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救赎进程

第十一部、国度与教会

导论

随着使徒事工的结束，神主动地结束了使徒们为复活的基督所作的见证。不过，使徒时代的结束并不是指圣灵的工作、基督的显现或是父神在教会中的旨意也随之终结。教会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明白父神的忍耐有多大，基督对教会的爱有多深，以及圣灵如何继续有效地改变个人、教会和社会。三一真神的工作使耶稣的福音光辉照亮至地极！

我们要在这一部探讨造成今日福音世界的人物、事件以及运动。我无意彻底地探讨或更替过去教会史中许多有用的工作。这几页的讨论为要提供救赎史前几个阶段以及耶稣基督最后、最顶峰的启示之间的关联。

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人物、思想和运动的文化调整，需要读者以耐心来阅读。若是从二十世纪优势的观点来评断，则太容易论断这一故事的任何部分。教会史证明了教会制度的持续力，以及三一真神在教会内、外和超越教会工作的延续。我要在这一综览中竭力避免批评主义（judgmentalism）、缺乏远见（myopia）以及排他性（exclusiveness）。对过往的批评主义经常忽略了神在过去十九个世纪中的作为。缺乏远见则使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自己文化上的调整反应。排他性则助长以自己团体的教义与作为为傲的心灵。

三一真神在圣徒受到逼迫时工作；在异端发起时槌打出教义：在觉醒、复兴以及改革运动中工作；拯救他的百姓，并使他们成圣进入永恒。神为了成就他的旨意，他乐意使用人类、短暂的制度、文化的表现、宗派与分离运动，甚至是世俗化。虽然他的百姓如此地不完全且不可靠，他仍然是信实的主！

第三十六章、世界里的教会

基督教承袭了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对如何适应世界的关怀。犹太人必须学习如何将圣经应用在变迁中的世界，不管是对希利尼主义，或是罗马帝国。基督教首先碰到的是外邦人的会籍问题，其次，教会必须适应逐渐脱离会堂与犹太教的情况。第三，基督徒必须对抗罗马帝国与异教的压力。当教会开始自立，有她的立场时，她会不断地面对基督徒如何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的问题。（参考图二十五）

年代	时期/事件
主后29-500年	早期教会
29	耶稣的死和复活
70	耶路撒冷城陷落
100	护教时代结束
312	君士坦丁王归正.
325	尼西亚会议
400	奥古斯丁
500——1350	教会和势力
800	查理曼大帝
1054	教会分裂乌东、西方
1096——1272	十字军
1350——1600	文艺复兴和改教
1517	路德的九十五条
1536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1600-现今	现代
1611	英王钦定本圣经
1648	威斯敏斯特信条
1750	卫斯理:大觉醒运动
1750——	复原教事工的兴起:社会改革;圣经和神学的研究: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启蒙运动

图二十五．教会历史的重要事件

基督教面对罗马帝国

见证与恒忍

早期基督徒都效法使徒为耶稣他们的弥赛亚作见证的信心。他们热切地传讲他们的信仰，并预备为基督而死。罗马帝国的官员与公民都不了解基督徒为何如此委身。信仰基督于是快速地传遍各地，尽管因此激起了人们对基督徒的仇视，也尽管基督教曾被判为非法的。

在尼禄（Nero，主后54——68年）、多米田（Domitian，8l——86年）、马可奥热流（Marcus Aurelius，161——80年）、德修（Decius，249——251年），以及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的统治期间，基督徒都因基督的缘故受到逼迫。坡旅甲（polycarp）的殉道就是一个感人的例子，面对逼迫坚忍不屈。年迈的坡旅甲在折磨他的人面前认信基督：『八十六年来，我一直在事奉他（耶稣），他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能亵渎拯救我的君王？』他在祷告中去世：『我祝福你们，因为你们认为我此时此刻值得列入殉教者的名册中，饮我基督的杯，以复活到永生』。

