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中世纪教会史
124、教宗们与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的搏斗。
最后的Staufer（施陶费尔）
历代教宗：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1216——1227年），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1227—1241年），Coelestinus IV（切来斯提努斯四世，1241年），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1243——1254年），Alexander IV（亚历山大四世，1254——1261年），Urbanus IV（乌尔巴努斯四世，1261——1264年），Clemens IV（克雷孟／革利免四世，1265—1268年）。
124.1教宗们无法长期保持在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时代所达到的政治权力。那位Staufer（施陶费尔）王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1215——1250年）不久后就成为教宗们的极危险的对手。这位年轻君主才华横溢，受过多方面的教育。他对于自然科学和哲学都有兴趣，并于1224年创立了Neapolis（那不勒斯）大学（参见134.1）。他也是一位非凡的政治家和领导者，一位具有最强大的自尊心的统治者，又有不懈的工作能力。他对于宗教和教会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毫无疑问，他没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切的宗教热忱。根据一些阿拉伯语的文献记载，他甚至说过一些讽刺或嘲笑宗教和道德的话（关于教会对他的谴责，参见下文124.4）。他很自由地和犹太人与伊斯兰教徒来往，又在道德上似乎不受什么约束——这些态度在他当时代引起严肃的谴责。然而，某些同时代的人曾经称他为“伊壁鸠鲁主义者”（比如历史学家Salimbene萨林贝内，1221—1290年，或Dante但丁），而近代的人曾经称他为“怀疑论者”或“思想无规律的人”（Freigeist），比如Kantorowicz（坎托若维兹）—但这些说法都有一点太过分。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为帝国所宣布的正式法令表明他是一个基督徒皇帝，虽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他对“皇帝”的理解是一种世俗化的概念，又吸收了许多古代罗马皇帝的因素，比如他让人们称呼他是divus（神圣的）、sanctus（圣者）、salvator（拯救者）、vicarius Christi（基督的代表）、imago Dei（上主的肖像）或cooperator Dei（上主的同工）等。然而，他也是Cistercienses（熙笃会）的朋友的支持者，并与Ordo Teutonicus（条顿骑士团）的杰出会长Hermannus de Salza（赫尔曼，参见127.2）有友好关系。他以最严峻的法令镇压着异端人士（参见132.2），并在临终时还表明，他愿意支持教会。他与罗马教廷的冲突是因为他长期延迟“参与十字军誓言”的兑现并在政治上与教廷有相反的利益，但他在原则上并不反对罗马教宗。
从他的教育和性格来看，Fredericus（腓特烈）更多是意大利人，而不是德国人，他代表着Sicilia（西西里岛）的拉丁—阿拉伯混合文化以及当地的“平信徒精神”（Laiengeist）—他不再会很拘谨地遵守中世纪世界观的一切规律。也许可以说，这个皇帝是“文艺复兴的先驱者”（Kampers语），但说他是“宝座上第一个现代的人”（der erste moderne Mensch auf dem Thron，Burckhardt语）似乎不是很恰当的说法。他的权力核心在意大利南部，他似乎不太重视德国，并在1220—1250年间大部的时间他都在意大利南部，只有两次在德国待了一些时间。他于1220年在Frankfurt（法兰克福）给自己9岁的儿子Henricus（VII）（亨利七世）举行加冕礼，宣布他为德国王——这个儿子早已经被加冕为Sicilia（西西里）王，而教宗本来反对他同时也当德国国王，所以Fredericus（腓特烈）在1220年必须给予德国的教会长上许多权利，比如让他们在自己领土上具有“主权”（domini terrae，参见97.1）。然而，结果是德国中央权力被削弱，这一点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发展。因为9岁的Henricus（亨利）无法掌握政权，Fredericus（腓特烈）规定Colonia（科隆）那位能干的总主教Engelbertus（恩格尔伯特）要替小王管理国务，但这位（被称为Fuerstenmeister大王的师傅）主教于1225年因贵族叛乱被杀。
