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近代教会史
181、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81.1三十年战争给德国造成深重灾难，德国地区成为一些外国势力的战场而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社会制度惨遭破坏。这次战争从波希米亚开始，鲁道夫（Rudolf）皇帝曾经为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作了一些让步（参见180.3），而他的弟兄马提亚斯（Matthias，1612—1619年）皇帝却尽力限制这些特权，或者要完全收回它们。当时的政治思想（“君主规定臣民的信仰”）也允许他这样做，因为在欧洲各地的政治领导—只要他们有这样的权力—都会镇压与自己不同的信仰。因此，马提亚斯（Matthias）先下令关闭新教徒们在隐修院地区建立的教堂（即布劳瑙Braunau和克罗斯特格拉布Klostergrab的教堂），这是因为1609年的协约仅仅提到了“属王家的地区”，而没有提到“属隐修院的地区”。因此导致波希米亚新教徒的极大愤怒。因为没有人理睬他们的抗议（在克罗斯特格拉布Klostergrab的教堂甚至被拆除，1617年），所以他们于1618年5月在图恩（Matthias von Thurn）伯爵的领导下在布拉格（Praga）发动了叛乱。皇帝的代表马提尼茨（Martinitz）和斯拉瓦塔（Slawata）以及法布瑞求斯（Fabricius）都被扔到宫殿窗外，而叛徒们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有30个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指导者”）。皇帝马提亚斯（Matthias）于1619年3月20日去世，而波希米亚的叛徒拒绝承认新皇帝费迪南二世（FerdinandII，1619—1637年）。他们选择法尔茨（Pfalz）的选帝侯腓特烈五世（Friedrich V，1610—1632年）当他们的王。这个叛变马上扩展到了波希米亚周围地区，即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劳西茨（Lausitz），甚至影响了奥地利公国和匈牙利王国（这就是三十年战争第一个阶段：1619—1623年的“波希米亚—法尔茨战争”）。当时，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似乎面临解体，但费迪南在没有想到的地方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西班牙、公教联盟以及库尔撒克森（Kursachsen）—他们的君主反对加尔文派，所以支持公教都是强大的协助者。皇帝和公教联盟的盟军在布拉格（Praga）附近的白山（Weisser Berg）打败了他们的对手（1620年11月8日），这个胜利突然间恢复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那个被称为“冬天王”的腓特烈（Friedrich）逃跑了，在波希米亚的叛徒遭受了可怕的惩罚。皇帝亲手毁灭了鲁道夫（Rudolf）于1609年宣布的“宽容敕令”，并根据“改革之权利”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上奥地利、下奥地利和上西里西亚镇压新教的教会。德国的上法尔茨（Oberpfalz，即安贝格Amberg）地区作为一种“战争费用的赔偿”并被加入巴伐利亚，那里的新教也受到镇压。西班牙和公教联盟的军队占领了莱茵法尔茨（Rheinpfalz），而这个地区也被“公教化”。海德堡（Heidelberg）的著名图书馆（称Bibliotheca Palatina）作为一种礼物被送到罗马（参见176.4）。新教的联盟至此解散了（1621年）。法尔茨（Pfalz）的公爵本来有“选帝”的尊严，但它现在（1623年）转给了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公爵。
遗憾的是，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率领雇佣军的曼斯菲尔德（Ernst vonMansfeld）伯爵、格奥尔格（Georg von Baden-Durlach）边疆伯爵以及布劳恩施维格-沃尔芬比特尔（Braunschweig-Wolfenbuettel）的公爵克瑞斯提安（Christian，亦称“疯狂的公爵”）继续支持腓特烈（Friedrich）并擅自开战。后面两个人在三次交战中（在Wimpfen、Höchst和Stadtlohn）战败（1622／1623年）；当时，公教联盟的统帅是梯利（Tilly）。此后，丹麦王和霍尔斯坦（Holstein）的公爵克瑞斯提安四世（ChristianIV）继续替腓特烈（Friedrich）奋战，而他受英国与荷兰的支持。这就是三十年战争的第二个阶段：“下撒克森—丹麦的战争”（1625—1629年）。然而，皇帝的将军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在1626年4月在德骚（Dessau）击溃了曼斯菲尔德（Ernst von Mansfeld）；梯利（Tilly）在格斯拉尔（Goslar）附近的卢特（Lutter am Barenberg）打败了克瑞斯提安（Christian）王（1626年8月）。根据《吕贝克（Lübeck）和约》（1626年）的规定，丹麦的国王必须放弃下撒克森地区的隐修院，并且被要求将来不可以干涉帝国内部的事。
