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中世纪教会史

152、圣体圣事、弥撒、大赦、庆节、祈祷

152.1在中世纪晚期，人们领受圣体的频率不太高，和以前一样（参见119.2）。然而，那些神秘思想家说应该多领圣体（参见De imitatione Christi《师主篇／效法基督》IV，3），而部分的信徒也听到了这些声音。很多司铎忽略了举行弥撒的义务。比如，Ravenna（拉文纳）的主教会议（1314年）要求司铎们至少一年一次举行弥撒，Tarragona（塔拉格纳）主教会会议（1317年）要求至少三次，而Toledo（托莱多）会议要求司铎一年至少四次举行弥撒（参见会议文献第7条）。

自从第13世纪以来（尤其在中世纪晚期），很多报告提到一些“圣体奇迹”（一些流血的圣饼或在火中没有烧毁的圣饼），这方面的报告来自很多地方，比如意大利的Bolsena（博斯纳），德国的Andechs（安德克斯）、Deggendorf（德根多夫）、Wilsnack（维尔斯纳克）等（参见158.1）。这些报告都有中世纪那种典型的传说的特征。其中一部分的传说也许与1300年后很流行的“基督受难像”（德语称Erbaermdebilder“可怜基督图像”）有关系或与所谓的Gregoriusmesse（“额我略／贵格利弥撒”，即为亡者举行弥撒）有关系。

152.2在中世纪，indulgentia（大赦，参见119.4；133.2）在教会生活中的影响很大。那些“大赦”的数目多、范围广，尤其在教会的大分裂（1378—1417年）后教会更增多大赦的机会。比如为建造教堂或圣堂，为朝圣和尊敬圣髑都有获得大赦的可能性。去参与十字军运动（反对胡斯派、土耳其人、西班牙的穆斯林）可以赢得大赦。也有纯粹的“祈祷大赦”和一些“半世俗的大赦”，比如一个人建立医院或其他的为公益有用的设备就可以获得大赦。在14世纪又出现一种新的大赦类型，就是“大禧年大赦”，它被称为“完美的和普遍的大赦”。当时的人们群众有这样的信仰：在一个世纪的结束，去罗马朝圣的人可以获得一些灵修性的特恩，而Bonifatius（波尼法爵）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于1300年2月首次宣布了这种“大禧年大赦”（参见137.3）。这种机会吸引了众多人去罗马朝圣。后来，Clemens VI（克雷孟六世）于1343年宣布，不需要等100年，每50年便可以在罗马获得这种特恩，而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于1389年将这个时期降低为33年，Paulus II（保禄／保罗二世）于1470年又规定每25年可以在罗马获得大赦（这个规定一直到今天有效）。在15世纪，教会又规定，在某些条件下，那些无法去罗马朝圣的人也可以获得“大禧年大赦”。

在中世纪晚期的神学家和那些严肃的灵修作者对于“大赦”似乎都有正面的说法（fast durchwegs korrekt），他们也多次论述，宣布大赦的机会带给人们很多灵修上的激励和良好的道德果实（参见119.4）。如果没有大赦，很多大教堂和艺术作品就不会问世。然而，在另一方面，在中世纪晚期也存在着大赦方面的严重缺陷—一切愿意推动改革的人都认为这些缺陷是一个绊脚石，但不幸的是，教会的领导者并没有很坚定地抵抗那些弊病。一方面，那些“大赦”的机会太多，另一方面，大赦的期限变得无边无度，比如LeoX（良／利奥十世）允许一些一千年、一万年或十万年的大赦，比如说，德国的Wittenberg（维滕堡）教堂保存一些圣髑，而每当举行一个恭敬这些圣髑的礼仪时（参见158.2），信徒们可以获得大赦，一年可以参与七次，每次获得100年的大赦，而每项圣髑的小块可以给100个Quadragena（40天的大赦），总算大约是200万年的大赦！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虚假的东西或一些迷信的倾向。很多人的谴责了某些“大赦宣讲者”和“收大赦钱者”（Quaestores收钱者）的世俗化表现（参见133.2）或这些钱的滥用。宗座和教廷自从Bonifatius（波尼法爵）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1389—1404年）的时代也太过分强调了大赦的钱财因素，所以大赦似乎被降低为一种Geldgeschaeft（买卖事业）。另外，一些君主或城市的市政府也要求教廷提供那些“大赦”，所以他们在分配的时候也为自己获得了一部分的收入。

