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回首百年殉道血
三、七位在内蒙古河套之北乌兰淖尔殉道的宣教士
塞外的蒙古荒漠人烟稀少（注一），游牧民族世代逐水草而居。1896年，这些牧民之中来了一位碧眼男儿。他穿着蒙古服装，吃的是羊肉羊奶，住的是蒙古包，骑着骆驼在蒙古人中间，用蒙古土话告诉他们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因他完全适应蒙古人的生活习惯、起居饮食，与蒙古人同化了，甚至新来的一群宣教士也认不出他来，还以为他是当地的土著！他正是原籍瑞典的史德保，加入了美国籍的范岚生牧师（Rev.Fredrik Franson）创立的蒙古协同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in Mongolia），被派到蒙古的第一位宣教士。
蒙古协同会是中国协同会（Scandinavian China Alliance Mission）分支出来的独立宣教会。在北美瑞挪会（或称协同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or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 or TEAM）未正式成立董事会，向世界各国各地宣教之前，他们分别设立中国和蒙古两个不同宣教会，同时由戴牧师＊（Rev.C.T.Dyrness）出任秘书，并在芝加哥有相同的总部（注二）。这一个小宣教会，先后派出了六位原籍瑞典的美国宣教士，到山西省长城以北「口外七厅」之外，即今属内、外蒙古的地区，向蒙族传福音。拳乱时，五位宣教士为主殉道，只得一人生还，下文记录了他们的殉道史。
（注）＊是作者音译之名，因无法找到中文名字。其他无＊者之宣教士，均是他们在中国时用的真正中文名字。
（注一）据《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O一至一九二O）》中册第534页，当时人口统计，外蒙古每平方英里平均有1人，内蒙古平均有22人，而河套蒙古平均亦只有2.4人而已。
（一）史德保教士（Mr.David W.Stenberg）
史德保教士（注三）1872年1月5日生于瑞典之江平镇＊（Jonkoping，Sweden），他敬虔爱主，热心于海外宣教。
（注二）据A G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第504至507页，分别列出这两个独立的宣教会，但同用一位秘书和相同的总部。又据《四海为家》第85页，有译作「中国协同会」的英文名（ChinaAlliance Mission）。
（注三）史德保之中文名来自《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O一至一九二O）》中册第539页，费安河之中文名来自《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18页。其他五位宣教士无中文纪录可寻，作者按音译其中文姓名。
1891年美国芝加哥神学院（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有一瑞典系（Swedish Institute），由雷教授＊（Professor Fridolf Risberg）主持，专门训练来自瑞典的青年移民，牧养美国本土的瑞典教会或派往海外作宣教士，史德保便是他训练出来的学生。1895年毕业后，史德保便加入蒙古协同会，差派到蒙古宣教。到中国后，他先留在直隶省之张家口（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专心学习研读蒙古话。翌年才独自北上内蒙古，再到外蒙古北部各地。
当时大部分宣教机构都集中在内蒙古，外蒙古完全是一遍荒土，不受注意（A neglected mission field）。史德保效法比他早40多年前来蒙古宣教的伦敦会季雅各教士（Mr.James Gilmour），走遍内、外蒙古各地，像蒙古人一样生活，从一个蒙古包到另一个蒙古包，传讲主耶稣的救恩。有两年之久，他像牧民般住在冬季极其严寒的乌里雅苏台（Uliasutai）。他一方面巡回各地传福音，另一方面寻找适当的地方，建立蒙古协同会的宣教基地。