教会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发展非常显著，即使不断地有猛烈的逼迫。在这个时候，有些人已升至显著的地位：如殉道者犹斯丁（Justin Martyr，约150年）、他提安（Tatian，约150年）及特土良（Tertullian，约200年）等护教士，为福音挺身辩白；另一方面，辩论家爱任纽（Irenaeus，约175年）、亚历山太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约175年）、俄利根（Origen，约225年）以及居普良（Cyprian，约250年），更清楚地说明了信仰的内容。

一般的敬虔行动

早期的基督教非常专心于祈祷、读经以及公开认罪。依照第二世纪的文献十二使徒遗训（the Didache）所说，信徒在每个星期天聚会认罪。自第四世纪起，基督徒指定主日为公众礼拜之日，并且在礼拜的日历上订定各种节日（尤其是复活节与五旬节）。由于基督教在第四世纪得到法律的承认，各种庆祝不仅增多，而且也越来越公开了。由于巴勒斯坦很多地点都被定为圣地，一些遗物就又被置回，作为可见的提醒，使人们纪念耶稣和使徒。经常，它们就变成人们崇拜的对象，并认为它们带有特殊的能力。

逐渐地，东西方教会在敬虔的表现上引起了教义上的差异。东方教会的信徒越来越有神秘的倾向，发展他们自己的礼拜日历，以高度的艺术表现——耶稣与使徒的图像，作为公私崇拜之用。这一作法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图像被保留作为东方教会固有的、信徒敬虔的传统。

苦修主义

苦修主义在改教运动之前就对基督徒产生强大的吸引力。部分由于受到逼迫、相信基督要立即再来、国家与教会的腐败，以及像摩尼教（Manicheism）一类异端的影响，信徒都非常倾心于纪律严格的生活方式。苦修之道包括禁戒婚姻关系，只能吃粗糙的、干燥的食物，有时甚至拒绝饮水。隐士的生活方式更趋极端，他们离开家庭，一起作息，生活在文明的边缘上。

手册与信经

基督徒需要有关信仰的指导。因此，有关基督徒的信仰、崇拜和生活手册便撰写而成。其中之一就是『信仰准则』（Rule of Faith），包括问题与解答。其他类别的手册也因需要而产生，如青年信徒以公式背诵他们的信仰：『我信……』，像使徒信经所记的。当这些手册大量复制和广泛使用时，教会也发展成合一的信仰与行为。虽然这些信仰手册与要理问答对青年信徒非常有帮助，他们还是无法处理每一个问题。慢慢地，基督徒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澄清，包括有关神、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救恩、人的本性，以及圣经的权威等方面的教义。这些信条是为了处理教会内部的异端以及教会外面的哲学学说而发展。

信经的产生为要回应这些挑战。随着各种异端、争论以及会议的出现，神学团体也增加了——但是也促成各个时代脱离使徒教会。正面地说，神学定义与信仰声明提供信徒之间的团结和教会信仰的明确性，若是没有它们，后代的信徒就会重蹈以前信徒已妥善处理的问题。此外，圣灵在动工，兴起干练的领袖，因此，信徒可以借着他们的著作与考虑的重点进一步了解圣经的意义。负面地说，教会领袖与信徒之间，受过神哲教育的以及没有受那样教育的人之间逐渐有了距离。结果，这一分离促成平信徒对神职人员的依赖。

教会的宽容与活力

来德里（Kenneth S．Latourette，1884——1968）已经看到，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的谕令，『实在是一个比早期逼迫政策更为严重的威胁』。教会不仅处在屈服于国家的危机中，也太快认同了希罗文化的遗产。这种基督教与一个特定文化表现的认同，使得它的见证限制在罗马帝国的地理范围内，并且限制它快速地东向发展。

随着罗马帝国在主后313年基督化之后，基督教就逐渐沦为政府的工具。这个过程是危险的，因为它使基督教信仰逐渐世俗化了。第四世纪的分离族群，如诺洼天教派（Novatianism）与多纳徒派（Donatists），都要求严格地遵守他们敬虔的传统。东方教会（也称东正教）的信徒退出了教会与世界，为要借着苦修享有与神的团契。该撒利亚的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殁于379年）慢慢地促使这些单独的苦修者集合在一起，按着他所定的规条组成具弟兄关系的基督徒团体，并且接受教会组织合法性的标记。这些运动逐渐向西方发展；到第五世纪时，它的影响已达到爱尔兰。有些人已经隐居起来，只专心于属灵的事物；也有些人像博学的修道士耶柔米（约342——420年）一样，为后世留下高风亮节的学者风范。他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武加大译本；Vulgate），并且为圣经各卷撰写注释。