自从第13世纪以来还有这样的教导：教会为亡者可以给予大赦，而人们通过“转求”（per modum suffragii通过祈祷的方式）可以使亡者得到其效益。不过，教宗为炼狱灵魂中给予的大赦—这种习惯是在15世纪才开始的。针对这种“为炼狱灵魂的大赦”，一些讲道者和神学家提出这种教导（Schulmeinung）：某些炼灵确切地并全面地会获得这种大赦，而且获得这种大赦不需要进行忏悔和告解（和好圣事），仅仅需要进行施舍（交钱）。根据这种教导，很容易出现错误的说法和滥用。早在13世纪出现了一个很不确切的说法，即remissio（＝indulgentia）a poena et culpa［“惩罚和罪责的宽免（即赦免）”］或简单的说remissio（omnium）peccatorum［“赦免（一切）罪”］。后来甚至有一些神学家和教会法律学家以及一些教宗也引用了这个模糊的说法。某些人后来说，这种说法意味着“大赦”的概念改变为一种“赦免罪”（而不仅仅是“赦免惩罚”），但这是不对的。所谓的remissio culpae（赦免罪责）或remissio peccatorum（赦免罪）的说法要么指一个“赦免一切惩罚”的“大赦”（但这种plenaria indulgentia“大赦”的前提条件是“罪的赦免”，即办告解），要么指一种这样的特权—一个告解神父可以在临终时宣布某些（本来保留给教宗或主教的）特恩。这样的“告解信”或“大赦信”（称confessionalia）自从14世纪以来送给某些贵族人士，被视为特权，但后来普遍地送给那些捐款的人。

152.3早在1260／1261年的意大利就有一些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些Flagellantes（鞭笞游行者）的团体（参见131.1），他们要通过公开的忏悔表达上主的正义和惩罚，同时要呼求上主的怜悯。在1348年和1349年的可怕黑死病（鼠疫）传染病时期，类似的活动再一次发生。那些“鞭笞者”的游行队几乎走遍整个中欧地区。然而，因为不久后在这些“鞭笞者”的圈子中出现一此迷信的因素（比如关于一种“来自上天的信”的传说）、一种激烈和不明智的改革精神、结队成派的倾向、异端的观点（不承认圣事和教会圣统制）以及暴动（反对犹太人），所以Clemens VI（克雷孟六世）在1349年10月的诏书中谴责了这个“鞭笞者”的组织并要求镇压他们。虽然如此，在15世纪初的教会分裂是一种极大的灾难，而当时的著名道明会会士忏悔讲道家Vincentius Ferrer（味增爵·菲雷，参见150.2）再一次率领了一些“鞭笞队”穿过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北部。根据Gerson（杰尔松）的评价文献，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大公会议于1417年也谴责了这些“鞭笞者”。在16、17世纪的“对立改革时期”中，那种“公开地鞭打自己”的习惯再一次被恢复起来。

152.4在中世纪晚期出现了一些新的教会节日：教宗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于1334年规定要遵守“至圣体节”，而Bonifatius（波尼法爵）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规定，在7月2日有“圣母访亲”（festum visitationis Beatae Mariae Virginis，后改到5月31日），但这两个节日的传统更古老，因为一些地方教会团体很早就过这些节日；教宗仅仅宣布它们为全教会的共同节日。自从14世纪以来，根据Scotus（司各脱）的教导（参见145.2），“圣母无染原罪”的节日获得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参见133.7）。在1439年，Basileia（巴塞尔）的会议甚至宣布这个节日应该是整个教会要过的节日，但因为那个会议当时处于分裂的状态，他们的规定没有效果。教宗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宣布在这个节日可以获得一些大赦，并在罗马教区要过这个节日。然而，只有在17和18世纪，这个节日才成为全教会过的正当节日。

根据这些情况，教会的节日还有一点“增加”的趋势，但基本上已经达到了高峰。当时有一些教区一年大约庆祝了100个教会节日！难怪某些主教想反过来降低教会节日的数目，比如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Simon（西满）于1332年为自己的教省规定要取消11个教会节日。在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上，Gerson（杰尔松）和d＇Ailly（阿伊）建议要减少教会的节日，但没有成功。