124.2教宗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的接班人是那位已年老的Cencius Savelli（撒维利）枢机，他的态度很宽容，也是个很有耐心的人，取名为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1216—1227年）。虽然刚才提到的Henricus（亨利）被提升为德国国王，但教宗没有反对——Fredericus（腓特烈）曾经向Innocens III（依诺森）承诺，Henricus（亨利）的权力范围应该限制于Sicilia（西西里）王国，并视这个王国为教宗给予的“采邑”（教廷尽可能要阻碍Sicilia国和德意志帝国的长期联结）。在1220年11月22日，Honorius（霍诺利乌斯）教宗给Fredericus（腓特烈）举行加冕礼。教宗希望，如果给他加冕，这位Staufer（施陶费尔）皇帝肯定会完成他许诺的十字军运动—他早在1215年当德国王时宣发了这个许愿，现在（1220年）又重复了他的承诺。然而，皇帝忙于整理西西里的事务，一次又一次地拖后了远征，而那位好心的教宗也允许他一次次的推迟。最终，教宗愿意采取一个比较坚定的态度，在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附近的San Germano（三·杰马诺）签订的协约（1225年7月）中，教宗要求皇帝最晚在1227年8月要开始他的十字军远征，否则马上被绝罚。但在这个新的期限—这已经是第9个期限—到来之前，Honorius（霍诺利乌斯）就去世了。
124.3在这之后登上教廷宝座的人是Ugolino de Ostia（乌格里诺），取名为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1227—1241年），他很热切地支持了方济各会的发展（参见129.2）。这个教宗的性格和他的前任教宗很不一样：他意志坚强、充满激情，愿意全力以赴地维持教宗的主权，他和他的叔叔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一样是一个能干的法学家（关于Decretales Gregorii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法令集》参见110.3），同时他的宗教感情也很丰富，总而言之，他也是一位很重要的教宗。在1227年，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擅自又取消了定于1227年9月开始的十字军远征（详细见126.3），而根据有关的约定，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马上宣布了对他的绝罚。结果导致了皇帝和教宗之间的长期冲突。Fredericus（腓特烈）煽动了罗马居民的叛乱，所以教宗被迫离开罗马。皇帝的军队侵略了教会国，而教宗的军队（与他们的伦巴第同盟一起）侵略了Apulia（阿普利亚，意大利南部）。皇帝在1228年仍然去了巴勒斯坦，回来后（1229年6月）很轻易地从意大利南部的地区驱逐了教宗的雇用兵（首次称为clave signati，clavigeri，即“钥匙兵”）。通过Hermann de Salza（赫尔曼）的中介，双方在1230年夏天在San Germano——Ceprano（三·杰曼—切普拉诺）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皇帝的绝罚被收回，但他要向教廷提供赔偿，并在Sicilia（西西里）王国要承认教会的种种权利。
124.4他们的和平维持了几年。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投身于他帝国的整理工作。他大量地提高了Sicilia（西西里）王国的水平，在那里创立了一个有中央管理制度的、组织严密的、以专制制度领导的公务员国度（Beamtenstaat）—这和传统的封建制度比较起来是一个全新的管理制度（译者注：在欧洲是“全新的”，但在中国早就有）。在德国，他镇压了他儿子Henricus（亨利七世）的叛变（1235年）并转向那些与他有联盟的伦巴第城市。他愿意对付他们的独立运动，想恢复德国皇帝在意大利的帝国地区的种种权利。在Bergamo（贝加莫）附近的Cortenuova（克特诺瓦）的交战后（1237年），伦巴第联盟完全被消灭，他们都愿意和皇帝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但皇帝要求无条件的服从，所以意大利人就反对皇帝。不久后，教宗也再次成了皇帝的敌人，因为这个独裁式的皇帝又侵犯了教会的权利。他让自己的儿子Enzio（恩基欧）与Sardinia（撒丁岛）的女继承人结婚—但撒丁岛算为教宗的领地（或“封地”）。皇帝又马上宣布自己的儿子为Sardinia（撒丁岛）之王。看到这种“旁若无人”的作法，教宗相信，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要占领罗马，使之成为帝国的首都，最终剥夺教宗的一切权利，使教宗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影响力的傀儡。