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古代教会史

42、基督宗教在亚细亚和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的传播

42.1在Persia(波斯)地区,基督宗教早在第3世纪已有所传播(参见12.9),但在4世纪呈现出辉煌的状态。然而,由于当地的统治者们对于基督徒怀着一种政治上不信任的态度,所以发生了许多强烈的教难。第一次教难的开始约在340年,是在Sapor(Shapor)II王(莎波,310—380年)的任期内,并维持了40年,而且越来越强烈,因为这个国王自从337年以来和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有军事冲突。波斯地区的基督徒表现了英雄般的勇气。一位教会史家Sozomenus(索佐梅诺斯,见其著作2,9—14)说,波斯有16000名殉道者,而这些人的名字都被保存了下来。380年后来了一个安静的时期,而Jezdedsherd I(耶泽德舍得王,399—420年)甚至有相当一段时间特别优待基督徒。但因为Susa(苏萨)的主教Abdas(阿贝达斯)很不明智地破坏了一座神庙,在420年又爆发了一次教难,而这个教难基本上一直维持到450年(中断的时间不多),最严重是在Bahram V(巴哈兰五世,420—438年)的时代。在同样的时期,波斯成为Nestorius(奈斯多里乌斯/聂斯托利)派的主要基地(参见54.5),这个教派在Seleucia—Ctesiphon(塞流基亚—克特西丰)的宗主教的领导下想在波斯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教会”(Landeskirche)。那些仍然存在的公教团体不久后也都进入了这个教派,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强制性皈依的现象。

42.2另一个东方王国,Armenia(亚美尼亚)很早受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东部教会的影响(参见12.8),而在第3世纪全国接受了新的信仰。他们的使徒是一位崇高的人,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他的称号是“照亮者”(Illuminator)。他曾逃脱了波斯人的手,在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的Caesarea(凯撒利亚)(凯撒勒亚/该撒利亚)受洗,回国后影响了国王Tiridates(Trdat,提里达特斯)接受信仰。这个国王毁灭了旧的圣所并宣布基督宗教为国教。贵族人士马上顺从了国王并接受信仰。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还能影响西部人民进入教会,其他的人稍后接受了新的信仰。亚美尼亚教会的领导者是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的接班人,他们有“总主教”(“大主教”,katholikos)的头衔,早期认为,他们附属于Caesarea(凯撒利亚)(凯撒勒亚)。后来,这些“总主教”都来自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的家族。另一位大主教,KatholikosNersesI(内色斯,约339—373年)曾在宗教生活和信仰的深化方面有杰出的贡献。圣Mesrop(梅斯罗布,361—439年)和他的学生们开始创造一种亚美尼亚文的基督宗教文学(参见75.9)。当这个国度大多地区于428年成了一个波斯的省时,新的统治者想在那里传播波斯的传统宗教(Parsismus)。亚美尼亚人的坚定信仰能够抵抗这个危险,但他们转向了Monophysitismus(基督一性论),因为他们在Walarshapat(瓦拉沙巴特)的主教会议上接受了Zeno(芝诺,474—491年)皇帝的Henoticon(《单一信条/合一信条》),这样放弃了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会议的“信经”(参见55.4,5),而他们这个决定在第6世纪又被重复肯定。从此,亚美尼亚的教会脱离了帝国的教会。

42.3Georgia(格鲁吉亚,亦称Iberia)的地理位置是在亚美尼亚的北边,在高加索山脉的南边。据说,早在Constantinus(君士坦丁)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这个国家于325年加入了教会。国王(名为Mirian?)首先接受了信仰,而人民跟随了他。根据Rufinus(鲁菲努斯)的记载(Hist.Eccl.10,10),一个女基督徒战俘(名为Nino或Nune)曾在格鲁吉亚传播了信仰,这是通过一个表现美德的生活和通过奇迹般的治病。但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故事纯粹是传说,而格鲁吉亚于455年才接受了信仰(在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的时代)。根据一些史料,我们知道在431年有一位名为Jeremias(耶肋米亚/耶勒米)的主教。从格鲁吉亚,基督信仰又向东方传播,就是向Albania(阿尔巴尼亚),在6世纪初又传到了Lacier(拉切尔人)和Abasger(阿巴斯格尔人)的地区。这些地区和亚美尼亚有着更密切的教会关系,所以它们也接受了“基督一性论”。

42.4在阿拉伯南部的Homerites(=Himjariti,荷马人)或Sabaei(撒巴人)地区那里有一位Theophilus(德奥斐鲁斯/特奥非罗)主教很成功地进行了传教工作—他是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所派遣的。在6世纪初有一位国王,名为Dhu Nuwas(杜·努瓦斯),皈依犹太教,而他开始迫害教会,但没能消灭信仰。

