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近代教会史

第三阶段、近代教会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主义和宗教主观主义的深厚影响力社会逐渐脱离基督信仰（1789—1914年）

概论

教会历史比较近期的阶段可以从法国革命这一灾难性事件算起。这个革命是一次非常大规模的政治转变。它意味着前面发展的结束以及一些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开端，但就要完全隔绝过去的历史。法国的君主制、封建主义和教会都被毁灭。一直到19世纪中期始终有一些革命性的冲击，它震动了那个本身就不安定的欧洲。那些新的理念似乎凯旋式地传遍了各地，就是民主的理想、宪法制度、国会主义（Parlamentarismus）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us）。在德国发生的教产充公（Saekularisierung）意味着具有1000年历史的德国教会制度和旧的德国帝国的崩溃。宗座很难通过一些政教协议（Konkordate）和条约（Konventionen）来恢复和整理德、法及各国政府和圣座之间的关系。后来的浪漫主义（Romantik）逐渐克服启蒙运动的种种概念，而在德国的公教意识和教会意识日趋恢复，所以从1830年以来，教会成功地进行了一种解放自己的斗争，不愿意再受国度的管制约束—对于复原时期（Restaurationsepoche）的大多数政治家来说，这种管制约束是理所当然的。在新教的种种教会内，理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被限制，而正统的信仰再次受到强化。但在另一方面，浪漫主义对于文化发展的宗教性评价，恰恰在这些圈子中导致一种精神性的世俗化过程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在神学当中，“自由研究”以及“无羁绊的批评”的原则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并且导致进一步的分裂；在这一方面，当时处于自我解体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起了一种促进分裂的作用。

自从19世纪中期，在自然科学和控制大自然方面的巨大进步，贸易和交通的惊人发展，为国际经济生活带来了一个新的情况，为教会和基督信仰在“现代”的世界中创造了一些比较艰难和不利的条件。虽然世俗的文化和文明完成了很杰出的成就，但自由主义、实证主义、物质主义和一元主义（Monismus，即不承认精神世界的存在）以及国际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都减少了基督徒的团体精神（christlicherGemeinschaftsgeist），这种令人担忧的发展非常明显。欧洲和美洲世界的人越来越清楚地分为两个大的派系：信徒和无信仰的人，肯定自己信仰的人和“新的外邦人”（Neuheiden，虽然这两个之间有时候不能分的太绝对），自然主义世界观的拥护者和基督宗教文化观的支持者。技术上的进步本来有“统一整个世界”的倾向，但在19世纪的时代，各国的政权是集权式的，所以这种合一没有发挥作用，而教会在各国中的历史发展呈现出很多不同的路线，这种多样性是史无前例的。

一些令人感到鼓舞的现象也有。越来越多人忽略了基督信仰，但同时这个信仰也表现其惊人的生命力，而在外表上（地理上），信仰获得了非常大的扩展，这种扩展只能与16世纪的扩展比较。在天主教方面，那些反教会和反基督信仰的种种力量恰恰造成了公教的统一信仰、牧灵者和民众的信任与合一、信徒对教会和宗座的坚定不移拥护以及在慈善工作方面的热切努力。当时的一些严重的挑战是教宗的世俗权力消失，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度的教会遭受政府的镇压以及教会内发生了一些分裂和教派——但这一切挑战基本上都不能阻碍公教会在梵蒂冈第一次大会议后（1870年后）的辉煌复兴。这个复兴的表现是杰出的教宗们的种种创举和良好行动、全球性的宣教工作、非常盛行的修会生活和平信徒协会的活动。然而，基督信仰的种种原则越来越多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被排除出去，“人心受自然主义思想的污染”，这就为西方文化带来了非常大的危险。当时的人们不断赞美现代文化，他们似乎认为现代文化要不断地往前发展，但于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是对“现代主义”的讽刺。1914年那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意味着世界史和教会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将要开始。