1897年初，史德保写了一封信给快将起程的新宣教士费安河（Mr.N.J.Friedstrom）。信中提及他感谢神赐给他学蒙古话的恩典，以致他能自创一套蒙古会话辞汇（Conversational Lexicon），及一本帮助初学者的蒙古文法书（Mongolian Grammar）。有关适合建立宣教站的地方，他找到三个理想据点：1．外蒙古西部，离首都库伦（今之乌兰巴托）八百英里的乌里雅苏台；2．由此再西行三百英里的科布多（Kolido）；3．最西边疆的塔尔巴哈台（Tarbagatai）（注四）。这都是当时蒙古人最繁荣的贸易中心。他个人的心愿，是要使北欧来的宣教士可以从海到海、连成一串，成为「哈里路亚战士」。他又为更多将要到来的新宣教士，向父神献上感恩！
（二）苏白教士＊（Mr.Carl Johan Suber）
苏白教士1872年生于瑞典，是雷教授在芝加哥神学院训练出来的另一位毕业生，迟史德保一年毕业。他1896年加入蒙古协同会赴华后，亦首先留在张家口学蒙古话。同一时间，范岚生牧师刚到过中国和日本考察，其后返美，并在芝加哥成立了一个新的协同会董事会，决定加强向蒙古的宣教工作，且预定第二年增派更多宣教士到蒙古去。
（注四）参看1905年出版The Far East byArchibald Little第182至183页，有叙述这三个市镇。就是当时一条由中国经蒙古到苏联的沙漠通道，从归化城到科布多约1500英里。从今日的地图上看，乌里雅苏台（Uliasutai）和科布多（Kolido）两地仍属外蒙古。而根据本页之地图，塔尔巴哈台（Tarbagatai）则是今新疆北部之塔城。
（三）四位生力军
1897年秋从美国差来了四位新宣教士，就是安达纯姑娘＊（Miss Hilda Anderson）、安德纯姑娘＊（Miss Clara Anderson）、林恩姑娘＊（Miss Hanna Lund）和费安河教士（Mr.N.J.Friedstron）。这四位新到的宣教士并没有详细的个人资料记录，只知道安氏二人是亲姊妹，同时奉献往海外宣教。且很大可能亦是出自芝加哥神学院之瑞典系，与史德保和苏白两位教士在神学院早已认识，随着他们的脚踪，进入蒙古工场。
1897年四人抵达中国时，漠北的寒风把他们留在张家口过冬。他们亦尽量利用时间赶快学好蒙古语。1898年初春解冻后，苏白教士便与他们作伴，一同离开张家口，横过今日内蒙古的南部，一直走到包头市，预备与史教士会合。他们在傍晚抵达包头，受到另一位来自瑞典、属宣道会的福斯伯教士（Mr.Oskar Forsberg）接待。
福教士招待他们时，谈及早上来了一队骆驼队，当中有位穿着红色蒙古装的怪客跑来宣教站。他的仆人也弄不清他的来意，便叫他留在宣教站内。苏教士忽有所悟，也许这蒙古人是史德保教士的信差，于是五人急忙去看，发现真是一位陌生的蒙古人。但当他说出一口流利的瑞典话时，他们都惊喜若狂，原来正是前来欢迎他们的史德保教士！他乡遇故知，于是留下了一张六人合照的纪念相片。
（四）游行布道
史德保于是领导这一支新的宣教队，进入工场向蒙古人传福音。他们先在内蒙古的西南部，带着帐幕、床被、食品等等，随着骆驼队像蒙古人一样过游牧生活，到处探测、传福音。直到严冬来临才回到包头，参加宣道会举办的语言学习班。1899年春他们更扩大工作范围，继续走遍外蒙古各村庄和庙宇分发福音单张。又继续研究各地区及人们的生活状况。冬季来临便全体到乌里雅苏台过冬。
经过了两年的游行布道，史德保教士渐渐领悟到，从一个蒙古包到另一个蒙古包，挨家逐户的探访传福音，所得效果甚微。因为蒙古地广人稀，花了很多时间在路途上，不能连续探访，久而久之慕道者又冷淡下来了。于是便想及要建立一个固定的宣教站，招聚四散游牧的蒙古人来接受福音真理的教导；而且计划购买一块土地作畜牧农场，由宣教士管理，雇用居民帮忙工作，改善当地的生活环境，造福当地人群，亦能增加与他们中间之情谊。
于是史教士在离包头市约220英里外的一个草原地区甲胜＊（Chia Cheng），蒙古话叫乌兰淖（Wu La Pur）或乌兰淖尔（Wu—la—pa—erh）。用了二千两银子向一位蒙古王卓噶车＊（Chief Chokker Che），买下了一大块土地作为基地。不过蒙古王不肯交出原本的地契，只另外做了一份地契副本给他。在那儿他开始建造一个农场，牧养了一些牛、马和骆驼，并建成了两座礼拜堂，一座是为妇女的，另一座是为男士的。