来德里诠释了这个时代所遭遇的属灵危机：『基督教极度的成功反而使她身陷危险。她经过第一次伟大的胜利，开始与希腊一罗马的世界亲密地结合，而后者的崩溃，很容易也导致前者的消灭。』但是在罗马帝国崩溃时，教会展现了她的弹性。她属灵的力量来自圣灵的显现，而非出自政治与组织的合一。基督教的信仰胜过政治与文化的组织，即使前者的本质常被后者所包装。她用来克服逼迫、教会政治化、混合型文化，以及所有人的软弱之巨大动力，就是耶稣基督。从耶稣的诞生到中世纪教会这五百年期间，都在见证耶稣的教训以及对他荣耀再临的盼望是极有活力的。他战胜了罗马帝国、异教信仰、野蛮人的侵略、异端邪说，以及成长中的教会所遭遇的灵性挣扎。

基督教面对世界

修道主义、苦修主义、进深的生命以及宣教，都是基督教信仰回应世俗化挑战时所作的正当表现。灵性的更新贯穿教会里外。教会的主一直在带领着他的子民，甚至在基督教没有很大进展的几世纪中亦是。但是世俗化招来了惨重的损失，某些地区沦为回教领土，而东方教会（东正教）与西方教会逐渐分离，最后形成基督教的两大分支。祭司体系与教皇的腐化和政治化，进一步地掺进了教会的属灵本质。此外，当主后一千年基督教居优势时，已由被迫害的少数团体摇身变为异教徒的逼迫者了。

修道主义

修道运动是一个正面的媒介，它使某些热心于信仰的人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聚集在一起。虽然改教者反对这种基督教形式，它依然在教会史上留下一个正面的标记。修道主义在教会严重衰退的时代，保持住属灵的热切，从它产生出很多宗教改革者，这种人是从教会一开始就存在着。马丁路德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奥古斯丁派的修士，一生追求与神和好，而且也如愿以偿。

修道主义在那黑暗的时代中好像一座导航的灯塔。当世俗化与腐败盛行时，修道会以积极的态度回应当代的邪恶。他们依据耶稣的教训，提供属灵的、学术的以及文化的更新源泉，而不是更多地去适应变迁。举例来说，设在克吕尼（Cluny）的修道院借着提供有关社会、教育以及政治等方面的理念，来鼓励修士们积极地参与社会。克勒窝的圣伯纳（St．Bernard of Clairvaux）与西笃会（Cistercians）的修士则遵守圣本尼狄克（St．Benedict）的贫穷守则，并且遁世，但期盼他们的修士都能劳动终日，避免懒惰。圣法兰西斯（St．Francis）修道会奉行贫穷守则与苦修主义，是对所有修道会一个有益的提醒：不要忘了原来的理想。圣多明尼克（St．Dominic）修道会期盼他们的修士奉献生命过一个贫穷的、传福音与教导的生活。每一教派的修道会都意图对社会有一些如此的贡献。

北欧与东欧的宣教

宣教运动是基督教更为积极的表现。罗马帝国被野蛮人的入侵打得落花流水，甚至在主后410年，罗马被他们摧毁了。在这种情况下，希坡的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撰写了《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说明『上帝之城』是比『人之城』更高的理念。这种对神国的建立的关怀鼓动了宣教士以传福音来回应当时野蛮部落的挑战：乌斐拉（Ulfilas，311——383）、都尔的马丁（Martin of Tours，316——396）、帕提克（Patrick，389——461）、奥古斯丁（Augustine，约575年；并非希坡的奥古斯丁）、科伦巴（Columba，521——597）、鲍尼法斯（Boniface，约725年）、卫利勃罗（Willibroad，658——739）、安斯加（Ansker）以及其他宣教士，都先后将福音传向哥德人、克尔特人、不列颠人、苏格兰人、法兰克人、夫理斯兰人（Frisians，荷兰北部），以及远方的挪威人。到主后一千年时，大多数的西欧国家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了。

