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回首百年殉道血

四、十二位在内蒙古河套大佘太的殉道者

今日内蒙古之包头市，在十九世纪末时属于山西省口外七厅之一，为长城外畜牧业及农产品的主要集散地。南临黄河，北依大青山，地势北高南低，属温带大陆性气候，为长城外最宜居住之所，故有蒙、汉、回、满等民族群居于此，是一个繁荣的塞外城市。

那时，从包头市到归化城沿途的市镇，均有不少欧美宣教士，殷勤散播福音种子，但都是以包头市为最北之总宣教站。计有中国内地会、美国宣道会、瑞蒙宣道会和蒙古协同会等四个宣教机构，同时在该地设置宣教站。

（一）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早在1886年，分派花国香牧师夫妇（Mr．and Mrs.George W.Clarke）和佩鸿恩牧师夫妇（Mr.and Mrs.W.T.Beynon），到归化城设立宣教站。两年后又在包头建立另一新宣教站，由他们两家分别主持。经他们多年辛劳播散福音种子，虽然效果并不显著，但至少把两处宣教站安定下来。

1890年底来了一批瑞典圣洁会（Swedish Holiness Union）的宣教士，1891年初又来了一大群中国协同会（Scandinavian China Alliance Mission）的宣教士。这两大批瑞典宣教士，受了内地会的初步语言训练后，以伙伴宣教士身份，部分派到包头和归化城两处宣教站，与花、佩两家同工。

1892年佩鸿恩牧师离开内地会，包头宣教站便由中国协同会的鄂牧师（Rev.Emanuel Olsson），与三位瑞典圣洁会的嘉教士（N.Carleson）、金教士（C.T.King）和高教士（A.Karlsson）等四人继续主理。不久，花国香牧师也因年老体弱，退休返英。于是内地会与美国宣道会协议，将这两个宣教站全部移交给宣道会，改为宣道会宣教站。

（二）美国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早于1889年，美国宣道会开始派遣宣教士来华，在华中区展开宣教工作。约在1892年，宣道会的宣信博士（Dr.A.B.Simpson）与中国协同会的范岚生牧师（Rev.Fredrik Franson）达成协议，由宣道会供给每位宣教士每年二百美元的生活费用，把部分协同会在华的宣教士，改为在华宣道会的宣教士。因而1893年底，在工场上已有45位瑞典宣教士，再过一年便增到60位，在山西省北部长城内外，发展宣道会的宣教事工。

宣道会接受了内地会移交的包头和归化城两个宣教站，便任命鄂牧师为监督，迁往归化城，建立宣道会的总站。又因资深的宣教士不多，鄂牧师便把包头宣教站暂时交圣洁会主办，随后他到归化城做好宣道会总站的工作，才发展其他地区。

1895年嘉教士等在朔平府开始了圣洁会宣教站后，包头和归化城便完全归入宣道会了。当年施医生（Dr.J.C.Stewart）是内地会最后一位离开归化城的宣教士。鄂牧师也在早一年因肺炎转剧，突然离世，遗缺由爱理信牧师接任。

到了1900年，因为这群瑞典宣教士积极不断的工作，宣道会除了包头和归化城宣教站外，沿着长城内外，先后增加了其他14个宣教站：

*属直隶省（今河北省）的有宣化府（今宣化县）和张家口（今张家口市）等两宣教站。

*属山西省的有天城（今天镇县）、阳高、丰镇（今内蒙古丰镇市）、毕克齐（今内蒙古毕克齐镇）、萨拉齐（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沙尔沁（今内蒙古沙尔沁）、合林歌尔（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清水河子（今内蒙古清水河）和脱脱城（今内蒙古托克托）等九个宣教站。

*属甘肃省的有平罗（今宁夏平罗县）、中卫（今中卫县）和甯夏府（今宁夏银川市）等三个宣教站。

这16个宣教站，当时合共约有200名信徒。

（三）蒙古协同会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in Mongolia）

1895年，一个很小的美国宣教会蒙古协同会＊，开始派人到内、外蒙古，向游牧的蒙古人传福音。当时该会的领导人史德保教士（Mr.David Stenberg）刚抵中国，便以包头市为补给站，常常进出内、外蒙古游行传道。他一方面寻找建立宣教站的基地，另一方面等候新同工加入，故以包头为基地，保持与美国差会通讯，并且与当地各宣教士来往。

