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古代教会史
第二段、从君士坦丁大帝对教会的解放到君士坦丁堡692年的主教会议（313—692年）
回顾和前景（总论）
第4、5世纪的教父们经常表示他们感到很惊奇，因为基督信仰在教难时期中能够快速地并且广泛地传播。教会历史学家Eusebius（优西比乌）（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曾说：“突然这一个拯救我们的词像阳光一样以天上的权威和力量照亮了整个世界”（Hist．Eccl．2,3）。Dacia（达西亚）地区的Remesiana城的主教Niceta（尼克塔／尼塞大）可能是著名的Te Deum（《天主，我们赞美你》）赞美诗的作者（如果不是Ambrosius（安波罗修）安波罗修），他在410年代，就是在“民族大迁移”的混乱时期中认为基督宗教的胜利是确定的：“Te per orbem terrarum sancta confitetur ecclesia，in Te Domine speravi，non confundar in aeternum！”（“普世教会向你歌唱—–·上帝，你是我的依靠，我永远不会蒙羞失望”）。从今天的批判性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也会发现同样的美妙图景：教会在头3个世纪似乎不断成长，越来越有力量，虽然在内部和外部有各种各样的反对力量，虽然在教会中也出现了那么多软弱现象或罪恶行为。这个芥籽确实成了一棵大树，而“天上的飞鸟都可以住在其中”（参见Mt太13：31f）。最残酷的迫害运动虽然能够震动教会，但不能彻底破坏教会—一开始只是个别的皇帝在小范围内，或一些总督或外教的暴民群众，后来的皇帝Decius（德西乌斯）和Diocletianus（戴克里先）却系统地利用国度的一切政治权力来消灭教会；不过，那么多殉道者依靠了圣灵的力量，而他们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克服了粗暴的势力。同样令人佩服的是教会对于内部的危险的自我保护—这些危险因素在四面包围了教会：宗教上的混合论（Synkretismus，就是诺斯底主义），各种异端和教会分裂。然而，依赖于默启的《圣经》及“信仰原则”（《信经》），那种跨越整个罗马帝国的教会团体的“联盟”，就是“大教会”（Grosskirche）（这是外教人批评家Celsus的说法，见Origenes（俄利根），C．Cels．5，59），一次又一次能够排除错误的因素，能够走出自己的路，同时受了Hierarchie（圣统制）中的主教们的领导—他们都强调，自己是使徒的继承者，而在主教们的顶点地位又有罗马的主教，根据基督徒们的意识，他是Petrus（彼得）的继承人。在搏斗的时代中，基督带给人类的信仰教导和基督创立的教会组织都受到了不折不扣的发展和发挥，都成了一个全面的结构（die Entfaltung der von Christus grundgelegten Glaubenslehre und der kirchlichen Verfassuang zu umfassenden Gebilden）。比如，圣Cyprianus(居普良)（西彼连／居普良）所说的话（＂Salus extra ecclesiam esse non potest”“教会以外无救恩”，Ep．73,21和”Habere non potest Deum patrem，qui ecelesiam non habet matrem”“谁不奉教会为母亲，谁就不能视上帝为父”，De cath．eccl．unitate，6，Ep．74,7），这在当时是一切有信仰的基督徒们的信念。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彼此信任，彼此合作，他们在教义、礼仪和圣事方面很喜悦地从救恩的源泉中汲水，他们有意识地培养了一种特殊的基督徒的习俗和基督宗教的神学—这个神学早在第3世纪在深度和活力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世俗的古代文化的成就。“一切在教会组织制度、在教义、在礼仪和宗教道德方面成了整个基督宗教世界共享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东方教会中保留到今天，而在西欧的教会保留到16世纪为止—这些因素都在是第2和第3世纪形成的因素，在那个时代获得了本质上的内容和基本的发展方向”（A.Ehrhard，Die Kirche der Martyrer《殉道者的教会》，1932年，268页）。