基督教面对的功课

由于对基督教文化的关注，教育机构因而先后兴起，以教导基本技巧为其宗旨。法国的统治者对欧洲的教育尤其有远见。因此，查理曼大帝（约800年）设立了『宫廷学校』。透过这个制度为西欧提供了基本的教育，进而奠定日后发展大学教育系统的基础。

大约在同一时期，回教已将希腊死的遗产变成活的文化，以翻译及研究希腊的文学、科学、几何学和哲学等方式来着手。西方的文化透过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几乎已被改变成一个理性的、科学的开放社会。

犹太学者们小心地研究并应用了阿拉伯人在哲学与语言上的成就，尤其是以斯拉与迈摩尼得斯（lbn Ezra and Maimonides）在这方面的努力更为显著。由于他们广泛的影响，犹太教对更连贯方式的圣经研究采取开放的态度。这个pesat（简单）的方法鼓励利用一般的文法规范与文学传统来研究圣经内容，而非重复过去传统所用的诠释方式。在某些圈子内，更哲学的诠释方法是很流行的，但是对犹太教并没有持久的贡献。不过，这两种方法对基督教学者的确有相当的影响，他们利用它们来了解旧约经文。

此外，十字军的东征与和东方贸易往来，把东方古代的文学与学问带入了西方。为了探求更广大的市场，贸易旅行就成为必需，进而使西方了解他们文化的极限。边界门户的开放，因而也向西方社会发出挑战，使他们再度去思考所熟悉的结构。

经院哲学与文艺复兴

教育、科学研究、对更广大世界的接触，以及从遥远的过去所开启的宝藏改变了西方的中世纪文化。过去熟悉的思想、诠释模式，以及对世界的了解正受到挑战。中世纪的社会反映出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混合着异教信仰、迷信、对未知害怕、相信人类万能、对未知感到兴奋、教会的爱心与不信任、灵性的腐败与新的属灵生活、君王与教皇世俗权力的扩张以及教会的发展等。当人们沉迷在研究中时，他们表现出对神、人以及世界有更多的认识。虽然一般的人已对这许多的变迁产生绝望，文艺复兴的世界依然产生了改教运动！

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指中世纪的一个运动，它充满了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与神学的相互关系。所谓的繁琐派学者（schoolmen），是依据理性的地位、教会与研究的地位，以及信仰与研究的关系来区分派别的。由于他们的关注，大学教育系统兴起，有教会学校，如巴黎的圣母院，也有大学，如巴黎、波隆那、帕都亚、牛津、剑桥、维也纳、布拉格、来比锡、海德堡、巴塞尔，及卢文。

从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之间，经院哲学由基督教的神学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之中发展成一个统一的系统。坎特布理的安瑟伦（Anselm）、亚伯拉德（Peter Abelard）、伦巴都（Peter Lombard）以及阿奎那（Thomas Aquinas），都对这一派有极大的贡献。尤其是阿奎那，以研究神与人世界中的金字塔式的、阶级的架构闻名。神等于是『最高的善』（the supreme good），而人置于有生命与无生命的物体之背景下。存在（Being’也即『神』）与现实世界之间是一条从较大到较小的『存在链』（chain of being）。人的善是到像神的程度。阿奎那认为’世界是有秩序的，也是有理性的，所以大自然反映出神的心意，而基督徒必须使用适当的逻辑思想来接近神。一个更为实验性的经院哲学派在圣方济修会（the Franciscans）中产生了，他们之中的Robert Grosseteste与培根（Roger Bacon）开始实验三棱镜、镜子，及彩虹中的光学，发展了现代的科学理论。