1897年当新同工从美国抵步后，史德保教士便离开包头，到内蒙古建立宣教站（请参阅第七章第三节）。

（四）瑞蒙宣道会（Swedish Mongolian Mission）

1899年瑞典的一位贝王子＊（Prince Oscar Bernadotte）担任瑞蒙宣道会之总监，筹划向内、外蒙古发展宣教工作，于是邀请曾经在中国宣教多年的夏教士加入该会，领导他们在华之宣教事工。

（五）夏教士（Mr.Helleberg）之家

夏教士＊（注一）夫妇早期隶属宣道会，差来中国宣教多年。后来因经济上有困难，便返回瑞典。当他接受了贝王子的邀请，成为瑞蒙宣道会在中国之领导人后，夫妇二人便在1899年秋带着女儿重返中国。同时还与一位新来的王教士＊（Mr.Emil Wahlstedt），一同到达张家口过冬，先行学习蒙古话。

1900年春为着寻觅宣教基地，发展福音事工，他们便到各地采访调查。刚到归化城拜访一些宣教士时，听到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各省引起暴动。但因他们身在山西省，也不以为意。虽然看见有些地方情况有点混乱，但还是沿着长城外继续平安地西行，访问沿途各地宣教士，直来到包头市，见市况繁荣，人口众多；但城内除宣道会外，再没有其他宣教会的活动，便决定留下来，在此建立瑞蒙宣道会新宣教站。

（六）诺教士（Mr.William Noren）

诺教士*1871年8月11日生于瑞典。1892年8月，范岚生牧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Stockholm，Sweden），举行为期两周之圣经及宣教士训练班（Bible and Missionary Course）。诺教士参与聚会，预备往海外宣教。没想到竟在训练班里邂逅一位爱主姊妹，彼此成为好友。11月29日训练班甄选35位立志奉献到海外宣教的男女信徒，由范牧师主持差遣礼，将他们分别为圣，差往中国宣教。这35人便包括了诺教士这一对初恋情侣。

翌年初他们起程先赴英国受训，再转到中国。经过在归化城的初步语言训练及格后，诺教士分配到河包镇*（Ho—pao—ing）的宣道会宣教站工作。一对恋人彼此定情，按宣道会的规定，要等候两年后才可结婚。

1895年，河包镇内发生暴动，暴民涌入宣教站福音堂内，想伤害众宣教士。当时他见形势危急，便与其他两位宣教士躲入炕床底下的煤坑内，避开了暴民，平安逃出。经过这次风暴，他被派往毕克齐镇宣教站。

（七）诺师母（Mrs.Noren，nee Augusta Zoberg）

诺师母＊1864年9月29日生于瑞典，原是一位护士，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之撒拉医院＊（SerafimerHospital，Stockholm）工作。因为参加范岚生牧师主持的圣经及宣教士训练班，与诺教士相遇，同时又一起被甄选派往中国宣教，经过一段漫长的旅程，遂双双互许终身。

抵华后他们又一起在归化城学习语言，结业后被派往毕克齐宣教站去。分别时与诺教士彼此约定，等候宣教会所规定的时间到了，便举行婚礼。

1893年，未来的诺师母和另一位卜姑娘＊（MissAugusta Brolin）（卜姑娘即林师母，也是殉道者，请参阅第七章第一节）来到毕克齐，与鄂牧师夫妇（Mr.and Mrs.E.Olsson）同工。有一天，鄂牧师见在路旁有一个蒙族弃婴，便抱起来带回家去。放在床上，见她不哭也不笑，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人，却张大口吃个不停。鄂牧师夫妇刚刚失去了他们的一对孪生婴儿，于是便收养了她，取名伶儿＊（Ling Ur）。翌年鄂牧师不幸染病离世，伶儿再变成孤女。

