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说禅论道：基督教与儒、释、道之对话

第十一章、逍遥与拯救

在中国人的人生观中，“适性逍遥”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境界。这种人生观，与道家老庄的观点，特别是与庄子的观点脱离不了关系。因此，固然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为主流，但是道家的思想却根植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至于基督教，在“原罪”的意识下，反而认为追求蒙拯救、得赦罪，才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在这两者之间，也好像有一个鸿沟存在。

庄子与《逍遥游》

谈到中国人对“逍遥”的向往，很多人会自然联想到战国时代道家的庄子，以及他的著作《庄子》中的《逍遥游》。庄子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位奇人。在道家中，他与老子齐名，虽然一生穷途潦倒，却没有屈原的怀才不遇之怨，也没有孔子的“不得志，乘桴浮于海”之叹。他最善于说寓言，寓意深远，海阔天空，冷嘲热讽。固然很多人欣赏、崇拜庄子，但是每个人对他的观点似乎也歧异很大1。一方面或许是他的话不易明白，另外，每个人也都以自己的“见解”（perspective）来解读庄子，却未必是庄子的原意。这或许就是后现代思潮的特征吧。

1．参考：马志明、吴建雄《听大师讲庄子》，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

提到庄子以及《逍遥游》，我个人也有特别的感受。因为一来我姓庄，我常戏称自己“生于台湾，祖籍福建，原籍河南”，就是为要与庄子攀亲之故。二来我的名字中有一个较希罕的“鲲”字1，其典故就是来自《逍遥游》一开头的“鲲鹏之变”寓言故事：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对于大鹏高飞之意义，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胡适认为庄子强调的是“命定主义”，从而容易使人产生惰性，不思上进；2因为“鹏”只有不断搏击长空才能飞得更高、更久，否则只有悲凉的下场。冯友兰却认为，大鹏鸟的“水击三千里”和“扶摇直上”并不是成功人生的唯一指标。那些讥，笑大鹏鸟的蜩（蝉）鸠（斑鸠），虽然只能飞几米远，但是却代表着另外一种人的幸福观3。但陈鼓应指出，这是郭象将大鹏与小鸟解释为“各适其性”以后，后代学者盲从他的说法所造成的误解。”还有人甚至认为，逍遥地飞向南海的大鹏是鲁迅笔下的“阿Q”原型5。南怀瑾则认为，飞往南海的大鹏鸟与蝉雀代表不同的境界与见识。也就是说心志远大的人，就要有远大的计划；眼光短浅的人，只想抓住今天眼见的就心满意足了。这就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6陈鼓应也赞同此说。

1.我的名字中有“鲲”字，是因为台湾的别名之一是“鲲岛”。其典故大概是古人想象这只神话故事中的鲲鱼最后变成了台湾岛。所以台湾西海岸有许多渔村名字叫“北鲲身”、“南鲲身”、“二鲲身”等。在我同年龄的人当中，不少是父母由大陆到台湾之后于1948 至 1952年生下的的第二代，名字中有“鲲”字，就是为了纪念第一个在台湾出生的孩子。

2.《飞得更高，迎着狂风舞蹈——胡适解庄子》，收录于马志明、吴建雄：《听大师讲庄子》，32—33 页。

3.《清静无为，达致“无用之用”—冯友兰解庄子》，收录于马志明、吴建雄：《听大师讲庄子》，52 页。

4.陈鼓应：《庄子哲学》（增订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41页。

5.《掐捏人间世的七寸——鲁迅解庄子》，收录于马志明、吴建雄：《听大师讲庄子》，19页。

6．《独立不可拔，冲破命运的樊笼—南怀瑾解庄子》，收录于马志明、吴建雄：《听大师讲庄子》，127页。

有些人在解读《庄子》一书时，未必注意到“鲲鹏之变”这个寓言的重要性。例如，于丹在《庄子心得》一书中1对此寓言就未赞一词。这个寓言列在《庄子》第1章《逍遥游》之首，应该算是开宗明义之言。因此要了解何为“逍遥”以及庄子的心志胸怀，都应该从这个寓言入门。

其实这只大鹏鸟就代表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物，而那些讥笑他的蝉雀之流，就是与庄子同时代的世俗之人。此外，我个人认为，大鹏与雀鸟的差别，还不仅是眼光与心志，也有其力量来源的不同。可怜的小麻雀只能靠扇动自己的翅膀来飞翔，大鹏鸟却是乘风而起、御风而行的。所以庄子接着说：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凭借）风，背负青天而莫夭阏（阻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换句话说，大鹏鸟之所以能鹏程万里，不是因为它力大无穷，能扶摇直上，而是它懂得凭借外力，也就是源源不断的风力；而燕雀却只会用微小的自力，但是自己的力量终会枯竭，就好像“螳臂挡车”一样。其实这也是老子借着寓言和对话，一再提到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概念。