因此，教宗决定坚决抵抗皇帝，并于1239年的圣枝主日第二次绝罚他。皇帝认为这种绝罚等于是教宗向他“宣战”，所以发动了双方最激烈的冲突，它比Fredericus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的冲突更辛辣，更尖锐。悲哀的事实是，双方受了很大的损失，因为最优秀人才的精力全都投入其中。皇帝的秘书处和宗座的秘书处都创造了很多激烈的文件来强烈地控诉对方：皇帝被称为《默示录／启示录》中的“野兽”、“反基督的先驱”和“无信仰的人”，据说他曾经称Moses（梅瑟／摩西）、基督和穆罕默德为“世界上三个大骗子”（但无法证明这是否真是皇帝的话）。教宗被称为“扰乱和平的人”、“法利塞人”，他和伦巴第的异端人有关系，甚至被称为“大毒龙”和“末世的反基督”。除了言词的交战以外还有武力的交锋。Fredericus（腓特烈）占领教会国的部分地区，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引起威尼斯人攻击Apulia（阿普利亚），并通过他的使者Albertus de Behaim（阿尔伯特）——他原是Passau（帕骚）的总执事—推动德国的诸侯拥立一个对立王，但这种尝试没有很大的成果，因为大部分的世俗和教会领导都拥护了皇帝。皇帝本来要求为自己的辩护举行一个大公会议，而不久后（1241年）教宗也想在罗马召开这样的会议，但皇帝此时又阻挠这个会议。在1241年5月，皇帝的舰队在Elba（厄尔巴岛）那里打败了Genoa（热那亚／格努阿）的海军，同时逮捕了100多名主教（其中有3位枢机主教）—他们原来都要去罗马开会。Fredericus（腓特烈）已经率军到罗马（他在罗马城内早就准备一些拥护他的人）—但年老的教宗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在此时刻发烧患病而去世（1241年8月22日）。教会的情况很惨，也是因为蒙古人在同样的年代侵略了东欧地区，很严重地打击了在那里的几个国度（参见127．4)。
在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逝世后，教廷与皇帝之间的冲突停顿一会。新选的教宗是一位年老的米兰人，取名Coelestinus IV（切来斯提努斯四世），他17天后就去世（1241年11月）。在他的选举过程中，枢机们第一次完全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所谓的conclave“封闭选举方式”，参见125.1）。本来三分之二的枢机们已经选上了一位法国道明会会士，即Humbertus de Romans（亨伯特，他后来当道明会总会长），但罗马的元首Matthaeus Orsini（欧西尼）和罗马居民反对他，所以他必须让位于Coelestinus（切来斯提努斯）。
124.5在Coelestinus IV（切来斯提努斯四世）逝世后，宗座的空位时期长达20个月，因为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很难。最终他们选择了一位来自Genua（热那亚）的枢机——Sinibald Fieschi（弗耶西），他取名为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1243——1254年），他和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一样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圆通的外交家，有决心和毅力，但他没有宗教的热火。当时的人希望他能恢复和平，因为他的家族是一个对皇帝怀着好感的贵族家庭。不久后，他也确实拟订了一个和平条约（1244年3月）。然而，双方互相怀疑，而在最敏感的问题上—伦巴第的问题—他们无法达成共识。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想亲自与教宗会谈，但教宗很害怕皇帝并且于1244年夏天逃到法国的Lyon（里昂）—这个城市当时仅仅名义上属于德意志帝国。教宗在那里居住了6年半（1244—1251年）。他也在Lyon（里昂）召开了一个主教会议，算为第13届大公会议，但参与的主教绝大多数的人是法国和西班牙的主教和长上。教宗自己在开幕典礼时作了一个演讲，其中论述基督宗教的“五伤”：高层和低层圣职人员的种种缺点；耶路撒冷再次的沦陷（1244年，参见126.4），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的危险状态；蒙古人的侵入，以及皇帝对于教宗的压迫。最后的问题成了他们谈论的核心话题。对于Fredericus（腓特烈）的控诉包括几点：他发几次的虚誓［违背了将Sicilia（西西里）当封地的誓言，违背了皇帝的誓］；他被怀疑有异端的倾向；他犯下亵渎罪［因为在Elba（厄尔巴）逮捕了那些主教们］；他在Sicilia（西西里）国镇压教会的自由。皇帝的代表Thaddaeus de Suessa（塔德乌斯）很巧妙地替皇帝辩论，并向未来的教宗及一个“真正大公性的”会议提出申诉，但在第三个公开的会场中（1245年7月17日），皇帝在一切问题上被宣布有罪，他再一次被绝罚，失去了一切荣誉和地位，而且这个会议还禁止人们服从他，要求德国的诸侯们重新选择一个皇帝。