当诺教士夫妇成家后，改派往包头宣教站，诺师母便一并收养了伶儿。后来他们自己也生了两个孩子，伶儿便有了玩伴，真是成为一家人了。拳乱后，为全体遇害的宣教士在包头市举行安葬礼时，想不到伶儿是唯一执绋的亲人！

（八）福斯伯教士（Mr.Oskar Forsberg）

福斯伯教士1871年12月23日生于瑞典之文兰镇＊（Wermland，Sweden）。他长得一表人才，神采飘逸，过着敬虔的生活。可惜抵华后不久中暑，大大削弱他的体能，甚至影响他学习华语。他被分派到包头市工作，心肠仁慈，乐于助人，与团队合作无间。同工每有需要，总是爱找他协助，获众人之喜爱。

（九）福师母（Mrs.Forsberg，nee Anna Lindkvist）

林姑娘＊（Miss Anna Lindkvist）1872年1月9日生于瑞典之澳兰镇＊（Ostergotland，Sweden）。也是1896年同船来中国的，因此二人成为密友。她爱背诵神的话，因而同工给她一个外号「活动圣经字典」。若有人有些章节想不出来，找她便可解决。因为她的记忆力特强，很快融会贯通中文，不久就能外出传福音了。

1898年与福斯伯在归化城成婚，婚后在包头继续事奉，与诺教士夫妇一同推动福音工作。一年后，神赐他们一个女婴，举家乐也融融。

（十）沙尔沁孤儿院

从包头向东行，不到一天路程便到沙尔沁（Sha RiTsing）。那是傍山而建的小镇，从大路旁仰观悬崖峭壁，蔚为奇观，实像一个世外桃源。一位宣道会的应姑娘便在大路旁，面对着崇山峻岭，建立起一座宽敞的孤儿院。

（十一）应福春姑娘（Miss Klara Hall）

应福春姑娘（注二）1849年8月13日，生于瑞典之尼庇城*（Nyolby，Sweden）。1873年3月15日，在一间路旁小木屋里，主奇妙地感动拯救了她，以致她终身不忘。1880年在努平镇*（Norrkoping），因为她管理一所妓女收容院，接触到救世军（Salvation Army）的事工。于是加入他们的行列，成为一名热心又是满有功绩的救世军军官。

（注二）应福春姑娘之中文姓名，来自《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四册第34页。并请参考第七章第二节（注三）之解释。

有一回她为了公开传扬主耶稣的名，甚至被关入监房，但她也毫不惧怕。只是当她在狱中，发现她的圣经被扣押，不能读神的话，急得大哭了一场。后几经申诉力争，才拿回她的圣经，便快快乐乐地跟随她的主在牢里受苦。

1892年8月她在斯德哥尔摩参加范岚生牧师所主领的训练班，听到了中国人的福音需要。便在主前再次的祷告和等候，并毅然离开救世军，接受主耶稣的差遣，在1893年抵达中国。

在中国经过多年的宣教工作，最令她痛心疾首的是看见许多孤儿无人收养，成为饿殍！于是她向国内的朋友呼吁，请求资助开办一间孤儿院。终于在1898年在沙尔沁建立起一所孤儿院。短短不足两年，便收养了超过30名孩子。

当她独自看顾这群孩童时，写下了一首诗，每一句开始都是以「我感谢」来开始。内容是：

「我感谢，为着阳光普照和乌云密布。我感谢，为了喜从天降和愁云惨雾。我感谢，为了百病缠身和身强力壮。我感谢，为了······。」

渐渐地工作越来越多，她感到力不从心了。正当支持不住时，1900年春天，一位年轻的柯姑娘从瑞典来到，作她得力助手。

（十二）柯姑娘＊（Miss Kristina Orn）

柯姑娘＊本是孤儿出身，经历过孤儿的生活，今来协助孤儿院的工作，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对应姑娘来说，这是神差来的一位天使！她们合作无间，加上多位华妇协助，使孤儿们感到爱满人间。

（十三）萨拉齐宣教站

从沙尔沁东行约一天路程，到达另一个大镇萨拉齐（Salatsi），即今内蒙古之土默特右旗。在镇上最繁忙的大街上，一所店铺外有两个高个子的洋人，常常向街上行人一面弹吉他、唱诗歌，一面传福音、请过路人来信耶稣，这就是宣道会在萨拉齐宣教站的福音堂。这宣教站是由彭教士和罗教士夫妇主持的。

