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回首百年殉道血

四、五位中国内地会的殉道者

1876年10月18日，德治安（Mr．Joshua Turner）和秀耀春（Mr.Francis James）两位内地会宣教士从镇江出发，历经长途跋涉，11月中旬抵达山西省之东南部，筹划建立新宣教站。走遍泽州府（Tseh Chou Fu今之晋城）附近各市镇，两周后抵达平阳府（Ping Yang Fu今之临汾）。在七个大城和很多小市镇内布道，并出售福音书，到翌年1月8日返回武汉。休息一个月后他们再度回去，路过平阳府，4月24日到达太原府。便开始在那里建立新宣教站，向附近大小市镇传福音有数月之久，正遇上山西省有史以来最大的旱灾。

（一）《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之记载

*1877年7月18日晋（山西）豫（河南）大旱，帝一再祈雨。

*8月19日命李鸿章借拨海防经费，以应山西赈恤急需。

*9月14日李鸿章奏覆借拨十万两。

*9月27日以山西河南旱灾严重，命于部存关税及天津海防经费项下拨银赈恤。

*9月29日李鸿章奏于海防经费项下续拨二十万两，以七成（70％）给晋，三成（30％）给豫。

*10月7日命拨去岁漕粮四万余石赈豫灾，并命李鸿章派员赴奉天购粮运豫。

*10月15日命将本年山东冬漕拨给山西河南各八万石，接续赈济。

*1878年1月8日从阎敬铭曾国荃奏，将江（江苏）鄂（湖北）未提漕米六万石全数拨给山西，以资赈济。

*4月5日左庶子黄体芳等请将海防经费及轮船机器各项用款酌充京饷，移作赈款。诏命李鸿章沈葆桢等速奏。

*4月15日李鸿章奏，海防机器局款难再分拨。（自去秋迄今各省赈务共已拨用海防经费七十余万两，今春又有主要以海防经费充京饷作赈需者。）

*4月16日沈葆桢奏，机器局未便停工，海防经费南洋项下可暂提五成（50％），赈晋豫灾。

*5月25日令劝阻英人在晋豫散赈。（因有谣传说英人罗亨利及花国香，借散赈贩卖妇女出洋（注一）。）

（二）各宣教机构合作赈灾

因灾情严重，德治安和秀耀春先后染上伤寒症，病愈后，1877年11月28日二人离开太原府，翌年1月28日返抵武汉。他们离开两天后，大英浸礼会（British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李提摩太牧师（Rev.Timothy Richard）携赈灾捐款，来到山西省散赈。唯本地官员怕灾民争取赈款，引致挤拥暴动，禁止散赈。但他以山东省赈灾之经验，说服了山西省巡抚曾国荃，于是重开赈灾工作。1878年1月30日德治安牧师再回山西省赈灾，从武汉到上海，会同英国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李修善牧师（Rev.David Hill），和从南京来的美国北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North）之怀牧师＊（Rev.Albert Whiting），于3月9日起程，携带天津宣教机构捐款17，000银两（约5，000英镑），由官兵护送，于4月2日抵太原府，开始联合各机构之赈灾工作。

（注一）花国香是从英国来的内地会宣教士Mr.George William Clarke，另有一位从英国人Dr．Henry Soltau，与他同时在1875年抵达中国，可能就是罗亨利。

单以上海的救灾委员会，属伦敦会的书记、慕维廉牧师（Rev.William Muirhead）的记录，就有204,560两的善款，其中从美国捐来的有22，670金币。中国发赈灾米粮和物品，超过二百万两之巨，并且还加上各地富有地主给当地的捐赀。惟因灾情严重，动员了69位宣教士，分布在四个灾情严重的省份。由灾情引致百病丛生，宣教士接近灾民，经过近两年的赈灾工作，有4位宣教士因染病离世，其中最早的一位就是南京来的怀牧师，于1878年4月5日染上伤寒症离世。

（三）偷敦泰晤士报（London Times）之报导

伦敦泰晤士报接获一读者来函，报导这一场恐怖绝伦的巨大灾祸：

「据称已有五百万人死亡，就以太原府为例，原有一百万人口，现今只剩下十六万人而已。生存者以死亡者为食物，到了无尸可食时，为了生存而互相杀害。当然，在这样惨无人道之前，那种卖儿卖妻的事，早已司空见惯。严冬加增了灾民的疾苦，北风凛烈地刺透了衣衫褴褛的生还者。宣教士所承担的，不是简单的怜悯为怀，而是面对地狱的狰狞！当人饥不择食的时候，财产就没有保障，如果有人身怀金银，便成为抢掠者的猎物了。特别是饥馑荒年之后，死亡人数激增时，瘟疫跟着而来。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能逃过因饥荒而引起的感冒，北美长老会的怀牧师，更是最早遇难的一位，内地会的德治安牧师则仅以身免。

