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世纪教会史
103、德国来的教宗。1073年之前教宗对教会改革的影响
历代教宗：Clemens II（克雷孟／革利免二世，1046——1047年），Damasus II（达马苏斯二世，1048年），圣Leo IX（利奥九世，1049—1054年），Victor II（维克托二世，1055——1057年），Stephanus IX（斯德望／司提反九世，1057——1058年），Benedictus X（本笃／本尼狄克十世，1058—1059年），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1058—1061年），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1061——1073年），Honorius II（霍诺利乌斯二世，1061—1071年）。
103.1在1046年的圣诞节，德国的皇帝Henricus III（亨利三世，参见88.7）提名一个德国人当教宗，就是Clemens II（克雷孟／革利免二世）；这个事件意味着宗座历史上的新阶段，而且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Beginn einer besseren Zeit in de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那种从勃艮第的Cluny（克吕尼）隐修院发起的教会改革运动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时刻，改革的思想也进入了教会的中央权威（宗座），而那位很虔诚的皇帝也支持改革。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在一个罗马的主教会议上马上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圣职买卖，而在他去世后（1047年10月），他的继承人都继续了他那种“清理工作”（Reinigungswerk）。因为罗马人交给皇帝“世袭元首”（patricius）的尊位，所以他为将来的教宗也获得了提名权，因此后来的三个教宗也都是来自德国的人，而第四个（Stephanus IX斯德望九世）也同样是德国人—他们无例外地都是一些有资格的、品性庄严的人物；他们选择的名称也暗示他们愿意恢复古代宗座的伟大传统（参见Clemens I克雷孟一世，Damasus I达马苏斯一世，VictorI维克托一世）。一方面，这些来自德国的教宗们在恢复罗马教会的秩序和排除不良因素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他们都是通过皇帝提名的，这似乎意味着，罗马的宗座等于是德国国王的“私有教堂”—这种情况根本就无法长期存在。改革思想越强盛，罗马宗座就越要求独立性和自主权。
在Clemens II（克雷孟／革利免二世）去世后，皇帝提名的人是Brixen／Bressanone（布里克森）的Poppo（珀波）主教，他既虔诚又有学问，取名为Damasus II（达马苏斯二世，1048年），但23天后因患上流行病而去世。他当教宗时也面对了抵抗的力量，因为原来被弹劾的Benedictus IX（本笃／本尼狄克九世，参见88.7）再次想恢复自己的地位，并一直到他去世那一天（1055年）仍然坚持他的要求。
103.2有深远意义和影响力的教宗是Leo IX（良／利奥／莱奥九世，1049—1054年），虽然他的任期仅维持5年。他原名是Bruno（布鲁诺），出生于Alsatia（阿尔萨斯），是Colmar（科尔马尔）附近的Graf Hugo de Egisheim（胡格伯爵）的儿子，并与皇帝有亲戚关系。他全心推动了改革的思想，其中一个例子是他接受了皇帝的提名，但提出这样的条件：罗马的圣职和罗马民众必须同意他当教宗，而后来他确实获得他们的赞同。他不仅仅与Cluny（克吕尼）的Hugo Magnus（大胡格院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参见101.3），而且也从意大利以外的地区（洛林、勃艮第）聘任一些怀着同样态度的能干人士，比如Humbertus de Moyenmoutier（亨伯特，参见89.6；94.3；102.3）—一位隐修士—提升他为Silva Candida（希尔瓦·甘第达）的枢机主教并请他充当宗座的顾问。