最后一次是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皇帝和与他一起当皇帝的人的尝试，他们认为，基督信仰是一种“颠覆社会制度的邪教”，并想消灭它，但这次教难只能向整个社会表明教会的力量和她的意义。通过Constantinus（君士坦丁）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教会于313年获得了解放和承认，几百年的压力突然松解了，而外在的条件都变了。因此，这等于第一个传教阶段结束了，现在开始了一些新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国度和教会建立了一种盟约，国度支持教会，又给予她一些特权，但国度也想控制教会，使之成为“国教”（katholische Reichskirche）。现在，基督信仰能够公开地，无阻碍地宣布和发挥自己的生活理想，能够用自己教导和圣事的祝福来激励和更新古代的世界（Das Christentum konnte nun die Segensstroeme seiner Lehre und Heilsmittel befruchtend und regenerierend der antiken Welt zuleiten）。福音传播到罗马帝国最边缘的地区，又跨越了罗马帝国的界限，传到Germani（日耳曼人／格尔曼人），到Celtae（克尔特人），到中亚地区以及到Sahara（撒哈拉）沙漠。外邦人的多神论逐渐被消除，部分上是在国度的压力之下，并且也出现了“大众皈依信仰”的现象，但这些事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因素。同时，教会遭受了关于信仰教导的争论的巨大冲击，其中被争论的观点涉及三位一体论、基督论、圣事论和恩宠论／恩典论的核心信念。这些关于Arianismus（亚略主义／亚流主义），Nestorianism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主义），Monophysitismus（基督一性论），Monotheletismus（基督一志论），Origenismus（奥力振主义／俄利根主义），Donatismus（多纳图斯主义／多纳特主义），Pelagianismus（白拉奇主义／伯拉纠主义）的争论和搏斗因政治力量的干涉被激化或被延长，但似乎都能在一些“大公会议”（concilium oecumenicum）上解决，而这些大型的会议固定了教义论争的结果，使之成为恒定的原则以及后来神学思维的坚定基础。不过，东方的教会的悲伤也就在这里：因为这些争论，好几个地区或国家长期地脱离了教会（叙利亚，波斯，埃及，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同时，第4,5世纪也是基督宗教神学的古典时期或黄金时代（das klassische Zeitalter der christlichen Theologie），它是伟大教父们的时期，从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Theodoretus（狄奥多莱／狄奥多勒）、Hilarius（希拉利乌斯／希拉流）、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热罗尼莫／耶柔米／哲罗姆），一直到最有影响的人，即Augustinus（奥古思定／奥古斯丁）。另外，从隐修院文化中涌现了一个新的深层信仰和教会团体精神的源泉—这种传统先出现在东方。
西方的拉丁语教会越来越多走自己的路，也意识到了她和希腊语的东方教会的差别。西方教会的历史路线也同样是动荡不安的。来自外面的暴风带来了很强烈的挑战，似乎推教会到深渊的边缘。罗马帝国西部的皇帝们不能继续抵抗北方民族的冲击，因而崩溃了。因为公教和帝国的制度有很多关系，她也似乎崩溃了。在原先的罗马帝国地区形成了一些germanische Stammesreiche（日耳曼部落王国），而一种宗教上的分裂状态取代了原先统一的正统的国家—教会制度。因为如果那些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接受了基督信仰，他们就接受了Arian（亚略／亚流）的信经，并且很晚才从异端走向公教信仰。不过，当Franci（法兰克人）在Chlodwig（罗得维）的领导下直接接受了公教信仰时，这种局面被突破，而教会的合一逐渐被恢复—这就是“中世纪的统一文化”的基本前提（die grundlegendeBedingung der mittelalterlichen Einheitskultur）。