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中世纪教会史
第二章、新兴的修会。教会生活。
教会指导下的学术和教育
128、托钵修会概论，其制度以及与教区圣职人员的关系
128.1和11世纪一样，第12世纪在修会生活上有着很大的创造力。因此，修会生活对于整个教会的意义和影响力也比以前大多了。这些修会的多样性在12世纪的开始就引起了某种困惑，所以第4次拉特兰会议（1215年）和Lyon（里昂）在1274年的会议都禁止了新修会的创立。虽然如此，当时就出现了两个大的托钵修会（Franciscani方济各会和Dominicani道明会），这就证明当时的克修精神是多么的强烈，而这些新兴的团体多么符合时代的需要。这两个修会在整个公教（天主教）中算为最美丽的火花；他们和那些相似他们的新兴团体和组织形成了一个新的修会类型。这是因为那些托钵修会不仅仅要求成员本人过一个严格贫穷的生活，而且也要求隐修院应该是很贫穷的，只有那些最需要的物品。会士的生活费部分来自他们的体力劳动，部分来自信徒们送给他们的施舍品（要么是自由奉献的，要么是乞求的，正如他们的名字“托钵会”所说的）；他们又愿意尽力为那些养活他们的信徒服务，给他们讲道或为他们作牧灵工作（听告解）。因此，他们不像古代的隐修会那样居住在一些偏僻的地区，在山区或深谷，而一般都生活在城内，又特别依赖于一个新兴的阶级，即城民中的中产阶级。古老的隐修会都有“固定在一处”（stabilitas）的圣愿，都要脱离世俗的世界，但这些托钵会生活和工作在世界之中。在当时的社会中，大部分的圣职人员已经太多受现世财富和享受的牵连，而异端邪说的传播带来了很大的危险，但这些新兴的修会人士再次恢复了“跟随基督的真正理想”，这样在世俗化的基督宗教社会中成为真正改革的主要载体，带来了很多福乐。当时的清洁派、瓦尔多派、Arnoldus de Brescia（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和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皇帝都强烈地要求圣职人员要回到宗徒／使徒时代的贫穷那里去—当时的教会正处于政权和财富的顶峰状态—而这些新的修会证明了这一点：在教会内也可以合法地实现这些人所要求的理想，不会造成教会的分裂。这些新兴的修会非常热切地投入于多被忽略的牧灵工作，他们也缓和了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冲突（当时“货币经济”刚刚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这些新的修会也协助了罗马教宗，他很容易可以派遣他们反抗某些地区的异端或在外教地区和穆斯林地区进行传教工作，又可以使他们完成一些教会改革或教会政治方面的目标。在神学方面，这些修会也获得了很多辉煌的成就。根据他们的目标，这些修会的会规和制度是一个中央式的组织，他们要集中他们的力量：他们的领导是一个总会长（方济各会称他为minister generalis，道明会称他为magister generalis），下一层的长上是各地（各国）的“省会长”，因为这些修会分为几个地区（“省”）。他们会定期地聚会，举行他们的“大会”，在这个会议上他们规定一些对整个修会有效的规律；方济各会每三年开一个大会，道明会在开始是每一年，但后来频率少了一些。
128.2那些托钵修会的另一个特点是“第三会”，就是说，除了男修会（“第一会”）和女修会（“第二会”）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平信徒组织。“第三会”的早期形式是那些平信徒的“弟兄会”，它们自从11世纪末与本笃会或其他修会有关联或是从一些“行会”发展出来的（参见115.2；117.3d）。第三会的发达形式来自Assisi（亚西西）的圣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参见129.2）；其目标是为那些无法入隐修院的结婚的男女平信徒提供一种“代替方式”。这些人继续生活在世俗的世界中，他们保留了家庭生活、财产和工作，但他们遵守某一些规律并在“第一会”的指导下作某些祈祷、善功、补赎或博爱的工作（因此他们也被称为“补赎弟兄”或“补赎姐妹”Fratres／Sorores poenitentiae）。自从13世纪末以来，在“第三会”中也有一些不结婚的平信徒，他们放弃了个人的财产并在一些团体中生活（如同在隐修院一样）；后来他们成为一些正式的“修会”（所谓的regulierte Tertiaren“有会规的第三会”）。很多Beguines（贝居因，参见117.3f）团体也接受了一个“第三会”的会规。尤其附属于方济各会的第三会影响了很多家庭过着一种“跟随基督的生活”，所以有的学者（比如Harnack哈纳克）称这些现象为“平信徒世界的隐修化”（Monachisierung der Laienwelt）。第三会早就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基督徒，比如圣Elisabeth de Thuringia（图林根的伊丽沙白，1231年去世），她是匈牙利王Andreas II（安德烈二世）的女儿，Ludovicus de Thuringia（图林根的路易，1227年去世，参见126.3）的妻子，她一生都愿意根据福音书的理想牺牲自己，为穷人和病人进行很多慈善工作；她成了德国民众最喜欢的圣人／圣徒之一，而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于1235年将她宣布为教会圣人。另一个杰出的属于“第三会”的平信徒是法国的国王Ludovicus IX Sanctus（圣者路易九世，1270年去世），他虽然登上了宝座，但过着一个刻苦者的生活，是一个基督徒统治者中的模范人物，最后在十字军运动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参见126.4，5）。教宗Bonifatius（波尼法爵）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于1297年将他列入圣品（参见137.2）。