第一段、从法国革命到19世纪中期（1789年到1850年）

种种革命的时代和部分复原的时代

第一章、天主教会

198、在革命时期的法国和比约六世（Pius VI）教宗（1789—1800年）

198.1“旧制度”本身有的种种缺陷、专制制度在经济上的错误政策、自由思想者和共济会的分裂工作、贵族人士的轻浮和不道德等因素，为法国革命作了铺垫，但引发了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国库空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王路易十六（LouisXVI，1774—1792年）决定召开一次大会——在1614年后，没有一个法国国王召集过这种大会—他在凡尔赛（Versailles）宫聚集了三个阶层（贵族、圣职人员和城民）。在这次大聚会（1789年5月5日）开始，人们马上暴露出不满情绪。政府没有能力控制情况，态度摇摆不定，没有主见和行动方向。第三阶层（城民，平民）开始控制大会，他们决定重新规定自己是“国会”，要为法国确立一个新的宪法。这些民主性要求来自卢梭（Rousseau，参见191.3）的思想，而北美的独立战争（1776年之前）也广泛传播了这些民主理想—也有相当多的圣职人员支持这种民主思想。法国代表的运动不久后走向无节制的极端，人民群众陷入一种盲目狂热的状态。法国的教会也受这种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圣职人员属于有特权的阶层，而法国人当时普遍地怀疑和憎恨那些有特权的人。在很多人的眼中，当时的法国教会是腐败的旧制度的主要支撑者，而且教会的巨大额财产（教会大约拥有法国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也诱使人们占领这些财产和地产。那些百科全书派的人逐渐掌握了控制权，他们想消灭教会，还要消除基督信仰。

198.2早在1789年8月11日—“国会”已经取缔了封建制度和阶层的特权——他们也取消了教会的“什一税”，并在同年8月27日宣布了人权和公民的权利，其中在第10条中宣布无限的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那些圣职人员为祖国的好处交出了用教堂中多余的银子而做成的工具或器皿。不久后（1789年11月2日），一个代表，即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他是奥顿（Autun）的主教，但在思想上完全世俗化的、有抱负的—建议教会要交出整个法国的教产，使国度政府处理它。大会采纳了他的建议，但他们也规定，国家需要负责宗教活动的经费、教士的生活费以及针对穷人的慈善工作。在1790年3月13日，“立宪大会”取缔了各种宗教性的修会团体和协会，除了那些进行医疗工作、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的修会之外。那些反对教会的倾向在当时已经非常强大，所以在1790年7月12日宣布的“圣职人员的公民宪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它受了一些古老的“高卢主义”思想的影响——深深地改动了法国现有的教会情况。根据这个新的规定，法国原有的134个教区（包括科西嘉岛Corsica在内）重新被划分为83个教区，这些教区完全符合法国的省和县。每一个省或县的政治代表将要指定该地区的主教，总主教要根据教规祝圣主教，而主教们要祝圣司铎，没有牧灵者的堂区被取缔。这一切改变的目的显然是毁灭一切历史上形成的教会秩序，要求法国教会完全成为一个国度政府管理的教会，并似乎要完全断开法国圣职人员与罗马的关系。立宪大会又宣布了一个教会方面的规定：那些任职的圣职人员必须发誓要拥护和遵守这个“圣职人员的公民宪法”，在1790年11月一切圣职人员都被要求宣发这个誓言。国王虽然愿意保护教会，但他很柔弱。教宗劝他不要同意革命派的要求，但国王认为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他于1790年12月26日肯定了这个新的秩序。

