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近代教会史
175、在特伦托会议后的三大改革教宗（1556—1590年）：比约／庇护五世（Pius V）、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
（Gregorius XIII）和西斯图斯五世（Sixtus V）
175.1在特伦托（Trento）召开的大公会议为天主教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改革的原则也被清楚地勾勒出来。罗马教廷肩负着执行种种规定的主要任务。由于“上面的良好安排”，会议后出现了三个名副其实的、真正作出伟大贡献的“改革教宗”，其中每一个教宗各有他的特征并在某个领域发挥了特殊的影响。
在比约／庇护四世（Pius IV）逝世后，波若梅欧（Carlo Borromeo）建议枢机们选择来自道明会的格斯里耶里（Michael Ghislieri）枢机为教宗，他本是罗马教会异端裁判所的总管，即比约／庇护五世（Pius V）教宗（1566—1572年，1712年被列为教会圣人）。他是天主教复兴运动最坚决、最纯粹的化身。即使在伯多禄／彼得的宝座上，他仍然保持着托钵修会会士的严格生活规律。他热忱地保卫信仰，一生为教会的利益而工作，同时强有力地在罗马和其他公教国家中执行特伦托（Trento）的种种改革法令。为回应会议的决议，他于1566年颁发了《罗马教理书》（Catechismus Romanus），供堂区司铎使用，1568年颁发修订的《日课》（Breviarium），1570年发行《罗马弥撒经书》（Missale Romanum）。在所谓的《晚餐诏书》（In Coena Domini）中总结了那些保留给教宗的惩罚—这本书起源于13世纪（参见第2卷，110.2），但比约／庇护五世（Pius V）赋予它一个更严格的形式（1568年），主要针对西班牙和威尼斯（Venezia）的“政教合一制度”。教宗比约／庇护五世（Pius V）和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一样非常严厉地镇压在意大利悄然而起的异端邪说（参见174.1）。他的思想基础仍然是中世纪的教会法律，所以他于1570年宣布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Elizabeth）被绝罚，并弹劾了她。这是在历史上最后一次有一位教宗正式弹劾某一位国王，而从结果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措施，因为英国的公教徒此后遭受了更严厉的迫害（参见183.3）。教宗也维持了在伊斯兰教的攻击面前保卫基督宗教的老传统，并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土耳其人在1571年8月攻克塞浦路斯（Cyprus）—这是地中海东部最后一个基督宗教的堡垒，但在同一年教宗通过不懈的努力联合了西班牙的海军和威尼斯的舰队。在格林多斯（Corinthus）海湾的勒潘托（Lepanto），这个舰队在奥地利的胡安（Don Juan d＇Austria）的领导下—他是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的弟兄—在一次海战中克胜了穆斯林的海军（1571年10月7日）。这场胜利在整个西欧博得了人们的欢呼声与赞叹声。遗憾的是，由于该联盟的人思想不一致，所以无法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175.2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1572—1585年）原来是来自博洛尼亚（Bologna）的枢机本孔帕尼（Hugo Boncompagni），在教会的改革方面也具有重要的角色。虽然在宗教热忱方面他不如前任教宗，然而他是一个杰出的律师，具有能动性和组织能力。他完成了早已需要进行的历法改革，即尤里安历法（Julian Calendar）的改革，（在1582年10月4日后直接跳到15日，参见第1卷3．7）。那些新教的国度只有在1700年后才开始接受这个改革。这位教宗很慷慨地支持罗马的宗教教育机构。他在罗马创办了一所针对匈牙利的学院（它于1580年与“德国学院”合并），一所针对英国天主教的学院（当时英国公教受很大的压力；参见183.3），针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马若尼特（Maroniti）教会也创办了一些学院。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始终注重与东方教会的合一问题。他很支持耶稣会，为德国学院（Collegium Germanicum）提供固定的收入并慷慨地资助罗马学院（Collegium Romanum），因此这座学院视他为“第二个创始人”，并被称为“额我略／贵格利大学”（Gregoriana）。