赈济灾民之基金已达七万英镑，其中有英国浸礼会之捐款三千三百英镑。中国政府用免税和援助金的方法，约值二百万两之多。因为缺乏良好的道路和快速的通讯系统，以致加重救援和散赈工作之困难。也许谁也无法调查测算出真正饿殍的数字，但估计有九百五十万到一千三百万人左右。

虽然宣教士真挚地从事赈灾的善工，但仍受到质疑，像李提摩太牧师因救援了一些几乎饿死的儿童，其后交给李师母看护。但李牧师离家外出赈灾时，知府便在他的家门贴上告示，警告民众，御防洋人心怀不轨，拐带孤儿，挖眼挖心，来作药材之用。

经过了二十个月的赈灾工作，在七个不同的县府中，宣教士抢救了153，603灾民。」

（四）太原府内地会宣教站

*开创时期

内地会在太原府建立宣教站后，因为李提摩太牧师夫妇救灾心切，收留了大批的孤儿寡妇，但二人力不能胜，便在1878年9月全部交给德治安牧师负责照顾，数目达744名之多。到了1879年1月，增至822名孤儿和334名寡妇及老人。

幸在1878年10月23日戴德生师母带着两位去年11月到中国的何丽姑娘（Miss Celia Horne）和柯丽梅姑娘（Miss Anne Crickmay），加入为同工（笔者按：女宣教士之名字来自《惟独基督》第67页），成为第一批进入山西省的女宣教士。她们不仅在妇女赈灾工作中担负重任，还为灾后的女孤儿开办学校，教养她们。1879年秀耀春牧师携同新婚夫人，也回来继续工作。1880年8月底，又有新宣教士毕翰道牧师（Rev.Thomas W.Pigott）加入为同工。

*中国内地会之彗星

1880年6月30日，赐医生（Dr．Harold Ainsworth Schofield）和他的妻子，受内地会戴德生先生的感召，抵达中国。

当时赐医生只有29岁，但已经有很丰富的经验。在校期间学业优异，曾夺取12种奖学金，被送到维也纳（Vienna）和布拉格（Prague）等地深造。先后拿到了伦敦大学文学士（BA，1869年），伦敦大学理学士（BSc，1872年），牛津大学硕士兼医学士（MA＆BM，1877年）和英国皇家外科医生院士（FRCS，1878年）。毕业后在伦敦圣巴多罗买医院（St．Bartholomew＇s Hospital，London）当了半年驻院医生和一年外科医生。因为他有这样子出色的学历，毅然加入内地会，受到同仁非议，尤其友好多劝他留下做本地的工作。但他在医学院读书时曾看过一位宣教医生的见证，令他坚定不移的奉献给主，要往海外宣教。

他们先到山东烟台芝罘学习语言，进步很快，1880年11月底来到太原府便开始参与街头宣教工作。他不仅很快能说话自如，并且还用中文写日记。于是他的诊疗所，也就是第一所太原医院，总有人满之患，到1882年6月，他看了超过3000名病人，并用哥罗芳（Chloroform）麻醉病人，做了18个大手术。接着的一年更忙，全年有6631名病人，做了292个手术，其中有47个大手术都上哥罗芳。

在这样沉重工作下，1883年2月他发信返英国，呼吁男女医护人员来华，投入医疗宣教士行列，因他曾见过有8位美国女医生，其中5位是属于同一个宣教会的。而当时的内地会，除了戴德生外，第一位正式医生宣教士，是1880年1月到达中国的潘医生（Dr．W．L.Pruen）。他是爱丁堡（Edinburgh）大学毕业生，考取了医生执照LRCP和外科医生执照LRCS。第二个便是赐医生了，到了1882年9月才有叶守真医生（Dr．E．Henry Edwards）和卫医生（Dr.William Wilson）到步。因此他的呼吁成为内地会医疗宣教工作的先声，影响久远。

他行医传道不遗余力，有三年之久，建立了太原府第一所内地会医院。1883年7月，一位患严重白喉症的病人入院，在这垂死的病者临死前数小时，赐医生曾诊治他的病。那带有高度传染病的毒菌便传到赐医生身上，以致在8月1日赐医生竟染上伤寒症，英年辞世。这好像一颗光芒万丈的彗星从天空一闪而过，令人惋惜不已。

弥留时，对妻子说：「请转告戴先生和内地会中国谘议委员会（China Council），这三年在中国，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但我们仍要祷告，求神打开我们大学生的心门，受差遣到世界各地宣教，把最优秀的，差来中国。」他遗下师母及两个孩子，最小的出生仅10周而已。