他请Liege（列日）的总执事（archidiaconus）Fredericus de Lothringia（洛林的腓特烈，即后来的Stephanus IX斯德望教宗）来罗马当教宗的秘书，又邀请了那位年轻的隐修士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后来的Gregorius VII教宗，参见88.7）—他当时正在Cluny（克吕尼）—回到罗马来，祝圣他为subdiaconus（五品）并委任他在罗马当罗马教廷财务总管，又任命他为St.Paulus（圣保禄／保罗）隐修院的院长。教宗Leo IX（良／利奥九世）的主要目标是整顿教会、排除不良习惯、落实教规，尤其恢复司铎和隐修士的传统理想以及实现教宗在教会中的主权。他一生以不懈怠的热忱追求这些理想，因此去各地整顿地方教会（到意大利北部和南部、法国、德国），又在罗马举行了四个主教会议，并在Pavia（意大利帕维亚）、Reims（法国兰斯）、Mainz（德国美因茨）、Vercelli（意大利维尔切利）、Salerno（萨莱诺）、Siponto（西庞托）、Mantua（曼托瓦）召开了主教会议。在教宗的指导下，这些主教会议宣布了一些严格反对圣职买卖和圣职婚姻的规定，并要求五品以上的一切圣职人员保持独身的贞洁。Leo（良／利奥）教宗也间接控制了德国地区的“私有教堂”制度，因为他扩大exemtio（豁免权）和教宗对某些隐修院的直接管辖权的范围（参见101.2）。在Leo（良／利奥）以前的时期，罗马宗座的首席权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但通过他的榜样，罗马教宗再次获得了真正普世性的尊严和比较高的权威。同时，他和德国皇帝的关系非常好。
这位教宗对于拜占庭的政策和在意大利南部的介入不是太成功。由于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Cerularius（凯卢拉利乌斯／克汝拉瑞乌斯）的激烈措施以及由于教宗使者的严格态度，长期潜在的东、西方教会的分裂于1054年显示出来了；在无效的谈判后，这种分裂成为长期的教会分裂（参见94）。Leo（良／利奥）教宗在正式分裂的时刻已经去世了。意大利南部的情况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深信，唯独强化教会国的措施能够帮助他保持宗座的独立性，所以他想向南方扩展教会国。Benevento（贝内文托）的公爵支持他（1051年），所以Henricus III（亨利三世）皇帝放弃了对于Benevento（贝内文托）的主权，但他要求教宗放弃对于德国的Bamberg（班贝格）隐修院和Fulda（富尔达）隐修院的主权（1052年）。但由于这个行动，教宗面临诺曼人（参见81.4）的威胁—这些外来的强盗自从1016年开始在意大利半岛南部的一些地区定居，他们既战胜了希腊人，又对付了穆斯林军，并在Neapolis（那不勒斯）附近建立了Aversa（阿维撒）和Apulia（阿普利亚）公国（Grafschaft“伯爵领地”）。Henricus III（亨利三世）皇帝承认这些地区为德意志帝国的Lehen（fiefdom采邑、封地），因此协助教宗抵抗诺曼人。然而，因为德国的协助不足，所以镇压诺曼人的战争导致了灾难性的结局：教宗的军队在Apulia（阿普利亚）的Civitate（切维塔特）被毁灭（1053年6月）。Leo（良／利奥）教宗也落入诺曼人的手，并在Benevento（贝内文托）入狱9个月。最终，他获得自由，后回到罗马，但不久后，于1054年4月19日去世；他是最高尚的教宗之一，也被尊封为圣人／圣徒。
103.3罗马教宗的“长老团体”（presbyterium）发展到“枢机主教团”（collegium cardinalium），而在11世纪，这个“枢机团”开始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最早的时期，大概所有的罗马司铎都属于这个团体，但后来（约在6世纪以后）只有25座称为titulus（有特殊地位的）罗马教堂的本堂司铎（称为archipresbyter总铎，参见第1卷，20.1）才有资格参与这个团体。这25位司铎也被称为presbyteri cardinales（枢机司铎，来自cardo户枢，后指核心的教堂；一位长期在某教堂任职的圣职人员也被称为incardinatus或cardinalis）。除了他们以外还有所谓的diaconi cardinales（枢机执事），他们在礼仪、财务管理和教会的指导方面协助了教宗；这些枢机执事是7位在罗马负责照顾穷人的执事（diaconi regionarii地区执事），还有那些在教宗宫殿服务的diaconi palatini（宫殿执事），另外还有（至少从732年以来）7名罗马教区的主教，即Ostia（欧斯提亚）、Porto（波尔托）、Albano（阿尔巴诺）、S.Rufina（圣汝费纳，亦称Silva Candida，后来于Porto合并）、Sabina（萨比纳）、Tusculum——Frascati（图斯库卢姆—弗拉斯卡提）和Praeneste—Palestrina（帕雷斯提瑞纳）的主教。根据Stephanus III（斯德望／司提反三世）于769年作的规定，后面这7位枢机主教必须每周轮流在Lateran（拉特兰）教堂举行礼仪—Lateran（拉特兰）教堂就是教宗的主教座堂。在11世纪，枢机们的人数是53位：7名枢机主教，28名枢机司铎以及18名枢机执事。后来，枢机们的人数下降。这些枢机的地位本来就很重要，但通过1059年的规定（见下），唯独他们有权利选择新教宗，所以他们的威望更大。教宗的使者（legati）的候选人都出于这些枢机的圈子。