（十四）彭教士（Mr.August E.Palm）

彭教士＊1871年7月23日生于瑞典之纳日镇＊（Nerike，Sweden），也是在瑞典参加了为期约两周之圣经及宣教士训练班，在范岚生牧师的感召下，1896年到达中国的。

在归化城经初步语言训练后，派来萨拉齐跟另一位韩教士＊（Mr.Albert Anderson）同工。两年后韩教士回瑞典述职，便留下他一个人负责一切。那时主也赐他一位爱侣安姑娘＊（Miss Anna Anderson）。1898年他们在归化城举行婚礼后，返回萨拉齐同心工作。

到了年底，因为水土不服，彭师母突然患病不起。在圣诞节前夕，当世人听到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大喜信息时，年轻的彭师母便安详地先返天家。对彭教士来说，这实在是无比沉重的打击。唯有主的话安慰他，他说：「我要跟随着主耶稣的脚踪行！假如我们偏行已路的话，就不可能希望神会与我们同行。」在彭教士极度哀伤时，幸有他一对同工在旁扶持安慰他，就是罗教士夫妇。

（十五）罗教士（Mr.Charles Blomberg）

罗教士1873年5月8日，生于瑞典之模伦达镇＊（Morlunda，Sweden）。1893年他参加了范岚生牧师主持的训练班后，于1896年来到中国。头一年被派到归化城宣道会的总部，做了爱牧师的助手（爱牧师事迹请参看第七章第一节）。他非常努力学习中文，并且很有成绩，在传福音事工上，有极大的裨助。

由于睡在过热的炕床上，罗教士的脊椎骨受了伤，以致他不能如常人般把手举起。有人劝他回瑞典休息，但他不肯，回答说：「不！不！我的心是在中国！假如我再不能外出游行布道的话，我便留在会堂里，专心做教导、培训的工作。」

（十六）罗师母（Mrs.Blomberg，nee Laura Hanson）

罗师母1871年7月1日，生于瑞典之枸泊镇＊（Goteborg，Sweden）。她是与罗教士同时来到中国的，在旅途上彼此相知相惜。为人非常和蔼可亲，看到中国人困苦流离，十分同情，每每潸然泪下。1898年他们在归化城结婚，婚后被派到萨拉齐与彭教士夫妇同工，不久且添了一个婴儿，举家欢欣。

（十七）毕克齐福音堂

从萨拉齐东行两天，便到达毕克齐（Pihketsi）。这个小镇位于阴山之南，由谷口引山泉灌溉耕地，因而农业兴盛。早期宣道会便在此建立了一个宣教站，最初由鄂牧师夫妇（Nga-muh-si or Mr.and Mrs.Emanuel Olson）开始，福音工作直延伸到包头市。林师母（Mrs.Augusta Brolin Lundberg）和诺师母（Mrs.Augusta Zoberg Noren）两位未结婚前，皆在这里开始工作。其后，鄂牧师迁往归化城，林师母婚后也迁到甘肃省的中卫县（今宁夏之中卫县），而诺师母婚后则迁往包头市，从此这儿便没有宣教士驻守了。但因为多年牧养之情，诺教士夫妇还是常常回来，牧养这个小福音堂。

（十八）朔平府的大屠杀

1900年6月中旬，福斯伯教士应邀赴朔平府参加瑞典圣洁会年会，故举家从包头提早前来，与当地宣教士有美好的交通。然而6月24日年会开始后，即遇拳民骚扰，6月26日竟然公开攻击宣教站，抢掠放火，焚毁全部房舍。众宣教士逃往衙门寻求保护，县官假意收容，却与拳民合作，三日后全部宣教士遭拳民之毒手（他们殉道之事迹，请参閲第七章第二节）。殉道时，福斯伯教士夫妇同是28岁，女婴年约1岁。

