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近代教会史
199、比约七世（Pius VII）和拿破仑（Napoleon）。
与法国的政教协定（1801年）
199.1在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去世后，需要选出新教宗，但因为法国人占领了罗马，枢机们在威尼斯（Venezia）—在奥地利人的保护下—进行了这个选举，3个多月后，他们选出了本笃会会士卡拉蒙提（Chiaramonti）枢机，他原先是伊莫拉（Imola）的主教，取名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1800—1823年）。他温和宽仁，但也很坚定，具有毅力。同时，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军队共同从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中驱逐了法国人，所以教宗不久后能够返回罗马。他提名选举会的秘书为国务卿枢机，就是那位政治能力很强的孔撒维（Hercules Consalvi，1757—1824年），他完全投身于教廷中的种种服务。教廷马上面临很艰巨的任务，拿破仑（NapoleonBonaparte）在马任格（Marengo）战胜了奥地利军队（1800年6月14日），因此法国人再一次成为意大利的主宰者。拿破仑自称为“第一个执政官”，实际上就是法国的统治者。他赞成法律革命的种种思想，自己本来对宗教保持着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但又不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对他来说，宗教只是一个政治因素。然而，他意识到唯独基督信仰才能够成为欧洲的伦理基础以及社会结构的纽带。因此，拿破仑认为，他必须解决民众的内在分裂，同时需要结束法国教会那种无法描述的混乱局面。另外，他还想通过教会的协助为自己的暴政加以合理化与巩固。他于1800年6月5日在米兰（Milano）面向圣职人员作了一篇著名的讲演，其中说他深信任何国度需要宗教信仰的支撑，而且他愿意在法国与教廷之间建立友好的关系。不久后双方开始谈判，但问题很多。一方面有那些“发过誓的”法国主教们，还有“自由思想的人士”以及保王派（他们想恢复原有的王朝），而在另一方面，拿破仑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并且公开表达他那种“高卢主义”观念。在开始的时候，双方的谈判没有结果，因此“第一个执政官”向罗马发表“最后通牒”，所以教廷的国务卿孔撒维（Consalvi）亲自去了巴黎，而罗马教廷作出很大的让步。法国的政教协定（共17条）签订于1801年7月15日。这个协定再次为法国教会提供法律基础，当然远远离开了原有的特权和崇高地位。这个政教协定有效一直到1905年的“政教分立”规定。1801年的协定为19世纪的其他政教协定起了典范的作用，因为它已经考虑到现代社会的新条件。
该政教协定包括这样的规定：至公的、从宗徒／使徒传下来的宗教，即罗马天主教是绝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可以自由地和公开地信它，但需要遵守国度的治安规定。法国的教区将要重新规划（将来要有60个教区，其中有10个总教区）。一切现在任职的主教，无论发过誓没有，都被迫退职，而“第一个执政官”将要提名新的主教，教宗有权力根据教规祝圣他们。一切圣职人员需要宣发忠于政府的誓。教会必须放弃那些在革命时期中失去的教产，但国度因此为圣职人员提供“相称的工资”（traitement convenable）。主教们必须与当地政府一起重新规划各教区和堂区以及提名堂区的司铎们。“第一个执政官”在罗马教廷那里具有原来政府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199.2此后，在法国的教会礼仪和教会生活被恢复了，虽然没有造成教会的全面分裂，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由于拿破仑的专横，在执行协定时出现了更大的问题。虽然他曾经承诺不会提名发过誓的主教，但他还是指定了10位发过誓的主教。同时，拿破仑悄悄地命人编写77条“有机条款”（Organic Articles）。这些“有机条款”与政教协定一起在1802年4月18日（复活节）被宣布为国家法律，似乎这些“条款”也是政教协定的一部分，也是经过罗马教廷的同意。实际上，这些条款完全受“高卢主义”思想的影响，它们在很多地方违背政教协定的规定，也违背教会法的原则。因此，教宗提出抗议并宣布说21个“有机条款”是无法接受的，但拿破仑不理睬他。
“有机条款”包括这样的规定：教宗和外国主教会议的一切规定和文献都需要经过国度政府的批准；修道院的老师必须遵守1682年的“高卢教会的规条”（Gallican Articles）；法国只允许有一个、政府批准的《教会要理书》；在法国举行主教会议需要政府的批准；教宗大使去法国或在法国境内居留需要政府的批准；由教会法院可以申诉到政府的法院；区分那些管理比较大地区的“总本堂神父”（cure）和人数众多、工资很低、容易被撤职的“辅助司铎”（desservant），等等。