守斋的规定基本上都保持了原来的严格标准（参见100.2），但一天第一次吃饭从nona（下午3点）被挪到sexta（中午12点），这是根据当时的习惯的自然发展。另外，罗马教廷于15世纪几次允许了欧洲北部的各国在守斋期吃奶制品（牛奶、奶油、干酪），但要进行施舍，所以这种在守斋期“吃奶制品”的习惯逐渐成为普遍的习俗。

152.5在那些新的灵修方式当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Angelus Domini（“主的天使”）。人们在晚上（在ignitegium“灭火”时，即“工作结束时”或“下班时”）以及在早上的钟声后祈祷的习惯最早出现在13世纪的意大利（在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和周围地区），而因为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宣布每天作这种祈祷可以获得大赦，这种习俗传播的越来越广泛。最早提到“中午敲钟”的习惯是在1386年的Praga（布拉格）主教会议上。另外，Calixtus III（卡里斯图斯三世）于1456年规定，中午的钟声应该提醒人们在中午要想到土耳其人的危险并为此作祈祷（参见156.3）。只有在17世纪，一天三次的打钟和三次祈祷才成为普遍的习俗，当时的教宗Benedictus XIII（本笃十三世）宣布，这种祈祷可以赢得大赦。

由于十字军运动，人们开始更尊敬基督的苦难，而那些托钵会的工作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因为他们重视耶稣的苦难），这就导致了“拜苦路”的习俗。从很古老的时代—尤其是从十字军运动以来—那些去耶路撒冷朝圣的人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会走耶稣当时走过的路（称via crucis），而当地的传统就在这条路上有一些“站”。自从15世纪—好像是在神秘思想家的影响下—人们也在巴勒斯坦以外建立这样的“苦路”和其中的“站”。这些站的数目有很大变化，最多是34个。在德国很受欢迎的是“七次跌倒”的描述（符合一天七个时期）。今天用的14个站在17、18世纪成为普遍的（在方济各会的影响下，Innocens XI依诺森十一世于1686年为此宣布大赦）。在此之前，Johann Pascha de Louvain（鲁汶的约翰内斯，约于1530年去世）——一位加尔默罗会会士——在他的Geistliches Pilgerbuch（《灵修游记》，1563年印刷出版）中提到15个站，而荷兰的司铎Christian van Adrichem（阿德瑞很）在他关于圣地的描述中（1584年）有12个或14个站。

关于“玫瑰经”，参见133.7。

152.6中世纪晚期的民间宗教生活大部分发生在那些“宗教性的弟兄会”（Bruderschaften）当中。这些弟兄会也呈现出当时的灵修的转向：向个人的转变。这些弟兄会很多，仅仅在Luebeck（吕贝克）城就有70多弟兄会，在Colonia（科隆）大约有80个，在Hamburg（汉堡）有100多。这些弟兄会有很多种目标，其中一部分有纯粹宗教性的宗旨，比如敬拜某些信仰的奥迹（耶稣圣体、耶稣圣血、圣十字架等），或尊敬某些圣人［比如那些尊敬圣母的弟兄会有Liebfrauen—（圣母会）、Rosenkranz——（玫瑰会）、Salvebruderschaften（万福弟兄会）等，圣Anna（亚纳）会，圣Jacobus（雅各伯）会，圣Urbanus（乌尔巴努斯）会，圣Sebastianus（色巴斯提安）会，圣Ursula（乌苏拉）会］。有的弟兄会专门为炼狱灵魂祈祷，或专门照顾教堂，注重礼仪等。另一些弟兄会除了宗教性的目标还有社会性的或慈善任务，它们一般都与那些工人会（行会，德语有Zuenfte，Innungen，Gilden，Zechen等词）有关系。司铎们也有特殊的弟兄会，这些联会的前身是早期中世纪的祈祷会（参见101.1）。