（十九）扒子补隆

1900年6月15日，义和团开始在归化城设坛练武，杀洋人之风声早已西传，从毕克齐、萨拉齐、沙尔沁直到包头。到24日拳民发起暴动，直接攻击爱牧师和林牧师两处的福音堂。住在萨拉齐的彭教士和罗教士夫妇及婴孩，及在沙尔沁的应福春姑娘和柯姑娘，便只好向西逃往包头。他们这一群逃亡到包头市的宣教士，都集合在宣道会宣教站。因为福教士一家刚去了朔平府参加瑞典圣洁会年会，便由诺教士一家招待他们。除了主人诺教士夫妇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外，还有罗教士夫妇和婴孩、夏教士夫妇和小女儿、王教士、彭教士、应姑娘及柯姑娘等，共十位成年人和四名儿童。

那时，驻守包头市的聂将军＊（General Nieh），人人都称他为聂大人。他以边疆大臣，兵权在握为荣，但却禁制不住如蝗虫的暴众。当变乱以燎原之势，从归化城传到包头市时，许多违法者与拳民携手合作，引致全市骚动不已。

（注三）下一页瑞典宣教士在山西省北部和内蒙古殉道之英文地图，是来自A Flight for Life andI An Inside View of Mongolia第332页。图上左方地名扒子补隆（Pa—tzu—pu—lung），其南就是本文所述全体宣教士殉道的地方，地名叫大佘太（Ta-she-tai）。但据Through Blood-Stained Shansi第137页所载，他们是从扒子补隆「向内陆」逃往大佘太的地方。对照下两页今日内蒙古中文地图，大佘太是在扒子补隆的东北部，正合乎历史的记载。故殉道地点应是在扒子补隆之北，而不是在扒子补隆之南。

朔平府的宣教站被抢掠焚烧的消息很快传到包头，6月27日留守当地的全体宣教士作紧急会商。他们看见本市形势危险，非常不利，决定先到外蒙古首都库伦（Urga），即今之外蒙古之乌兰巴托，再经俄国西伯利亚返回欧洲。翌日匆匆忙忙地收拾行装，两位本地信徒代雇马车，并请官兵护送了两英里路。一行大小十四人前往离包头市西北百英里之外的扒子补隆（Pa—tzu—pu—lung），即今内蒙古乌梁素海西岸的新安镇（注三）。因为在那里有一所刚刚建成的宣道会福音堂，只是还未添置家具。

6月30日全体抵达扒子补隆，巧遇史德保教士在那里购置口粮，才知道包头市已经出了事。因为大人和孩童十多人都挤迫在一起，又缺乏医药，以致有两个孩子不幸染上了天花离世（笔者按：因无记录是谁家孩子，故随其父母一起，记录在本书后所附之图表中。）对全体打击尤深。同时，风声鹤唳，谣言满天飞，都是对洋人不利的消息。史教士也念及自己同工之安危，不能不提早赶返甲胜（Chia Cheng）。该地是离包头市约220英里外的一个草原地区，蒙古话叫乌兰淖（Wu La Pur）或乌兰淖尔（Wu—la—pa—erh），那里有蒙古协同会的宣教站。他僱了一些护卫兵，与彭教士及王教士作伴一同回去。临别前还邀请全体宣教士到他那边避祸。

（二十）自投罗网

他们平静地度过了约一个月，但鉴于当地情况转坏，大家都认为再向内陆走，往甲胜避一避为佳。于是7月27日，他们差遣信差到大佘太兵营，拿着几幅地图、一个手表和一些银匙作礼物，请求派官兵护送他们前往甲胜。却遭官兵拒绝，惟欢迎他们来大佘太，接受官兵的保护。于是他们只好自行去找五名僱佣兵，预备立刻起程。可是还未动身，从包头市来了四名恶霸，说是市长派他们来逮捕他们的两名仆人，结果诈取了五两银子、一个手表、一件毛裘大衣和其他衣物，才释放一位仆人。另一位则带往包头市，毒打一顿才放人。他们恐怕长此下去，越来越多悪霸横行，便在7月30日走了33英里，抵达大佘太兵营，名义上接受保护，实则是被软禁！