老子所谓的“无为”，乃是不用人为的力量企图去改变现状。因此，这“为”字可能更接近荀子所谓的“伪”（即“人为”之意）。在《人间世》中，庄子借孔子之口，阻止颜回去卫国劝谏暴君。庄子的意思是，如果时机和方法不对，即便你用尽了自己全部的辩才、智慧和能力，也往往无济于事，甚至反而徒遭杀身之祸。

1．于丹：《庄子心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

而“无不为”则是指当你懂得不用己力，却顺着“自然”之力、之势的时候，就“无所不能为”。这是庄子在《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所要表达的。庖丁解剖牛的时候，是顺着牛的骨骼及关节的构造下刀的，所以他的刀虽然用了十几年都不会钝，而且还“游刃有余”。别的屠夫则是拿刀猛砍、乱砍，当然刀很快就钝了。所以处世之道就是顺其自然，勿强行、勿妄为。这里的“自然”，固然可以指大自然的原则，但也可以指“道”。所以“无为而无不为”可以解释为：“人若无伪，顺天而行，则将无所不能为。”

逍遥——困境中的退路？

中国知名的文化基督徒刘小枫，在他的成名作《逍遥与拯救》（大陆版作《拯救与逍遥》）中，从《红楼梦》（原名《石头记》）的叙事中，指出中国人所向往的乃是老庄和禅宗式的“适性逍遥”。在这个超时空、超生死的境界中，人将变成无知识、无爱憎的“石头”，对一切都无动于心。2然而这“逍遥之境”什么都好，唯一缺乏的只是真情、纯情的温暖和对苦难世界的关怀。因此，刘小枫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3：

1．刘小枫：《逍遥与拯救》，大陆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台湾版：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0年。

2．刘小枫：《逍遥与拯救》，风云时代出版公司，28页。

3．刘小枫：《逍遥与拯救》，风云时代出版公司，22页。

“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的审美精神，〔真的〕比在深切的苦涩和烦恼中，执着于不灭的爱心，无限关怀人与人类之可怕处境的宗教精神更为高明？难道在一个还没有消除一切苦难、不幸和罪恶的世界中，一个人自寻审美式的逍遥应该是问心无愧的？难道中国人对荒唐、混浊、冷酷、不幸世界的变相，肯定得还不够？还需要我们去发扬光大？所谓的“中国化”真的那么可靠？庄禅式的“审美”态度，究竟要把世界的虚无强化到什么地步才安心呢？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刘小枫的论点，谢选骏就是其中最直率的一位1。谢选骏压根儿不认为中国人是追求“逍遥”的，而应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他也同意，由于中国人喜欢强调“阴阳调和”之说，使得许多中国人的人生观乃是“修齐治平”的“入世观”与“逍遥出家”的“出世观”相加而成的2。因此，在我看来，刘小枫认为中国人向往逍遥，乃是从国人受到道家（尤其是庄子）的影响来看的；而谢选骏的批评，乃是从儒家的理想来看的。

但不可否认，一些中国人的人生观，是在追求那无所窒碍的“逍遥之境”。无论是陶渊明政坛失意后的“悠然见南山”，或是贾宝玉游戏人间后的“飘然而去”，或是武侠小说中侠客在腥风血雨后的“悄然隐退”，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这种阻断人对尘世的关怀，使个体心智进入一种清虚无碍的空灵之境的修为方式，固然是渊源于老庄思想，却是由禅宗佛学完成的3。换句话说，禅宗大大推进了道家“适性逍遥”的精神，强化了中国儒道精神中“自然本性”自足的立场。至此，中国人对人生的看法，经由儒、释、道三家的融会贯通，逐渐形成这种“出世”的性格。

基督教的人生观

其实在基督教的《圣经》中，也有一段与庄子“大鹏飞扬”的寓言类似的话。那是出自于以色列的先知以赛亚，他比庄子还早了两三百年。他鼓励那些因环境的挫折而怨天尤人的以色列人说4：

1．谢选骏：《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性地产生过基督教？》，收录于《基督教与中国》（第二辑），王忠欣主编，美国恩福基金会，2004年，105页。

2．谢选骏：《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性地产生过基督教？》，收录于《基督教与中国》（第二辑），王忠欣主编，107页。

3．刘小枫：《逍遥与拯救》，风云时代出版公司，6—15页。

4．《圣经·以赛亚书》40：28—31。

永在的神耶和华，乃创造地极的主，不会疲乏困倦，他的智慧无穷。

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能力。

就算是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再强壮的人也必跌倒。

但那等候并仰赖耶和华的，必从新的来源得能力，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我认为，这段《圣经》是从另一个角度很贴切地表达出庄子“鹏程万里”的意旨来。在希伯来原文中，“等候”这个动词有时也可以翻译为“仰望”，因此有一语双关之妙。因为鹰乃是御风而行的，所以这风就是它能力的“新来源”。鹰既得等候风起之时刻，又得仰赖这风才能够直上云霄，翱翔天际却不疲乏、不困倦。这是“逍遥”的秘诀所在，也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要表达的。

