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近代教会史
182、17世纪中期前的法国宗教争论
182.1由于法国是宗教改革“起源国”（德国、瑞士）的邻国，加之法国人的思想开放，很容易接受新事物，所以这些革新运动很快便传入了法国地区，先是路德宗，而后来加尔文派（改革宗）在法国新教圈子里占有主导地位。新教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是法国公教会的情况和别的地区一样，不太令人满意，上层和下层圣职人员在很多地方忽略了他们的各种任务。然而，新教的改革运动并没有影响法国的广大群众和社会的深层核心，改革仅限于贵族、学者和城市中产阶级，尤其在南部和西部，在那里已经有一些开放的人文主义者准备了脱离传统教会的运动，比如莫（Meaux）教区的代理主教和人文主义者法贝尔（Faber Stapulensis＝Jacques Lefevre d＇Etaples）。法国的国王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1515—1547年）生活不正派，也不关心宗教问题，他和他的儿子亨利二世（Henri II，1547—1559年）都支持德国的新教派而反对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在他们的任期内，巴黎大学和巴黎议会自从1525年很开始严格地抵抗新教。各地的法院因异端的罪名判刑，很多人被处以死刑，尤其是所谓的“燃烧的房子”（chambre ardente，即专门针对异端的法院，1547／49年）。法国政府不愿意因宗教分裂而削弱国民的团结。在德国的新教君主有希望通过“世俗化”获得教会的财产，但在法国不可能有这种希望，因为王室通过1516年的“政教协约”（参见第2卷，157.6）已经似乎完全统治法国的教会，国王提名主教们并从教产那里获得很大的收入。然而，一些王室贵族人士支持新教，比如国王弗兰西斯一世的姐妹马加勒达［Margareta de Valois（Angouleme）］，她是纳瓦拉（Navarra）的女王（1549年去世）。几个高级贵族的家庭都加入了加尔文主义，因为加尔文和他的学生自从1550年代以来在法国进行活泼的宣传。加入加尔文派的家族包括王室的一个旁系，即波旁（Bourbon）家族，其中有纳瓦拉（Navarra）名义上的王安东·波旁（Antoine de Bourbon）以及他的弟兄孔代（Louis de Conde），来自沙提翁（Chatillon）家族的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一位杰出的将军和政治家安德罗（Francis/Francois de Andelot）和图卢兹（Toulouse）的总主教（1563年被罢免）奥德（Odet）。在加尔文的影响下，法国的改革宗形成自己的团体，而他们的讲道人是由日内瓦提名的或受加尔文派遣的。他们在1559年已经有40万人并在1559年5月在巴黎举行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会，规定了一个信经（所谓的《高卢信条》Confessio Gallicana）和一个符合加尔文派的教会制度，这就标志着法国的胡格诺（Huguenot）教会成立——当时的法国加尔文派被称为“胡格诺”，而这个名称大概来自日内瓦人对瑞士独立党派的称呼：德语的盟友（Eidgenossen）是法语的艾格诺、胡格诺（Eiguenots），而这个党派的领导是胡要（Besancon Hugues）。在年轻的弗兰西斯二世（Francois11）的任期（1559—1560年）内，胡格诺派已经想获得政府的承认。在1560年春天发生安波瓦斯（Amboise）阴谋事件：胡格诺派要推翻公教的领导，即吉斯（Francois de Guise）公爵和他的弟兄，兰斯（Reims）的总主教查理·吉斯（Charles de Guise）——他们保卫公教并在朝廷有很大的影响。胡格诺派想让孔代（Louis de Conde）掌握政权，但他们的阴谋失败了。
182.2在弗兰西斯二世（Francois11）去世后，国王的母亲加大里纳/卡特林(Catharina de Medici)替弗兰西斯(Francois)10岁的弟弟查理九世(Charles IX,1560—1574年）摄政，一直到1563年（或1570年）——加大里纳/卡特林是克雷孟/革利免七世（Clemens VII）的侄女。这位女政治家不愿意让双方中任何一方变得有太大的影响力。因此，她指定安东·波旁（Antoine de Bourbon/Navarra）参政并任命他为总督。对胡格诺派（即加尔文派）的法案被终止（1561年1月），而胡格诺派获得了明显的发展。同时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其领导是“三巨头”吉斯(Francois de Guise)公爵、蒙摩任西(de Montmorency)军官以及圣安德烈(de Sainte—Andre）将军。然而，加大里纳/卡特林坚持她对新教提供的便利，并于1561年秋天在巴黎附近的波瓦西（Poissy）召开了一个“宗教谈话会”（Colloquy ofPoissy）。参与对话的人物包括加尔文派的领导贝扎/伯撒（Beza，参见168.3）、公教的枢机查理·吉斯（Charles de Guise）以及耶稣会的总会长莱内斯（Lainez）。然而，这次对话毫无结果。此后，1562年的圣·杰曼（St.Germain）敕令规定，在法国境内的新教人士有内心信仰的自由，而在城市以外也有举行礼拜的自由，但要服从长上的管辖。