文艺复兴（Renaissance；再生之意）是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期间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它开始于意大利，以后则迅速扩展到北欧。它反映在绘画与文学中，如薄伽邱（Giovanni Boccacci）、达文西（Leonardo daVinci）、拉斐尔（Raphael）及米开兰基罗（Michelangelo）等；也反映在古典研究的复苏中，如锐赫林（Johann Reuchlin）、摩尔（Thomas More）、以及伊拉斯姆（Erasmus）等，人类的精神因而受到鼓舞，重新点燃了生命中的喜悦。文艺复兴促成了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它实际地评估人性如何受罪的影响，且需要神的恩典。同时，人们也开始健康地去认知人类过去与现在的文化成就，这正是对人类的潜能存乐观主义的想法。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引起了一个基督教与亚里斯多德主义的新的综合体，指出最后的权威不是教会，而是人。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改教运动产生了。

神秘主义

另外一个正面的发展是强调与基督有神秘关系的思潮。这个潮流，由艾哈特（Eckhart）、陶勒（Tauler）、神的朋友（the Friends of God）、日耳曼神学（the Theologia Germanica）、锐司布若克的约翰（John of Ruysbroeck）、共同生活弟兄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Life），以及温德斯海麦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Windesheim）等人的教导而兴起。共同生活弟兄会出了一本极伟大的著作——《遵主圣范》，是由一位荷兰神秘主义者多马肯培斯所撰（Thomas a Kempis；约1450；《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文选》，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他的敬虔的原则是与神团契最佳的指导。

十五世纪时已经感觉到圣经译成白话文所产生的影响。威克里夫（Wycliffe）不仅翻译圣经，而且还训练了一批人传讲圣经的道理。其他改教运动之前的领袖还有波希米亚的胡司（John Hus）与西班牙的西斯尼罗（Jimenez de Cisneros）。

改教运动

改教运动在教会历史中意味着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基督教中的路德会、改革宗（Reformed）、长老会、浸信会以及圣公会就是由改教运动发展而成的。改教运动的核心在于对一个人与神直接的关系之关注。这个关注的立场来自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中所澄清的『因信称义』的性质。改教运动的胜利就是让圣经自由地说话，不要被传统的解释或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蒙上阴影。1517年，路德将他著名的论文钉在威丁堡教会（Wittenberg church）的大门上，惊人的改教运动因此而起。当时他还不知道圣灵如何动工，预备这个世界进入即将来临的更新。他爱耶稣和神的道，他也紧紧地持守信徒皆祭司的信念。当他在对抗教会的权威时，愈来愈明确地肯定改教运动中的惟独（solas）：惟独信心（solafide）、惟独圣经（sola Scriptura）、惟独基督（solus Christus），以及惟独恩典（sola gralia）。改教运动的信仰很快地就传遍西欧。路德无意推动改革全世界，但是神工作的果效透过他至今仍与我们同在。为马丁路德我们要感谢神！

改教运动刺激教会发展新的信仰告白与要理问答。复原教中最大的差异要回溯到主要的与次要的改教运动者对圣经的了解。不过，教义的发展不是没有争论的。每个团体都是依据它与大公教会背景的关系，以及与至少一个其他的分离主义团体的关系来定义自己的特点。举例来说，信义宗主义（Lutheranism）是与罗马教会、加尔文主义和重洗派对抗之下来发展自己的教义。

虽然路德、加尔文以及其他改教者都发现，他们很难重建一个合一的基督教世界观，然而对『信徒皆祭司』观点的肯定就是一个重要的开始。每一个基督徒，都被神呼召，以发展、实现他们的恩赐来荣耀神。以一个更实践的观点来说，信义宗主义与改革宗的神学家对信徒皆祭司的性质，各有各的看法，他们的分歧点起于对自然与恩典之概念不同。

信义宗主义在本性（nature；或译作自然）与恩典，文化与基督之间加以区别。这一区别是起于对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与神学的反抗。阿奎那认为，人类文化方面的成就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顺应自然法；恩典之外若再加添什么，都没有永恒的价值，这就是本性与恩典之间的差异。路德在对抗中世纪的观点时，减低了人类精神（本性）的价值，强调世人的罪性，以及始终需要恩典。文化与人类的成就都没有最终的价值。基督徒是活在盼望中，盼望基督再来时神悦纳他们的工作。重洗派对人类的文化成就则持更悲观的看法。他们也强调人类的罪性，并认为不可能有基督教文化产生。