103.4在Leo IX（良／利奥）后，皇帝提名的人是这位教宗的秘书，即Eichstaett（艾克施特德）的主教Gebhard（格布哈德），他取名Victor II（维克托二世，1055—1057年）。早在1056年10月，39岁的Henricus III（亨利三世）在教宗的怀中去世了，他请教宗照顾他那6岁的儿子Henricus IV（亨利四世）以及他的帝国。这位皇帝的去世对德国造成严重的损失。在Victor II（维克托二世）去世后，一个新的教宗完全根据教规的秩序当选——由此可见改革派的影响。这位新教宗是上面提到的Fredericus de Lothringia（洛林的腓特烈，亦见94.3），他曾当过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隐修院的院长，现在取名Stephanas IX（斯德望／司提反九世，1057—1058年）。当时在罗马当五品（subdiaconus）的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后来还是被派到德国并获得了皇后Agnes（阿格内斯）对新教宗的同意。这位Stephanus（斯德望）本来是Gottfried de Lothringia（洛林的戈特弗里德）公爵的弟兄，而这个弟兄与Tuscia（意大利中部，图斯基亚）的伯爵夫人Beatrice（贝雅特里斯）结婚（1054年），所以在意大利中部和意大利北部获得了强大的地位，但他坚决反对德国国王。与他的前任教宗一样，Stephanus IX（斯德望／司提反九世）也很热切地推动了整顿教会的工作并且将Petrus Damiani（达米阿尼的伯多禄／彼得，参见89.6；101.4；102．3）提升为Ostia（欧斯提亚）的主教—这位本来在Fonte Avellana（阿维拉纳泉）独修的人也是最有威信的“教会整顿者”之一，现在他任Ostia（欧斯提亚）的主教，这样成为枢机团的主席。除了他以外，具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是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和那位充满激情的Humbertus de Silva Candida（亨伯特，1061年去世），后者当时发表了一个反对圣职买卖的改革文献（参见102.3），其中提出很广泛的教会政治要求，他也是大部分教宗文献的作者，记载了从Leo IX（利奥九世）一直到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之间的文献。
103.5由于上述的准备，在1058／1059年发生了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就是罗马教廷（curia Romana）抵抗德国皇帝对教会的干涉，这等于是“授权之争”的前奏。Stephanus IX（斯德望／司提反九世）很早去世，而原来的Benedictus IX（本笃／本尼狄克九世教宗，参见88.7）的弟兄Gregorius de Tusculo（额我略／贵格利）率领罗马贵族人以暴动的方式任命Johannes de Velletri（维雷特瑞的约翰内斯）为Benedictus X（本笃十世教宗，1058—1059年）。然而，Stephanus IX（斯德望／司提反）教宗曾经规定，在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从德国回来之前不可以选新教宗。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回到意大利并采取了一些巧妙的措施：他在Siena（锡耶纳）聚集了罗马的枢机们并重新选任一个教宗（德国朝廷也同意这种作法）。因此，枢机们于1058年12月宣布Florentia（佛罗伦萨）的主教Gerardo（格尔哈德）为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教宗，1058—1061年）；在Benedictus（本笃）被驱逐之后，这位新教宗被普遍承认。