这些让步鼓励胡格诺派提出进一步的要求。部分的法国胡格诺人认为应该遵守1562年的敕令，但那些来自日内瓦的传教士深受加尔文的严格精神的影响—他们要求完全废除天主教那种“偶像崇拜”并且提出这样的政治教导：如果长上（政府）是“独裁者”和“违背神的”政权，那么臣民都有抵抗政府的权利。胡格诺派在一些公教教堂和隐修院破坏设备或动手殴打司铎和隐修士，这些引起了人们的愤怒。1562年3月1日发生了瓦西（Vassy）惨案；当时吉斯（Guise）公爵的人屠杀了一些举行礼拜的胡格诺人—这个事件激发了第一次胡格诺战争。总共有八次胡格诺战争，这个可怕的冲突断断续续维持了30多年（1562—1598年）。双方都采取恐怖的手段和残暴行为，双方毫不犹豫地使用谎言、诡计和暗杀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西欧的强国都意识到，这种冲突将会影响欧洲的政治发展和宗教前途，所以它们也想影响这个战争：教宗们、西班牙和萨夫伊（Savoy）以资金或士兵支持公教徒（天主教徒），而英国和部分德国君主同样支持胡格诺派。
182.3在前三次胡格诺战争时（1562—1563年、1567年、1568—1570年），双方的军队时胜时败。纳瓦拉的安东（Antoine de Navarra）和圣安德烈（Sainte-Andre）都阵亡，一个胡格诺派的暗杀者射死了吉斯（Francois de Guise）公爵（1563年），所以人们认为圣·杰曼（St．Germain）的和约（1570年）能够结束战乱。国王宣布的敕令为胡格诺派很有利：他们获得完全的大赦（amnestie，即不追究以前的罪行）和内心上的信仰自由，在贵族地区和好几个城市被允许自由地举行礼仪（除了巴黎和王家地区之外），胡格诺人被允许在政府任官，并且获得四个安全的“避难所”（两年的期限）。为了巩固和平，国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指定自己的妹妹马加勒达（Margareta de Valois）与纳瓦拉的安东（Antoine de Navarra）的儿子亨利·得·波旁（Henri de Bourbon）—一位加尔文信徒—结婚。然而，正是这个婚礼（1572年8月18日）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丑恶行为的机会。
当时，胡格诺派的领导是海军官科利尼（Coligny），他自从1571年博得国王的青睐，而年轻的国王似乎缺少独立的考虑。科利尼（Coligny）有这样的企图：他支持正在反叛西班牙的荷兰人，并且要与英国联合，使法国与英国共同向西班牙宣战。国王的母亲加大里纳／卡特林—她既轻浮又有统治欲—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在朝廷中会失去影响力。她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因此与她的第三个儿子亨利
·安茹（Henri deAnjou）以及和那位愿意替父亲报仇的亨利·吉斯（Henri deGuise）一起筹划了暗杀科利尼（Coligny）的计划—科利尼（Coligny）是她最危险的对手。但他们的暗杀计划没有成功（1572年8月22日），科利尼（Coligny）仅仅受了伤，并没有死。因为他们怕科利尼（Coligny）的拥护者会采取报复的措施，所以马上决定毫不留情地屠杀那些因婚礼而来巴黎的大量胡格诺派人。这个可怖的阴谋的实现发生在所谓的圣巴尔托罗买（Bartholomaeus）的夜晚—即星期天（1572年8月24日）和以后几天，而一个被杀的人是科利尼（Coligny）。同时在巴黎和各省的城市（奥尔良Orleans、布尔日Bourges、里昂Lyon，后来也在鲁昂Rouen、图卢兹Toulouse等等）大约有4000到5000胡格诺人被杀害，甚至有更多人遇难。有这么多人被杀是因为除了国王派的军队和市政府的士兵以外也有一些残酷的或贪婪的暴民参与了屠杀和掠夺活动，而政府撒播“胡格诺派要推翻王家和政府”的谣言，所以很多人认为应该惩罚这种阴谋。虽然纳瓦拉的亨利（Henri de Navarra）和另一些贵族胡格诺派人士没有被杀，但他们被迫发誓放弃自己的信仰。
今天必定要严肃谴责在巴黎的“血案婚礼”（大约3000人被杀）。那次的大屠杀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犯罪。然而，这个惨案并不来自一种长期预备的计划，而是来自一个突然作的、激动的决定。为此负责任的完全是法国朝廷—这个朝廷认为可以具体实行马基雅维利（Macchiavelli）的政治原则。罗马宗座与此无关。比约／庇护五世（Pius V）教宗一方面很严格反对异端，但他要求用“公开和自由的方式”（aperte et libere）来对付他们，而不是用非法的方式。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他在1672年5月13日当教宗）根本不知道法国朝廷的暗杀计划。然而，当法国朝廷写报告说，叛徒和异端分子获得了正当的惩罚，而那个时候的罗马教廷表示很赞同—这是可以批评的。然而，罗马这些欢呼声主要不是赞美屠杀本身，而是针对公教看来要赢得的利益。这种态度也符合当时很普遍的心理。