然而,第6和第7世纪的波斯人和穆斯林后来导致那里教会的消失。那些存留的教会团体转向了Nestorius(奈斯多略/聂斯托利)的教派。

42.5通过波斯的Nestorius(奈斯多略/聂斯托利)教会的传教热忱,基督信仰传到了Turkestan(土耳其斯坦,中亚是区),印度,中国和蒙古地区。人们曾在中国西北(新疆)发现了几百个基督徒的墓碑,最晚的来自1345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于1625年在陕西的西安发现了一个来自781年(或799年)的叙利亚文/汉文的石碑,而其中记载某一个“阿罗本”隐修士的传教活动及一座于635年或638年在西安建立的隐修院。

42.6在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地区,基督信仰在4世纪中传到Abessinia(=埃塞俄比亚)高原。当时有两位从印度回来的信徒(Frumentius和Aedesius)—他们的家乡是腓尼基的Tyrus(提洛)—被捕并在Aksum(阿克逊)的朝廷当奴隶。他们不久后被重视,并在朝廷发挥了影响。国王Aizanias(艾杂尼亚斯)自己也接受了信仰—这样他也许想改进和Byzantium(拜占庭)的政治关系。Aedesius(俄德修斯)返回了故乡,但Frumentius(傅门奇乌斯)成为“埃塞俄比亚的使徒”,而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主教Athanasius(亚大纳修斯/亚大纳修)曾祝圣他为Aksum(阿克逊)的主教。这个国度的归化获得了很大的进展。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曾于356年试图通过一封信使他们进入Arius(亚略/亚流)的教派,但没有结果。因为埃塞俄比亚和Alexandria(亚历山太)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教会后来接受了“基督一性论”(参见55.5),而且当地的信徒一直到今天都属于这种教派,但他们也加入了一些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因素。

42.7在Nubia(努比亚)地区的人们在6世纪接受了基督信仰,先接受了东方教会的信仰。在Justinianus I(尤斯丁尼安努斯)皇帝的时期,Presbyter Julian de Alexandria(亚历山太)(尤里安长老)曾在Nabataei(纳巴特人)的地区传教,后来有Theodorus de Philaea(狄奥多尔)主教(直到551年),后来有一位Longinus(伦格努斯)主教;后者也使Alodaei(阿罗人)皈依基督信仰。在8世纪初,努比亚的教会好像是属于“基督一性论”的教派,从10世纪以来,他们越来越多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而在13世纪他们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征服。

43、在民族大迁移时期,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中的基督宗教

43.1由于民族大迁移,一系列的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部落开始接触基督宗教。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定居过程带来了几百年的军事冲突,为本地人也带来了很大的灾难,痛苦,破坏和混乱,而为那些征服者(Germani格尔曼人)带来了一种逐渐的适应—他们一步一步地接受了他们征服的民族的风俗习惯,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继承了古代文明和文化的各种成就,同时自己建立了一个有Germani(格尔曼人)特色的国度。在500年的Ravenna(拉文纳),Paris(巴黎),Toulouse(图卢兹)和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都有一些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的将军当王(Heerkoenige)。在他们接受了基督信仰的时候,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是一些具有活力的部落,他们有了自己的文化,并且除了一些弱点和缺点也有一些值得感到自豪的性格特征,正如Tacitus(塔西陀)在他的著作Germania(日耳曼)(《日耳曼志》)所说:他们有严肃的道德律,有荣誉感,爱好自由和正义,为家庭、家族和部落都有一种责任感和团体意识,他们有勇气,守约,是好客的,重视纯洁的生活并严格遵守一夫一妻的婚姻生活。这些伦理价值大概可以视为一种良好的基础,它们和基督的《福音书》的教导具有一些交叉点。教会不需要否认这些自然的美德,仅仅需要净化它们,提升它们到一个更高的层次。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在Rhenus(莱茵河),Limes(德国南部的“罗马长城”)和Danubius(多瑙河)地区和罗马人有接触(第1到第4世纪的时期)—这个接触有时是友好的,有时是敌对的;当时,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的原生信仰和宗教习惯已经被削弱了,这是由于长期的迁移或别的文化的影响。似乎所有的Germani(格尔曼人)部落都信奉了三个最高的神,就是Ziu(最高的天神,参见英语的Tiu,Tuesday),Donar=Thor(雷神,参见英语的Thursday)和Wodan=Odin(暴风的神和死者的神,参见英语的Wednesday=Wodansday),但他们又很相信一种阴沉的命运和各种鬼怪(Schicksals-und Daemonenglauben)。和别的古代民族一样,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也感觉到,自己这种“自然的”信仰的局限性很大,他们渴望有更好的宗教,因为他们的神和道德与法律根本没有关系。因此,外教人的文化在优越的基督宗教面前似乎无抵抗地崩溃了(Das Heidentum zerbrach fast kampflos vor der ueberlegenen christlichen Religion)。由此可见,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并没有认为,基督信仰是“不自然的”或“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恰恰相反,关于唯一的神的教导—他是全能的创造主,他的智慧引导世界,他也是鬼怪和命运的主宰者,他公平地赏善罚恶—这种信仰在生活的种种挑战中才为他们提供了光明,安慰和一个坚固的基础(Klarheit,Trost und festen Halt)。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进入教会的具体细节在很多方面是无法考究的,我们很难掌握这些细节。但是,与头几百年的教会史不同,这种皈依一般来说不是个人的皈依,而是群体性的皈依,而在其中也有一些外在的、世俗的理由起了作用。在一般的情况下,首先有一位家族的长老或一个酋长转向了基督宗教,而他们的随从就模仿了领导的榜样。在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的部落中,社会生活和宗教敬拜之间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他们那里不只是宗教上的行动,但也是一种政治的事件。根据我们的资料,那些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在民族大迁移的时期接受基督信仰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强制性措施,但外教人或一些属于Arius(亚略/亚流)派的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团体(如Visigotones西哥特人和Vandali汪达尔人)确实用过强制性手段来对付基督徒或公教徒。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由于西哥特人的特殊情况,似乎所有的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的部落都以Arius(亚略/亚流)派的形式接受了基督信仰;他们要么一直到他们的没落都坚持了这个教派(如Ostrogotones东哥特人,Vandali汪达尔人),要么很晚才转向公教的正统信仰(西哥特人,Suebi苏维比人/斯瓦比人,Burgundii勃艮第人等)。这些教派的差异曾给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和他们所征服的Roma(罗马)ni(罗曼人)造成严重的冲突和镇压。