181.2皇帝获得了胜利后认为他有权利恢复原来帕骚协约（Passauer Vertrag，1552年）和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所规定的权力范围—并且他在良心上认为他有这样的义务。这就意味着他需要限制新教的影响。公教联盟、宗座的使者卡拉法（Carlo Carafa）以及他的顾问耶稣会会士拉摩麦尼（Lamormaini）都劝皇帝，所以他在1629年3月6日颁布了所谓的《归还敕令》（Restitutionsedikt），这是奥格斯堡和约（Augsbuarger Religionsfriede）的一种正面的解释。根据这个敕令，新教的君主们必须交出一切他们在1552年后没收的公教财产。皇帝马上派出很多代理人和军队来落实这个规定。到了1631年秋天被归还的公教会地区包括两个总教区（马格德堡Magdeburg和不来梅Bremen），五个教区（哈尔贝施塔特Halberstadt、明登Minden、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维尔登Verden、欧斯纳布吕克Osnabrueck），两个直接属于帝国的隐修院（赫尔弗德Herford、赫尔斯菲德Hersfeld），150个教堂、隐修院，约200个处于新教的城市或乡间的堂区。遭受最大的损失的地区是符滕堡和布劳恩施维格-沃尔芬比特尔（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
皇帝的措施给德国的新教造成重大打击。从法律权利来看，皇帝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从政治的角度以及从执行的方式来看，它是一个错误。这种做法导致外国的干涉和引起灾难性的转变。法国的宰相兼枢机黎塞留（Richelieu）通过各种阴谋影响了公教联盟，所以在1630年夏天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召开的君主大会上，公教联盟要求皇帝解雇华伦斯坦（Wallenstein）并解散他的军队，但恰恰在这个时刻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即瑞典王古斯塔夫斯·阿多夫（GustavusAdolf）。他于1630年6月24日与12000个士兵在德国北部的乌泽多姆（Usedom）岛登陆，并根据贝尔瓦德（Barwalde）的协约（1631年1月）获得保障，因为法国许诺每年要送给他资助，使他长期对付皇帝。瑞典的国王公开的宣布他要保卫新教信仰，但除此之外，他也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动机。他认为皇帝的胜利削弱了瑞典在东海（波罗的海）的主导地位，所以他想确保和扩展瑞典的影响，贸易方面的好处以及想与法国一起领导德国的新教君主们的计划，使他们把矛头一致指向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因为部分的德国君主看到这些计划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没有支持他，尤其是撒克森和勃兰登堡的诸侯。关于教宗乌尔巴努斯八世（Urbanus VIII）在战争中的态度，请参见176.4。
181.3此后，战火再次燃烧起来，而权力的范围经过快速的转变（第三个阶段，即所谓的“瑞典战争”，1630—1635年）。虽然梯利（Tilly）将军攻克了马格德堡（Magdeburg）城—该城（违背着Tilly的意愿）也被烧毁（1631年5月）—，但在布瑞滕菲尔德—莱比锡（Breitenfeld—Leipzig）的交战中（1631年9月）古斯塔夫斯（Gustavus Adolf）第一次打败了皇帝的统帅。此后，似乎所有的德国新教诸侯都拥护和支持瑞典王。他很快率领军队经过图林根（Thueringen）、福兰肯（Franken）到美因茨和奥格斯堡。在1632年4月他在勒赫（Lech）击溃了梯利（Tilly）的军队，梯利（Tilly）身受致命的创伤。在古斯塔夫斯（Gustavus）已经对慕尼黑构成威胁时，皇帝在最危险的困境中传唤华伦斯坦（Wallenstein）的协助，这样才阻止了瑞典人的迈进。在吕岑（Lützen）的交战中（1632年11月）并没有稳定局势，并且古斯塔夫斯（Gustavus Adolf）阵亡。然而，战争没有因此停止。瑞典人的政治领导者是欧克森斯特尔纳（Oxenstjerna）宰相，而魏玛（Weimar）的公爵伯尔纳德（Bernhard）是瑞典人的将军。华伦斯坦（Wallenstein）对于皇帝的态度曾经是模棱两可的，甚至有出卖皇帝的倾向，所以一些拥护皇帝的将军于1634年2月25日在厄格尔（Eger）暗杀了他。皇帝的军队在内尔德林根（Nördlingen）全面击败了瑞典人的军力（1634年9月），这样德国南部再一次归入皇帝的管理区，但同时也为该地区带来了毁灭和掠劫。撒克森的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Johann Georg I）在1635年5月30日与费迪南皇帝签订了“布拉格的个别和约”（Separatfrieden von Prag），而后来大部分的德国新教诸侯和城市都参加这个和平条约。当时的规定是根据1627年的情况保持新教会和公教会的领域和教产。这就意味着皇帝放弃了“归还教产敕令”。