在民族大迁移的混乱中，教宗们，尤其是那些被称为“伟大”的教宗们—Leo Magnus（大良／大利奥）和GregoriusMagnus（大额我略／大贵格利）—坚持和保卫了古老的传统，他们保护了欧洲精神合一的中心—罗马—，并传授给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和Celtae（克尔特人）基督宗教的种种祝福以及古代文化最宝贵的部分。圣Benedictus（本笃／本尼狄克图斯）的修会成了崇高的宗教精神和真正文明的培养场所。拜占庭帝国和东方的教会—她自从Justinianus（尤斯蒂尼安／查士丁尼）皇帝的时代充分形成了自己的特性，并削弱了与西方的关系—在第7世纪中再一次遭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伊斯兰教的胜利，这就意味着，叙利亚、埃及和整个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北部都被夺取，但这些地区在几百年当中都是教会发展的主要地区。伊斯兰教的影响在第8世纪初甚至进入了西班牙地区。因此，世界史和教会史的主要舞台逐渐从东方转向西方，从南方转向北方。希腊—罗马的古代世界走到一个终点（hatte sich ausgelebt），而那些年轻的germanischen（格尔曼／日耳曼）和Roma（罗马）nischen（罗曼语的）的民族有很大的发展前途。不过，他们的发展需要很长的教育时期，而在这段时期中，主要是公教的教育工作影响了他们，后来他们才有能力掌握欧洲中部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这就是“中世纪”的开端。
第一章、基督宗教的传播和其界限
41、Constantinus（君士坦丁）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继承人。
罗马帝国中的外教传统的逐渐消失。国度教会
41.1颁布于313年的“米兰宽容敕令”（参见16.6）最终为罗马帝国中的教会带来了官方的无条件承认，也带来了教会与种种外教的崇拜团体的平等地位（dieGleichstellung mit den heidnischen Kulten）。由于Constantinus（君士坦丁）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对教会的支持和拥护，教会不久以后还获得更多的特权，尤其是原来的“国教”所掌握的特权。这些特权帮助教会走入帝国的社会组织。比如，圣职人员（长老，主教等）获得immunitas（不用纳税）的权利（313年），而各地的教会团体都获得“继承权”（教会可以接受财产），而主教们获得被公认的民法上的审判权（318年，333年，比如，他们可以判断有关婚姻法的事；参见60.4；61.1，3）；主日（星期天）被宣布为公共的休息日或庆日（321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为教堂或为圣职人员捐款。基督宗教这个“新的宗教”获得优待的同时，旧的宗教被排挤。不过在这方面需要很谨慎地进行改革，因为帝国中大多数的人—尤其在西部和在乡下—，仍然坚持原来的宗教传统。一开始，皇帝仅仅禁止（319年）那种私人进行的“解释鸟兆”（haruspicina）的活动—这些“看鸟的预兆”活动在某些情况下也受政治上的怀疑。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很清楚知道民情，所以他继续保持着传统的Pontifex Maximus（“大祭司”）的头衔、职位和影响，并在他所铸的硬币上仍然有一段时间保留了传统的外教的象征；不过，不久后在帝国的硬币上也出现了一些基督宗教的象征（十字架，代表基督的符号X＋P等）。
这样，西方世界的统治者明显地支持了这个新的宗教。在战胜了Maxentius（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森修斯）后不久，他公开地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自己敬拜基督徒们的神，从此以后，他等于是一位“慕道者”，因为他在临终时才领受圣洗。与此相反，东方的皇帝Licinius（里奇尼乌斯）（里希纽斯），也就是他的妹夫，开始逐渐反对基督信仰，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反对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实际上，他早在314年和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君氏）发生过军事冲突。