153、讲道、群众的宗教教育和灵修文学

153.1在14、15世纪的社会中，人民群众在宗教上的首要教育工具（和以前一样）是praedicatio（讲道、布道），所以这种讲道文化一直被重视。在这方面，那些托钵修会的角色特别重要。在主日和庆节的堂区礼仪（弥撒）中，讲道也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各个主教会议都一再地强调，司铎们的重要牧灵任务就是宣讲福音和讲道，而平信徒都有聆听的任务。法国Toulouse（图卢兹）教区的Lavaur（拉瓦尔）会议（1368年）关于民众的宗教教导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人们也很渴望聆听一种良好的讲道（道理）。为了获得更好的讲道者，很多德国地区的城市的世俗领导或教会长上建立所谓的Praedicatura（“讲道职位”），这就吸引了一些以讲道为职业的、获得固定收入的人，仅仅在今天的Wuerttemberg（符滕堡）地区在1400年到1517年间已经有46个这样的职位。在那里的讲道人士被要求有大学学位，或至少受过大学教育。那些比较著名的讲道人士的著作在活字印刷技术被发明（1450年）后被出版，还有一些“讲道杂志”（如Parati Sermones，Sermones discipuli，Sermones dormi secure）以及一些“例子手册”或其他的帮助人们准备一个道理的工具手册。特别受欢迎的是降临期的道理、四旬期和受难方面的道理。在Basileia（巴塞尔）当堂区司铎和大学教育的Ulrich Surgant（苏尔甘特）写过一部杰出的“讲道入门”教科书（Manuale curatorum《牧灵者手册》，1503年）。一些人文主义者，比如Johannes Reuchlin（瑞克林，见其Liber de arte praedicandi《讲道艺术之书》，1504年）和Desiderius Erasmus（伊拉斯漠，1535年的著作Ecclesiastes《德训者》）也写过这方面的著作。

人们具有讲道的热忱，但他们所讲的内容及他们讲道的方式不一定都令人感到满足。在Kunstpredigt（“练习讲道稿”）中，人们多次谈论不同修会的神学争论或一些神学派的冲突，这就意味着他们讲很多钻牛角尖的问题或讲各种哲学概念的区分，或提出一些比喻或语言游戏。在普通的民众讲道中，人们多次传播了一些乏味的传说、例子或轶事，而那些人文主义者都嘲笑了这些没有水平的说法（参见“复活节传说”，119.7）。当人文主义变得很流行的时候，讲道者经常引用一些来自古希腊罗马经典的语句，超过《圣经》的语句。有的讲道者关于基督讲得太少。然而，始终也都有一些讲道者确实提供了一种比较好的、有信仰内容的和信仰热忱的道理—经常也加入了一点“神秘思想的油”。那些神秘思想家本身（参见146）所讲的神奥道理仅仅给一些隐修者的圈子听，不会向广大群众宣讲这些神秘内容。另一些热中于推动改革的人物（包括教区司铎或修会人士）也是杰出的讲道者，部分上在上文已经被提到，比如Bernardin de Siena（锡耶纳的伯尔纳丁）、Johannes de Capestrano（卡佩斯塔诺的约翰内斯）、Gerhard Groote（格劳特）、Vincentius Ferrer（菲雷）、Johannes Gerson（杰尔松）、Johannes Nider（尼德尔）、Gabriel Biel（比尔）、Johannes Heynlin de Stein（海恩林）。除了他们以外，应该加上的人物是Nuremberg（纽伦堡）的Johannes Herolt（赫若特，1468年去世）、Florentia（佛罗伦萨）的Hieronymus 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1498年去世，参见157.4）——他可能是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最有活力的讲道家—、方济各会会士Johannes Brugman deKempen（布鲁格曼，1473年去世）、来自Waiblingen（外布林根）附近的Winneden（温内登）的Stephan Fridolin（弗瑞多林，1498年去世）、来自Muenster（明斯特）的Dietrich Coelde（Kolde）（科尔德，1515年去世）、著名的维也纳大学神学教授Nikolaus de Dinkelsbuehl（尼苛劳，1433年去世）——他也在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上具有重要角色——、Paul Wann（保禄·万，1489年去世）—他先在维也纳教神学，后来在Passau（帕骚）任职，以及Johannes Geiler de Kaysersberg（盖勒尔，1510年去世），他是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明亮号叫”，他始终以强有力的、原创性的、尖锐的或幽默的言辞传播伦理道德的重要价值。