*赐医生的一封遗书

1882年底，他给在英国的朋友们写了一封圣诞节书信：

「我写这一封圣诞节书信给你们，要你们在英国于节期中记念穷人时，也要想到我这里『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你们能够在祷告中支持，在奉献金钱上帮助更要把自己摆上投入宣教工作中。我不会在这儿把一个信徒和一位异教徒的家庭作出比较，或是比对当面临死亡时，一个信徒满有属天的荣光，和一位异教徒在荣耀里毫无希望的光景…………。

对我而言，真正极其难堪的，是1800多年前，降世为人的救主已宣布了祂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可是在这个辽阔广大的帝国中，亿万华人却从未听过耶稣基督！只不过是数年前，中国的内地是严禁进入的；但现在却是门户开放，除了两个省份外，宣教士可以到任何一个省安居乐业地住下来；真的，这个大呼喊正在要求更多祈祷的人。

三年前，当我预备来中国时，一些我的好朋友游说我，『本地有多么大的需要』！我真希望对我说这话的人，可以来这里住一会，他们自己便会感觉到和看见这儿的需要何等大！那么他们便明白要面对的问题，不是究竟是否有特别的呼召到中国去，而是究竟是否有特别的呼召留在本国。」

*继续发展

1881年2月1日，德治安牧师也与柯丽梅姑娘彼此情投意合，组织新家庭，使太原府宣教站也热闹起来。

大英浸礼会的李提摩太牧师，夫妇二人早年在赈灾期间，曾开办了一所学校，教养60名孤儿。1881年因工作多而人手少，无法分担，便把学校移交内地会主办。同时又增加女学堂，由内地会和大英浸礼会女宣教士们一起合作办理。

惟秀牧师夫妇于1881年返英述职时，决定翌年脱离内地会，转入英国浸礼会。而德牧师夫妇也于1882年离开内地会，翌年加入了英国浸礼会。

1882年9月新医疗宣教士叶守真医生到达中国，经初级语言训练及格后派往云南省宣教。当他经过四川省重庆时，便接获更改他宣教区的信，要他转赴山西省太原府，接替突然病逝之赐医生职务。1884年3月抵步后，便投入扩展医院工作，建立赐医生纪念医院（SchofieldMemorial Hospital）。其后成家，娶了毕师母之妹为妻，于是毕、叶两家及其他同工，一起发展太原府宣教站工作。

据留下来的纪录，1892年7月，太原府宣教站由叶医生夫妇主持外，同工有骆广忠牧师（Mr.D.M.Robertson）、索行仁牧师夫妇（Mr.and Mrs.A.R.Saunders）、善师母（Mrs.W.L.Elliston）、史姑娘（Miss Jane Stevens）和通姑娘＊（Miss Shekleton）等共八位宣教士。1894年6月，戴德生邀请叶医生加入内地会中国谘议委员会。

1895年1月，除叶医生夫妇、骆牧师和史姑娘之外，有居道扬牧师夫妇（Mr.and Mrs.Thomas W.Goodall）、魏姑娘（Miss M.Whitaker）、贾姑娘（Miss Mildred E.Clarke）贺姑娘（Miss Mary P.Hodgson）和林牧师（Mr.L.H.E.Linder）等共十位宣教士。

1895年6月则有骆牧师和贺姑娘他调，史姑娘返国述职，其余宣教士均留任，并加上冯贵珠姑娘（MissEvangeline F.French）共八位宣教士。

据1896年初的统计，太原府宣教站共有11位宣教士，两位传道人，两位教员和1位义工。已受洗参加圣餐者有53人，但常来聚会者则只有男信徒13人及女信徒11人。1895年有7位受洗。男学堂有学生15名，女学堂有学生6名。另有1医院，1所会堂及1个分堂。

1896年初，叶医生夫妇决定离开内地会，转加入寿阳宣教会，整个宣教站不但有极大的改变，并且也结束了内地会在太原府的工作。当时史姑娘仍在英国述职，只有居牧师夫妇仍留在太原府，但到了10月也离开中国，迁返英国去了。

（五）太原府寿阳宣教站

1880年毕翰道牧师开始在太原府宣教，四年后，叶守真医生加入，故二人就成了资深宣教士，领导太原府内地会的宣教站。1890年毕牧师因与戴德生先生意见不合离开内地会，1892年5月创办了寿阳宣教会（ShouYang Mission）。但因毕、叶两家原有姻亲关系，彼此间仍常有来往。

1896年1月18日戴德生吩咐何斯德代表内地会，将太原府一切内地会工作，全部移交叶医生和寿阳宣教会。当时内地会宣教士只留下居牧师夫妇一家，但也在十月离开了中国。同时宣教站所购置的庞大物业，皆在叶医生的名下，下列有四处证明：