43.2第一个在朝南的迁移过程中整体接受了基督信仰的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部落是Visigotones(西哥特人)的部落。他们从第3世纪居住在Danubius(多瑙河)的下游地区以及在黑海的西北地区。早就有一些西哥特人进入教会了。在325年的Nicaea(尼西亚)会议出现了一个名为Theophilus(狄奥斐鲁斯)的主教,他是“Gothis”(“哥特”,可能在Crimea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教,大概这位主教出生在希腊地区,后来在哥特人那里传教。一位哥特人的传教活动后来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他是Ulfilas(=Wulfila乌尔斐拉斯/乌斐拉)。他的祖父母是一些来自小亚细亚的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的战俘中的成员,他们是基督徒,而Ulfilas(乌尔斐拉斯/乌斐拉)自己在哥特人地区(在Danubius多瑙河的南面和北面)传教40年之久(342—383年)。他接受了“读经员”的小品,而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Eusebius(优西比乌)(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一位倾向于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参见48.2)—后来祝圣他为“哥特地区的基督徒的主教”。因为他将《圣经》译成哥特语,他创造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语言和文化遗产,并且大量地促进了传教工作。一个名为Fritigern(费第根)的酋长接受了信仰,但他的对手Athanarich(阿塔纳里克)残酷地镇压了基督宗教(348年,370—72年),并且杀死了许多哥特基督徒。当Hunni(匈奴人)于376年从东方逼近时,Valens(瓦林斯)皇帝接受了Fritiger(费第根)和他的部落为“盟友”(foederati),并在Thracia(特拉吉亚)地区让他们定居;Ulfilas(乌尔斐拉斯/乌斐拉)和其他的传教士就在那里使他们全部接受基督信仰。他们接受了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因为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丁)皇帝和Valens(瓦林斯)皇帝全力支持Arius(亚略/亚流)派,甚至想肯定它为国家的官方宗教信仰(参见48.3—6)。在360年,Ulfilas(乌尔斐拉斯/乌斐拉)主教自己也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在“基督似乎是神”的信经(homoische Bekenntnis)下签名,这个信经尖锐地反对公教的立场;他曾称公教为“可恶的,败坏的和信仰”(odibilis et execrabilis,prava et perversa confessio)。Ulfilas(乌氏)的哥特人形成了东部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地区的传教中心,因为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的在5世纪进入了帝国的东哥特部落都接受了Arius(亚略亚流)派形式的基督信仰。这种“隔离教会”(Sonderkirchentum)与普世性的公教传统不一样,它使教会成为一种限于个别部落或国度的教会,而当Theodosius I(狄奥多修斯)皇帝用法律肯定作为国教的公教(尼西亚的信经)时(参见41.5),哥特人仍然保持了原来的教派,并视之为一种“民族性的”信仰。这种信仰的特征是:homoic creed(“基督仅仅相似圣父,他不是永远的”);拒绝希腊人关于三位一体和逻各斯(逻各斯)的思想和玄妙理论;在Ulfilas(乌尔斐拉斯)翻译了《圣经》后,他们在礼仪中用自己的(格尔曼)语言;部落的教会的领导是国王,他提名主教们并召开主教会议;圣职人员是“百人族”和家族的部分,也是一种随军长老;最后,那些有自己土地的地主们如果在自己的地方建立一所教堂,这就算为属于他的教会(Eigenkirchentum,参见62.2)。