（二十一）全体殉道

九月聂将军接到归化城道台郑文钦的命令，前往述职。便在9月4日勉强全体宣教士与他同往归化城去，大约行了50英里，风声传来，包头市之义和团正在埋伏等候，要斩杀全部宣教士。聂将军见此便把全部宣教士交给四个卫兵带回营中，独自前往归化城。虽然9月10日全体平安回到大佘太。但在归化城里，聂将军谒见道台郑文钦时，郑实时间他是否已剪除了全体宣教士？

聂将军当然不敢违命，又因另有任务在身，便致函其妻子叫她执行此任务。不久，军营来了大批满洲兵及大量拳民，看来是要把洋人一网打尽！聂夫人装假，好像是要协助他们前往蒙古首都库伦似的。9月21日，全体宣教士大队起行，以为真获自由，正往安全区进发。谁知走了数英里，拳民伏兵四出，枪击刀劈。护送他们的官兵，立即倒戈，一起杀人越货，分赃掳物。在这一场大屠杀的凄惨景象中，血肉模糊的殉道者中间，唯有诺师母身受重伤，还未断气。在这群凶手中，有一位同谋者是蒙古寡妇，名叫云花芙（Yung Kwa Fu）。她见到师母痛苦呻吟，便叫仆人把她救回自己的蒙古包里。但当聂将军夫人听到这事，立刻派兵前往，把诺师母刺死在床上，这批殉道者遂全部罹难！

殉道时，诺教士29岁，诺师母35岁，大的孩子约4岁，小的孩子约2岁，应福春姑娘51岁，柯姑娘不详，大概不超过30岁，罗教士27岁，罗师母29岁，婴儿约1岁，夏教士夫妇不详，看照片不会超过40岁，小女儿约4岁。（彭、王两教士之殉道日期，请看第七章第三节）。

（二十二）凭吊

代表宣道会处理安葬事宜的伍约翰夫妇（Mr.andMrs.John Woodberry），经过毕克齐、萨拉齐和沙尔沁，最后才到达包头市。每到一地，他们都凭吊各宣教士的宣教站和住宅。但见处处残垣断瓦，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只捡回大堆私人信件和福音单张。有用的福音单张，全部送给伴伍先生同来的传道人王德范＊（WangTeh—fang）。但私人信件，伍氏夫妇小心看过，重要的拿回去寄给殉道者之本国至亲，把其余的通通烧掉。还有见到破坏了的婴儿床和玩具，最令人神伤不已。

特别是在沙尔沁的孤儿院，当应姑娘和柯姑娘被迫立刻逃亡时，留下了数十名孤儿，也都是生死未卜。当伍氏夫妇经过孤儿院，却遇到一位曹奶奶（Choh Nainai）。她原是一位军人，但甘愿负起照顾孤儿院的重任，像她那位令人哀伤的主人一样。她带了两名女孩子和八位母亲来见伍先生，她们各人抱着一个孤儿。一名女孩子名叫蓝蕙（Neng Huei），大约十岁左右，是蓝眼睛、白头发的高加索人！多年前山西省大饥荒的时候，卖她的人要把她头变染黑出售，但遇到慈心的陆教士＊（Mr.Larson）把她买下来，后来因不能照顾她，便送给应姑娘抚养。另一位名叫沙日＊（Sha Ri），是瞎了一只眼的蒙古女孩。她母亲还健在，但家里太穷而养不起她，遂送到应姑娘的孤儿院来。加上八个手抱的幼儿，便是孤儿院剩下来的十个孤儿了。伍氏夫妇看见这群又可怜、又忠心的妇女，却还正在等候着两位姑娘回来！伍先生便与当地官府交涉，征得他们的同意，允准这些妇女把十个孤儿送到上海，由他们负责找人领养。而当地的官府也收回孤儿院，在山上正面朝着孤儿院的一个墓地，建立一座墓碑，纪念这两位殉道者。当伍夫人离开时，曹奶奶在耳边与她话别，说：「愿上帝赐福给您！」