在他管理的范围内，他没有取消313年的宽容法律，但自从320年后，基督徒们在他的管理下遭受了许多方面的压力。比如，基督徒必须离开军队，不能在朝廷工作，有的信徒的财产被没收，有的人被捕入狱。他也禁止举行主教会议，禁止男人为妇女的慕道班当老师，使那些举行感恩祭典（礼拜）的人面对一些困难，而他的总督们在个别的情况下也曾处死了一些基督徒（比如在亚美尼亚的Sebaste有40位士兵殉道）。然而，这种镇压没有维持多久。两个统治者之间的嫉妒在324年导致了新的战争，而Licinius（里奇尼乌斯）（里希纽斯）在其中失去了他的统治权。他在Thessalonica（得撒洛尼迦）被捕，不久后以叛徒的罪名被处死（325年）。
41.2对于（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君氏的）“独一领导”的统治的恢复也为基督宗教带来了很大的进步。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此后更明显地强调自己在宗教上的立场。虽然他个人的道德生活有很多缺陷（无度地渴望掌权，残酷的死刑审判）以及他的宗教思想比较模糊，甚至包含一些迷信或混杂的因素，但他仍然在内心上深信，基督宗教远远超越那些外教人的传统，并且坚定地要支持教会—他曾在教难时期意识到了教会的生命力是无法破灭的—所以他决定要利用教会，使她成为罗马帝国中的固定支柱（entschlossen，sich der Kirche···als fester Stuetze des Staates zu bedienen）。他认为，基督宗教应该可以成为罗马帝国中各种民族的“合一纽带”，只有它能取代那些已经很薄弱的外教人传统。早在324年，皇帝向他在东方的新国民写了一篇《声明》（manifestum，见Eusebius（优西比乌），Vita Const．2,48-60），其中说，他希望所有的人都会“离开迷惑之殿宇”并进入“真理的灿烂住所”；然而，他同时也说，不可以因宗教信仰骚扰别人。现在，在任命高级官员时，基督徒们受优先的考虑。人们在罗马，耶路撒冷，Bethlehem（白冷城／伯利恒），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等地建立了一些辉煌的大教堂（basilica）。多神论的神庙在很多地方被放弃，个别的庙宇被毁掉，尤其是那些与Venus（爱神，维纳斯）有关系的不道德的神庙。根据新的基督宗教的人生观，婚姻和家庭受到保护（参见73.3.4）。皇帝的朝廷于330年迁到东方的“新罗马”，就是拜占廷（君士坦丁堡），而这个“新罗马”在建筑和外观上呈现出很多基督宗教的特征，与意大利的“旧罗马”形成明显的对比。新皇宫的装饰品多来自君士坦丁堡原有的许多神庙，很多黄金的或银子作的神像都被溶解。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很长时间领导了帝国，也很成功，他既是伟大的将军，也是重要的政治家，于337年的圣灵降临节在Nicomedia附近的Achyron去世，但在临终时，Nicomedia的主教Eusebius（优西比乌）（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参见73.3，4）—他原来属于Arius（亚略／亚流）派—为他施洗，接受皇帝真正进入教会。后来，希腊的教会尊敬他和他的母亲Helena（海伦纳，参见70.6）为圣人／圣徒，甚至称他为“使徒般的人”或“第13个使徒”。西方人仅仅在他的名字后加上了一个“大”，这种说法似乎更恰当一些。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的决定影响世界的历史：他让罗马帝国脱离外邦人的多神论，在公共生活中落实了很多基督信仰的观念，但这些改革都没有引起帝国的强烈震荡。当然，在这些行动中，他很可能也注意到了一些政治目标，但这样就不应该说，他个人没有虔诚的信仰（参见Gibbon吉本或Burckhardt布克哈德等学者的看法，他们认为，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只是一个虚伪的人，仅仅利用基督宗教，自己似乎没有信仰）。这位皇帝在早期的时代更多从利益的角度看基督宗教，但他后来的发展呈现出这一点：他很明显地一步一步地走进基督信仰的世界观，更多喜欢《福音书》在道德生活上结出的果子。他的言辞和行动，比如他关于自己的葬礼的规定，都表明这种态度。他相信，上帝给予了他一个特殊的使命，而教会和国度之间的和谐是必然的（Notwendigkeitder Harmonie von Kirche und Staat）。