很多平信徒在临终时愿意申请进入隐修会，或愿意在隐修院内有自己的墓，这样他们至少在死亡中分享隐修院生活的种种降福。由此可见，托钵会对信徒的影响确实很大。在另一方面，托钵会会士越来越多参与了牧灵工作，他们不属于当地主教的管辖，而历代的教宗给予他们很多特权。这些因素在整个中世纪都引起了很多激烈的冲突，因为教区的圣职人员反对他们。
那些托钵会早已获得了宗座的种种特权，尤其通过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而在1281年，教宗Martinus IV（马尔提努斯四世）通过一个诏书普遍地给予他们一个新的权利：如果自己的会长和高级的教会长上同意，会士们可以在各地讲道或听告解。这个规定不仅仅突破了“堂区界线”（就是说在某一个堂区只能有一个负责人，就是本堂神父），而且也减少了教区司铎们的收入。由于很多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抱怨，教宗Bonifatius（波尼法爵）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于1300年发表了一个法令（Super cathedram《在宝座之上》法令），其中规定托钵会会士可以在他们自己的教堂和在公共场所自由讲道（如果主教或他的司铎在那里不进行讲道），但在本堂的教堂中需要本堂神父的许可。另外，不是所有的会士都能“听告解”，而只有那些“最合适的人”，并且他们需要主教或教宗的批准。教宗还规定，所有的信徒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在托钵会的教堂中举行他们的葬礼，但那时必须向本堂提供费用的四分之一（Quarta funeralium葬礼费的四分之一）。然而，托钵会和教区圣职人员之间的纠纷还继续存在，因为双方不满意于教宗的决定，都想减少对方的权利。中世纪晚期的教宗们也必须介入于这些争论。直到Trento（特伦托／特利腾）的大会议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129、圣Franciscus de Assisio（方济各／法兰西斯）及方济各会
129.1最早的和最有影响的托钵会是Minoritae（小兄弟会）或Franciscani（方济各会）的修会。他们的创始人是圣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他在意大利中部的Umbria（翁布里亚）地区的Assisi（亚西西）出生（1181年或1182年），是富商Peter Bernardone（贝纳多内）的儿子（他的洗名是Johannes约翰内斯）。这位青年享受人生并且有了“当骑士贵族”的美梦，但后来因疾病和其他的折磨（1206—1207年）经历了内心上的变化，先过了一个隐修者的祈祷和刻苦生活，又为一些穷人和麻风病人服务，或在自己家乡重建一些没有人照顾的小圣堂。他的父亲因儿子这种奇异的表现发怒并在Assisi（亚西西）的主教面前收回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的继承权。三年后，在1209年2月24日，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在他最喜欢的教堂——S.Maria de Angelis（“天使母后”）或Portiuncula（“小块教堂”）—中听到关于“宗徒／使徒被派遣”的福音（参见《玛窦／马太福音》Mt10：7下），突然很清楚地认出了自己的圣召，就是以“宗徒／使徒们的神贫和巡回讲道”的生活方式跟随基督，正如在他以前早已有人选择了这条路（参见114.1）。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与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一起走。他们穿着当地的穷人的衣服，就是一个麻布做的带着风帽的长衣，用一条绳子作为腰带。这些被称为Viri paenitentiales（“补赎的弟兄”）或Fratres minores（“小兄弟会”）需要一个会规，所以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用福音中的一些话给他们一个很简短的会规（没有被保存）。他请求教宗确认这个会规，而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于1209年或1210年比较犹豫地口头上批准了这个新兴的团体，也允许他们做一些简单的讲道（忏悔和纪律方面的讲道）。这个兄弟会的成员人数迅速增长。这些“小兄弟”一对一对地出去，在意大利各地和其他的国度都有惊人的成就，在无数的人中唤起了新的宗教生活。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还想于1214年去Morocco（摩洛哥），要在穆斯林地区中传教，但他仅仅来到西班牙。1219／1220年他去埃及为了使当地的苏丹皈依基督，但毫无成果（参见127.5）。