（五）暴风雨前夕
1900年春他们听到中国有反洋人事件，但并不大留意，因他们身在蒙古，乱事只在中国发生而已。于是他们便离开乌里雅苏台回到基地，集中力量建立这宣教站，增进与蒙古人的友谊。其中有位蒙古寡妇云花芙＊（YungKwa Fu）与她的独子，常与他们来往。他们当中又有一位信主的蒙古仆人，取名「69」（进五），他原来的蒙古名字是波任得赞＊（Boyendelger）。其实他是宣教士们在蒙古传福音所结的果子，由于他热诚的帮助，向蒙古人传福音的工作得以进一步推展。甚至远在天津市的一间会堂（Tientsin Beulah Chapel），也奉献金钱支持他的工作。他带着全家来与众宣教士同住，专心事奉主，实在是个本土的传道人。
（注五）用数字来做仆人的名字，是当地蒙古人对祖父母的一种尊崇纪念。当小孩子出生时，祖父母年69岁，故仆人取名「69］。
到了五月，史教士寄来的家书，却显示出他们正面临无可逃避的危机：「我们三位姊妹已经出发作为期七周的旅程，因为天气炎热，旅途特别辛苦。因感到有机会广传福音，她们便满有喜乐的干下去。她们住在帐幕里，冬天奇寒，夏季酷热，并且常常不停地刮起风沙，把整个帐幕打翻。
最近，我们不停地接到消息，像『任何人与我们一同吃喝的都要死！』『任何人相信我们的道理，就会失掉他的灵魂！』『任何人跟随我们，就会被拐到外国去！』这是一场激烈的争战，盼望我们可以度过这难关。…..我们是与神同站在一条阵线上，捱过了这一个极幽暗的黑夜后，那全蒙古人得着救恩的黎明，便遥遥可见了！······」
（六）逃亡
可是暴风雨终于来临，6月30日史教士要到离开包头107英里，在乌梁素海西岸的扒子补隆（Pa—tzu—pu—lung即今内蒙古新安镇）添置口粮。想不到在那镇上，史教士遇到了大批从包头逃出来相熟的宣教士。当时在那里有一所刚刚建成、未添置家具的宣道会（Christian andMissionary Alliance）礼拜堂。于是大人和孩童十多人挤在一起，而史教士和宣道会的彭教士＊（Mr.AugustE.Palm）则睡在帐幕里。那时风声鹤唳，对洋人不利的谣言满天飞。同时因为逃亡中缺乏医药，两个小孩子染上天花，不治去世，大家都感到悲伤。史教士则想念各同工的安危，不能不提早赶返甲胜。于是僱了数位护卫兵，与彭教士及另一位瑞蒙宣道会（Swedish Mongolian Mission）的王教士＊（Mr.Emil Wahlstedt）结伴回去。
回到宣教站，史教士见到当地非常平静，便立刻差苏白和费安河两位教士回去乌里雅苏台，把他们留在那边的东西和骆驼队全部带回来。整个夏天，宣教站都平平安安地度过。直到8月14日，邻近的天主教堂传来坏消息说：「义和团已把整个国家弄得天翻地覆，我们全体外国教士要当日立刻离境。」两天后史教士见形势更不利，便把地契副本和全部牲畜，都交给一位做木匠的朋友张先生＊（Mr.Chang）代管。同时当日就发生了蒙古官兵和云寡妇的家人，串同来到基地抢掠。虽然没有很大损失，但流言传来，明天将会有大批义和团和官兵再来，并且还要大开杀戒，他们全体通夜不能成眠。
次日清晨他们携带一些轻便铺盖和食物，到附近一条已干涸的河床躲藏。他们从隐匿的地方，看见云寡妇的儿子和县官的手下，一车一车地把他们的东西拿走。当这班人把宣教站掠夺得一干二凈后，张先生静悄悄地把他们的马匹牵来，驮着他们的行装，好让全体逃往库伦。当时，每人分配一匹马，并且有一位名叫哈拉罕＊（Halahan）的蒙古女孩子与他们一起逃走。张先生还护送他们一程。行到下午，史教士忽然想起那批从包头来的宣教士如今情况不明，便改变主意先到前面山头避一避，并派一位信差回宣教站，看看是否真的有义和团和官兵来过，如果没有，还是全体返回基地再作打算。
事实上，当天他们出走后，县长塔拉提氏＊（Daraji应读Ta—la—tise）立刻打发众仆人四处寻找他们。就在任升河＊（Yen Sheng Ho）的地方找到他们，因为他们在那儿买了另一块土地，也有一所未建成的房子。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史教士及彭教士二人先跟他们回去看个究竟。谁晓得县长一见了他们，立刻把他们捉拿，下令处死。史教士竭力呼冤，终于被打一顿才获释放。当他们回到任升河时，才知道他们的马匹和一切物件，当日也全部被盗去。史教士大概那时还不知邻近的天主教堂，自外国教士离开后，已有过百天主教徒遇害，教堂全被焚毁。