他喜欢称自己为“神仆”（servus Dei），一方面很谦逊地对待教会，但另一方面始终是教会的指导者，正如以前的皇帝是传统国教（多神论）的指导者。他自称为上帝所指定的“教会以外的主教”（episkopos toonektos，参见Eusebius（优西比乌），Vita Const．4,24），而写他传记的Eusebius（优西比乌）（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参见同前1,44）甚至说他是“一种普遍的主教”（hoia tis koinos episkopos）。他想保护教会不受异端和分裂的影响，所以毫不犹豫地干涉了教会内部的领域：他在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和Arius（亚略／亚流）所引起的纠纷中召开了一些全国主教会议，影响了这些会议的决定，又宣布它为帝国的法律；他驱逐了Arius（亚略／亚流），但也驱逐了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主教（参见52；47；48）。这样，他不仅仅为基督宗教社会奠定了基础，也准备了“国教传统”（“政教合一”，Staatskirchentum）或说“政治高于教会说”（Caesaropapismus或Byzantinismus拜占庭主义）。在后来的历史，东方接受了这种制度，它成为一个无法改变的恒定原则。
西方人在整个中世纪，一直到17世纪，都似乎普遍地相信，Silvester（西尔维斯特）教宗为Constantinus（君士坦丁）施洗，并且认为，这位教宗曾经治疗了皇帝的皮肤病，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传说，没有历史根据。这个传说大概形成在5世纪末的罗马，因为在罗马的Lateran（拉特兰）有一个所谓的“君士坦丁受洗的洗礼池”（Baptisterium Constantini），而关于Silvester（西尔维斯特）的传记传播了这种传说。另外，关于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给教宗的“赠予”（Konstantinische Faelschung）的文献，这些文献是8或9世纪写的，假托于皇帝名下的伪作（参见第2卷85.3）。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君氏）的儿子们继续他们父亲的“基督化”政策，但他们没有父亲的耐心和宽容态度，他们用一些强制性的手段。Constantinus（君士坦丁） II（君士坦丁二世，337—340年）去世很早，而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提乌斯，337—361年）说他根据他父亲曾经宣布的法律，于341年普遍禁止了外教人（多神论）的祭祀（牺牲）活动，进而于346年联合西方皇帝Constans（君士坦斯，337—350年）再次禁止多神论的祭祀，违反者面临没收财产或处以死刑的可能性，同时命令关闭一切多神论的神庙（参见Cod．Theod．16,10,2：Cesset superstitio，sacrificiorum aboleatur insania“迷信要消失，祭祀的愚蠢必须被禁止”）。一位护教士，Firmicus Maternus（费米库斯，参见76.5），曾经呼吁了皇帝们要用暴力来消除外教人的传统（多神论宗教）。一个来自高卢的篡位者，Magnentius（马格能提乌斯，351年在位）派人去暗杀Constans（君士坦斯），但他很快被迫下台。在他以后，上述的法律被重复宣布（353年和356年），这也说明，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落实了这个规定。自从351年，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成为全国唯一的领导者。他在内心上是基督徒，但他拥护了Arius（亚略／亚流）派，并且是“政教合一”的典型代表：他认为，自己的意愿在各方面都应该是法律（参见48）。他在临终时通过一位Arius（亚略／亚流）派的主教（Euzoius）接受了圣洗。