这些规定在法国的教会中引起非常可怕的分裂和混乱。大约有2万5千到3万个圣职人员宣发了这个誓（这似乎是教区司铎的一半和一切圣职人员的三分之一），率领他们的是亨利·格瑞挂（Henri Gregoire）神父和塔列朗（Talleyrand）主教以及大约100个圣职人员代表。然而，多数的法国圣职人员（约6万到7万司铎）以及所有的教区主教（除了4位以外）都拒绝发誓，而且得到大部分民众的拥护。这样，法国分裂为两个教会：那些发誓者或“合宪法的”圣职人员（assermentes）的教会以及那些拒绝发誓者（insermentes，refractaires）司铎的教会。教宗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很犹豫，在长时间的等待后于1791年4月13日通过一个简函谴责了“圣职人员的公民宪法”，因为它建立在异端的思想之上；教宗要求那些发过誓的圣职人员必须在40天以内收回他们的誓言，否则被撤职，而很多法国司铎现在确实收回了他们的承诺。教宗也宣布那些根据新的规定举行的主教选举等都是无效的。然而，教宗的谴责导致教会国失去了处于法国的阿维尼翁（Avignon）伯国和维乃辛（Venaissin1）伯国，这些地区在1791年9月以后不再属于教会国的管理。

198.3在1791年秋天，所谓的“立法国会”代替了原来的“立宪大会”，它想用武力来镇压抵抗的圣职人员。那些拒绝发誓的司铎被逮捕入狱，并被审判要驱逐出境（到1793年4月就有3600多个司铎被驱逐）。立法国会取缔了所有的修会，禁止圣职人员穿着特殊的服装，最终说要驱逐一切不发誓的司铎。这样大约有4万个圣职人员被迫离开家乡和祖国。其他的欧洲国家似乎都很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属于新教的英国就接受了大约4000个法国司铎。在那些岁月时发生了很多残酷的暴力行为，其中最可怕的是1792年9月初在巴黎一些监狱中的大屠杀，大约1400个“囚犯”被杀害，其中有223个司铎。罗马教廷于1926年宣布其中191个被杀的人是殉道者，将他们奉为真福。在法国一些省会发生类似的屠杀案，人们就模仿了首都的榜样。

从1792年9月到1795年10月，法国最极端的人（所谓的la Montagne蒙田）领导了“国度大会”（Nationalkonvent），而他们推翻了政治权威。早在“国度大会”掌权第一天（1792年9月21日），他们就废除了君主制，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因此，路易十六世（Louis XVI）—他和他的家人自从1792年8月就已经被关闭在巴黎的圣殿（Temple）中—被控诉为“国家和民族的叛徒”，于1793年1月21日被处死，而9个月以后，他的妻子，那位生活比较轻浮、但也有高尚精神的奥地利的玛利亚·安托内特（Maria Antoinette de Austria）也被处死。如同巴黎一样，在法国各省也有很多反对共和国的人被斩首；在一些地方，那些受害者一批一批地被枪毙或淹死。政府放松了离婚的条件，并开始规定世俗法律上的婚姻。他们又取消了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度—由于纪律的放松，部分的圣职人员早已侵犯了独身的要求。因为在旺代（Vendee）地区发生起义，而在第一个“联盟战争”（1792—1797年）中发生一些错误，所以政府有时候采取了最充满暴力的措施。他们似乎想消除整个基督宗教历史，所以他们取缔了基督宗教的历法，并用共和国的历法（开始于1792年9月22日），他们用“星期十”（Dekadi）来代替“主日”，用共和国的庆节来代替基督宗教的节日（1793年10月3日的规定）。最后，“国度大会”通过1793年11月7／10日的法令正式取消了基督宗教，并隆重地宣布了“理性和自然的宗教”，就是无神论。那位支持宪法的巴黎总主教格贝尔（Gobel）和另一些圣职人员表现得很软弱，他们宣布放弃自己的职位并承认全国性的对“自由和平等”的崇拜。他们在巴黎的圣母院和其他的巴黎教堂和法国其他地区的教堂举行了一些亵渎性的礼仪，其中使用“理性的女神像”等。很多教堂被改成仓库或牛棚。法国的教会再也没有任何权利，谁都可以加害教会的人。那些拒绝发誓的司铎们必须悄悄地在暗地里举行礼仪和施行圣事，且时刻面临死亡的危险。教会的组织制度似乎完全解体。