129.2不久后，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的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促使“第二会”和“第三会”的形成。修女会是一个严格封闭的隐修会。在1212年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帮助了一个贵族女士Clara de Assisio（克拉拉／加拉）在St.Damiano（圣达米阿诺）的小圣堂那里建立了这种严格的女修会（称为pauperes Dominae de S.Damiano或Damianistae或Clarissae加拉会）。如上所述（参见128.2），第三会是平信徒的协会，他们很自由地与“第一会”保持联系，同样也追求基督徒的完美生活。在1221年，支持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的Ugolinode Ostia（乌格里诺）枢机主教［就是后来的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参见124.3］帮助了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为“第三会”编写一个会规。这位Ugolino（乌格里诺）枢机具有影响力，而他也协助进一步组织第一会和第二会。在1223年，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教宗在一个诏书中正式批准了“小兄弟会”的会规（它已经经过两次的修改）。这种“平信徒讲道会”（frommeLaienpredigerverein）——圣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自己都没有领受司铎品，他只是一位六品（执事）—成为一个具有固定秩序的修会，它要广泛地为教会服务并在很多方面符合当代的需要和教廷的要求，但不一定都符合创始人的愿望，因为每当现实的要求影响或软化原来的理想时，他都感到很痛苦。因此，他在1221年后不再指挥他的团体，将它交给Elias de Cortona（厄里亚斯），使他当“总代理人”。在晚年，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在身体和精神上受了很多苦，并于1224年9月4日在Tuscia（图斯基亚）的Alverna（阿勒维尔纳）山上在一次visio（神视）中获得了耶稣的五伤。他还写了一个奇妙的赞美歌，就是“太阳兄弟之歌”（在一切受造物中赞美创世主），最后在1226年10月3日的傍晚在Portiuncula（“小块教堂”）去世。写他传记的Thomas de Celano（托马斯·杰拉诺）说：“他歌唱着迎接了死亡。”教宗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于1228年7月16日已经宣布他为教会的圣人／圣徒。Assisi（亚西西）的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是整个中世纪最崇高的人士之一，他是“一切隐修士中最充满博爱的，也是最可爱的”（Harnack哈纳克语）。他也是十字军时代最纯洁的花朵，历代的人都敬佩他态度的简朴和单纯、他爱基督的力量、他对于穷困和博爱的无保留的投入、他对大自然的深切感情以及那种围拢着poverello d＇Assisi（亚西西的穷人）和ioculator Domini（主的演员）的浪漫气氛。有的近代学者曾经说，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是一种现代的主观主义和“无信条的感情宗教”（dogmenlose Gefuehlsreligion）的先驱者（这是Renan和Sabatier等人的理论），但这类的说法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毫无疑问，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无条件地支持教会，教会的信仰、教会的圣统制以及教会的习俗。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世纪的公教信徒（schlechthin einmittelalterlicher katholischer Mensch），而不是近代那种宗教上的个人主义的创始人。ーN
关于他领受耶稣五伤（stigmatisatio，即在某人的手、脚和肋膀出现类似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五个伤口）的事件应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比较普遍被知道的这类现象。他自己尽力想保密这事，不让别人发现。在近代有一些学者很怀疑这事的历史性，但因为那些早期的和可靠的证人（比如两个Elias弟兄，Leo弟兄，Thomasde Celano托马斯·杰拉诺，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教宗，Alexander IV亚历山大四世教宗等）都有这方面的记载，所以它今天普遍被肯定为历史事实。关于Alverna（阿勒维尔纳）山上所发生的“接受五伤事件”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也许是1224年，也许只是临终时？）。引起争论的是对于这个事件的解释：一个真正的奇迹（相当多的理由可以肯定这个可能性）？一种自我暗示（Autosuggestion）或在超拔的状态中伤害自己？或由于苦修的渴望而伤害自己？一些人也曾经说，整个故事是一个骗局（Betrugshypothese），但这种假设今天完全被放弃了。