41.3在他去世后，教会的情况遭受尖锐的恶化。Julianus（儒利安／尤里安努斯，361—363年），—他是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大帝）的一位同父异母弟兄的儿子—，虽然曾经受了基督宗教的教育，但因为受了一些热衷于希腊化文化的老师的影响—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和行奇事的（Theurgos）某位Ephesus（以弗所）的Maximus（马克西莫斯／马西摩）—，所以他在内心上早就转向了外教人的传统。因为他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军队于360年宣布他为皇帝，而在掌权后，他就拿掉他的基督徒面具—因此被称为Apostata（“背教者”）—并且公开地支持传统的宗教。他热心地崇拜了太阳神Helios（赫里欧斯），进行了祭祀，又相信或培养神智论（Theosophy，就是一种论述神的哲学，新柏拉图主义）和魔术（Magie）。因为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早在361年11月去世，所以Julianus（儒利安／尤里安努斯）很容易能够掌握大权。他马上恢复了外教传统原有的地位，因此基督的教会失去了它原来的特权。Julianus（儒利安／尤里安努斯）皇帝讽刺基督徒，称他们为加ilaei（“加里肋亚人／加利利人”），并替换了那些任高职务的基督徒。另外，他还禁止基督徒的老师们去解释古希腊的经典（362年），这显然是为了让基督徒们去上外教人的学校，或者是为了阻碍基督徒们获得高等教育。基督徒们确实认为，这个关于学校的敕令让人非常难受。皇帝也青睐或主动地煽动教会内部的异端和种种分裂（Arius亚略／亚流主义，Donatus多纳图斯主义，参见48.6；52.3）。为了讨好犹太人人，他曾经有计划重新建立耶路撒冷的圣殿，这大概也是为了否定耶稣的话（参见Mt太24：2），但这个项目因火灾和地震落空。他甚至自己也提笔写了三部“反对加里肋亚／加利利人”的书。这些书没有被保存，但在一部反驳他的书中保存了一些章节（参见Cyrillus de Alexandria（亚历山太）济利路／区利罗，75.7）。这位Julianus（儒利安／尤里安努斯）并不希望有一种真正的“镇压教会”的运动，但因为一些官员太主动，或因为某地方的群众太狂热，所以仍然有一些基督徒被杀。在另一方面，皇帝完全相信他能够建立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国教”（neuplatonischeStaatskirche），所以他想革新这个老宗教。他建立一些“穷人馆”和“客站”（“旅馆”），要求人们都接受宗教教育，强调祭司们的道德生活，推动一种“忏悔纪律”等等。这些改革活动本来为基督信仰作证，因为它们似乎都想模仿一些基督宗教的榜样，但其效果不大。当Julianus（儒利安／尤里安努斯）率军到波斯，并在那里去世后，他的改革运动似乎在尚未开始时就结束了。
有一些谣言说，皇帝在临终时曾说过：“加里肋亚人／加利利人（指耶稣），你赢了！”（参见Theodoretus，Hist．Eccl．3,25），但这是基督徒们的传说，无法考证，虽然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位皇帝是一个没有实在感的浪漫主义者，而那些外教人大部分都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了他的改革运动，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因此，基督宗教面对的威胁只是“一片迅速消失的云彩”（Athanasius亚大纳修斯的话）。
41.4后来的皇帝们虽然都深信基督宗教，但他们对外教人的旧宗教也都保持了一种宽容的和保留的态度。Jovianus（约维安努斯）皇帝（363—364年）还给基督徒们原来的权利，并且取消了外教传统的优先地位，但他纵容这些外教人的传统习俗。Valentinianus I（瓦伦提尼安努斯，西部皇帝364—375年）和他的弟兄—属于Arius（亚略／亚流）派的Valens（瓦林斯，东方皇帝364—378年）—也继续这种政策。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仅仅禁止那些夜间举行的祭祀活动，后来他们颁布了一个普遍的“祭祀禁令”，但这个禁令不包括“烧香”的祭礼。在这些皇帝的时代以后，“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分裂成为一个长期并固定的事实。