198.4然而，这种全面的无神论的统治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它完全是无秩序的，所以无法长期持续。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在1794年春天镇压了那些雅各宾派（Jacobines）的极端分子（埃贝尔Hebert、丹东Danton、德穆兰Desmoulins，都于1794年被处死）。根据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申请，国会规定要承认一个最高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死（1794年5月8日），但同时他们继续残酷地杀害一切被怀疑支持国王的人或圣职人员。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自己也被斩首（1794年7月28日），而一些比较有节制的人开始执政，所以那种恐怖的统治结束了。新的领导也允许再次打开那些还没有被充公的教堂。那些没有发誓的司铎们也被允许举行弥撒，只要他们发另一种誓言：即服从于共和国及其法律（但“圣职人员的公民宪法”现在不再属于共和国的法律）。因此，很多被驱逐的人能够回国。当然，在“五人执政”的Direktorium（1795—1799年）时期也发生了很残酷的事。一些圣职人员被处死。在1797年又发生一个打击：几百个司铎被押送到奎亚纳（Guayana）岛或到另一些海岛上。政府尽力支持一个新兴的“自然神论的教派”，他们自称为“爱神爱人会”（Theophilanthropes），因为政府认为这个教派将能代替正统的教会。政府想再次执行“共和国的历法”，也等于是反对基督宗教的传统和思想。然而，到了1798年大约有4万个法国堂区恢复了礼仪生活。对于基督宗教的攻击在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年出生于阿雅克修Ajaccio）的时代才结束了，这位年轻的将军在意大利战胜了他的对手们，并在“冬月18日”（即1799年11月9日）推翻了法国那个“指导者”（Direktorium）的政府—他们很弱并失去了人们的爱戴。拿破仑（Napoleon）让人宣布自己为“第一个执政官”，任期为十年。他的外交部部长是那个圆滑、没有良心的塔列朗（Talleyrand），他完全放弃了他的宗教职位，并于1803年结婚。在1802年的“政教协议”（参见199.1）中，基督宗教传统上的主日再次被肯定，而在同一年法国政府禁止那些爱神爱人会（Theophilanthropes）的礼仪。然而，共和国的历法于1805年才被废除。

198.5因为法国共和国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联盟战争（1792—1797年，1799—1802年）中能够多次战胜外国的对手，所以那些革命性的思想更容易传播到欧洲各地。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度—荷兰、比利时、莱茵河以西的德国、瑞士、意大利北部、那不勒斯—法国人都致力于介绍他们革命的种种制度。在尼德兰地区（所谓的Batavian Republic），这一点为天主教是有利的，因为改革宗现在失去了它的优越性，但在其他的地区（比如在比利时），公教会（天主教）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意大利和宗座也因着这些转变而面临很大的挑战。拿破仑先征服了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此后于1796年又侵略了教会国，因为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支持那些与法国敌对的国度，而且法国的政府（Direktorium）要求罗马赔偿，因为一位法国大使的秘书—巴塞维尔（Basseville）—于1793年在罗马被杀了。教宗无法抵抗，所以他被迫签订博洛尼亚（Bologna）的休战条约（1796年6月23日），其中规定教宗将阿维尼翁（Avignon）和维乃辛（Venaissin）割让给法国，赔偿2000万法郎，并且交出很多珍贵的艺术品和手抄本。在托林提诺（Tolentino）的和平条约中（1797年2月19日），法国还要求教宗割让罗马纳（Romagna）地区，进而要求1500万法郎的“战争费”。法国人在罗马的一些活动想在那里推广革命，而拿破仑的弟弟约瑟·波纳帕特（Joseph Bonaparte），即法国在罗马的大使，也参与这些活动。在一次暴动中，法国的将军蒂佛（Duphot）被杀（1797年12月28日），这就给了法国政府机会让贝捷（Berthier）将军占领罗马并宣布“罗马共和国”。那位80高龄的教宗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被宣布退位，他被驱逐，被押送到意大利中北部。他于1799年8月29日在罗纳河（Rhone）附近的瓦林斯（Valence）去世，终于结束了几年的痛苦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