在额我略／贵格利（Gregorius）的任期内，各国的教廷大使馆（nuntiatura）被成立，这些机构在抵抗新教改革和推动公教改革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维也纳（Vienna／Wien）、巴黎、马德里（Madrid）和里斯本（Lisboa）早就有罗马教廷的外交官和教廷使节。现在教廷派遣常驻的大使到瑞士的卢塞恩（Luzern，1579年）、奥地利内地的格拉茨（Graz，1580年）、德国北部的科降（Köln／Cologne，1584年）。教宗比约／庇护五世（Pius V）已经创立了一个特殊的枢机委员会来处理与德国有关的事务（1568年），现在（1573年）它被革新，而教宗任命一些能干的人参与这方面的工作。这些措施都表明教宗很愿意强化公教改革的积极力量。他也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德国的“脱离公教运动”，甚至在某些地区恢复了公教传统（参见180.4）。当时的法国，由于胡格诺派（Huguenots）战争处于一种彼此残杀的状态，而英国的公教会遭受伊丽莎白（Elizabeth）女王的迫害。教宗额我略／贵格利（Gregorius）介入法国和英国的动荡并没有获得良好的效果，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当时世界观的限度（参见182.3）。
175.3下任教宗是那位才华横溢的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1585—1590年）。在他的任期内罗马宗座获得教会内的威望和外交政治上的崇高名声。这位新教宗出身很卑微，他原来当过方济各会会士，原名佩瑞提（Felice Peretti）。他上任以后马上开始努力工作，并发挥了非凡的管理能力。他尤其整顿了教会国内的治安问题，因为他以严厉的措施控制当时很普遍的“土匪问题”。通过明智的节俭规定，他改进了教廷的财政。为了提高教廷的效率，他于1588年创立或重新肯定或重新组织15个枢机委员会（比约／庇护十世Pius X于1908年重新组织这些机构）。他于1586年规定枢机团的人数为70人（6位主教、50位司铎、14位执事）。虽然特伦托（Trento）会议（第24个会期）曾经建议枢机团中除了意大利人以外也应该有别的民族的人，但这一点直到比约／庇护十二世（Pius XII）于1946年才得以实现。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as V）还重新肯定一项重要的规定，即主教们也定期去罗马提交报告（Visitatio liminum＝ad limina visitatio，参见第2卷，110.2e）。西克斯图斯（Sixtus）也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家，他创造了罗马的新市容。他根据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计划完成了圣伯多禄／彼得（Petrus）大堂的圆形穹顶，又组织人在圣伯多禄／彼得广场中间立起那个巨大的、来自尼禄（Nero）斗兽场的方尖碑。正如特伦托（Trento）的会议所要求的那样，西克斯图斯（Sixtus）正式出版了圣热罗尼莫／哲罗姆（Hieronymus）的《拉丁语通行本》（Vulgata）的修订本，并通过1590年3月1日的《那位永恒者》（Aeternus ille）诏书隆重宣布，这是唯一正统的《拉丁通行译本》的版本。然而，因为当时的编辑工作太匆忙，这个版本有相当多错误，所以在西克斯图斯（Sixtus）逝世（1590年8月27日）后，教宗克雷孟八世（Clemens VIII）于1592年需要批准一个改正版本—所谓的《克雷孟的通行本》VulgataClementina—代替它。这个版本今天仍然被使用，但比约／庇护十世（Pius X）在1907年规定要根据现代的版本鉴别研究作（“文献批判”）一个新的翻译，而比约／庇护十二世于1945年请人根据希伯来语的原文重新翻译《圣咏集／诗篇》(Psalmi)。
耶稣会的神学家贝拉明／拜拉明（Robert Bellarmin，参见178.1b）为克雷孟的通行本（Vulgata Clementina）作了一个序言，其中暗示，西克斯图斯（Sixtus）教宗在他逝世之前已经决定要收回和修改他的《圣经》版本。早在17世纪初也有一些人说，当时的《那位永恒者》（Aeternus ille）诏书并没有按照正式秩序颁布，所以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然而，这两个说法尚未被证明。