对于“外教人”（“多神论者”）的称呼是pagani（英语的pagans，“外教人”，原意为“乡村人”，“农民”），在350年后不久，这种称呼成为普遍的。宣布于370年的一项法律（Cod．Theod．16，2，18）也施用这个名称，而从Baronius（巴罗尼乌斯，1538—1607年）以来，这种称呼被视为一种证据，因为它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中，外教传统（多神论）已经被排除到农村（pagus＝农村）。另一些近代的学者（A.Harnack，B．Altaner）则认为，根据Tertullianus（特土良）的De cor．11等文献应该说，paganus指一种“普通公民”或“不当兵的人”，而基督徒们自己认为他们是“基督徒的士兵”（miles Christi）。
此后出现的统治者很坚决地反对“外教传统”。西罗马的皇帝Gratianus（格拉提安努斯，375—383年）拒绝了穿传统的“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的衣服或拥有他的头衔。他规定，国度为外教崇拜活动再不提供什么补贴，外教人的祭司和Virgines Vestales（“照顾国家圣火的贞女们”）的收入被取消，神庙的财产被没收，传统宗教的祭司们的特权被取消，而原来站在元老院会议厅（curia senatus）中的“胜利女神”的祭坛（ara Victor（维笃）iae）被迁走（382年）。尤其最后的决定在“外教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动荡。当时还有很多罗马遗族仍然坚持传统的信仰，他们想阻碍这些改革活动。他们派遣一个代表团到Mediolanum／Milano（米兰）的朝廷，请求皇帝收回这个敕令；代表团的主持人是著名的讲演家和执政官Symmachus（西马库斯）。不过，皇帝根本没有接见这个代表团。不久后，皇帝在Lyon（里昂）被一位篡位者Maximus（马克西莫斯）所杀，而在他的13岁的接班人Valentinianus II（瓦伦提尼安努斯，383—392年）的时代，元老派又写了关于同样的问题的申请书。皇帝的顾问们认为，应该答应他们的要求，但米兰的主教，圣Ambrosius（安波罗修）（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很巧妙又很明智地影响了皇帝，最终（384年）使他拒绝了这个《申请书》（Relatio Symmachi），因此“胜利女神的祭坛”没有被恢复。根据Ambrosius（安波罗修）（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的记载（参见Ep．17，9.10），大部分的元老们当时已经是基督徒。
41.5在东方，外教人的传统以类似的方式被驱逐。Gratianus（格拉提安努斯）宣布，Valens（瓦林斯）皇帝的接班人应该是Theodosius Magnus（狄奥多西乌斯大帝／狄奥多西，379—395年）。这位统治者既能干，又有令人尊敬的性格。他于380年2月发布了一个敕令，其中规定Nicaea（尼西亚）的《信经》（参见48.6）为所有国民的宗教准则，这样他成为“公教国家”的奠基人（eigentlicher Begruender der katholischen Reichskirche）。在上任以后，他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但不久后，他坚决反对“外教传统”。388年后，很多神庙被关闭。外教人在几个地方抵抗了他的改革，但这又给他们带来损失。因此，在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主教Theophilus（德奥斐洛／提阿非罗）的领导下，一切旧的圣所和神庙，尤其是著名的Serapeion（塞拉彼斯神庙），都被毁坏（391年）。在别的地方，基督徒群众或一些隐修者进行了类似的活动。在很多地方，那些神庙没有被拆毁，而被转用为基督徒的聚会和礼拜场所。一位年迈的修辞学家，Libanius（利巴纽斯），曾向皇帝写了一篇《保护神殿的讲演》（Oratio pro templis，388年），但毫无影响。Theodosius（狄奥多修斯）和Valentinianus II（瓦伦提尼安努斯二世）的共同敕令禁止了整个传统的宗教，不仅仅禁止举行祭祀，也禁止人们去神庙或敬拜神像（391年）。Theodosius（狄奥多修斯）皇帝进而宣布这样的法律：谁举行祭祀或“看鸟预兆”（haruspicina），谁就是颠覆国家的叛徒，又以严峻的罚款处理这类事情（392年）。一个属于法兰克民族的将军（名为Arbogast）杀死了Valentinianus II（瓦伦提尼安努斯皇帝），而某一位Eugenius（尤金尼乌斯，392—394年）执政—他自己也是基督徒。这些变化在西部再次带来了一个短短的“外教文化复兴运动”。在罗马城，举行旧宗教的习俗又成为合法的，而“胜利女神”的祭坛（ara Victor（维笃）iae）又进入了元老院的会议厅。但是，Theodosius（狄奥多修斯）皇帝在Aquileia（阿奎雷亚）附近的Isonzo（依逊泽河，意大利北部）打败了他的对手，而这个胜利有决定性的影响。现在，外教人的希望永远破灭了。关于皇帝于390年在Thessalonici（帖撒罗尼迦）所引起的大屠杀和为此作的忏悔，请参见76.1。