另一方面，加尔文是从神的国度以及耶稣基督的得胜观点来发抒他的神学。他认为自从亚当与夏娃堕落的那一刻起，神已开始矫正这个世界。虽然世人是罪人，那些被神救赎的人可以领受基督的恩典，成就重要的文化贡献。

从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一种新的经院哲学使改教运动变得僵化。不过时间并非静止不动，人文主义的精神继续在释放人类。改教运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结合了有关人类的恩赐与罪的信念，发展成一种人本主义，认为人类的能力与理性是无极限的。启蒙运动的精神将神从研究的世界中剔除了，并且导向自然神论（deism）；康德（Immanuel Kant）把宗教束缚于理性中。世俗主义与人本主义是现代的特色，从十四世纪一直延展到现在，为一个漫长过程的自然结果。基督教与人本主义已经结合在一起了，但是它们是『同床异梦』。对人的崇拜导向人本主义；对人的绝望则导向存在主义。唯有信靠基督这位神一人，才能肯定神在地上的国度。

现代

现代思想的发展

十七与十八世纪经院派的复原教并没有产生重大的科学或哲学的发展，然而，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却有极大的进步。开始时，敬畏人类文化的遗产、人类的能力以及科学研究的学者仍然与教会分不开。人文主义是一个运动，与教会、教育关系密切。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研究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以及如何适应这个现在变得更小也更大的世界。不过，到十八世纪时，人文主义已逐渐脱离基督教。理性主义盛行了，思想家把理性当神，并且变得更醉心于人类的能力。在这个背景之下，启蒙运动也开始发展。康德的作品《合理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Reason Alone，1793）代表了那时代的精神。康德在其所撰之《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一书指出，人是透过理性以及人类理解的范畴而获得知识。他非常排斥启示，并且主张对神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康德的人类理解范畴，尤其是他空间一时间的连续以及对神存在的论证之批判理论，已对以后的神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尝试去矫正，他的神学概念是：隐藏的神借着圣灵与道在耶稣基督里启示给世人。然而，西方的宗教思想仍只能走向世俗化的福音以及『神死』运动。旧约与新约的批判研究进一步分裂了信息与目的合一的观念。这一个焦点已从释经转向来源分析和宗教比较的研讨。圣经已经被贬为众多著作之一，而且以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它。

福音派的回应

由于对福音真理与教会洁净的关注，复原教的经院哲学主义于焉发展。神学思想与教义的精密准确已成为十七、十八世纪的标记。复原教不太参与宣教活动，也未意识到世俗主义的精神已逐渐扩展。形式主义与僵化的正统派也开始蔓延。为回应教会的这种冷漠，圣灵兴起了巨大影响复原教教会的各种运动。

敬虔主义与奋兴

在亲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1700——1760）的领导之下，莫拉维亚派的人（the Moravians）于十八世纪时在信义宗教会里面形成了一个福音运动，后来则在圣公会的教会中发展。莫拉维亚人士在面对形式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挑战时，理出了一条复兴的道路，就是彼此鼓励、研究圣经以及布道。他们非常重视圣经，而且对宣教运动怀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差派很多宣教士到新的殖民地去。透过他们广大的影响，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也悔改归主，于是福音的火焰继续被卫斯理带到美洲。

与莫拉维亚派的运动同时发生的还有美洲殖民地的『大醒悟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1725——60）。圣灵使用公理会的牧师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尤其是怀德腓德（George Whitefield），将奋兴带向新英格兰地区。虽然他们受到长老会强烈的抗拒，他们还是赢得不少长老会的会友及其他人的支持。由于大醒悟运动，很多教育机构先后而起，如普林斯顿（Princeton）、布朗（Brown）、罗特吉（Rutgers）、达特茅斯（Dartmouth）以及宾州大学，而一种超越宗派的容忍扩大了信徒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如奴隶制与对待印第安人的问题。

主使用卫斯理兄弟，查理和约翰，公开呼召各阶层的男女传扬基督的福音。受莫拉维亚派所影响，卫斯理兄弟表现了极显著的宣教热诚。查理在教会及监狱中传道，并且撰写了7，270首圣诗！约翰则是一名旅行布道者，往返于伦敦、布里斯托以及泰因河上的新堡（Newcastle）等地。虽然开始时，约翰想将觉醒之火传向英格兰的教会，他却组织了不少的循道派的『会社』（societies），后来这些会社就发展成『卫理公会』。