在巴尔干半岛的西哥特人不久后和他们的希腊“主保”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皇帝的官员们没有给予哥特人很好的待遇,这就引起了一次叛乱。在378年的Adrianopolis(阿德里安欧波里斯)战争中,Valens(瓦林斯)皇帝的军队被打败,而皇帝自己也失去了性命。他的接班人Theodosius Magnus(狄奥多修斯大帝)以及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圣Johannes(约翰)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克利索斯托),都曾经试图推动西哥特人接受正统的(尼西亚)的信仰,但效果并不大。(当时在皇帝的军队中有很多西哥特人服兵役。)这个民族还继续保持他们的Arius(亚略/亚流)派信仰;他们迁移的路线经过希腊和意大利,无论他们经过什么地区,他们都造成毁灭。他们于410年在Alaricus(阿拉里克)的领导下攻陷了罗马,大肆抢掠了三天,后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为自己征服了一个新的家乡(419年)。在这里出现了第一个建立在罗马领土上的独立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的国度。从教会来讲,在第6世纪末发生了转变。国王Leovigild(利奥维吉,568—586年)仍然非常严格地镇压了在他国民中的公教徒,但他的儿子们已经开始转向罗马的教会。大儿子Hermenegild(海门吉德)受了妻子Ingunde(因公德)-她是一个Franci(法兰克族)的公主—的影响并接受了公教信仰,但他违背了老王,于858年被处死,所以他的转变没有作用。然而,第二个儿子,Reccared(Rekared雷卡里德,586—601年)早在掌权第一年就宣布,他“因一些重大关系到高天和人间的原因”决定转向公教信仰。大部分的Arian(亚略/亚流)派主教们,贵族和百姓都跟着国王加入罗马的公教会,而Sevilla(塞维利亚)的总主教Leander(雷安德,约于600年去世)在其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589年Toledo(托莱多)召开的主教会议正式肯定了向公教的转变。在第7世纪已经发展出了很有活力的教会生活,国王在朝廷的城市Toledo(托莱多)召开的许多全国性的主教会议为此作证。乡间的堂区有所发展,也有新建立的隐修院,但一些外教人的习俗(比如魔术,算命,崇拜岩石、树木和泉水)仍然继续存在,并且需要教会的负责人注意到它们。在主教们中间最有名的是Leander(雷安德)主教的弟兄和接班人,Sevilla(塞维利亚)的总主教Isidor(伊西多尔,约600—636年)。他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的著作深深地影响了中世纪,因此他为西班牙的教会争光(参见78.4)。他也曾经写过西哥特民族的历史。在当时的教会与政治领导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国教”制度,其中没有为罗马教宗的指导留下很多空间。由于内部的不和睦,西哥特国的势力被削弱了,所以他们无法有效地抵抗阿拉伯人于711年的侵入。

另一个部落是Suebi/Suevi(苏维比人),当他们于409年在西班牙西北地区(加laecia)定居时,他们大多数的人仍然不是基督徒。他们约于450年转向了公教,但不久后,他们的国王Remismund(雷米斯门德)与一个西哥特的公主结婚,所以他们接受了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不过,他们的国王Chararich(卡拉里克,550—559年)再次转向公教。在他们的地区的最杰出传教士是Braga(=Bracara巴格)的总主教Martinus(马丁努斯/马丁,去世于580年,参见78.4)。从他的时代还保存了当时的堂区目录。Suebi(苏维比人)于585年后都受了西哥特人的统治,所以他们的历史就是西哥特人的历史。