张先生听到他们的遭遇，便于8月19日携带粮食到任升河探望他们。但见人去楼空，只留下一个饭锅。张先生便爬上屋顶大声呼喊史教士，果然见史教士在草丛中探头出来，见到张先生不禁热泪盈眶，于是大家都回到屋里，一面吃、一面流泪，百感交集。这样一连多天张先生都送食物来，并且答允如果他们决定离开的话，仍可以供应一匹马和一些必需品给他们。但8月25日张先生接到史教士的口讯，叫他不用再来接济他们。因他用了最后的五十两银子买马匹和粮食，立刻上路，兼程往库伦去。
（七）殉道
翌日县长却派他手下的官兵拦途截劫，除了他们穿在身上的衣服外，全部抢掠净尽。忠仆「69」见此，深知非得官府保护难行寸步，于是建议史教士还是回去见县长，请求他的保护。倘若他不答允，就是死在那里也比死在别处好。于是他们全体回去。县长见了他们，发现苏、费两位教士不在其中，便答允加以保护；让他们住在帐幕里，甚至供应食物。他是否心怀不轨，留下他们作鱼饵以谋一网打尽，实不得而知。
那时苏、费两教士也正在回程中。接到他们被囚禁的坏消息，便留下费教士看守整个骆驼队及物品，苏教士则与仆人轻骑赶回宣教站。结果他赶上了这群生死与共的同工，在9月17日与他们一同被官兵、义和团和云寡妇的人杀害，为主殉道。其中蒙古传道人，就是忠仆「69」和他的儿子也同时遇害，成为蒙古教会历史中的殉道者。
县长一面差人追杀费教士，一面把他们的首级全部送上北京，以期得到皇上的奖赏。费教士等了两周才接到仆人带回凶讯，便与仆人穿过戈壁大沙漠逃亡。像神迹一般，一场风沙盖没了他们的足迹，追捕的蒙古官兵遂无法找到他们。然而他们在沿途几乎渴死，11月1日才终于抵达库伦，成为唯一生还者，向外界报导同袍殉道的消息。
殉道时，史德保和苏白均是28岁；安达纯姑娘、安德纯姑娘和林恩姑娘年齢不详，但从留下的相片来看，亦不会超过30岁；彭教士29岁，王教士不详，估计亦不会超过30岁。（客人彭教士及王教士其他的经历，请参阅第七章第四节。）
（八）劫后余生
义和团事件后，条约上规定厚葬这些殉道的宣教士。清朝派遣官员往蒙古调查，才知道这批宣教士遇害后，官兵把他们的尸体全部就地烧掉。因此政府官员和宣教士代表，到他们遇害的地方视察时，找到一个妇女用的卷发夹和一只鞋，是唯一可作佐证的遗物。于是他们就地挖出一些泥和灰，分成与殉道者人数相等的泥堆，放进棺木里，在政府所指定的墓园安葬他们。
蒙古传道人波任得赞的女儿名叫巴乃耐＊（Pa Nainai），是全家唯一的生还者。追述劫后余生，仍不能遏止她内心的悲痛，泪下如雨。县长畏罪潜逃，不知所终。寡妇云花芙被捕入狱，监禁在归化城裹。因为没有地契为据，蒙古王卓噶车收回他的土地不肯归还。张先生因与宣教士为友，被洗劫一空，不仅自己损失重大，连史教士委托他的物件都尽失。
费安河教士回到瑞典结婚，1902年夫妇二人回到扒子补隆重新建立了一个宣教站站，继续广传福音，直至1920年病逝，安葬在扒子补隆。
（九）中国历史的记载
按《清史稿》卷五百二十、列传三百七、藩部三、第14379至14393页内载：
「二十六年，拳匪滋事，阿拉善亦出教案。二十七年三月，予各省官员上年保教不力惩处，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传旨申饬。其后是部三道河一带教堂租种地亩益多，引河为渠，开田万顷，日以富饶。」
又据《义和团档案史料》中记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即1901年4月29日）上谕及六月初七日（即8月19日）最后上谕之判决：
「阿拉善王着传旨申饬。」
据《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18页，引述内蒙古图书馆藏书《重修绥远通志稿本》之「基督教」篇所载：
「美籍耶稣教士费安河于1904年潜入河套扒子补隆牧区，专以指导当地汉、蒙民族为已任。维时四野荒塞，草滩百里，山河僻处，偶见穹庐，盖除蒙人高歌『敕勒』，牧放牛羊外，汉人之至此者寥如也。而费安河独力开创，先结茅庵以庇风雨，继营毳幕而顺蒙俗，旋复以语言不达则更日学蒙古语言而通情愫。逮主客既洽，于是芟草开田，启林开路，身备百工，自为自用·······甫逾年而生齿粗足，嗣复置公田，设医院，创立蒙民小学校······如是数年，逐渐变草莱为聚落矣。」
（十）立纪念碑