在他的任期内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进，但他的顾问Humbertus（亨伯特）和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比教宗的影响还要大。这些事的发生要求人们重新考虑到选任教宗的秩序。一方面，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的选任过程很特殊，所以需要为他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另一方面需要尽可能排除罗马贵族及平信徒的干涉。因此，1059年4月在Lateran（拉特兰）举行的主教会议规定了一个“选择教宗的法令”（作者大概是Humbertus亨伯特），其中规定，只有罗马的枢机们有权利选教宗（那些枢机主教还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利）。另外，教宗应该来自罗马圣职人员的行列，而选教宗的地点应该是罗马。其他的罗马圣职人员和罗马民众只有“赞同的权利”（他们没有说明，这种“赞同”是形式上的或是法律有效的）。另外，将来的Henricus IV（亨利四世）皇帝以及他的继承人应该获得“相称的尊敬”（debitus honor et reverentia）——这种说法相当模糊，但它大概意味着，在祝圣教宗之前皇帝有某种“赞同权”，正同在卡洛林和奥托王朝那样（参见86.6；88.4）。这种规定和以前Henricus III（亨利三世）的作法形成很大的差别。罗马宗座再一次恢复了对教宗选任的独立权利，虽然德国国王仍然保留了某些特权。1059年的“选任教宗的法令”也收录在Gratianus（格拉提阿努斯）的《教会法典文集》中（参见第1章，第XXIII条）。
1059年的主教会议还通过另一些有整顿教会作用的规定：那些不过独身生活的圣职面临绝罚的惩罚，而平信徒被禁止望他们的弥撒（第3条）。圣职人员应该过圣职团的生活（第4条，参见95.4；117.1）。圣职人员不能从平信徒的手中接受一个教堂，无论是免费的或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是对于“平信徒授权”的第一个禁令（第6条）。圣职买卖再次受到严格的谴责（第8条）。这个主教会议也再次谴责Berengar（贝伦格尔）关于圣餐的理论（参见90.6）。
因为罗马教宗的领导们预先意识到，关于罗马教宗选任的新规定将会引起德国人的不满，他们—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和那位不久后（1059年末）被提升为罗马教会的总执事的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在别的地方寻找了政治上的支持。他们很明智地转向宗座原来的敌人，就是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在1059年夏天在Apulia（阿普利亚）地区的Melfi（梅尔费）举行的主教会议上，教宗将Capua（卡普阿）地区封给Aversa（阿维尔撒）的伯爵Richardus（理查德），将Apulia（阿普利亚）、Calabria（卡拉布利亚）和Sicilia（西西里岛）封给Robertus Guiscard（罗伯特）公爵—但当时的西西里岛仍然在穆斯林军的手中，诺曼的公爵必须先将它夺取。这两个诺曼领袖都向教宗宣发“领地封臣”的誓言，并同意每年交纳封地税；他们也承诺将来要保卫罗马教宗，尤其要确保教宗选举的秩序和自由。这种条约表明，当时的人们认为，教宗对意大利南部地区都有主权，而这种主权的基础显然是Donatio Constantini（《君士坦丁的赠予》，参见85.3）以及Pseudo——Isidoriana（《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参见87.4—其中也包括《君士坦丁的赠予》）。自从Leo IX（良／利奥九世）以来，这些文献在教宗的政策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