除了全面管理教会内部的种种事务外，西克斯图斯（Sixtus）也需要面对外部的诸多政治问题，并在其中发挥了非凡的技巧。在国家和教会的关系方面，他和前任教宗一样保持着中世纪全盛时期的“宗座的神圣统治”的原则（paepstlicheHierokratie，参见第2卷，111）。他规定贝拉明／拜拉明（Bellarmin）的《澄清一些论点》（Disputationes de controversiis）第1卷要列入《禁书名单》，因为根据贝／拜氏（Bellarmin）的观点，教宗在世俗的事务上只有间接的权柄。然而，在具体的政治问题上，教宗非常明智，因为当时的西欧处于战乱的状态，而教宗能够避免受这方面的影响。最棘手的问题是教廷在胡格诺（Huguenots）战争和法国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参见182.4）。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的王国是一个世界帝国，他和中世纪的施陶费尔（Staufer）皇帝一样管理着意大利北部的米兰（Milano）和意大利南部（西西里—那不勒斯Sicilia—Neapolis）。西班牙王想控制罗马宗座，并要求教宗参与“公教联盟”，共同攻击法国的加尔文派人物亨利四世（Henri de Navarra—Bourbon）—他是1589年暗杀的亨利三世（Henri III）的接班人。然而，西克斯图斯（Sixtus）坚定地抵制西班牙王的压力，始终等待。后来的发展证明教宗的政治观念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当法国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时，西欧的政治平衡才能够被确保，而且这种平衡的状态也有助于保持宗座的独立性。
176、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的教宗
历任教宗：乌尔巴努斯七世（Urbanus VII，1590年），额我略／贵格利十四世（Gregorius XIV，1590-1591年），依诺森九世（Innocens IX，1591年），克雷孟／革利免八世（Clemens VIII，1592—1605年），良／利奥／莱奥十一世（Leo XI），保禄／保罗五世（Paulus V，1605-1621年），额我略／贵格利十五世（Gregorius XV，1621-1623年），乌尔班努斯八世（Urbanus VIII，1623-1644年），依诺森十世（Innocens X，1644—1655年）。
176.1自16世纪末开始，教宗失去了原有的英雄般的特色。天主教复兴时期（Zeitalter des Restaurationskatholizismus）的伟大岁月已经悄然而逝。那个时期的教宗虽然也继续进行教会的改革工作，但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些政治问题、教会国的社会情况和经济问题以及罗马城的扩展和美化。在个别教宗的任期中又出现了“重用亲戚”或教廷管理问题的负面因素。另外，当时有越来越多的国度想建立一种“国家管理教会”的制度，而教宗们在这种搏斗中不都占上风。
在伟大的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后出现三个比较不重要的教宗，他们三位的任期总共才是一年：乌尔巴努斯七世（Urbanus VII，1590年9月，当选后12天去世）；额我略／贵格利十四世（Gregorius XIV，1590年12月—1591年10月），这位是很虔诚的、但身体健康欠佳的斯风德拉托（Sfondrato）枢机；还有那位已年迈的依诺森九世（Innocens IX，1591年10—12月）。后面两个教宗因受法国内战的影响，而放弃了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的政策并加入了“公教联盟”，并通过资金和士兵支持西班牙对付法国的亨利四世（Henri IV）。
大约在选择额我略／贵格利十四世（Gregorius XIV）教宗的时期（1590年10月6日到12月5日）出现了一本虚构的书，即多次被引用的《教宗预言》，据说是爱尔兰阿马格（Armagh）的总主教，圣马拉基亚斯（Malachias，1148年去世）写的“预言”。这个著作首次于1595年在威尼斯（Venezia）印行，它包括111条简单的格言或预言，每一个预言描述一个教宗—从切勒斯丁二世（Coelestinus II，1143—1144年）一直到“世界的末日”，其中称比约十世（Pius X）为热火（Ignis ardens），称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为无群众的宗教（Religio depopulata）等等。今天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这是一部来自16世纪末的伪书。
176.2比较有影响的教宗是克雷孟／革利免八世（Clemens VIII，1592—1605年），他来自阿尔多布兰迪尼（Aldobrandini）家族。他是一个具有虔诚信仰的人，在行动上很明智、谨慎，但他由于疾病被迫让别人管理部分的任务，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支持自己的亲戚。在他的任期内，公教的改革在一些国度中受到强有力的支持。在一些犹豫后，克雷孟八世（Clemens VIII）因为要缔造和平而改变了前任教宗们对法国的政策。他于1595年承认纳瓦拉的亨利，即亨利四世（Henri de Navarra）为法国的国王—这位加尔文派国王于1593年正式接受了公教（天主教）信仰（参见182.5）。这个行动在政治与宗教方面都有很好的结果。