从此以后的战争—第四个阶段：瑞典—法国的战争，1635—1648年—纯粹是一种政治性的战争（其中没有宗教因素）。战争越来越多变成一种无目标的掠夺、破坏、杀害和伤害。当时也爆发了饥荒和流行病，所以很多德国地区的死亡率非常高，有的地区甚至变成沙漠。德国人完全丧失了原有的财富，教会生活和道德生活都处于深层的危机中，致使此后的德国很长时间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依赖外国—尤其是法国—的统治。
181.4在长期的谈判后，人们在德国北部威斯特伐利亚（Westfalen）的明斯特（Münster）和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签署和约。对教会历史来说，重要的文献是《奥斯纳布吕克和约》（Instrumentum pacis Osnabrugense，1648年10月24日），其中的规定包括：各方面的罪不允许追讨，教产要恢复1618年的情况。巴伐利亚可以保留上法尔茨（Oberpfalz）和选帝的尊荣（“选帝侯”）。莱茵法尔茨（Rheinpfalz）被规定为第8个选帝侯公国。因为有的地区被让于瑞典（如上波梅恩Vorpommern、吕根岛Rügen、不来梅隐修院Bremen和维尔登隐修院Verden），所以勃兰登堡和梅克林堡（Mecklenburg）占领一些“世俗化的”教会地区作为他们的赔偿。在罗兰（Lorraine）的梅茨（Metz）、图尔（Toul）和凡尔登（Verdun）教区继续留给法国。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被肯定，而因为勃兰登堡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努力为加尔文主义争取一席之地，所以改革宗现在也被承认为一个合法的信仰。针对各种信仰团体的管理领域和教产问题，他们同意确定1624年1月1日为“标准年”或“标准日”—这正好是在1618年和1630年的中间。世俗的领导和教会的领导（比如君主兼主教）都有规定臣民信仰的权利和排除其他信仰的权利（ius reformandi），但如果属别的信仰的人能够根据“标准年”提出要求，这个权利受到限制。遵守其他信仰的人（Dissidenten）甚至有在家里举行宗教礼仪的权利，也有权利去参加外面地区的礼仪。如果他们被驱逐出境，他们的财产不可以被没收。然而，对奥地利的传统领域来说，费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1637—1657年）不承认“标准年”。还有这样的规定：如果一个信奉路德宗的君主加入加尔文宗，当地的教会制度不可以改，反过来也同样。因此，这种规定也在公教和新教的关系上被使用，比如撒克森的选帝侯“强大的”腓特烈·奥古斯都（Friedrich August der Starke）于1697年加入公教（天主教），但臣民没有跟着改变信仰；早一些皈依了公教（天主教）的卡尔·亚历山大（Karl Alexander）公爵于1733年当符滕堡公国的领导，这也没有影响臣民的信仰（参见187.4）。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falen）和约中，教会保留（Reservatum ecclesiasticum）的原则也被坚持，而为双方都有效，但实际上这个原则已经没有太大的意思。另外，一切涉及宗教的问题将来在帝国议会上不要通过“多数人的票”来决定，而是要通过善意的谈判，谈判的双方应该是公教的各种代表（他们的协会叫“公教协会”Corpus Catholicorum）和新教的代表（“福音派协会”Corpus Evangelicorum)。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威斯特伐利亚（Westfalia）的和约为德国造成很大的损失和侮辱，它也长期地削弱了帝国内的联结与皇帝的权威性。在教会的层面上，战争的灾难和双方的削弱强迫他们作出一种平等的协约，这也包括某种公民式的容忍（buergerliche Toleranz）和各种信仰的平等权利（Paritaet der Bekenntnisse）。从此以后，各信仰的管理地区之间都长期有明确的界线。公教会（天主教）终极性地失去了很多教产—1629年的“归还敕令”本来想恢复这些地区。这样，教宗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依诺森十世（Innocens X）通过宗座简函（Breve）《上主圣殿的热忱》（Zelus domus Dei，1648年11月26日）反对这种和约并宣布它无效，虽然他预先知道这种抗议不会有任何影响。当然，这次抗议并不反对和平本身，而是反对其中的规定—这些规定为公教会带来很大的损失。教宗是公教的代表，如果他不提出这种抗议，他会违背自己的职责。这一点是很明确的，而当时的强国也预先想教宗会抗议，因为他们预先拒绝来自宗座的反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