103.6另一个在罗马Lateranus（拉特兰）举行的主教会议（1060年春天）重新肯定了1059年关于教宗选举的规定。然而，这些规定和宗座与诺曼人的联结引起德国朝廷的愤怒，甚至导致德国与罗马关系的破裂。教宗派遣的使者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根本不被允许进入宫廷。另外，德国国王的贵族顾问和一些主教在Worms（沃尔姆斯）开会并宣布教宗缺少合法性，所以他的法令无效。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在1061年7月去世，当时的情况更紧张。罗马的一些贵族人士派遣了一个使团到德国，邀请德国国王提名一个新的教宗，但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同时在罗马组织枢机们选择Anselmus de Lucca（安瑟伦）主教为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1061—1073年），这样就完全排除了任何来自德国国王的影响。当时，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已经成了教会改革派的灵魂人物和教廷政策的指导者。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早一些当过Milano（米兰）的Pataria（帕塔瑞亚）运动的领袖，并十分引人注目。
来自patta（旧布）和pattari（流浪汉）的Pataria（帕塔瑞亚运动）是一种群众性的运动；它在1050年后出现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的城市，尤其在Milano（米兰）；该运动反对那些过奢侈生活的贵族们和与世俗贵族有联系的高层圣职人员。除这些民主和社会团结方面的要求以外，他们也要求落实那些禁止圣职买卖和禁止圣职婚姻的教规，因为伦巴第地区的圣职人员多次忽视教会在这方面的规定。在初期阶段，该运动的领袖是一些来自米兰的圣职人员，即Arialdus（阿瑞阿尔都斯），Landulfus（兰都夫斯）和Anselmus（安瑟伦，1057年当Lucca卢卡的主教，1061年当教宗）。在他们以后，Landulfus（兰都夫斯）的弟兄Erlembaldus（艾尔兰巴德）—一位骑士—领导了这个运动。在Stephanus IX（斯德望／司提反）的任期内，罗马宗座派遣了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到Milano（米兰），他开始和Pataria（帕塔瑞亚）达成共识（1057年），这样支持这个运动，使它有能力给米兰高层圣职人员施加压力。当时的米兰总主教是Wido（Guido古多），他的立场不大坚定，所以在Pataria（帕塔瑞亚）的影响下，他和大堂的圣职人员被迫接受罗马教廷的使者Petrus Damiani（达米阿尼的伯多禄／彼得）的要求以及罗马宗座的要求（1059年）。Pataria（帕塔瑞亚）后来的发展陪伴着“授权之争”的过程，一直到Erlembaldus（艾尔兰巴德）去世（1075年）。
德国人没有承认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的选举；那位很年轻的HenricusIV（亨利四世）王也是罗马教会的patricius（主保），所以他认为他可以提名一个新的教宗，在1061年10月在Basileia（巴塞尔）的帝国议会上，他们宣布Parma（帕尔马）的主教Cadalus（卡达卢斯）为教宗，取名Honorius II（霍诺利乌斯二世，1061—1071年）——他就是罗马贵族派和那些反对改革的伦巴第主教们所支持的人。这种“提名新教宗”的决定太仓促，德国的主教们不到一半支持它。两个教宗的对立局面在罗马引起猛烈的战争，但Tuscia（图斯基亚）的Gottfried（戈特夫里德）镇压了双方的战争。这时（1062年4月），Colonia（科隆）的总主教Anno（安诺）引起了一个政变，因为他从那位软弱的Agnes（阿格内斯）皇后那里夺走了年轻的HenricusIV（亨利四世），并自己掌握了政权；不久后，Bremen（不来梅）的总主教Adalbertus（阿达伯特）—一位强大的领袖（参见81.2）—要求他参与政权。从此以后，德国人关于教宗的观点经过转变：1062年10月的帝国议会派遣一个使者再次检查教宗的问题，而这个使者就承认了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因为对立“教宗”仍然没有放弃他的权利，所以德国和意大利的主教们在Mantua（曼托瓦）共同举行了一个主教会议（1064年圣神／圣灵降临节），而这个会议都支持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然而，Cadalus（卡达卢斯）一直到死（1071年）都坚持他的立场，而且在意大利北部有一些人支持他，所以这次教会分裂于1071年才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