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回首百年殉道血

（十三）中国历史的记载

按《清史稿》卷五百二十、列传三百七、藩部三、第14363至14365页内载：

「四子部落，在张家口外，至京师九百六十里。—–光绪二十六年，拳、教相仇，是部酿祸颇巨。事定，议给教堂（笔者按：指天主教堂）赔款银十一万两。….」

据《义和团大辞典》中，作者温应州所写有关「口外七厅教案」：

「口外七厅指山西省在长城以外的归化、萨拉齐、丰镇、宁远、和林格尔、托克托城、清水河。七厅均归绥道管辖。1900年，山西巡抚毓贤支持义和团，道台郑文钦、署同知郭之枢、通判沈荣绶、李恕和蒙古官员等附和。七厅中被杀的人数共计：主教1员，西官1员，西教士5人，华教士1人，教民三千二百余人。（笔者按：除英国游历武员周尼斯Captain Watts-Jones外，余均是天主教徒，14位瑞典殉道者未算在内。）共毁总堂1座，大教堂16座，小教堂数十处，育婴堂4座，教民四千余家被焚或被抢。《辛丑条约》签订后，赔银二十万雨。署归化同知郭之枢、署宁远州通判沈荣绶定为斩监候，发往极边充军，永不释回，归绥郑文钦斩首，归化副都统奎成革职永不叙用，结案。」

据《义和团大辞典》中，作者张思对郑文钦有以下记述：

「郑文钦，奉天旗人，1900年6月，委署山西归绥道。是年7月15日，纵部下在道署门外杀死英军绘图官周尼斯。7月中旬前后，屡次飞禀毓贤，声言口外各厅教民麋集，铸器垒堡，请派重兵防范。7月20日发兵与义和团攻剿萨拉齐厅二十四顷地天主教总堂，杀教民九百余人，并捉获主教韩默理，韩受酷刑致死。8月中旬，郑密禀绥远城将军永德，言宁远厅香火地，归化厅铁圪旦沟等处教民与洋人结成死党，逆行已露，请调集大兵剿办。永德乃派他亲带旗练马步各营前去。8月14日，郑发兵与义和团众几度攻香火地、公沟堰不利，遂以保护洋教士入京为名，诱杀堂中比利时及荷兰教士2人，并焚毁二教堂，杀教民数十人。8月22日至24日，郑又率清军千余人袭击归化厅铁圪旦沟和乌尔图沟教堂，杀荷兰传教士2人，比利时传教士1人，教民七百余人（据永德称为五百余人）。1900年7、8两个月内，郑文钦所辖界内共死亡外国军官1人，天主教主教1人，教士15人，耶稣教教士14人，教民三千二百余人。焚毁天主教堂1座，大教堂16座，小教堂数10座。1901年2月，清廷迫于列强压力，命将郑文钦即行处决。郑闻风逃逸，经严密查找月余，侦知其在缠金什尔赖地方。3月24日，前往缉拿，郑见人追至，先行服毒自尽。」

据《义和团大辞典》中，作者张思对永德有以下记述：

「永德满州正白旗人，曾任察哈尔副都统丶乌里雅苏台将军。1894年，为绥远城将军。1900年7月间，永德连续上奏，言其辖境教民麋集，势必作乱。又称风闻俄军马队从外蒙古侵入，如一旦同教民结，为患甚巨，拟添兵筹饷，派兵攻剿教民。从7月19日至20日，永德派员率领马队、大同练军步队、捕盗营及义和团等，攻袭萨拉齐二十四顷地天主教总堂，—–后又上奏『归绥附近一带教匪尚多，设再有此项事情，应否照此剿办』。8月中旬，郑文钦密禀永德，称宁远厅香火地、归化厅铁圪旦沟等地教民与洋人结成死党，逆行已露，请调集大兵剿办。永德允之，并以自身染暑湿未愈，而郑年壮才明，办事认真为由，将该地分扎旗、练、马、步各营，交其统带前往。8月20日，军机处奉上谕寄信永德，言『不可以风闻无据之词，冒昧兴戎，激成巨祸』。对香火地、铁圪旦沟等教堂须『持以镇静，不得轻率生事，致干重咎』。但此谕未到之前，郑文钦已于8月14日，及8月22日至24日，率兵队将香火地、公沟堰、铁圪旦沟、乌尔图沟等教堂攻破，杀荷兰、比利时传教士5人，教民约八百人（据永德称为五百余人）。10月初，清廷照永德所请，褒奖此事有功人员。—–1901年2月中旬，英使萨道义要求将永德斩决。清廷遂下旨将永德先革职，听候查办。4月间，十国公使又要求将永德革职，永远监禁。但永德已先于2月13日病故（一说自杀）—–』