陈鼓应在解释“鲲化而为鹏”的预言时也说，庄子的理想人物应该具有鲲鹏两者的性格：既像鲲一样沉潜深沉，又如鹏一般远举高飞1。换句话说，这种人先要能隐匿形迹、深藏不露，等到时机成熟、条件充足，他才出而应世、展翅飞扬。其关键也在于“等候”。

同时，在“如鹰展翅”的比喻中，还有一个隐喻，是有关于风的。风这个词的希伯来语是ru＇ah，这个词有时可翻译为“灵”。有趣的是，希腊语的风与灵也都是pneuma。这个双关语在《圣经》中曾多次出现。例如，当神用尘土造了亚当之后，就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ru＇ah），亚当就成为有灵（ru＇ah）的人2。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平原上的枯骨，当风（ru＇ah）由四方吹来，吹到骸骨之上时，灵（ru＇ah）就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活了，而且成为极大的军队3。

1．陈鼓应：《庄子哲学》，39—40页。

2．《圣经·创世记》2：7。

3．《圣经·以西结书》37：1—14。

另外，耶稣曾对前来问道的老拉比尼哥底母说：“风（pneuma）从哪里来、往哪儿去，你不知道。从灵（pneuma）所生的人，也是如此。”1

所以，“如鹰展翅”的比喻暗示，鹰依靠风而飞翔，人却是靠神的灵而行事。这就是以色列的另一位先知撒迦利亚所说的2：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使徒保罗也曾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3，所表达的就是这一种积极的人生观。

当然有人说，《圣经》中的《传道书》表达的人生观似乎就非常消极。事实上有些人认为，如果不事先说明就直接念几段《传道书》的话，一定有人以为是在念佛经。例如《传道书》一开头就说：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4

这位“传道者”认为，不但追求快乐、财富是虚空，连追求智慧也是虚空，因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5。所以他劝人“不要行义过份，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6这话似乎与佛教强调的“诸行无常”、“万法皆空”及老子与庄子的“无为”很相近。传道者甚至说：

1．《圣经·约翰福音》3：8。

2．《圣经·撒迦利亚书》4：6。

3．《圣经·腓立比书》4：13。

4．《圣经·传道书》1：2—3，9，14。

5．《圣经·传道书》2：16。

6．《圣经·传道书》7：16。

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1

这观点也与庄子《齐物篇》的看法相似。而传道者的人生观，似乎可以归纳如下：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2

这与庄子“逍遥”的意境似乎也相去不远。难道基督教的《圣经》也认同庄子的人生观吗？

其实要明白《传道书》的意旨，必须注意全书的一个钥字（keyword），那就是“日光之下”。这个字在《传道书》中一共出现了29次之多。换句话说，传道者是用一种反讽的笔法来描述，一个人如果眼光只看见（或看重）“日光之下”的一切，也就是眼目所见的这短暂世界，那么他的人生最终的结局将是“虚空”。财富、爱情、事业、功勋、喜乐甚至智慧最后都将归于无有。佛教也有类似的领悟，称之为“无常”。

但同时，《传道书》的作者也说，神将“永恒的意识”安置在人的心中3。这种永恒的意识就是超越时空、超越“日光之下”的意识。第五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因此说：“神在人的心中预留了一个空缺，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它。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许多基督教的文学家—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路易斯等人—所描绘的人，在罪恶的重担下渴望得救赎的心态，也就是在寻求这种“永恒”。有了它，人就找到了中国古圣先贤所寻求的“安身立命”的所在；失去了它，人就被虚空所缠绕，感到茫茫然，惶惶不可终日。

1．《圣经·传道书》3：19—20。

2．《圣经·传道书》5：18。

3．《圣经·传道书》3：11，新译本。

《传道书》的作者是要人能够看穿“日光之下”的虚幻，然后抬头去寻求那在“日光之上”永恒的神。所以他在全书的结尾说：

在你壮年的日子，当记念你的创造主······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1

所以基督徒寻求的拯救，不是要逃离这个世界去寻求一个避风港，相反，恰恰是要去积极地承担这个苦难世界的责任。然而这个重担却是难担的担子。耶稣为此曾说过一段脍炙人口的话，他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2

耶稣的“样式”就是柔和谦卑、顺从天父、依靠圣灵行事。所以，虽然他死的时候，好像是众叛亲离、一无所有（甚至连内衣都被剥去），但是他的“无为”或“无能”却释放出爆炸性的感染力，以至于如今基督教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世界性宗教。这岂不是另一种的“无为而无不为”吗？

1．《圣经·传道书》12：1，13，新译本。

2．《圣经·马太福音》11：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