天上王国的影子，帝王犹如上帝的形像，上帝就像帝王本人。48优西比乌只是把一般人对君士坦丁的感受，用较诗意优雅的文句表达出来，他独到之处倒非他的创见，而是他将一般人想讲又讲不出来的感受，用瑰丽的词藻叙述。优西比乌以为「君王个性的神圣特性永远是举世歌颂的主题」。而这些歌功颂德的话，有时连君王本人，都觉消受不起。49在尼西亚会议上，犹士他大主教代表大部分的主教说优西比乌的君士坦丁颂是「颂词中的桂冠，引人将焦点放在这件教会历史上的大事」。5对这位皇帝赞美及尊敬的态度，恰似把皇帝视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一直是大多数人长久的看法。第四世纪末孟裴斯的阿普他指出那些多纳徒派以为自己比帝王还伟大，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只有上帝比帝王还伟大，所以自称比帝王伟大者，是僭妄者。5甚至亚他那修（Athanasius）起先和他当代人一样（后来极力批评政治），满怀热心想要藉着政府保护教会——给予充分自由，以建立社会新秩序。后来也不免痛心直陈政府过度干预神学事务。52
多纳徒派的抵抗
北非是一个不理会帝国权力的地方，也不在意帝国在上帝的秩序中所占的位置。从第三世纪开始，那儿的基督徒就以刚毅、反传统闻名。特土良的「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关？」「学术与教会有何共同性？」就是这类敏感的词句，可以闻出叛逆的味道。他们不仅质疑哲学，也挑战社会文化，甚至抗衡整个「世界」——那地区典型基督徒的样式。本来殉道者及神父在帝国其他地方就很受尊敬，在北非尤其是如此。大部分教会反对自己主动去殉道，但这行径在北非却受赞美。从特土良那时候开始，他们就谴责临难而逃的懦弱表现，虽然别地方的教会曾鼓励信徒识时务而随机应变。4第三世纪特土良就曾因临难逃脱，以致主教的威望大受亏损。
因信仰受过逼迫苦难而活下来的牧者，其声望地位要比主教来得高，罪人是到他们面前，而非主教面前得到安慰，与神和好。若说在君士坦丁之后，居普良和他的神学所以受到爱戴，那是因为后来他成为殉道者之故。北非信徒所以尊敬殉道者及神父，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勇气与牺牲，更是因为他们敢挺身而出，反对政府及社会的权威。殉道者常常公开批评罗马帝国及其社会、经济架构。和特土良同时代的麦尼丘（Minucius Felix）就曾谴责罗马人的伪善与贪婪。
罗马人的民族性着实太鲁莽、暴戾，他们的庙宇都是血腥暴力和别人墙倾城摧的成果，是建立在神祇的灰烬和祭司的杀戮上。攻克俘虏那地的居民后，又屈就那被征服之民的宗教，是一种侮辱丢脸之事，膜拜歌颂所抢来之物，是亵渎神明而非敬拜。所以，罗马人每到一处，性灵就被污染。他们在连连报捷的同时，也将庙宇的捐献搜刮一空。罗马从未因宗教敬虔而显得伟大可夸，而是不虔诚，亵渎神明成名的。55
君士坦丁悔改前一个世纪，基督教在北非推展得很顺利。我们无法得知详情细节，因为史料断简残篇，文稿有限。但有一点很清楚的，就是基督教在迦太基及沿岸的大城颇为兴旺，后来在第三世纪很快地传到内地，因此君士坦丁悔改后，基督教不仅在北非的罗马省份，并且在腹地的两个城努米迪及马力坦也欣欣向荣。
基督教跨越罗马文化的限制，推展到北非乡村，讲巴伯及庞尼话的族群当中。在庞尼战役（公元前二、三世纪），罗马人打败迦太基之后，巴伯及庞尼人就受拉丁语系的殖民者压迫，但本身文化并未消逝，在迦太基城他们仍讲庞尼话。当然乡下人是相当仇视征服者，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文化及秩序。很可能是这个原因，使得这些乡下人特别认同只有少数人信仰的基督教，当时还被认为是异端遭迫害的宗教，而它也被视为公开反对其「世界」及其价值观的宗教。