第一，在1900年6月28日，罗医生从太原府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中，首先提及此事：「昨晚，寿阳宣教会（最近才用之名）属下的产业，就是叶守真医生的物业，被大群无法暴徒，手持木棒、石头，涌进放火焚烧殆尽。」（笔者按：参閲Fire andd Sword in Shansi第66页）

第二，忻州大英浸礼会宣教士邸松牧师，在他逃亡中写下的日记（6月29日星期五）：「昨晚接到法牧师的信，但那是没有证据的流言。可是今晨5时，信差从太原回来，报告叶守真医生的物业，在6月27日全部焚毁，顾姑娘殉难。」（笔者按：参閲The China Martyrs of1900，第49页。）

第三，忻州大英浸礼会宣教士马牧师，1900年7月3日写给母亲的信：「6月29日下午6时，我们特约的信差，连夜跑回来，报告太原府宣教士受到袭击，叶医生的物业全部烧毁。当接到这消息后，我们大家一起决定往山上逃走。」（参閲The China Martyrs of1900，第58页。）

第四，当各宣教机构会议讨论赔偿问题，内地会和寿阳宣教会都拒绝接受任何赔偿。叶守真医生还在太原府贴出公布：「寿阳宣教会在太原府有十间楼宇，去年遭受抢掠，全部焚毁，计有男、女医院、会堂、药房、女学堂和宣教士住宅等。价值共计有十万两之巨，如此重大损失，不予追究，不用偿还。因储存地契、银行户口等文件之保险箱，经已掠去，宣布作废。巡抚答允差派官员，重新测量地界，所订立之新地契文件，全部交还叶医生。」（笔者按：参閲Fire and Sword in Shansi，第155至156页。）

（六）卫理森医生一家

卫理森医生（William Millar Wilson，M.D.）、卫师母（Mrs.Christine Wilson）和幼子亚力山大（Alexander）（注二），原住在平阳府，准备返国述职，取道经太原府在罗医生夫妇家作客。6月1日卫师母偕幼儿先起程，6月9日才到太原府，但卫医生因赈灾工作躭误，延至6月26日才抵步。

（注二）卫医生孩子的中文名字，是采用《庚子教会受难记》下卷中之译名。

（七）史、贾二姑娘

虽然史姑娘（Miss Jane Stevens）和贾姑娘（Miss Mildred E.Clarke），曾在太原府同工，一起工作多年，但因寿阳宣教会之事件，便改派到霍州宣教站工作。1900年6月4日，卫师母行经霍州，史、贾二姑娘也因义和团在附近之骚扰，决定前往太原府，过访法师母家暂时躲避一下。

（八）殉道

殉道时史姑娘43岁，贾姑娘32岁，卫医生36岁，卫师母年岁不详，想也不会超过36岁，幼儿亚力山大未满2岁。（史、贾二姑娘及卫理森医生一家之详细生平，请参阅第六章第四节。）

资料来源

（1）China’s Millions,North American Edition,Toronto:China Inland Mission,1895,pp.54,122;1896,pp.96,141.

（2）China’s Millions,London Edition,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1898,pp.22-23;1900,pp.190-192.

（3）Forsyth,Robert Coventry.The China Martyrs of1900,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4.pp.30-42,435-439.

（4）Edwards,E.Henry.Fire and Sword in Shansi,London: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1903.pp.44-47,60,61,67,300.

（5）Broomhall,Marshall.Martyred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London:Morgan and Scott,1901.pp.20,126-135.

（6）Brandt,Nat.Massacre in Shansi,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24-233.

（7）MacGillivray,D..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p.78,143,388.

（8）Williamson,H.R..British Baptist in China,1845-1952,London:The Carey Kingsgate Press Ltd.,1957.pp.49,50-52,363.

（9）Burt,E.W..Fifty Years in China,1875-1925,London:The Garey Press,1925.pp.82-84.

（10）China Inland Mission:Register of China Inland Mission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1854-1948．《内地会宣教士及伙伴宣教士注册名录》

（11）China Inland Mission: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Shanghai: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July,1892;June,1895.

（12）Broomhall,A.J..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Book Six,Assault on the Nine,Great Britain:Hodder and Stoughton,1988.pp.73,84-90,167,175-180,291,314-318,472-473.

（13）Broomhall,A.J..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Book Seven,It is not Death to Die,Great Britain:Hodder and Stoughton,1989.p.208.

（14）Broomhall,Marshall.The Jubile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London:Morgan and Scott,1915.p.124.

（15）海外基督使团编辑委员会。《惟独基督—戴德生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集》，香港：海外基督使团（前中国内地会），2005。第62，77—81页。

（16）季理斐（D．MacGillivray）编。《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1901，全二册。第188—192，217—221页。

（17）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四川：巴蜀书社出版，1993年，第四十七册。《西行回銮始末记》，第621-624页。

（18）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清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全二册。

（19）黄光域编。《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第596页。

（20）顾长声着。《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