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教会史（孙睿之）

第十六课

20世纪初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一)：黄金时代

一、《和合本》圣经面世

1、中文圣经最初有马礼逊的《神天圣书》，1842-1860年五口通商时期有《委办译本》。就“God”一词，英国圣经公会译作“上帝”，美国圣经公会则译“神”版圣经。

2、在1860-1900年的宣教发展期，杨格非(J、Griffith,1831-1912)译《浅文理译本》。其后，宣教士在各地都出版方言译本，例：广东话、上海话、福州话、厦门话、宁波话、温州话，也把福州话用拼音写出，以便老人也可以阅读。新教宣教士来华百年，一直致力把圣经翻译成中文。

3、1890年，各地宣教士在上海举办译经大会，最后议决以《英国修订译本》(ERV)，作为翻译中文译本的根据，并成立了3个委员会，分别翻译文言文、浅文理和官话圣经。1907年，百年大会决定合并深浅文理译本。1919年，《文理和合译本》面世；同年，《官话和合译本》也同时完成，后改为《国语和合译本》，简称《和合本》。《和合本》是中国第一部由各差会合作完成的白话文译本，成为全中国教会统一使用的圣经，一直到今天。

二、大复兴运动

A、东北大复兴

1、点燃复兴之火的人是古约翰(J、Goforth，1859-1936)。古约翰的第一个福音工场位于河南北部。戴德生写信给他：“弟兄，如果你想进入河南省传福音，一定要以膝代步啊！”

2、1907年，他去朝鲜，适逢平壤大复兴，他停留了3周，归途中把此行见闻在东北一些教会中分享。1908年，古约翰再度赴东北领会，带来了东北教会的大复兴。

3、他在东北各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大致围绕一个主题：“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4:6)。在空间上，这次复兴超出东北，影响中国其他地区；在时间上，1908年高潮之后仍余波未尽，有些地区甚至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才告终結。

B、山东大复兴

1、早在1908年，美国长老会宣教士郭显德(H、Corbett,1835-1920)就开始在山东各地进行福音布道。此后，他的中国弟子丁立美牧师(1871-1936)，开始在山东倡导学生福音会。

2、1910年，由山东潍县广文学校发起的“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推丁立美为干事，唤起了基督徒学生立志终身传道的心志。团员有1,170人，决志传道的有530人。

3、1925年，丁立美继续往各地布道，足迹遍及河北、河南、东北、长江下游一带，复兴之火熊熊燃起。各地教会仿效山东农村搭台唱戏的地方风俗，在会场扎起帐篷或搭戏棚，因此多被称为“大棚布道”。

三、新教信徒、宣教士、差会数目大增长

1、中国基督徒人数：

a、1900年新教信徒8万，1920年达36万。

b、1918年各省领圣餐信徒(34万)百分比——广东18%、山东12%、福建11%。

2、外国宣教士在华人数——1900年1,500人，1905年3,445人，1914年5,400人，1919年6,636人。20年间，增加4倍多。

3、来华基督教差会数目——1900年61个，1906年67个，1919年增至130个。

四、合一的议题

A、宗派林立

19世纪的美国，不断出现新的宗派。至1890年，全美已有143个宗派。这也影响到中国教会宗派林立。在1907年的百年宣教大会，中国教会的合一与自立是个重要议题。资深宣教士汲约翰(J、C、Gibson,1849-1919)在发言中期望：“我们或可以在这第二个世纪内，将一个教会，而非50个互不相关的组织交予中国人，作为外国差会的遗产。”

B、爱丁堡宣教大会(1910年)

1、主持者——穆德(J、R、Mott,1865-1955)。

2、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代表。

3、会议目标——全面检讨更正教的普世宣教工作。这个宣教大会是近代教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不同教会的领袖第一次聚集在一起认真交换意见，共同思考推展福音工作的策略。

4、决议——成立“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保持与各地区、宗派、差会的联络，推动普世差传事工有效和持续地展开。