所谓的Portiuncula——indulgentia（“小块教堂”的大赦）是一种特殊的大赦。如果一个信徒在8月2日去那个教堂，能够（在教会规定的条件下）获得一个大赦。根据一些传说（尤其是方济各会会士Bartholi巴托里大约于1325年写的Tractatusde indulgentia S.Mariae de Portiuncula《论圣玛利亚小块教堂的大赦》），圣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在一个visio（神视）中见到了基督，而耶稣亲自允许了这种大赦；据说，教宗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于1216年确认了这个大赦。但实际上，最早的关于该大赦的存在的证据来自1270年和1280年。这种“大赦的传说”大概与圣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没有关系，其中的一些理由是：那些记载Franciscus（方济各）传记的早期作者没有提到它；方济各／法兰西斯本人很反对从教宗那里为修会获得一些特权；1215年的拉特兰会议为了反对太多和太大的“大赦”已经作了一些规定（第62条）；而当时的教宗们也确实反对了太多的“大赦”，尤其是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这个大赦的真正来源不明确；那些比较严格的方济各会会士（Spirituales）也不会支持它。
129.3方济各会非常迅速地传播到各地，似乎达到欧洲每一个地区。在1282年在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大会上，方济各会已经有1583个团体在34个会省。“小兄弟会”在1217年进入法国，1221年到了德国地区（第一个团体建立在Augsburg奥斯堡）；一位在巴黎受教育的神学家，Caesarius de Speyer（切撒留斯），建立了第一个团体；实际上，他们早几年愿意进入德国，但由于不熟悉语言和本地的习俗，他们被怀疑是一些异端的传播者。通过不懈的牧灵工作和传教工作，这个修会确实有非常大的贡献，因为它帮助恢复真正的宗教信仰，弥补教会内的缺陷。他们的创始人不愿意会士们进行学术研究，但不久后，方济各会的会士也热切地投入于各大学的神学研究，并在那里克服了教区圣职人员的抵抗（参见134.2），也创造了伟大的成就（参见135.2）。然而，在修会内部存在着一个长期的冲突，令很多人感到痛苦。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早在创始人还活的时候表现出来了，而在他去世后，“神贫”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棘手的争论。
引起这场争论的人主要是那位在商务和世俗任务方面很有能力的Elias deCortona（科托纳的厄里亚斯），他在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后当总会长。他在几个地方改变了会规的一些太严格的规定，为修会获得了教宗的种种特权，又在Assisi（亚西西）建立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大教堂（Basilica San Francesco in Assisio“亚西西圣方济各大殿”），而且他还支持学术研究和会士们的学习精神。那些比较严格地遵守原来会规的会士因此反对他。他们按字面来解释会规和创始人的遗嘱：他的遗嘱再一次要求会士们完全放弃任何财产，禁止他们接受任何特权。这些严格派的人是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最早的朋友，比如Leo（利奥）弟兄和Caesarius de Speyer（切撒留斯）弟兄。另一些会士支持一种“中间的路线”，比如那位来自葡萄牙Lissabon（里斯本）的著名讲道家圣Antonius de Padua（帕多瓦的安托尼乌斯，1231年去世）—他也是Il Santo（《圣人》）的传奇中的一位行奇迹的人。在这种关于神贫的争论的过程中，Elias（厄里亚斯）被罢免（1239年）；他投入于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的派别，所以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绝罚他并从修会中开除他（他于1253年去世，在此之前与教会和好了）。虽然如此，Elias（厄里亚斯）的基本政策在修会中占了上风。只有那位既明智又温和的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参见135.2d）能够在他的总会长任期内（1257—1274年）稍微调节和结合这两个派别，因为他区分两个标准：创始人的崇高理想（它没有约束力），以及教宗所批准的会规（它有约束力）。然而，在他去世后，原来的争论变得更激烈。严格派被称为Spirituales（灵性派），他们是保守的，倾向于严格主义和熙笃会院长Joachim de Fiore（约亚敬，参见131.1）那些“末世论性的”幻想。与他们对立的是所谓的communitas（“大团体”）或ministri（仆人）的派别，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放。教宗Nicolaus III（尼苛劳／尼哥拉三世）为了让双方和好发表了一个法令（Exiit qui seminat《播种的出去》，1279年）。那位于1294年被选为教宗的Coelestinus V（切来斯提努斯五世）认为，那些最极端的和严格的人士应该离开方济各会并且进入他自己创立的Coelestini—Eremiti（切来斯丁独修会，参见125.4），但双方的冲突仍然继续存在，并且在14世纪变得更厉害（参见1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