124.6这样，教宗完全和皇帝断交了，并且全力以赴地想推翻皇帝。然而，Fredericus（腓特烈）根本不想服从于教宗。他说，他始终受教宗的攻击，一直当一个铁砧，但现在他要反击，要成为一个“锤子”。他向各地的国王和君主写了一些尖锐的信，其中宣布自己被弹劾的决定极不公平，又提出了Arnoldus de Brescia（布雷西来的阿诺德）的标语：“教会不应该跨出宗教的范围，圣职人员应该恢复宗徒／使徒时代的贫穷和朴素。”和以前的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一样，Innocens（依诺森）教宗也根据“君士坦丁的赠予”的理论（参见85.3）提出教会手里那“两把剑”的观点，这样又强调教会在世俗的事务上也凌驾于皇权之上（参见112.2，3）。在这样的矛盾中，双方无法沟通。虽然法国的Ludovicus IX Sanctus（路易九世）为了完成他的十字军计划（参见126.4）而曾经在双方之间进行调和，但没有效果。教宗使人们反对皇帝，说反对皇帝的功劳和去巴勒斯坦朝圣的功劳一样大。他利用一切宗教性的惩罚来反对皇帝。德国地区原来没有受这种冲突的牵连，但现在也被卷入进去。部分的君主，尤其三个Rhenus（莱茵河）地区的总主教（即Mainz美因茨、Colonia科隆和Trier特里尔的选帝侯）服从教宗的命令并于1246年拥立了一位雄心勃勃的伯爵——Henricus Raspe de Thuringia（图林根的亨利），当德国人的王，但这个被讽刺为rex clericorum（德语Pfaffenkoenig，即“和尚王”）不久后去世。此后他们又拥立了一位年轻的伯爵—Wilhelmus de Hollandia（荷兰的威廉，1247—1256年）—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属于德意志地区的君主。这两个对立王没有很多拥护者。他们在Suabia（施瓦比亚）和Rhenus（莱茵）地区攻击Fredericus（腓特烈）的儿子Conradus IV（康拉德四世），但这种战争没有具体的结果。属于帝国的种种城市大多都拥护了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在意大利，皇帝的地位基本上没有动摇，虽然个别的地区反对他。皇帝的敌人—尤其是圣职人员和托钵会的会士—遭受了残酷的镇压。两个派别—即Guelphi（归尔甫派，即教宗派）和Ghibellini（吉伯林派，即皇帝派）—的激烈混战使意大利北部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分裂，所以居民们深深地渴望和平。比如，皇帝的女婿Ezzelino daRomano（厄泽利诺，1259年去世）曾经在Vicenza（维琴撒）、Padua（帕多瓦）和Treviso（特瑞维索）地区履行了一种非常恐怖的统治。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于1250年12月13日在Apulia（意大利南部，阿普利亚）的Fiorentino（费欧润提诺）因患痢疾而去世。在临终时，他的朋友，Palermo（巴勒莫）的总主教Berardus（贝拉德）收回了对他的绝罚。这位皇帝埋葬在他父母的墓旁边（在Palermo巴勒莫的大堂中）。在德国的传说中，这个皇帝后来成为一个神秘的“将来还要再次来临的皇帝”（heimlicher Zukunftskaiser）。
124.7这个冲突在Fredericus（腓特烈）去世后还继续存在，但Suabia（施瓦比亚）的皇朝快走到头了。教宗Innocens IV（依诺森）于1251年从Lyon（里昂）回到意大利的Perugia（佩鲁贾）；他坚决反对承认任何Staufer（施陶费尔）王为德国国王或皇帝。他绝罚了Fredericus（腓特烈）的接班人Conradus IV（康拉德，1250——1254年）并要求德国人反抗他。Conradus IV（康拉德四世）于1252年初率军到意大利，要接管他在那里的遗产—当时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兄Manfredus（曼弗雷德，他是Tarentum塔润托的君主）替他管理意大利南部。当时，教宗很坚决反对皇帝并向英国的王子Edmundus（埃德蒙）提供了Sicilia（西西里亚）的王权，但这位英国的王子没有来征服那块地。Conradus（康拉德）早于1254年5月去世，年仅26岁。他的小儿子Conradinus（康拉丁，1252年出生）无法执政，所以Manfredus（曼弗雷德）替他管理意大利南部的事务，这样维持了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新教宗Alexander IV（亚历山大四世，1254—1261年）虽然在态度上比较温和，但他也没有改变罗马教廷那种反Staufer（施陶费尔）的政策。