153.2除了“讲道”以外，自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文献和印刷品对民众的宗教教育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尤其《圣经》早已走向人民群众，一些平信徒甚至特别熟悉《圣经》。虽然自从13世纪以来存在着个别命令禁止人们用本地语言阅读《圣经》，但这些（不是普遍的）命令是因为异端人士滥用了《圣经》。在印刷技术的初期阶段（1450—1500年）已经出现了100多个《拉丁通俗本圣经》版本（这还不包括那些只印部分《圣经》书卷的版本），而且在1518年前已经有一部高地德语（即德国南方德语）的《圣经》译本（1518年之前已经有14版，初版在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1466年初次印刷），也有低地德语译本（4个版本）。除此之外，人们很喜欢阅读那些“圣经故事”（Historienbibel，见下，153.3）以及所谓的Postilla（《圣经注解》）和Plenaria（《全部解释》）—这些著作在开始的时候仅仅包含弥撒中用的《圣经》读经，后来包括整个弥撒的经文，而且用本地语言和种种解释。在Luther（路德）之前的德国地区大约有100个这样的用本地语言解释读经的版本。

儿童的宗教教育也已经有，但仍然不是很发达的领域。一般来说，老家庭为孩子们提供最重要的宗教知识和宗教习俗。圣职人员的讲道和关于办告解的教导等于是进一步的宗教教育。那些“告解手册”或“告解明镜”之类的著作部分上是给司铎写的，部分上是民众的读物。Johannes Gerson（杰尔松）曾经写过一部《基督信仰的纲要》（等于是说一种“要理问答”或“基督宗教信理手册”），就是他的Opus tripartitum（《三部书》，有拉丁语和法语的版本，Geiler（格勒尔）也写了德语译本）。另一个“教理书”是方济各会会士Coelde（克尔德）的Kerstenspiegel（《基督徒之明镜》）。在学校和家庭中用的教学资料是一些“教理画版”和“家庭图画”（Katechismustafeln und Haustafeln），上面写着最重要的、需要背熟的信仰知识。

153.3中世纪晚期最著名的并且经常被赞美的是当时广泛的“灵修文学”(litterae ad aedificationem animi,德语的Erbauungsliteratur)。这种文学一般来说不仅仅有正统信仰和健康的灵修学，而且也有一种有充满感情的、符合民众需要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在这些著作中比较有名的是Seelentrost（《心灵之安慰》）、Himmelsstrasse（《天路》）、Himmelstuer（《天门》）、Schatzbehalter（《宝库》）之类的著作。为个人的默想，人们多用了Psalter（《圣咏集/诗篇》），许多日课的版本（称为Horarien，Livres d’heures）以及一些比较小的经本，是从此发展出来的，很受欢迎的Hortulus animae（《灵魂小花园》，德语Seelengaertlein）以及其他的祈祷经本。那些圣歌部分上是一些拉丁语的赞美诗的翻译，部分上是完全新的歌词，在第15世纪特别盛行。为了带给信徒们一种深厚的宗教体验，一些画家和艺术家为各地教堂创造了非常美好的作品，比如祭坛上有画、有雕像、浮雕、壁画、玻璃画和木雕。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那些Horaria（日课）和Historienbibeln（《圣经故事》，后者经常模仿巴黎神学家Petrus Comestor于1170年写的Historia scholastica《故事本》），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Reimbibeln（《韵律圣经》、《快板圣经》）、Bilderkatechismen（《插图要理》）、Blockbuecher（《画图故事》）、Biblia pauperum=Armenbibel（《穷人圣经》，就是一种给平信徒写的图解圣经）、Speculum humanae salvationis（《人类得救之镜》，德语称Heilsspiegel，可能是由Ludolfus de Saxonia编写的，参见146.4），Sterbebuechlein（即Ars moriendi《如何去世》）以及那些很流行的Totentaenze（《死者舞蹈图画》，法语称Danse macabre）——这些画图非常形象化地表达“死亡”对于一切阶级和一切人物的控制，经常也包括一些经文或诗。那位曾经在Saaz（撒斯）和Praga（布拉格）当过公务员的Johannes de Tepla（约翰内斯·特普拉）——他是Johannes de Neumarkt（约翰内斯·纽马克特，参见155.2）的学生——约于1400年写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就是一个扣人心弦的与“死亡”的对话，这个对话在世界观上基本上属于中世纪，但已经呈现出一些人文主义的因素。那些mysteria（《宗教剧》,《神圣话剧》,德语的geistliches Schauspiel)用戏剧的方式表达一些信仰内容,特别是一个人忏悔和改过迁善，也在15世纪达到一个高峰（参见119.6）。这戏剧同时有教育作用，也有娱乐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