另一个困难来自法国的老主教。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法国以外并且没有发过誓，其中大约一半的主教出于“忠于国王”或“高卢主义”的态度拒绝退职，所以教宗必须撤销一部分主教的职位，这样的事情在教会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只能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理解。同时，这种做法也表明，宗座对法国的主教具有史无前例的权力。两个不愿意服从的主教拉拢一些信徒—尤其在里昂和普瓦捷
（Poitiers）—拒绝承认“政教协定”，这样造成了所谓的“小教会”（Petite Eglise）的教会分裂。这个分裂的教会团体也深受杨森（Jansen）派思想的影响。其拥护者不多，他们在1847年后根本没有司铎，后逐渐回归于罗马教会。在1803年，拿破仑与圣座为“意大利共和国”（包括伦巴第地区和教会国的北部地区）也签订了一个类似于法国的政教协定，但又用一些后来加上的“条款”将它淡化（1804年）。
199.3“第一个执政官”的贪婪和暴力不久后再次导致了与宗座的严重冲突。拿破仑于1804年5月让法国人选他为有世袭权的皇帝，因此他邀请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来巴黎给他傅油以及举行加冕礼。教宗很犹豫，但最后还是去了，并于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的圣母院大堂中为皇帝傅油，然而拿破仑却自己给自已加冕。比约／庇护（Pius）教宗怀着坚定的希望认为会获得一些好处，比如他希望拿破仑此后会收回一些“有机条款”以及会还给教宗教会国的沦陷地区。然而，教宗的预计是错误的，皇帝仅仅作出很小范围的让步，比如他允许一些修会再次活动（仁爱修女会，味增爵会以及1703年形成的“圣神／圣灵协会”），他恢复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修道院以及取缔了法国共和国的历法。皇帝甚至想在法国拘留教宗（让他住在阿维尼翁Avignon或巴黎Paris），这样使他完全成为他的政治工具，但比约／庇护（Pius）教宗已经预先采取了措施：他早已签一份“留在法国等于退职”的文件，所以皇帝必须让他返回罗马（1805年4月）。教宗一旦回到罗马，拿破仑便要求他解除他弟弟耶柔米·波拿帕特（Jerome Bonaparte）的婚姻（他的妻子是一位基督新教的女士，即帕特森Miss Patterson）。由于教宗没有回应这个要求，所以令皇帝感到不满。在第三个“同盟战争”（1805—1807年）的开始，拿破仑不顾教宗的中立性，马上让法国军队占据安科纳（Ancona）的堡垒并向教宗提出这样的要求：将法国的一切敌人（俄罗斯人、英国人和瑞典人）从教会国驱逐出境并拒绝他们的船只在教会国的港口登岸。
199.4法国的皇帝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1805年12月2日）战胜了他的对手并毁灭意大利南部的波旁（Bourbon）王朝（即费迪南四世Ferdinand IV），同时规定自己的哥哥约瑟夫·波纳帕特（Joseph Bonaparte）成为那不勒斯的国王。因为教宗比约／庇护（Pius）提醒他宗座对于该地区有古老的主权传统，皇帝威胁他说要取消教会国，而且将教会的部分地区交给了一些法国人（塔雷让宰相Talleyrand和贝纳多特Bernadotte将军）。这个来自科西嘉岛（Corsica）的新贵已经自高自大地自称为“查理曼的继承人”，因此也是“罗马的皇帝”和教会国的主宰。他憎恨教廷的国务卿孔撒维（Consalvi）并强迫他退位（1806年6月）。因为教廷拒绝拿破仑的新要求——这些要求都是无节制的——所以在法国人米欧里斯（Miollis）将军的领导下于1808年2月2日入侵罗马。两个月后，四个属于教会国的地区都被划入意大利王国。拿破仑于1809年5月17日在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皇宫（Schoenbrunn）颁布了一个敕令，其中取消了丕平（Pippin）和查理曼（CarolusMagnus）的赠予，并规定整个教会国都要与法国帝国合并。比约/庇护七世（PiusVII）早就准备了“绝罚诏书”，现在则公开绝罚那些“伯多禄/彼得（Petrus）遗产的强盗、他们的长上、支持者、顾问和执行者”。此后，教宗在1809年7月5—6日的夜里在魁瑞纳里斯（Quirinalis）宫殿里被逮捕，被押送到靠近法国边界的萨沃纳（Savona）港口，而任副国务卿的帕卡（Pacca）枢机被关入皮耶蒙（Piemont）地区的菲内斯特瑞勒（Fenestrelle）堡垒。其他的枢机们都被送到巴黎，以便更容易监督他们；只有最老的或患病的枢机们被允许留在意大利。在巴黎，皇帝于1810年4月2日举行婚礼，他要和奥地利弗朗茨一世（Franz I）的女儿玛利亚·路易斯（MariaLuise）结婚，但在27个枢机中有13个拒绝参与婚礼（包括孔撒维Consalvi），因为拿破仑原来的妻子是约瑟菲尼·得·波阿内（Josephine de Beauharnais），而只有巴黎的总主教的法院宣布解除第一次婚约，而教宗并没有这样做——唯独宗座有解除婚约的权力。因此，拿破仑“撤销”了这些枢机的职位（称他们为“黑枢机”），又剥夺了他们的收入并两个两个地驱逐他们到法国的一些城市。