代表宣道会处理安葬事宜的伍先生（Mr.JohnWoodberry），向政府要求在包头市竖立一座纪念碑，像在归化城所建造的一样（请参看第七章第一节）。在碑上的三边面上，刻上所有殉道之宣教士名字，包括蒙古协同会五位宣教士在内。伍师母（Mrs.John Woodberry）是认识他们的，故当她参加立碑时，凭吊着这五位可爱的青年，说：「面对这一群勇敢而又精忠的宣教士，实在找不出有更好的话语追悼他们。他们正当年轻有为之时，竟然到这荒漠不毛之地，蛮夷不化之邦，舍生取义。但愿人类历史有多长，他们在主的荣誉册上，也是如此名垂不朽！」
（十一）殉道地点之商榷
（1）据瑞典宣教士遇难殉道之地图（本节第600页，引自A Flight for Life第332页），左上方的地名Wu-la-pa—erh，便是本文所述七位宣教士殉道的地点。但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按图所示是在河套之北部，而该书第346页又提到附近有天主教堂。
（2）据《拳祸记》下册第323至324页载：「七月二十四日（即阳历8月18日）三道河十五教士为安九（笔者按：前文指安九是蒙古宰相）所逼，束装出境。随者十四人，马二十九，骆驼二十五，犬二。去后蒙兵入堂，将殿宇住屋，或毁或焚，或改为佛庙。十五教士行四十二日，始抵库伦。…………」又同一文内继续在第327页记载：「有乌兰包尔信友高林之妻，其死事亦属可嘉。…………」依其拼音Wu—la—pa—erh就是「乌兰包尔」一地无疑，就是在三道河之邻近地区。
（3）按《清史稿》卷五百二十、列传三百七、藩部三、第14379及14392页内载：「阿拉善厄鲁特部，至京师五千里。…………光绪二十六年，拳匪滋事，阿拉善亦出教案。二十七年三月，予各省官员上年保教不力惩处，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传旨申饬。其后是部三道河一带教堂租种地亩益多，引河为渠，开田万顷，日以富饶。…………」再从卷七十八、志五十三、地理二十五、第2443页内载：「阿拉善额鲁特部一旗，在河套以西，袤延七百余里，至京师五千里…………」
（4）据Through Blood-Stained Shansi第120页，此地离包头市约220英里，离扒子补隆约110英里，名叫甲胜＊（Chia Cheng），蒙古话叫Wu La Pur或Wu-la-pa-erh。另第122页又载：「史教士大概那时还不知邻近的天主教堂，自外国教士离开后，已有过百天主教徒遇害，教堂全被焚毁。」
分析上列参考资料：
*参考书（1）除了指明Wu La Pur或Wu-la-pa-erh，是位于河套外，并且提及附近有天主教堂。
*参考书（2）是天主教的记录，在日期上虽有数日的差别，但显而易见，与殉道宣教士为邻的天主教堂就在三道河，附近且有天主教徒住在「乌兰包尔」。
*参考书（3）《清史稿》中，正史证明了三道河是在河套外。据《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第71至72页，有一「义和团运动时期各地反帝斗争形势」之地图，显示三道河一地是在河套外。
*参考书（4）与《中国邮政编码图集》第35页的「包头幅」地图，从包头到新安（扒子补隆），再往西便到临河市。临河市之西有杭锦后旗及一处名「乌兰淖」的地方。而据最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册》第1页，载有「内蒙古自治区政区图」，三道河大概是今日的临河市。同一书58页临河市的详图中，找到其西北有杭锦后旗（大概是蒙古王的居所）。在杭锦后旗之南有一地方名叫「乌兰淖尔」。宣教士殉道的地点蒙古话叫Wu La Pur或Wu-la-pa-erh。「乌兰淖」或「乌兰淖尔」，是否都是指着这地方呢？从香港中华书局1997年重印的《中华新字典》，查得「淖尔」是蒙古话「湖泊」之意。故「乌兰淖尔」或是「乌兰包尔」，应该就是这地方了。
综合以上四处参考资料，我们可以肯定今日的乌兰淖尔就是七位宣教士殉道的地方。虽然当日官府和安葬他们的代表均无法找回什么遗物，如今百年已过，物换星移，那地方更早已湮没了，但为着能较完整地存留中国教会的历史记录，亦值得我们核实这确切的殉道地点（注六）。
资料来源：
（1）Roberts,James Hudson.A Flight for Life and An Inside View of MIongolia,Boston:The Pilgrim Press,1903.pp.332,344-348.