43.3由于和西哥特人的关系,Ostrogotones(Ostrogoths东哥特人)也在4世纪接受了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并坚持了这个信仰一直到他们王国的没落。在450年后,他们曾在Pannonia(潘诺尼亚)(帕诺尼亚,今天的匈牙利地区),后来在意大利定居。他们最杰出的国王是Theodoricus Magnus(狄奥多利大帝,471—526年),他经过东方的Zeno(芝诺)皇帝的同意,并于489年率领东哥特人进入意大利北部。第5世纪意大利的情况令人感到悲伤。在那位无能的Valentinianus III(瓦伦提尼安努斯)皇帝被暗杀后(455年),罗马的皇帝制度走向灭亡。实际上掌权的人是那些从外面进来的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的军事领导。其中一个这样的武士是Odoaker(奥多阿克尔),他来自Skiren(斯克尔)的部落,是一个Arius(亚略/亚流)派的基督徒,于476年使人宣布他为意大利国王,这样强迫最后的罗马皇帝罗ulus(罗姆鲁斯,讽刺他的称呼是Augustulus“小奥古斯都”)下台。罗马的皇帝们曾经统治了整个地中海的世界,但现在他们的光荣结束了。东方的皇帝Zeno(芝诺)于479年承认Odoaker(奥多阿克尔)为一种“总督”,并献给他Patricius(“崇高者”)的荣称。他的统治维持了13年,但在489/490年,Theodoricus(狄奥多里克)推翻了他的政权,并于493年使人在Ravenna(拉文纳)暗杀Odoaker(奥多阿克尔)。东哥特王Theodoricus Magnus(狄奥多里克大帝)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很大的王国,他的领土曾包括意大利,Sicilia(西西里),Dalmatia(达尔马提亚),Pannonia(潘诺尼亚)(帕诺尼亚,大约在今天的匈牙利),Noricum(诺里孔,大约指今天的奥地利),Raetia(雷蒂亚)(瑞提亚,大约指今天的瑞士),最终还有Provence(普罗旺斯,今天法国南部地区)。他是Franci(法兰克人)统治者Clovis(=Chlodowech,Chlodwig克洛维,见下43.7)的内兄,并且想扩大对于法兰克人的影响。他想在东哥特人的领导下组织一种“各地格尔曼/日耳曼国王联盟”,但这个行动失败了。东方的皇帝Anastasius(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承认了Theodoricus(狄奥多里克)王的统治,而从总体来看,他为意大利带来了利益。他尤其保护了罗马的文化。Cassiodorus(卡西欧多鲁斯/迦修多儒)是一位优秀的罗马贵族,曾当过国王的顾问并任最高的官员。虽然Theodoricus(狄奥多里克)自己属于Arius(亚略/亚流)派,但在宗教的问题上,他怀着一种宽容的态度(参见他的话religionem imperare non possumus“我们无法命令宗教的事”,见Cass.Variae2,27),也没有干涉意大利的公教徒的宗教生活。因此,意大利的公教徒也信任了他,并在498年的模棱两可的教宗选举时(有人选Symmachus,有人支持Laurentius)请国王作决定(参见64.6)。当时的拜占庭朝廷很支持“基督一性论”的异端(参见55.4),但因为意大利的国王属于Arius(亚略/亚流)派,意大利的公教徒感觉到,他们有保障,能够面对东方的压力。在Acacius(阿卡奇乌斯/阿迦修)的教会分裂被解决后(519年),罗马人更多倾向于拜占庭,所以Theodoricus(狄奥多里克)王在晚期开始怀疑罗马人并且改变了他的政治。他控告并于524/525年处死了那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皇帝内阁的首相)Boethius(波伊提乌斯/波伊丢斯)和他的岳父Symmachus(西马库斯)—一位元老和执政官。当教宗Johannes(约翰) I(若望/约翰一世)从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回来时,国王逮捕他,而教宗在监狱中去世(526年)。然而,这位格尔曼/日耳曼人的领袖并不是一个“狂妄镇压公教”的人(这类的说法来自后来的传奇)。他的墓仍然保存在Ravenna(拉文纳),但当他于526年去世时,东哥特王国由于内部的纷争无法长期存在。在维持20年的搏斗后,最后的东哥特国王Totila(托提拉)和Teja(特哈)无法抵抗拜占庭的军力和战争策略(552/553年)。

43.4拜占庭的皇帝征服了东哥特人,但他也不能长期享受这次胜利的果实。早在568年,那些Langobardi(伦巴第人)在他们的国王Alboinus(阿伯因)的领导下从Pannonia(潘诺尼亚)(帕诺尼亚)侵入意大利,并征服了整个意大利,除了Ravenna(拉文纳)地区、罗马地区和一些南方地区以外。南方的地区留给拜占庭人,而拜占庭皇帝的总督从此以后居住在Ravenna(拉文纳)。Langobardi(伦巴第人)在Spoleto(斯波雷托)和Benevento(贝内文托)建立了一些“公国”(公爵领地)。部分的Langobardi(伦巴第人)在那时仍然是外教人,部分则信奉Arius(亚略/亚流)派的基督宗教—他们在Danubius(多瑙河)地区从别的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族人接受了这个信仰。他们在意大利的政治中心是Pavia(帕维亚)。他们对于公教和对于罗马人的文化没有太尊敬,甚至用暴力反对它。对于罗马地区来说,他们是很危险的邻居。当Authari(奥塔里)王于589年与一位来自Bavaria(巴伐利亚)的公主Theodelindis(特欧德林德)结婚时,Langobardi(伦巴第人)获得了一个属于公教的女王,而她有长期的影响,而且还受了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教宗的支持。她又和Authari(奥塔里)的接班人,Agilulf de Turino(阿格鲁夫,590-616年)结婚,这个国王又属Arius(亚略/亚流)派,但没有阻碍公教在国内的传播。他们的儿子Adelwaldus(阿德瓦杜)接受了公教的洗礼。当Agilulf(阿格鲁夫)于616年去世后,Theodelindis(特欧德林德,628年去世)替少年的儿子执政。她的儿子Adelwaldus(阿德瓦杜)的政权于625年被推翻,此后又出现了几个信奉Arius(亚略/亚流)派的国王,但约于680年,公教的胜利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在Langobardi(伦巴第)的王国中,由圣Columbanus(高隆班/科伦巴,参见72.8)于614年在Bobbio(波比欧,在意大利北部Trebbi河的山谷)建立的隐修院成为灵修生活和学术活动的重要中心。在意大利的Longobardi(伦巴第人)逐渐与当地的“罗曼人”(即原罗马帝国居民)结合为一。