据《义和团大辞典》中，作者张思对郭之枢有以下记述：

「郭之枢为署归化城同知，1900年8月下旬，受绥远将军永德及道台郑文钦委派，带兵三百余人攻打铁圪旦沟等教堂，杀外国传教士3人，教民七百人，又追杀逃至三里之外黄花窠的外国教士4人。（笔者按：即瑞典之宣教士）中外议和之后，清廷两次发上谕，定郭为斩监候罪，贷其一死，发往极边充军，永不释回。」

又在《西行回銮始末记》内载，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即1901年3月31日），＜驻京各国钦使续请惩办罪首照会一通又清单二件＞，其中「查明确犯重罪应行严惩各员清单」之记载：

「署归绥道郑文钦，谋杀英国武弁及西国主教、又天主教士四名，耶稣教士十四名，罪应斩立决。

绥远城将军永德，归化城副都统奎成，所有该处兕惨各事，多为主谋，有天主教士四名，被其兵丁伙同杀害。罪应革职，永远监禁。

署归化城同知郭之枢，去年七月二十六日，带领兵丁三百余名，攻打铁木旦沟教堂，将教士十名枪击火焚殒命，其余四名逃至三里之外黄花窠铺，（笔者按：指十四位瑞典宣教士）被其追及戕杀。罪应斩监候，如贷其一死，极轻当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又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记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即1901年4月29日）上谕判决：

「山西归绥道郑文钦，着斩立决。署归化城同知郭之枢，着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山西归化城副都统奎成，着革职永不叙用。」

清廷继续与联军交涉之下，又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记载，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即1901年8月19日）再加发上谕判决：

「署归化城同知郭之枢、和林格尔通判毛世黼、署托克托城通判李恕、署宁远州通判沈荣绶，均着定为斩监候罪名，贷其一死，发往极边充军，永不释回。」

又据外务部档案，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即1902年3月4日），「山西省巡抚岑春煊为查明上年各教士被害情形及抄送清摺等事咨呈全权大臣」一文中，「附件三」有拳首正法之记录：

「托克托城厅有拳首王四小仔、姜士俊和任假女子三名，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即1901年5月）处斩。—–归化厅有拳首李效孟（系假冒董福祥营官出示招勇害教）和秦长汰二人，于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即1901年6月）处斩。」

（十四）中国天主教会历史的记载

据中国天主教编写之《拳祸记》，有以下记载：

「中蒙古教难以后坝土木川为最烈。后坝铁圪旦沟一村，亡教友五百余，及杜孟罗三神父，其邻近数村，亡教友二百余。土木川乃蒙古音，奥图书上称土默特，其地分四厅，日归化城；曰托克托城，俗呼托城或托托城；曰和林格尔，俗称二十冢子；曰清水河。被难教友概在托和二厅，归厅除后坝外，所亡无几，清厅则奉教之人，甚属寥寥。后坝属四子王，又属归化同知。….

后坝铁圪旦沟之匪，焚毙荷国司铎杜世忠、孟友真，比国司铎罗友义。孟司铎传教于什拉无素濠，罗司铎传教于海流速太。匪烧住堂三，即铁圪旦沟、河东、古营子是。烧分堂十五，杀教民七百余。时纵匪仇教者，为将军永德、道台郑文钦、同知郭之枢。—–

匪攻后坝时，—–教友与杜罗二神父，死于堂中，英教数人与焉，（笔者按：指来此避难的14位瑞典宣教士及家属）孟神父焚死于更衣所。」

据《交涉要览类篇》所载，在英国外交部蓝皮书第六册之第92号文件，驻华英使萨道义（F．Satow）致英国外部大臣蓝斯唐（Lansdowne）书，日期是1900年12月24日。该函是英使萨道义派其副将鲍威，随德军到张家口，调查在山西之北，及蒙古所有关于宣教士遇难的事。鲍威回英使馆，呈交英使一信，附在此档案内，即比利时天主教博神父（Pierre Ole Bock）致英使馆副将鲍威之函（注七）：