（2）Woodberry,K.C..Through Blood-Stained Shansi,New York:Allance Press Company,1903.pp.120-140.
（3）Forsyth,Robert Coventry.The China Martyrs of1900,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4.pp.80-82.
（4）Grauer,O.C..Fifty Wonderful Years-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Jubilee-1890to1940,Chicago: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1940.pp.236-257.
（5）Grauer,O.C..Fredrik Franson,Founder of the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Chicago: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1939.pp.122-124.
（6）Stauffer,Milton T..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Shanghai：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1922．《中华归主》之英文原著。
（7）MacGillivray,D..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p.504-507.
（8）Stanford,Edward.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London:The China Inland Mission,1908.
（9）吴杨道着，洪善继译。《四海为家》。台北：生命之道出版社，1965，第1-3,85页。（原著为The World His Home-Biography of Fredrik Franson by David Woodward）
（10）汤清着。《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第484，641页。
（11）戴学稷着。<一九○○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第211—236页。出自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1。
（12）一些有关David Stenberg之记载，是由边云波老弟兄在瑞典之女儿边晓纹，把瑞典文资料用口语译成中文整理而成（January2005）。
（1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一至一九二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全三册。
（14）李杕着。《拳祸记》。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土山湾印书馆刊行，1905，全二册。（取自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土山湾印书馆第二版印，1923。）
（15）赵尔巽清史馆馆长，袁金铠主持：《清史稿》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卅六卷。北京：中华书局刊印，1928。
（16）李志刚主编。《中国邮政编码图集》。黑龙江：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88。
（17）张海鹏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