教廷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的压力并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而在法国开始出现教会生活的美好复兴时期。教宗的外交技巧于1598年使西班牙与法国签订维尔文（Vervins）的和约。因为法国的亨利四世（Henri IV）支持教宗，所以他能够在阿方索二世（Alfonso II d＇Este）公爵逝世后重新（为教会国）获得费拉拉（Ferrara）公国，因为阿方索（Alfonso）没有孩子（1597—1598年）。如上所述（参见175.3），克雷孟／革利免（Clemens）于1592年重新发行西克斯图斯（Sixtus）的《拉丁语通行本》（Vulgata）的修订版本。他吸纳一些杰出的神学家进入枢机团，比如耶稣会会士托勒多（Toledo）和贝拉明／拜拉明（Bellarmin，参见178.1ab）和司铎祈祷会（Oratorium）的成员巴若尼欧／马罗尼乌斯（Cesare Baronio／Baronius，参见第1卷4.4和下文178.1e）。他和他的接班人保禄／保罗五世（Paulus V）需要面对关于摩里纳／莫利纳（Molina，参见178.2b）的圣宠理论的争论，这个争论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在1600年的大禧年，很多朝圣者来到罗马，而在同一年，那位“来自挪拉（Nola）的哲学家”被判刑为顽固的异端者和背教者，并被处以火刑（参见178.3）。
176.3克雷孟／革利免（Clemens）教宗逝世后，枢机们选一位来自佛罗伦萨（Florentia）的美狄奇（Medici）家族的人-良／利奥／莱奥十一世（Leo XI，1605年4月），但他在26天后就去世了。此后，波格塞（Camillo Borghese）枢机被选为教宗，取名为保禄／保罗五世（Paulus V，1605—1621年），他有良好的修养与严肃的宗教信仰生活，且喜爱美术，鼓励与资助美术事业的发展，但他有时候太过分支持自己的亲戚。由于他想保持宗座对于世俗国度的权力，因此与威尼斯（Venezia）发生严重的冲突。当时，教宗要求圣马尔克（San Marco）的共和国（即威尼斯）收回一些法律，因为这些法律规定圣职人员不能向国家购买地产，教会如果想建立新的教堂、隐修院和医院都必须经过威尼斯共和国的批准等等。威尼斯政府却拒绝废除这些法律。另外，威尼斯逮捕了两名圣职人员并拒绝向教会法院交出这两个人。教宗于1606年4月宣布威尼斯的总督和元老院中的人都被绝罚，再用禁罚（interdictum）来惩罚威尼斯地区。然而，这个共和国并没有因此服从于教宗。尤其是一位有学问的塞尔维特斯（Servites）隐修者撒尔皮（Paolo Sarpi，1623年去世）支持威尼斯的抵抗—他后来编写了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的历史，其中对教宗表示敌意，并且与瑞士和法国的加尔文派人士都保持很多联系。他被提名为威尼斯政府的顾问，因此编写一些尖锐的论文，其中提出极端的“国度办教会”观点。他说，圣职人员要在教会法院中受审（所谓的Privilegium fori）和教会的一些特权的根据只是“人法”，而不是“神的规定”。根据他的建议，共和国的政府宣布教宗的惩罚（绝罚和禁罚）是无效的，政府禁止发行这些禁令，圣职人员必须继续举行礼仪，而那些拒绝继续举行弥撒的司铎（包括耶稣会会士、嘉布遣会会士、特亚丁会会士Theatines）被驱逐出境。当时有很多神学家写文章参与这次论战。贝拉明（Bellarmin）和巴若尼欧（Baronius）枢机很节制地保卫了教会的种种权利。当时差一点因此而爆发战争，而威尼斯似乎要转变成为一个新教国度，但通过西班牙和法国的介入（1607年），双方签署了一些协约而使矛盾缓解。实际上，这并不能说是教宗的一次胜利。虽然威尼斯取缔了有关的法律规定并交出了那两位圣职人员，但罗马教廷必须主动地收回绝罚和禁罚的命令，并且耶稣会从此以后不能继续在威尼斯工作。这个（以及类似的）案件能够表明一点：中世纪的严格教会法律无法在一切层面上执行—时代的变化已经引起了政治思想的彻底改变。连在一些天主教国家中，片面的政治利益或权力冲动也占有首要的地位，这些政府都统治宗教和教会的种种事务。在1606年，罗马教廷最后一次使用了教会最严厉的惩罚，即禁止某一整个地区举行宗教活动（就是interdictum，禁罚）。在三十年战争中（1618—1648年），保禄／保罗（Paulus）教宗和他的接班人们资助了皇帝和公教联盟。
早在16世纪，公教的强国们便想直接影响教宗的选举。在良／利奥十一世（Leo XI）和保禄／保罗五世（Paulus V）当选时（1605年），西班牙政府首次通过一个被委托的枢机正式表示反对某一个人当选教宗。在17世纪中期，这种“排除的权利”（ius exclusivae／jus exclusionis）已经很发达，当时的德国皇帝、法国和西班牙都有这方面的权利。虽然教廷一直反对这种被视为“干涉内部事务”的习惯，但仍然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在1903年的选举中，奥地利表示反对兰波拉（Rampolla）枢机当教宗，但比约／庇护十世于1904年1月20日在他的《给予我们的》（CommissumNobis）文献中禁止这种做法，并指出：谁想这样影响枢机团，谁就被绝罚。