和其他的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部落一起,那些来自东方的Rugii(儒格人)也接受了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在匈奴国王Attila(阿提拉)去世后(453年),匈奴人的王国瓦解了,而Rugii(儒格人)当时就居住在Noricum(诺里孔,今天的奥地利地区)。在罗马军队离开以后,当地的居民由于没有保护,多次遭受了蛮族人的掠夺和干扰。在那个时代有一位杰出传教士活动在Noricum(诺里孔),他安慰和保护当地的罗曼人,他是圣Severinus(塞维里努斯,482年去世)。他的出生地是不明确的,可能他是一位来自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的人,而他的学生Eugippius(欧格皮乌斯)曾描述了他的生活(参见他的Vita Sancti Severini)。甚至那些信奉Arius(亚略/亚流)派的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都尊敬了这位圣人,比如Odoaker(奥多阿克尔)。其他的与Rugii(儒格人)有密切关系的部落,比如Skiren(斯克人)和Turkelingen(土克林根)大概也信奉了Arius(亚略/亚流)派的基督宗教。

43.5另一个部落是Burgundii(勃艮第人),他们在5世纪初居住在Rhenus(莱茵河)中游地区(Worms沃尔姆斯城),在Main(美因)河和Neckar(内卡)河地区。一些教会史家(Orosius,7,32;Sokrates,7,30)称他们为公教徒,但这大概没有根据。他们大概从西哥特人那里接受了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并且一开始也遵守了这个信仰。在435年和437年他们和匈奴人交战并遭受惨重的打击,因此他们在第5世纪中去法国地区,在Savoy(Sabaudia萨瓦),就是在Jura(汝拉山),Rhone(罗讷河)和Vosges(孚日)山脉之间找到了一个新的家乡。在那里,他们很快被“罗曼化”(Roma(罗马)nisiert,他们接受罗马的文化)。当他们的国王Gundobad(棍多巴德)去世后,他的儿子Sigismund(西格斯孟德)于516年掌权,这个儿子就是公教徒,所以这个民族开始转向天主公教。在这方面最有贡献的人可能是Vienne(维恩)的总主教Avitus(阿维图斯)。因为这个民族不久后被Franci(法兰克人)征服(于532年),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更早消失了。

43.6当Vandali(汪达尔人)从Pannonia(潘诺尼亚)(帕诺尼亚,今天的匈牙利地区)出发时,他们已经有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他们和Suebi(苏维比人)和Alani(阿拉人)联合,在高卢地区徘徊,在各地造成很大的损失,后于409年在西班牙住下。他们于429年又进入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的北部,而在那里他们的国王Geiserich(格色里克,428—477年)逐渐消除了罗马人的统治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他是一位很能干的领导。Vandali(汪达尔人)甚至想从他们所征服的地区中驱逐罗马公教。一般来说,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是很宽容的,但这里的Vandali(汪达尔人)的态度不同;Geiserich王和Hunerich(胡内里克)王(477—484年)曾经镇压了公教会几次,而Vita(维塔)的主教Victor(维笃)(维克托)曾于484年很动人地描述了这些教难。尤其主教们和贵族遭受了很大的压力。最终,Justinianus(尤斯廷尼安努斯)皇帝通过他的将军Belisar(贝里撒尔)于534年毁灭了Vandali(汪达尔人)的国度。一个作者(Salvianus撒尔维安努斯,见其著作De gubernatione Dei,7,6)曾经赞美了Vandali(汪达尔人)的生活方式是很纯洁的,与罗马人的恶习形成对比,但发展了到第6世纪,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受了气候和富裕的影响,所以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精神。