宣教

在受到从一些教会组织来的外在刺激之后，复原教开始关心宣教。莫拉维亚派与大醒悟得到很大的回响，它们使人敏感于传扬福音的需要，不仅是对国内，也对国外。这种对宣教的关注继续流传在各主流宗派中，即使是各教派各自进行宣教工作，负担依然很强：

在十九世纪，私人组织进行传福音工作只是机构的多元化状态之一；这些私下形成的机构目的为要攻击会社中的邪恶，并促进个人与会社的进步。

教育与文化

改教运动也促成了信仰与学习的整合。改教运动者强调圣经的权威与个人的责任（来自信徒皆祭司的教义）。教育之门向所有的人敞开，即使高等教育依然以天赋高和富有的学生为对象。信义宗的教义始于恩典一本性的区别；依照此种看法，文化与自然界都与圣灵的关怀无关。反之，加尔文主义不承认本性一恩典之二分法，也不接受阿奎那的圣品阶层观（hierarchical system）。万物都在基督里受神的统治，因而有利于研究，因为每件事都显示出神的工作。不过，在1800年，教育的控制已由教会转移到政府手中，使很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停留在基本的信仰原则中。即使当时没有惊世骇俗的哲学或科学上的发现来迫使西方社会进行新的变迁，生活也越来越世俗化。

随着信徒日益世俗化，以及政府在教育、社会和文化参与的程度与日俱增，教会组织、学校以及大学也有了快速的发展。次于教会，而且经常与教会合作的是一些个人和机构，他们是神差来提醒教会，不要忘了属灵的责任与宣教的使命。不幸，很多此类的组织也很快地世俗化了，因为它们不是脱离教会或宗派，就是不受它们的辅导和监督。『通常只有在与某一教会保持正确、密切的关系时，基督徒的目标才会明确地持续下去』。

美国的经验

来自英格兰（圣公会/圣公宗教会）、德国与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国家（信义宗）及荷兰与苏格兰（改革宗与长老会）之复原教的影响，以及天主教会的影响，共同在美国促成了一个有趣的混合体，包括在观念、礼拜仪式、神学观点和教会制度上的混合。在美国，圣公宗教会、公理会以及长老会都是并存的，成为美国主要的教会组织。除了神学观点上较大的差异以及教会管理形式各有不同之外，奋兴主义与大醒悟运动的精神对美国经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大醒悟运动开始，一个明确的美国奋兴主义传统就出现了：它以情感的福音主义为标记，强调罪、救恩以及戏剧性的悔改经验』。

个人的敬虔也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尤其在第二次大醒悟运动（1795——1830）之后，教会变得更积极地参与改革运动、宣教以及教育（包括大专院校、神学院及主日学）。不过，在二十世纪的流转中，基督徒纷纷自教育及新知识的顶尖地位撤退，窄化他们对救赎的关注，牺牲了创造与救赎的整合。这种对『智力主义』（intellectualism）采怀疑态度的情况，就变成了『基要派』（Fundamentalism）。Askew与Spellman说：

基要主义这个运动，终究反映出是一种思想状态与文化轮廓，就像一系列神学见解……它的拥护者……倾向于自认为『获救的余民』，忠于传统的美国基督教价值观，并且在思想和行为上轻视『现代主义』（mobernism）。

George Marsden依据历史立场指出基要派与福音派的差别，在1950年代，当严格的分离主义者将『基要派』一词用在自己身上，并认为他们的团体是有别于所谓福音派（Evangelicalism）的主流团体时，双方就逐渐地分离。因此，福音派变成了一种超越宗派的运动，以具有各种神学观点与教会形态、某种超宗派的信念和各种所谓的教会组织为特色。什么因素使福音派显出特色？除了上述超宗派的关注之外，福音派坚守基本的圣经教训，也就是圣经的权威与无误、神启示的历史事实，以及救恩、宣教、传福音和个人敬虔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