在经济、社会变革横扫整个北非地区时，基督教在北非乡下地区得到蓬勃发展。随着内战及经济混乱，第三世纪的危机在北非尤为显著。它的大城一直没有恢复重建，支撑整个经济动脉的中小农庄地主，更是元气大伤。在戴克理先及君士坦丁时期是有所改革，政府向那地区人征高税，结果他们只好把税金的负担转嫁到仍有生产力的乡下地区。在北非许多土地都在那些有权势，且有许多投机方法减税的富有地主手中。然而税还是要征，农民叫苦连天，深感被压搾和剥削。56收税的工作落在低阶贵族——教廷助理——手中，乡下广大群众把这些助理视为压搾者。而这些助理也越来越觉得他们的职位没有保障，有时必须自掏腰包补足收不足额的税款。于是社会剥削者与受压者形成对立，紧张情势有增无减，特别是乡下农夫视有钱地主及少数幸运的教廷助理为压迫者，而后者则落在骑虎难下的困境。
君士坦丁去世后，许多当地基督徒不满此一宗教上新的安排，主要的神学争论是不适任的教士是否可以主领圣餐——特别那些在最近一次的逼迫追捕时变节，把圣经都上缴政府的神职人员。而是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变动议题，有如雪上加霜，增加情势的紧张。因为君士坦丁及其后继者支持那些与其余教会有联系的党派——为方便起见，我们就称它为「天主教」，虽然双方都争取用这名称——另一个派别，就被称为「多纳徒派」，”两派利益的冲突就引发社会的不安及反政府的情绪。最后发展出拿起武器以保卫多纳徒的割礼派，并以暴动反抗对农民经济压搾的迫害。
这儿我们并不要深究那些彼此争议的主张或「多纳徒派」在各阶段的发展。重点乃在其所主张社会、经济各个议题的观点及他们如何抗衡君士坦丁的措施与政策架构。很不幸，关于「多纳徒派」很少有文字作品的记录留下，更不用说「割礼派」，只有一些民间传说及考古学的证据供参考，因此不可能窥其争议的观点和实施方法的全貌，但从史料记录中，我们不怀疑「天主教派」及「多纳徒派」的最大不同点，也就是天主教批评后者，说他们倾向藐视当政者的权威，并且代表着社会不安和暴动的一个运动。
关于政府权威的争议，起初「多纳徒派」以为向皇帝请愿申诉，并没有什么不对。一开始君士坦丁偏向「天主教派」，「多纳徒派」乃向皇帝写状告对手。君士坦丁答应秉公处理，就要求两派负责人出席会议，请罗马大主教米提达审理，结果是对他们不利。但他们仍再一次向皇帝上诉，结果由阿里斯委员会审理此案，结果仍是对他们不利，他们仍不死心，继续上诉请愿；至少偏心的奥古士都是这么说。59最后，大约到了公元三一六年，「多纳徒派」体会到他们从皇帝那儿，是得不到任何的公义，就越来越与北非的教会有共识，觉悟教会是与世界、与帝国毫无妥协可能。
公元三一六年之后，「多纳徒派」坚持政教分离，政府勿干涉其教会事务。特土良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基督徒与皇帝们有什么关系？「主教与皇宫有什么关联？」还有「皇帝与教会有何关系？」“此外，我们也听说在朱利安统治时期，政府对两派都还算公正，「多纳徒派」藉着法庭议事要回许多「天主教派」处置掉的教会财产。62公元三七二年摩利坦（Mauritanian）的费毛斯（Firmus）造反想推翻帝国，自称为王，「多纳徒派」都支持他，后来其弟盖多（Gildo）也揭竿起义。虽然「多纳徒派」的教义支持政教分离，但当官方当局对他们礼遇时，他们就不提政教分离的事，这也是可理解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