「约在1900年6月15日，归化城所有官员皆练习拳匪之法，所有办公之所，遍贴告示，甚至僻小村落，亦由差役颁发此等告示。大旨乃云：所有铁路电线，以及洋人住屋，均行拆毁，中西各教士均行杀却。7月2日，山西抚台毓贤有谕令中国商人、工匠人等，练习拳匪之法。归化城道台随即将此谕，传其属下各官各县，洋人大见惊惶。

戕杀之事，始于6月6日，历数星期之久。至归化城及托克托城之耶稣教会中人，前经归化城二府保护，在其衙署居住多时。嗣于6月间，为备骆驼七只，银八百两，送往库伦。闻其贫苦无依，而与吾人相距约有百里之遥，吾人派人往觅。至8月7日，中有十人到来，9日又到一人并其妻室及一初生幼孩，10日一教士之妻生一女。此帮人数计三男人，年岁约在三、四十左右，皆有妻室，一闺女，七小孩，皆瑞国人也。彼告吾人，以半途遇劫，初为护兵劫去骆驼及银七百两，又劫去行李大半，次为别兵勇劫去银两及所余之行李，终为乞丐劫去粮食衣服。经受月余困苦，始遇吾人遣往觅彼之人，带之到铁圪旦沟（Tieh Ko Tan Kou）。—–」

（注七）该函也载在Fire and Sword in Shansi第104至109页，是译自博神父（Pierre Ole Bock），在Through Blood-Stained Shansi第109页的记述。该书也提到博神父就是决定寻找这群瑞典宣教士的人。

因该附函并没有载录博神父整封信，博神父另一段有关他们怎样殉道的记述，记于Fire and Sword inShansi《火光剑影中之山西省》：

「道台又下令官兵攻打我们后坝之铁圪旦沟，我们有四位神父，十四名瑞典人和一千六百名教民。因为我们推测不会受到攻击，我便独自离开，往北方一教堂，招集该处教民。我被蒙蔽了，当我离开后，在8月22日便有一千三百官兵，分三路来进攻。从中午开火，到了下午四时，全村便成废墟了。官兵持有最好枪械，而我们只有三十支枪，其中只有三支是洋枪。官兵死去卅六人，两名是军官。我们的杜、孟、罗三位神父，和全体瑞典籍妇孺，或被杀或烧死在堂内。两名瑞典教士被刺死，另一名逃到邻村，翌日即被斩首，其余逃出之教民四散。—–屠杀这么多洋人的道台姓郑，他在6月中旬才到归化城上任，他仍然继续到各处迫害教民。—–」