Vandali(汪达尔人)征服了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地区的过程也带来了很多残酷的经验。Geiserich(盖色里克)王于431年在包围了Hippo(希波)城,一年之后攻克了它,就是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当主教的地方。不久后,罗马人(公教徒)和Vandali(汪达尔人,他们是Arian亚略/亚流派的信徒)之间的冲突变得很激烈。当Geiserich(格色里克)于439年攻克了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后,他马上驱逐了Quodvultdeus(阔乌德乌斯)主教以及大部分的圣职人员,并且将各地教堂交给了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镇压公教徒的活动一直维持到了475年,这其间只中断了3年(454—457年)。Hunerich(胡内里克)王开始时比较宽容,但后来更强烈地压迫公教徒。在484年2月1日本来要举行一个“宗教对话”,但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施用暴力,所以对话是不可能的,而公教的教堂都交给对方。Vandali(汪达尔人)利用罗马皇帝那些严格的反对异端者的法律规定来反对公教徒,比如他们那时驱逐了348位主教。也有许多人殉道。当Gunthamund(公达孟德,484—496年)当王时,情况有一些改进,而主教们被允许回来,公教徒被允许举行礼仪。但他的兄弟Thrasamund(塔撒孟德,496—523年)再次命令关闭公教的教堂,并且驱逐60位主教,押送他们到Sardinia(撒丁岛),其中有Fulgentius de Ruspe(傅尔根提乌斯,参见57.3;78.1)。在这个国王后有Hilderich(希尔德里克,当王523—530年),他是一优待公教徒的人,在他以后有Gelimer(格里梅尔,530—534年),一位想镇压公教信仰的人,但他无法施行他的计划,因为不久后他的政权被推翻了。

43.7在那些大的有德意志血统的部落当中,Franci(法兰克人)是最有前途的部落,因为他们很早就定居在一个已经有基督徒的地区。那些被称为Salian(萨利人)的Franci(法兰克人)大约在450年从莱茵河的北方地区迁移到西南地区。他们的年轻国王是Clovis(=Chlodwig,Chlodwech克洛维,481-511年),他很有精力并在Soissons(苏瓦松)于486年打败了罗马人的总督Syagrius(徐阿格留斯),这样就消除了罗马人在高卢地区的影响。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地区,先到Loire(卢瓦尔河),后来也排除了南方的西哥特人,占据的地区于507年扩展到了Garonne(加龙河)。虽然一开始只有个别的法兰克人接受了信仰,但后来整个民族都接受了这个信仰,而且是公教的正统信仰。在这方面最关键的是Clovis(克洛维)王的影响;他的妻子是一位来自Burgundi(勃艮第)地区的公主,名为Chlotilde(克洛提德);她是公教徒,所以她也要求为两个儿子举行公教的洗礼。根据Gregorius de Tours(图尔的额我略/贵格利,见其Historia Francorum,2,31)的记载,Clovis(克洛维)王在Rhenus(莱茵河)左岸有一次与Alamanni(阿拉曼尼人)交战,并且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那时,他发誓说,如果他这次打赢,他将会接受基督信仰—他似乎是第二个Constantinus(君士坦丁)。他确实克服了敌人并在圣诞节的时候(大概在496年)与3000个随从一起在Reims(Remis兰斯)接受了圣洗。为他施洗的人是圣Remigius(瑞米格乌斯)主教。这位年轻的法兰克王接受了基督信仰,除了宗教的理由当然还有政治上的理由,因为他想通过教会和她的那些具有威望的主教们巩固他的年轻国度,就是所谓的Merovingi(梅洛温格)王朝(486—751年)。其他的法兰克人不久后也跟着接受了公教信仰。和其他的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部落一样,国王的影响是最关键的,而且没有强制性的归化活动。Clovis(克洛维)王的榜样甚至在他的国度以外都有所影响,比如影响了Chararich(卡拉里克)王和他的儿子。然而,这些法兰克人的分支地区和分支王国后来被取消,因为Clovis(克洛维)能够统治所有的法兰克人分支,使他们形成一个大的王国。他征服了Alamanni(阿拉曼尼),而他的子孙后来扩展了法兰克人的统治范围,最后统治了Burgundii(勃艮第人),Thuringii(图林根人)和Bavari(巴伐利亚人);这种扩展为那些民族的基督化都有很大的影响(参见43.5;第2卷79)。