在宗教改革和公教改革的时期，“不宽容”（Intoleranz）是一个很普遍的态度。由于那些激烈的宗教战争的体验，人们的道德感变得很迟钝，而大部分的人都受了一种灾难性的“集体意识”的约束。这种“集体意识”认为，似乎可以不择手段地抵抗对方的宗教。这种态度甚至对阴谋和暗杀都会有相对的赞同态度。在那个时代也确实发生了很多这类的事，超过一般的情况。尤其是加尔文的党派人士都有激烈的报复意识，比如在苏格兰（参见关于诺克斯John Knox的记载，183.6），在英国（参见克伦威尔Cromwell），在荷兰与法国。科利尼（Coligny）曾经赞美暗杀吉斯（Guise）公爵的行动（参见上文），认为这是法国最大的幸福，他原来知道人们要进行暗杀，但没有阻碍他们的行动。加尔文的继承人贝扎／伯撒（Beza）认为关于“良心上有选择信仰的自由”的教导是“魔鬼的信条”（diabolicum dogma），他也赞美暗杀吉斯（Guise）公爵的事件，说这是神的报复，并赞扬杀手。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采取行动准备暗杀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和奥地利的胡安（Don Juan d＇Austria）或至少赞同这类的暗杀计划。在另一方面，英国的公教徒同样几次试图暗杀那个被绝罚的伊丽莎白（Elizabeth）女王，而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的国务秘书在1580年明确肯定了这样的计划，称之为“有贡献的项目”。类似的评价也适合于荷兰王威廉（William de Orania）于1584年的暗杀（参见184.2）、法国王亨利三世（Henri III）和亨利四世（Henri IV）的暗杀（1598年和1610年）以及英国1605年的“火药叛乱”（Powder—rebellion，参见183.4）。在这些具体的行动之外，很多人写文章在理论上谈论抵抗长上和暗杀独裁者的权利。西班牙的耶稣会会士马瑞阿纳（JuanMariana，1624年去世）在一本献给西班牙王菲利普三世（Philipp III）的书中说自己个人的意见是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允许杀独裁者，并且提到法国亨利三世（HenriIII）的暗杀（书名是《论国王和王权》De rege et regis．institutione，Toledo1599，Mainz1605）。当亨利四世（Henri IV）被暗杀后，巴黎政府于1610年命令烧毁这本书，而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Claudius Aquaviva）马上严格禁止会士们在言论或著作中支持这种教导。
182.4巴黎大屠杀的目标是为消灭法国的胡格诺派，但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虽然胡格诺派的影响被削弱，但却激起了他们全力奋斗的决心。所以战争再次爆发（第4、5次胡格诺战争，1572—1573年，1575—1576年）。法国的国王亨利（Henri III，1574—1580年）是一个没有道德原则的、无力的人，他被迫于1576年宣布了似乎完全的宗教自由。在第6次战争结束后发布的普瓦捷（Poitiers）敕令再次限制胡格诺派的权利：他们在全国有“良心上的信仰自由”，而贵族人士有表现信仰的自由（高级贵族的自由也涉及其臣民），而且在法国的75个管理区中都可以有一个城市公开举行胡格诺派的礼仪。第7次战争（1580年）没有改变这些规定。同时在内部的政治上有了逐渐的变化。为了保卫受威胁的传统信仰，1576年形成了一个“公教联盟”，即所谓的“神圣联盟”（liga sancta），它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法国群众在这个时候因耶稣会和嘉布遣会的活动开始更热切地爱护罗·马教会。
因为亨利三世（Henri III）没有孩子，而他最小的弟弟于1584年去世，所以法国和欧洲各国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法国未来的国王是公教徒或胡格诺派的人呢？这是因为在亨利三世（Henri III）以外，当王的权利属于纳瓦拉的亨利（Henri deNavarra）——他于1576年再一次皈依了加尔文派。由于这种危险，公教的联盟于1584年再一次组织起来，他们的领导是亨利·吉斯（Henri de Guise），他们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结盟，目标是保卫公教的利益并排除纳瓦拉（Henri deNavarra）当法国王。公教联盟于1585年7月强迫亨利三世（Henri111）收回一切向胡格诺派作的允许和让步，并且宣布谁参与胡格诺派的礼仪，谁将面临死刑的惩罚。公教联盟和西班牙国王请求教会的协助，所以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通过1585年9月9日的诏书宣布，亨利·纳瓦拉（Henri de Navarra）是一位再次陷入了异端的人，他被绝罚，因此无法当王。然而，教宗保持很明智的态度，他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虽然西班牙的国王激烈要求他这样做（参见175.3）。