（十五）四子郡王旗教案

据《光绪政要》所载，光绪三十年八月（即1904年9月），绥远城将军贻谷奏「四子郡王旗教案」，议给赔款情形如下：

「疏云：窃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间（即1900年8月），乌兰察布监四子郡王旗，有效尤仇教杀害焚掠之案。叠次钦奉谕旨，严饬查办，当经前署将军奎成、前任将军信恪，以案情重大，先后奏明派员详查，并箚调该旗蒙员来绥议办。嗣因该旗延不遵调，于二十八年正月（即1902年2月），经信恪奏请处分，奉旨将该郡王勒旺勒诺尔布，交理藩院议处。一面严饬迅速派员赴绥就议，行令钦遵办理。去后旋据比国派办教案委员林辅臣、教士王达文，呈请速催完案。并称教民遭乱之后，有误耕获，困苦异常，请代筹款济急，俟该旗赔款议定，再行归还。由信恪咨请外务部先行指拨银四万两，暂付该教堂，以应急需。嗣经外务部咨由升任山西抚臣岑春煊，就近借拨，先后共借银三万两，由晋解绥一万五千两，拨给该旗交付学堂，以一万五千两拨给达拉特旗，凑付偿款。是年五月间，该郡王派扎兰扎布抵绥，法亦派其参赞官端贵前来归化城。经前署将军文瑞，督同现署黑龙江副都统，前奏办蒙旗教案之直隶候补知府寿勛，于五月二十九日（即1902年7月4日），会同该参赞端贵，比员林辅臣，及教士蒙员开议。统全案命价财产等项，该教士索赔银二十余万两。经寿勛磋商减让，议定仇教祸首，概免追究，该旗认赔教堂银十一万两。由晋借款还教堂银一万五千两扣除外，尚欠银九万五千两，订明由二十八年六月起，至三十年底止，（即1904年11月底）分期陆续交付。于六月十一日（即7月15日），书立草约合同署押完案。惟赔款虽已议定，该旗并无现银，拟以地租一项作抵，教士坚不允从。端贵等回京后，亦以教民极困待款孔急为言，请再拨银一万两。旋咨由外务部电商晋省，复饬归绥道在存储库购粮项下拨解银一万两，交教士贾名远如数收讫。下欠八万五千两，该主教教士屡次追索。二十九年春间，寿勒向该主教等再四恳商，始允将所欠银两，统以地亩作抵。而该旗于奉到檄饬以后，抗不遵办，亦不承认两次代筹垫付之款，任催罔应，视若无干。…………〔笔者按：继续是冗长的交涉，到了1904年8月28日，该旗才以3666顷66亩（约等于公制225平方公里或英制90平方英里）地作抵押，完案。〕」

（十六）善后工作

拳乱后，清政府多方面弥补对外国宣教士所造成人命及财物的损失。于1901年5月29日，李鸿章与宣教士代表李提摩太（Rev.Timothy Richard）,叶守真（E.H.Edwards）及文阿德（Dr.Atwood）等三人会商后，订立了「清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注八）。其中赔款50万两银子（相等6万6千英镑），作为山西省教育基金，创立山西大学即为一例。此外在府、州、县各地，按《辛丑条约》订下规条，回到各地厚葬殉道之宣教士，为殉道者建立纪念碑。同时政府明令保护重返中国的宣教士。并邀请各外国差会，派代表参与殉道者安葬立碑事宜。

（注八）《西行回銮始末记》第625至626页，详细记载订定「清理山西教案章程」之经过及内容。

（十七）劫后余生的一群

1901年12月9日，宣道会伍约翰先生夫人（Mr.and Mrs.John Woodberry）接受山西省洋务局督办沈敦和的邀请，代表宣道会参加殉道者安葬礼。从上海出发，到山西省长城内外的宣教站，沿途各地看到劫后余生的一些信徒，留下不少殉道者辛勤工作的脚踪。在这十三周的行程中，伍夫人留下一份宝贵的记录，就是她的著作Through Blood—Stained Shansi《走过血迹斑斑的山西省》。

1902年1月18日星期六，伍约翰夫妇抵达归化城。才发现政府洋务局的衙门，原来就是林牧师主持的宣教站重修改建而成的。将进门时，忽然从后听到一句熟识的英语：「How do you do，Mr.and Mrs.Woodberry？（伍先生和伍夫人，你们好吗？）」回头一看，原来是爱牧师的学生查义*（Cha Vee）。这位少年曾跟爱牧师到过天津，认得伍先生和夫人，而他们正因做翻译的随员行动怪异失常，令他们大伤脑筋，便立刻想起这少年查义的名字来，虽然他的英语程度，与他们的中文程度一样，但他客气地招待伍先生和夫人，住进经过重修的林牧师旧居。

当晚的招待会上，除了本地官员和洋务局人员外，还看到一群劫后余生的信徒。查义为伍先生找到一位洋务局的外交官来，只略懂英语，却不能作翻译。正在进退两难间，忽然听到一个雄厚的声音，随即看到一位高大汉子，伍先生依稀记得与那人见过面。低头一想，才记起七年前在自己天津住所招待爱牧师时，与他同来的传道人王德范＊（Wang Teh—fang）。于是伍先生便与王德范交谈起来，并使用手语，彼此竟能心领神会，心中大喜。交谈中王传道明白伍先生任重，极需一位翻译人员，因有数处将要举行安葬礼，必须与政府多方交涉才成。当下立刻答允明早来带他们夫妇到墓园，协助翻译，办理一切安葬有关事宜，然后一起再回到会堂，与众信徒聚会。