C、全国基督教大会推动合一运动

1、轰动的7分钟演讲：

a、爱丁堡大会有5位中国基督徒代表参加，北京的诚静怡作了7分钟限时演讲，代表中国信徒向西方教会首次表达中国教会寻求自立的观点，批评差会带给中国教会的宗派和宗派主义，公开宣称“我们中国基督徒对你们的宗派主义毫无兴趣”。

b、大会成立续行委办会，在穆德的主持下，调查各地宣教的方法与问题，维持并推动教会在宣教事工上的合作。诚静怡作为中国代表当选为委员。

2、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

a、1913年穆德来华，同年3月，中国教会领袖与西教士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大会宗旨：“使全体信徒渐归合一，并使世界万民咸识基督为神子，即为人类之救主。故愿在中国各教会，亦于此时实行统一。”

b、全国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根据爱丁堡会议的模式，选举和组织了“中华续行委办会”，具体地推动中国教会合一。中华续行委办会由中西人员组成，纯为顾问性质，是中国各教会与爱丁堡续行委办会以及西方各国宣教机构的联络机关。诚静怡当选为中方干事。

c、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委员包括了在华大部份公会，如圣公会、长老会、美以美会、伦敦会、宣道会、浸信会、内地会、信义会、巴色会、美部会、监理会及循道会。许多海外宗派在华团体逐渐联合起来，统一名称，整合机构管理及事工。各信义宗成立“中华信义会”，浸礼宗成立“中华浸信联会”，圣公会成立“中国圣公会”，各长老会成立“中华基督教长老会”，监理会、美以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等合并为“中华卫理公会”。

3、两个最大的成果：

a、成立中华基督教会总会——1918年，长老、公理、伦敦3会各派代表组成12人委员会，讨论教会合一的宪章基础。在1922年全国大会之先，这3个公会正式举行代表大会，成立临时总会。1927年10月，他们在上海召开全国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基督教会总会，融合16个宗派，信徒12万，占全国信徒三分之一。

b、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委办会是个临时委员会，属于过渡性质，存在至下一次的全国大会，届时将成立正式协会。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产生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目的：“培养与表达在华基督教会的团契与合一，以及实现世界上教会在主内为一体；并且为这项目标，提供一个联合祈祷与合作的机会。”协进会的功能“仅为顾问与咨询性质”。

五、天主教的高速发展

A、发展概况

1900年，新教在华信徒有8万，天主教徒有72万；1920年新教在华信徒有36万，天主教徒在1912年就有143万。1900年，天主教神父有1,375位；1912年，就有2,298位。

B、发展重点

1、除了新的教区相继建立之外，1912年又成立“公教进行社”，意在激励华人信徒邀人进入教会，且以家庭为重点。在培育神职人员的学术水平方面，天主教远远超过新教。1903年3月，耶稣会在上海创立震旦大学，是当时夭主教在华唯一一所大学。

2、天主教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水平之高，新教无法望其项背；但在普通教育方面，新教教会的影响更大。原因在于天主教决意把主要力量用于为信仰赢得灵魂这方面，因而把学校教育视为次要。表面看来，尽管20世纪初在华大主教人数增长很快，但没有给中国社会的整体生活带来明显影响。

六、中国东正教会的成立

1、1900年之后，最大的变化在于俄罗斯正教会开始致力于对华人宣教，在直隶、湖北、河南、江苏、蒙古地区共设有32个宣教中心。1902年，任命了北京主教，扩大了在华教士的人数；此外，还办有15所学校，共500学生。1906年，在华俄罗斯正教信徒约3万，其中华人信徒725人；至1914年底，华人信徒为5,035人。

2、1917年沙皇政府倒台，逃亡的高级神职人员在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瓦茨（Karlovci,Serbia）成立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1922年，中国东正教会断绝了和莫斯科牧首区的隶属关系，归属流亡在外的主教公会议。1924年，俄罗斯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正式改称“中国东正教会”，在北京设立总会，下辖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新疆教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