176.4教宗保禄／保罗五世（Paulus V）的接班人是额我略／贵格利十五世（Gregorius XV，1621—1623年），但他的任期只有两年半。他来自路多维斯（Ludovisi）家族并在博洛尼亚（Bologna）作总主教。因为他经常患病，所以他将许多事务交托给他的侄子路多维克·路多维斯（Ludovico Ludovisi）枢机，这是一位非常能干的人。他重新规定选举教宗的秩序：一般都得采取秘密投票的形式（scrutinium），一直到某一个人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1621年）。额我略／贵格利（Gregorius）特别支持耶稣会，将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和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册奉为圣人／圣徒，但同样也宣布大德兰／特蕾莎（Teresa）和内瑞（Philipp Neri）为圣人（1622年）。他于1622年在罗马创立传信部（Propaganda Fide），即一个世界传教机构，该机构后来具有很大的影响（参见177.1）。教宗支持巴伐利亚的公爵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成为一个选帝侯，而当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于1622年征服了法尔茨（Pfalz）后，他将海德堡（Heidelberg）的图书馆（所谓的Bibliotheca Palatina）赠送给额我略／贵格利（Gregorius）教宗（参见181.1）。
由于瑞典的古斯塔夫斯·阿多夫（Gustavus Adolf）和法国的介入，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成为一个没完没了的全欧洲的战争。教宗乌尔巴努斯八世（Urbanus VIII，1623-1644年）来自意大利的巴贝瑞尼（Barberini）家族，他根据个人的倾向更多支持法国，超过支持皇帝和西班牙。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德国地区的公教处于多大的危险之中，在这方面法国的黎塞留（Richelieu）枢机误导了教宗。有的历史学家（如Ranke、Gregorovius）甚至说，这个教宗支持法国和瑞典的同盟并因瑞典军队在德国的胜利而感到高兴—但这些说法是不恰当的。教宗乌尔巴努斯八世（Urbanus VIII）认为他是“全基督宗教世界的共同大父”，所以他始终很诚恳地致力于缔造和平，只是他的努力并没有效果。在他的任期内，意大利的“教会国”获得了相当大的扩展，因为若维尔（Rovere）家族的灭亡（1631年）意味着乌尔比诺（Urbino）公国再一次归于教会国。遗憾的是，教宗过分支持他的家族，即巴贝瑞尼（Barberini）。正是由于这些亲戚使得教宗被牵人与帕尔玛（Parma）公爵的战争，该战争为教会国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而且在结束时也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成果（1644年）。乌尔巴努斯（Urbanus）爱好美术和古典文学，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通过巴洛克式的建筑物，他美化了罗马城（参见179.2）。在他的任期内，与伽利略（Galilei）有关系的法案被结束（参见178.3），而教廷首次正式反对法国的杨森主义（Jansenismus，参见190.1）。
176.5来自潘菲利（Pamphili）家族的依诺森十世（Innocens X，1644-1655年）确保罗马的秩序和平安。他查出前任教宗的一些亲戚的犯罪行为，因为他们滥用了公共的资金。这些人逃到法国，而法国的首相马萨林（Mazarin）枢机保护他们—他甚至威胁说将要攻击罗马。因此，这个法案被镇压，而逃难者被允许回国（1646年）。依诺森（Innocens）教宗看到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和《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的和约》（1648年）—因为这个和约侵犯教会的一些权利，他提出抗议（参见181.4）。他于1653年谴责了杨森主义（Jansenismus，参见190.1）。他和帕尔玛（Parma）的公爵也同样发生冲突，这导致卡斯特罗（Castro）城被毁，而这个地区被归入教会国。虽然这位教宗严格反对前任教宗的那些“被重用的亲戚”，但他自己也喜欢支持自己的亲戚。在老年的时候，这位软弱的教宗甚至受到他弟媳妇麦达基尼（Donna Olimpia Maidalchini）的控制，这个寡妇才华横溢且具有强烈的统治欲，她利用她在教廷的地位，无耻地掠夺财富，但在教宗逝世后，她连葬礼的经费都不愿意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