在Wilhelmus de Hollandia（荷兰的威廉）去世后（1256年），德国的国君们又选了两个对立的人：Colonia（科隆）的派是由七位“选帝侯”（Kurfuersten）领导的—这七位“选帝侯”当时初次以独有选择国王的权利的人出现；他们当时接受了英国人的贿赂并选择英国的Richard deCornwallis（理查德），他是英国国王Henricuas III（亨利三世）的弟兄。他两个派别是以Trier（特里尔）的中心的，他们选择西班牙的Alphonsus de Castilia（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他是Philippus de Suabia（施瓦比亚的菲利普）的孙子。实际上，德意志帝国没有元首（造成所谓的Interregnum“空位时期”，1256—1273年），因为Alphonsus（阿方索）从来没有去德国，而Richard（理查德）虽然在Aachen（亚琛）被加冕为王，但他只有几次来德国很短的时间。这两个外国人对德国都没有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所谓的“帝国的理想”的思想逐渐失去了号召力，所以德国就不可挽回地分裂为一系列的独立的地区，它们彼此之间始终有冲突。到处有迷惑、动荡的状态，法律上没有保障。德国的教会的秩序和纪律也受了影响。
在意大利的Manfredus（曼弗雷德）遭受教宗的绝罚（1257年），但他不懈地奋斗，而且获得很多人的拥戴，所以Sicilia（西西里）国的贵族们主动地要求他当王；他于1258年在Palermo（巴勒莫）被加冕为王，但这一个行动违背了他对于他的侄子Conradinus（康拉丁）的义务。他依赖于Ghibellini（皇帝派）的支持并逐渐扩展他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权势范围。他也占领了部分的教会国地区。当时的新教宗是Urbanus IV（乌尔巴努斯四世，1261—1264年），是一位法国人，他原来当过Jerusalem（耶路撒冷）的宗主教。他找到了反抗皇帝的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他使教廷的政策转向法国。他提名6个新的来自法国的枢机主教，又于1263年邀请法国的Carolus de Anjou（查理·安茹）————他是Ludovicus IX Sanctus（圣王路易九世）的弟兄—当Neapolis（那不勒斯）和Sicilia（西西里）王国的国王。虽然他的亲戚劝他不要接受这个荣誉，但Carolus（查理）仍然接受了教宗的邀请并被罗马人选为罗马的Senator（元老）。在教宗Clemens IV（克雷孟／革利免四世，1265——1268年）—他也是法国人，原来任Narbonne（纳本）的总主教—的时期，意大利南部的命运被决定。Carolus de Anjou（查理）率军来意大利（1265年），接受了Sicilia（西西里）国为“采邑”（封地），而教宗使五位枢机给他加冕，宣布他为意大利南部的国王（1266年1月）。他在Benevento（贝内文托）的交战中（1266年2月）打败了Manfredus（曼弗雷德）—他的对手，但他自己也阵亡。在1267年秋天，意大利的Ghibellini（皇帝派）迫切地请求那位15岁的Conradinus（康拉丁）来意大利—他当时是“施瓦比亚的公爵，耶路撒冷和西西里之王”。教宗也同样绝罚他和他的拥护者。虽然他在开始的时候能够克服他的敌人，但1268年8月23日在Scurcola—Tagliacozzo（斯库克拉—塔里亚科佐）的交战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军队遭受沉重的打击，他自己在逃跑的过程中被出卖，被逮捕。通过一个虚假的“法庭”，Carolus（查理）审判他为“叛逆者”并在Neapolis（那不勒斯）斩首了他和十个贵族人士（1268年10月29日）。教宗没有批准这个残酷的刑罚，但他也没有采取反对措施。
124.8这位Conradinus（康拉丁）的逝世意味着德国的Hohenstaufen（＝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的灭亡—它曾经是德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皇朝。皇帝们在初期具有优良贡献，但最后他们的目标太大，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自己给自己招来祸害。他们的雄心是在意大利南部建立自己的国度，但这种乌托邦式的计划与教宗对意大利南部的主权有冲突。德国皇帝想长期地结合Sicilia（西西里）国和德国，但这种尝试引起教廷的坚决反对，又使教廷依赖于一个新兴的大国——法国。当时的德国皇帝们忽略了德国在北方的需要，所以对原来的帝国的理想造成很大的损失。皇帝权威的光荣和普世性消失了，但与它有关系的宗座传统（das Papsttum，教宗的权威）也在长期的搏斗中失去了权威性和影响力。整个基督宗教世界失去了很多宗教价值和道德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