这位王德范原是爱牧师的中文老师，信主后跟随爱牧师为传道人，忠心事主，并带领长兄与幼弟归主，均成了爱牧师忠心助手。长兄王德懋＊（Wang Teh Mao）是爱牧师的商业助理，办理印刷事宜，真诚可靠，分担了爱牧师大部分业务工作。幼弟王德高＊（Wang TehKoah）也成了传道人，协助爱牧师来往归化城与包头之间各个宣教站的工作。拳乱时，长兄王德懋被捕，以信教和协助洋人经商，并且安排他们逃走等罪名，把他毒打一大顿。以为他已死去，便把尸体投入河中，谁晓得他只伤重晕去，河水弄醒了他，得以存活。王德范没有离开岗位，蒙神拯救得脱险境，其后家宅被焚，全家四散，两个月后才得举家团聚。

晚上宴罢，就寝前，伍先生决定第二天请求道台沈敦和，批准王德范与他们随行，作他的翻译随员，遂解决了他当下最大的困难。

（十八）殉道者墓园

1902年1月19日主日清晨，王德范与数位信徒陪同伍氏夫妇，随着官员和保护的军兵，来到城郊的洋人墓园（Foreign Cemetery）。自拳乱毁坏一切后，但见一片荒烟蔓草，仅存早期鄂牧师（Emanuel Olsen）的墓地。同时还发现爱理信牧师等14位殉道者，早已葬在萨拉齐。于是伍先生便就地按照与政府协议的「章程」，经由王德范之翻译，列出下面各项要求：

*旧墓园参差不齐，政府要购买附近土地，填平作一方正之墓园。

*以美观砖墻四周围住墓园，并盖一守墓人员房舍（Keeper’s Cottage）。

*掘一口水井。

*把殉道者棺木从萨拉齐迁回归化城，安葬在这墓园内。

*全部破坏之墓地与墓碑，必须重造，重新安置恢复原状。

*墓园内种满花草，园中竖立一座12英尺高、用花岗岩石造成的西式纪念碑，从上至下刻上：「To themissionaries of the great American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martyred for the sake of the Gospel：in memoriam。」（这是沈敦和提出的中文：「大美国耶稣教宣道会为主殉难教士纪念碑」）。在其基石上，则刻上14名殉道者的名字和殉道的日期：「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即阳历1900年8月23日）。另加上大字「Till Jesus Comes」，中文：「等主再来」。

*每位殉道者墓地，均分别放置墓碑。

*园中建立一纪念亭（Pavilion），供凭吊者休憩。

*三至五个月期限内完成，请张家口之罗教士＊（Mr.Larson）到来验收。

（十九）安葬礼

1902年1月19日下午三时，伍约翰夫妇和一些信徒，在政府官员陪同下，三军仪仗队开路，进入墓地的帐幕，举行追悼会。周围挤满看热闹的民众，约有五、六千人，劳动大批官兵在场维持秩序。由一位同时是牧师的青年官员高拓霖＊（Kao Ta—lin）用国语主礼，三位王弟兄辅仪，15位信徒组成诗班，加上官员代表政府宣读祭文等。伍约翰夫妇坐在其中，虽然没法全懂，但看到中国信徒亲自主领整个追悼会，不禁仰望晴空，缅怀这一群殉道者，这就是用他们的血汗生命，所结出的成熟子粒来！

（二十）纪念碑的商榷

据《宣道与中华》一书第37至38页，作者提及：「在宣信博士的资料本子中，笔者找到以下的殉道士墓碑绘图，墓碑内的英文姓名如下：爱牧师（Rev.Olson）、聂女士（Miss Erickson）、林师母（Mrs.Lundberg）、安牧师（Rev.Anderson）（多注二）。这个坟墓所在的地点不详，亦不知现时存在与否。」

据伍夫人在Through Blood-Stained Shansi《走过血迹斑斑的山西省》的记录，这纪念碑有两个，一个是本节所提在归化城外的殉道者墓园中，另一个则在包头（请参看本章第四节）。