199.5在萨沃纳（Savona）被拘留的教宗比约/庇护（Pius）也遭受很多折磨。他不被允许与他的顾问和枢机见面，所以他拒绝按教规任命那些皇帝所提名的新主教。因此，他受到很多侮辱，甚至被剥夺书、笔、墨水与教宗的戒指。因为这个冲突的延续，导致没有主教的教区越来越多，所以拿破仑决定不经过教宗的同意就指定那些新的主教。遗憾的是，法国的高级圣职人员似乎很少抵抗皇帝这些做法。在拿破仑的叔叔费施（Fesch）枢机（他是里昂的总主教）的主持下，法国的主教们（也包括6个德国主教在内）于1811年6月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主教会议。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他们在一次附加性会议的决定中说，如果教宗不能在六个月内任命那些被提名的候选人，那么宗主教（metropolita）也有批准新主教的权利。他们派遣一个由五个“红的”（支持政府的）枢机组成的委员会到萨沃纳（Savona）那里，而这些枢机成功地要求比约/庇护（Pius）写一个简函表示同意（1811年9月20日）；教宗只要求将要以教宗的名义任命主教们就可以。虽然如此，拿破仑仍然不满足；他宣布1801年的政教协定无效，并解散了巴黎的主教会议。当法国军队侵略俄罗斯时，身患重病的教宗于1812年6月被送到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宫殿。法国人在冬天寒冷的俄罗斯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皇帝刚刚回法国就于1813年1月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开始与教宗谈判一个新的“政教协定”并暂时规定了11条（1813年1月25日）。根据这些新规定，教宗可以居住在意大利或法国，每年将有200万法郎的收入。他将要按照全国主教会议的建议任命法国的主教们，但只有对巴黎地区6个教区和另外10个教区具有全面的任命权；其他教区的主教将被皇帝任命。皇帝还提出很多其他的没有迟度的要求，而比约／庇护（Pius）教宗坚定地拒绝同意；教宗同意上面提到的几条也只是因为他直接受威胁并且身体很弱。教宗签名后，拿破仑马上命人在全法国的教堂宣布这个“枫丹白露的政教协定”（Concordate de Fontainebleau），因此很多枢机重新获得行动的自由，他们开始回到教宗那里去。此时，教宗比约／庇护（Pius）在良心上感觉到非常不安，尤其是因为他的签名意味着他间接地放弃了教会国。因此，他于1813年3月13日亲自写了一个文件，其中收回他在1月份作的让步，并且邀请皇帝重新开始谈判。然而，这些谈判没有实现，因为拿破仑的势力已经开始迅速崩溃。教宗又被送到萨沃纳（Savona），在那里于1814年3月获得释放。欧洲的同盟国战胜了拿破仑，所以他于1814年4月11日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被迫退位。教宗比约／庇护（Pius）于1814年5月24日罗马民众的欢呼声中光荣地返回罗马城。当拿破仑于1815年2月底从厄尔巴岛（Elba）逃走时，教宗还得短期地在热那亚（Genoa）避难，但“一百天的皇帝政权”很快就过去了。此后拿破仑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St．Helena）并在那里去世（1821年5月21日），而教宗以崇高的精神一直关注那个战俘。拿破仑是影响了世界史的天才人物，但教宗却在道德上占上风（moralischer Sieger），因此19世纪时的人都非常尊敬教宗。
199.6在1815年6月，战胜了法国的欧洲列强在维也纳召开了一个大的会议，而在这个会议上，那位再次任教廷国务卿的孔撒维（Consalvi）依赖他的外交技巧而似乎能够恢复教会国原来的范围，只把阿维尼翁（Avignon）和维乃辛（Venaissin）让给法国，而费拉拉（Ferrara）的部分地区让给奥地利。教宗和他的顾问很认真地开始恢复教会国中的秩序，因为长期的战争和法国人的勒索和掠夺造成了混乱。虽然他们要重新恢复原有的制度，他们也保留了法国人带来的部分改革，因为这些改革有助于管理和司法制度的一致性。遗憾的是，意大利再不能恢复国内的平安。在学者的圈子里有很多人反对教会的统治和君主们的专制。这些危险的态度形成了煤炭党（Carbonari）等秘密组织。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所谓的“神圣信仰者”（Sanfedlistae），他们严格保卫传统的信仰。教宗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于1814年再次建立了耶稣会，作为罗马宗座的重要支撑（参见207.6）。教廷也和许多国度签订了非常重要的政教协定和协约，比如和法国（1817年）、巴伐利亚（1817年）、皮耶蒙特—撒丁岛（Piemont—Sardinia，1817年）、那不勒斯（1818年）、俄罗斯（为了处理波兰地区的公教徒的情况，1818年）、普鲁士和德国南部各国（1821年）。这些协定说明各国中的教会与政治的关系。这些政教协定被认为是一种克服革命倾向的成就，因为它们再次肯定社会上和教会中的至高权力。另外，这些政教协定也意味着，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教廷和宗座再一次获得更高的认同，教宗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教会管理不可动摇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