自从1585年以来，第8次——也是最危险的一次——胡格诺战争震撼法国，即所谓的“三个亨利的战争”。公教联盟与那位摇摆不定的法国王亨利三世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巴黎城起义反对国王。国王于1588年12月命一批杀手暗杀原来的同盟吉斯（Henri deGuise）公爵和他的弟兄兰斯（Reims）的总主教和枢机路易·吉斯（Louis de Guise），这就意味着国王自己的命运保不住了。教宗要求他去罗马，在教会的法院受审，否则他将被绝罚。大部分的法国民众恨他们的国王亨利三世（Henri1II），蔑视他为一个独裁者和暴君。他已经逃难到巴黎的胡格诺派，而在那里一个狂热的公教联盟人士，道明会会士克莱蒙（Jacques Clement）于1589年8月1日刺杀了他。
182.5根据传统的继位法，法国的王位此时属于亨利·纳瓦拉—波旁（Henride Navarra—Bourbon），即亨利四世（1589—1610年）。然而，战争尚未结束。亨利（Henri）无法克服公教联盟的人，因为他们不仅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p11），而且也从教宗那里获得资金和士兵。关键的是他的宗教信仰，而他早已经向他的公教拥护者说过（1589年就有这种许诺），他将要放弃加尔文派。在1593年7月25日，他在圣德尼（St.Denis）发誓放弃加尔文派信仰而接受公教信仰。他转变的动机显然是政治性的（他的名言是“巴黎值得举行弥撒”“Paris vaut bien unemesse”）。此后，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少，而巴黎城欢迎他当王。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八世（Clemens VIII）还犹豫一段时间，但于1593年9月17日收回绝罚的禁令。公教联盟完全解散。亨利（Henri）的政权再没有遭受任何震荡，法国成为一个公教大国，它的影响力继续上升，但西班牙却同时走向衰落。
长期的战争给法国带来了可怕的分裂，而恢复秩序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当时的胡格诺派大约占法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而亨利四世（Henri IV）希望能够给予他们一个安全感，所以于1598年4月30日宣布了《南特（Nantes）敕令》。这个敕令承认公教为法国的统治性宗教信仰，并且要求在那些公教被镇压的地区恢复公教的教堂和教产，但那些“所谓改革的宗教”的信徒（指胡格诺派）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内心信仰的自由以及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获得举行礼仪的自由，即在那些于1596／1597年多次举行过礼仪的地方，在每一个管理区的两个地点（除了巴黎和另一些城市外）以及在贵族们的宫殿和家屋（大约3500个地方）。另外，胡格诺派的人有权利在政府那里任职，在法院中审理相关问题的审判员中要有胡格诺派人（所谓“混合法院”），而且他们要有200多个“避难所”（期限8年）。
最后的规定（“200个避难所”）当时看来是很重要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和平。然而，它也包含着一个威胁着法国统一性的潜在危险，因为改革宗具有良好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所以他们继续形成了“国中之国”，而他们在某些条件下也会和那些敌视法国的新教国度（英国与荷兰）合作。确实也发生过几次叛乱。因此，路易十三世（Louis XIII，1610—1643年）早已想改变这些情况。那位主张一种专制主义和严格的国家统一概念的黎塞留（Richelieu，1642年去世）枢机更不能容忍胡格诺派的种种特权—这个枢机于1624年任政府议会的首席，1629年任法国首相。他是一个冷静的“实权政治家”（Realpolitiker），有无限的抱负和不懈的精力，所以这位政治家和高卢主义者毫不犹豫地与瑞典的古斯塔夫斯·阿多夫（Gustavus Adolf）和德国的新教君主们联合，在三十年战争中尽力反对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参见181.2.3）—在这些计划方面，他的顾问仍然是一位巴黎的嘉布遣会会士，即若瑟／约瑟神父（Pere Joseph）。同时，黎塞留（Richelieu）在法国境内采取一切措施为了镇压胡格诺派的政治力量。当他们在若汉（Rohan）的公爵的领导下反叛这些限制他们权利的措施时（1625年）—他们也受到了英国的支持—黎塞留（Richelieu）攻克了胡格诺派的海上堡垒拉·若谢尔（La Rochelle）并且完全征服了他们（1628年10月）。他取缔了他们的政治特权，收回了他们的“避难区”，解散了胡格诺派的军营，但在1629年7月的《尼姆（Nimes）敕令》（Gnadenedikt von Nimes）中再次确认他们原来的宗教权利和公民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