43.8法兰克人接受了公教信仰,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当代的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Vienne(维恩)的总主教Avitus(阿维图斯)曾向Clovis(克洛维)写信说:“你的信仰是我们的胜利”(Vestra fides nostra Victor(维笃)ia est)。首先,在法兰克人的国土上没有“征服者的信仰”和“被征服者的信仰”这种难以克服的冲突,这样能够更容易地建立一个共同的社会组织。另外,因为法兰克人是公教信徒,他们能够无阻碍地利用古代—基督宗教文化的种种宝藏(Schaetze der antik—christlichen Kultur)-教会就保存了这些宝藏。东哥特王Theodoricus(狄奥多里克)王想进一步传播Arius(亚略/亚流)教派,但因为法兰克人接受了公教信仰,这种计划也无法实现。在第6世纪还有三个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民族放弃了Arius(亚略/亚流)的异端,这肯定也是法兰克人转变的结果。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在罗马帝国早就消失了,而在那些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民族那里继续存在了一段时期,但现在这种异端就没有前途了。当法兰克人接受了公教信仰时,他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角色,因为一切其他的格尔曼/日耳曼的国王都是外教人或Arius(亚略/亚流)派的拥护者,所以从西部的教会来看,法兰克人的国王似乎是正统信仰的先锋和主保。然而,通过这一点,法兰克王就准备了后来卡洛林王朝的形象:作正统信仰的主保,又在同一个宗教基础上统一所有的德意志的支派和部落。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因此也接触了古代文化和罗马的政治文明,使西欧的文化进步和政治进步成为可能的。

法兰克人的国王和人民的皈依最早也许只是一种外在的转变,它并没有意味着法兰克人很努力想实现基督徒的道德理想。不过,法兰克人因他们的信仰感到自豪,比如他们的法典(Lex Salica,约555年)的前言说:Vivat qui Francos diligit Christus!(“赞美基督,他关爱法兰克人!”)很多人奉献了钱或建立教堂,而圣人/圣徒被尊敬,各种圣物也被重视。法兰克人的领土分为三个地区(Neustria,Austrasia,Burgundia),但全国的精神核心地带是Tours(图尔),因为圣Martinus(马丁努斯/马丁,参见72.6)的墓在那里。不过在另一方面,人们的习俗仍然很粗糙,迷信和外教人的习俗都继续存在。Merovingi(梅洛温格)王朝中的贵族人似乎可说是“无恶不作”的:不忠信、不守誓言、暗杀人、不纯洁的生活。在6世纪末和7世纪初,他们的习俗最不好(参见Brunhilde女王和ChilperichI王的妾Fredegunde之间的冲突)。当时的教会相当富裕,而主教们是朝廷的顾问,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但法兰克人的教会完全依赖于国王,它很明显是一种“国教”或“受政治领导的教会”,而教宗在其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虽然教会文化的形式本身是罗马的(LexRibuaria《里布瓦法律》58,1:Ecclesia vivit lege Roma(罗马)na“教会适用罗马的法律”)。尤其是在指定主教的职位,国王或贵族人士都参与这些决定,他们多次没有注意到某人的贡献或资格,也曾用“圣职买卖”的手段来决定谁当主教(参见60.3)。因此,似乎整个法兰克教会都跟着社会的沦陷而沦陷。写作和学术生活逐渐消失了。至少他们还举行了很多主教会议:在511年和614年之间举行了30多个全国性的主教会议。个别的隐修院也能够在最恶劣的时代保持他们的水平,成为灵修和学术的核心。在第6世纪有很多杰出的主教,比如Avitus de Vienne(阿维图斯,518年去世,参见78.4),Remigius de Remis(Reims)(瑞米格乌斯,535年去世),Caesarius de Arles(凯撒利乌斯/该撒留,542年去世,参见78.4);Nicetius de Trier(尼泽图斯,566年去世);Germanus de Paris(格尔曼努斯,576年去世);Gregorius de Tours(额我略/贵格利,594年去世);Venantius Fortunatus de Poitiers(维南提乌斯,601年去世,参见78.4)。一位来自爱尔兰的隐修士和隐修院院长,Columbanus(高隆班/科伦巴)大约20年之久(590—610年)在Gallia(高卢)和Burgundia(勃艮第)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他是一位很会讲忏悔道理的人,也创立了很多隐修院(参见72.8),他的主要隐修院建立在Burgundia(勃艮第)的Luxieul(卢修),这个隐修院是一个在灵修,学术和传教工作方面都有辐射力的核心。一些杰出的妇女在隐修院或在世俗的生活中发挥了他们的才华,比如圣Genevieve(Genovefa热内维埃夫,512年去世),她是巴黎的主保,很受尊敬;上面已经提到的Chlotilda(克洛提尔德,545年去世);圣Radegunde(拉德公德,587年去世),她来自Thuringia(图林根)的王族,先是ChlotarI(克洛达一世)的妻子,后来在Poitiers(普瓦铁)进入隐修院;圣Burgundofara(勃艮第法拉,657年去世),她当Faremoutier(法姆铁)隐修院的院长;圣Bathilde(巴德希尔德,680年去世),她曾是Clovis II(克洛维二世)的妻子等等。教会的宗教力量和创造文明的力量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不过,在第8世纪需要一个全面的改革和外来的刺激才能够让法兰克人的国度脱离堕落的处境,使它成为普世教会的一个旺盛的和主动的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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