41.6因为皇帝的种种敕令都全面地禁止了外教宗教，下面仅仅需要一步一步地落实这些法律和禁令。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措施。在东罗马帝国，Arcadius（阿卡丢斯／亚尔迦丢，395—408年）取消了外教祭司的收入和他们的特权，并在乡下地区拆除了各种神庙（396年，399年）。他的儿子Theodosius II（狄奥多西二世）（狄奥多修斯二世，408—450年）于416年规定，外教人不能任官职，又于448年下令烧毁Porphyrius（波斐利乌斯／波菲利）那些反驳基督信仰的著作（参见17）。这位皇帝在青年期和后来受他的姐妹Pulcheria（普克里亚）的指导和影响—她是一位很虔诚的信徒，又懂得政治问题。423年的一个皇帝敕令甚至说，“我们认为似乎没有什么非基督徒”（quamquam iam nullos esse credamus）。另一个事情应该受到坚定的谴责，就是Alexandria（亚历山太）城的基督徒暴民于415年残酷地杀害了那位很受尊敬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女哲学家Hypatia（希帕蒂亚，参见75.7）。在6世纪还有一些反对外教人的政治措施。Justinianus I（尤斯蒂尼安，527—565年）皇帝于529年关闭了雅典的哲学学院—在这个学院任教的教授似乎毫无例外地都是非基督徒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他也命令，一切外教人必须接受洗礼，否则取消他们的公民权利或没收他们的财产。据说，当时就有7万人领洗。
在西部的发展慢一些，因为从第5世纪开始有很多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的部落侵略了罗马帝国，他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并使人口下降（参见43）。那位属于Vandali（汪达尔人）的Stilicho（斯蒂利克）-他是年轻的Honorius（霍诺利乌斯／洪诺留）皇帝（395—423年）的岳父和宰相—曾命令烧毁外教人的“神谕书”（libri Sibyllini《西比拉的书》）。不过，在另一方面，皇帝想保留公共房屋的装饰风格，包括那些被视为装饰品的神像。他们就从那些旧的神庙中拿出一切宗教性的物品，但保留了神庙的楼房免于毁坏。407年和408年的法规彻底取消了神庙的补贴。按照这些新规定，神庙的楼房应该为国家政府施用。不过，西部的外教传统仍然没有完全失踪。在乡下和在那些偏僻的地区，外教的传统被保存，甚至保存得比东方还要久。在第6世纪末，Gregorius（额我略／格列高利）教宗仍然致力于在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等地消除外教人的迷信。在600年，属于拉丁语教会的地区的总人口（因外地部落的侵略）已经大大地下降了，也许是1000万，其中的基督徒大约为700到800万。
41.7在那个时代，国家政府想努力克服那些旧的宗教，但教会也没有过休闲的日子。她想影响各种法律规定，为了让那些仅仅在外表上入了教会的群众真正接受基督信仰的教导，这样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信徒。当然，这些努力并没有获得完全彻底的实现。外教人的恶劣习俗和外教人的迷信在很多方面仍然被保留（参见73）。除此之外，教会也和以前一样，在罗马帝国内部和外部都宣讲福音（参见42—44）。在那个时期的最突出的传教士（或支持传教工作的人）是圣Martinus deTours（马丁努斯／马丁，＋397年），他曾是法国Tours（图尔）的主教（参见72.6）并特别注意到高卢（法国）地区的乡间民众，以及圣Johannes（约翰） Chrysostomos（金口若望／约翰／克利索斯托，＋407年），他曾是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参见75.3），并很热心地推动了哥特人（Goten）的归化—无论是外教人或属Arius（亚略／亚流）派的哥特人。然而，关于那些安静的且具有贡献的传教活动的资料不多，大部分的传教工作我们无法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