笔者阅读多年的中国内地会月刊《亿万华民》（China＇sMillions），在1937年的英伦版（London Edition）第7页，奇妙地竟找到这一帧珍贵的相片。证实了宣信博士的资料本子的纪录。当我们仔细对照碑上全文，一字不漏！相片上三位名牧（左方林景康牧师，中间宋尚节博士，右方计志文牧师），是伯特利布道团成员，1931至1934年间，前后四年在全国13省、133个城市中举行奋兴聚会。（注九）这是在1933至34年间，他们到绥远省（今内蒙古）的归化和包头聚会时所拍摄的，若留意林牧师和宋博士坐的姿势，看来这碑石不是两层型，而是一大座的。宋博士长袍的右方（用放大镜来看），其旁有「主」一字，其上又写有「二十六年」，故这碑座不像宣信博士的绘图—「等主再来」四个大字，其旁各有一行日期。而是日期在上、「等主再来」四个大字在下。每一位宣教士和家属的名字，则在另外的三边面上刻下，除了安牧师的小婴孩没有记录外，其他13位都是有姓名的。

虽然现今这座纪念碑和它所在的归化城，均已物换星移，遗迹难寻。惟一告慰的，是上一代中国信徒，至少有数十年之久，曾藉这纪念碑，凭吊这一群为主、为中国而死的殉道者；他们在百年前向塞外中国人、蒙古人宣教的历史上，留下难忘的一页。

（注九）请参看刘翼凌着：《宋尚节传》。香港：证道出版社，1989年第11版。第114至116页。

资料来源

（1）Woodberry,Mrs.K.C..Through Blood-Stained Shansi,New York:Allance Press Company,1903.pp.83-119.

（2）Roberts,James Hudson.A Flight for Life and An Inside View of Mongolia,Boston:The Pilgrim Press,1903.pp.332,341-344.

（3）Forsyth,Robert Coventry.The China Martyrs of1900,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4.pp.82-84,462-464.

（4）Edwards,E.Henry.Fire and Sword in Shansi,London: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1903.pp.46,100-109,117-125.

（5）The Chinese Recorder,July,1902,pp.368-370.

（6）Stauffer,Milton T..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Shanghai: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1922.

（7）Grauer,O.C..Fredrik Franson,Founder of the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Chicago: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1939.pp.79-90,98-99.

（8）China’s Millions,North American Edition,Toronto:China Inland Mlission，1894．中国内地会月刊北美版《亿万华民》pp.72-73,150.

（9）China Inland Mission.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Shanghai: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July1892.

（10）吴杨道着、洪善继译。《四海为家》。台北：生命之道出版社，1965。（原著The World His Home-Biography ofFredrik Franson by David Woodward）第7-28,82-95页。

（11）汤清着。《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第484，516—517页。

（12）罗腓力编著。《宣道与中华—宣道会早期在华宣教史略》。香港：宣道出版社，1997。第36—38页。

（13）廖一中主编。《义和团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4，111，225，287，350，447页。

（1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地图出版社，1987。（第八册清时期，第20—21页，图上有口外七厅：包括归化、萨拉齐、丰镇、宁远、和林格尔、托克托城和清水河等。）

（15）赵尔巽清史馆馆长，袁金铠主持。《清史稿》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卅六卷。北京：中华书局刊印，1928。卷五百二十，列传三百七，藩部三，第14364页，有「四子部落」旗的历史，记载「四子王旗」一地。两位中国航天员在2005年首次升空后，便是降落在四子王旗之处。

（16）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取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5辑，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发行，1966。第1989—1991页记载「四子郡王旗」赔款的情形。

（17）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四川：巴蜀书社出版，1993年，第四十七册。《西行回銮始末记》，查明确犯重罪应行严惩各员清单。第621—624页。及详细记载订定「清理山西教案章程」之经过。第625—626页。

（18）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8年，全二册。第1013，1036—1037页。

（19）李杕着。《拳祸记》。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土山湾印书馆，1905，全二册。（取自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土山湾印书馆第二版印，1923。）下册，第302，310—312页。

（20）郑贞来译，陈钰选辑。《交涉要览类篇》。（译自蓝皮书第六册Great Britain,Parliamentary Papers,”Blue Books”,China No.6,1901: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Disturbances in China.）取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辑，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第183-187页。

（21）李志刚主编。《中国邮政编码图集》。黑龙江：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88。

（22）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1。作者戴学稷着《一九OO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第211—236页。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北京：中华书局，1998，全六册。第三册，第187-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