（二十三）立碑纪念

这一群在血路上逃亡的宣教士，逃离了他们原来驻守的宣教站，在内蒙古的阴山南麓，大佘太镇外的荒原上，终于把他们的血流尽了。按照条约的规定，要以最隆重的安葬礼，在殉难的地方纪念殉道者。可是他们的骸骨早已长埋荒草了。于是伍先生便向官府要求，在包头市的中心竖立一座纪念碑，像在归化城所建造的一样（请参阅第七章第一节）。于是一座12英尺高的锥型纪念碑，在碑石的三边平面上，刻上所有殉道之宣教士名字，包括蒙古协同会五位宣教士在内，共十五位成年人和四名儿童：「属于宣道会的是诺教士夫妇和两个孩子，罗教士夫妇和婴儿，彭教士，应福春姑娘及柯姑娘；属于瑞蒙宣道会的是夏教士夫妇和小女儿及王教士；属于蒙古协同会的是史德保教士，苏白教士，安达纯姑娘，安德纯姑娘及林恩姑娘。」

（二十四）中国历史的记载

按《清史稿》卷五百二十、列传三百七、藩部三、第14372至14379页内载：

「鄂尔多斯部，在河套内，至京师千一百里。东归化城土默特，西阿拉善，南陕西长城，北乌拉特。…………

所部七旗，自为一盟，曰伊克昭。…………左翼前旗，一名准噶尔旗，驻札勒谷。…………左翼后旗，一名达拉特旗，驻巴尔哈湖。…………

二十六年拳匪之案，鄂尔多斯七旗，如达拉特、鄂拓克、乌审、准噶尔各旗，酿祸均重。事定，议有赔款。达拉特一旗至卅七万两。（指天主教要求之赔偿）教堂欲得银，蒙旗欲抵地，久未结。」

又据《义和团档案史料》中记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即1901年4月29日）上谕及七月初六日（即8月19日）最后上谕之判决：

「塔拉特王（笔者按：即上文《清史稿》所指之达拉特）着革爵查办。中喀尔王（笔者按：即上文《清史稿》所指之准噶尔）着传旨申饬。」

资料来源

（1）Woodberry,Mrs.K.C..Through Blood-Stained Shansi,New York:Allance Press Company,1903.pp.117-142.

（2）Forsyth,Robert Coventry.The China Martyrs of1900,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4.pp.79-83,464-468.

（3）Roberts,James Hudson.A Flight for Life and An Inside View of Mongolia,Boston:The Pilgrim Press,1903.pp.332,344-346.

（4）Grauer,O.C..Fifty Wonderful Years-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Jubilee-1890to1940,Chicago: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1940.pp.236to241.

（5）Grauer,O.C..Fredrik Franson,Founder of the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Chicago: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1939.pp.94-99,123-124.

（6）Stauffer,Milton T..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Shanghai：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1922．《中华归主》之英文原著。

（7）China Inland Mission.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Shanghai: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July1892;June1895;June1900.

（8）MacGillivray,D..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p.356-361.

（9）Boynton,Charles L: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916-1917.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Book Depot.

（10）China’s Millions,North American Edition,Toronto.China Inland Mission，1894-1897．中国内地会月刊北美版《亿万华民》。1894：114；1895：53-56,122-124；1896：95-98and141-143;1897:110-112.Karlson,1895:166.

（11）Edwards,E.Henry.Fire and Sword in Shansi,London: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1903.p.46.

（12）Stanford,Edward.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London:The China Inland Mission,1908.

（13）Ekvall,Robert B.et.al.After fifty years,A Record of God’s Working through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Harrisburg:Christian Publications,Inc.,1939.pp.179-182.

（14）Pardington,G.P..Twenty-five Wonderful Years,1889-1914,New York:Christian Alliance Publishing Co.,1914.

（15）汤清着。《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第484，641页。

（16）訾冬梅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第60页。

（17）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四川：巴蜀书社出版，1993年，第四十七册。《西行回銮始末记》，第621-624页。

（18）李志刚主编。《中国邮政编码图集》。黑龙江：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88。

（19）总参谋部测绘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0。

（20）柴莲馥编。《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上海：中国圣教书会，1911。（取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八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1966。）

（21）郑贞来译，陈钰选辑。《交涉要览类篇》。（译自第六册蓝皮书Great Britain，Parliamentary Papers，＂Blue Books”，China No.6,1901: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Disturbances in China.）取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辑，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第183—193页。

（22）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51，全四册。第四册第620—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