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中国教会史（孙睿之）

第十二课

晚清华人基督徒的状况

一、祭祖问题的调适方案

1、绝大多数西教士从观察中得出結论：祭祖属于彻头彻尾的偶像崇拜，因而予以禁止。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就必须放弃这项传统的习俗礼仪。这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与挣扎，成为当时中国人归信基督的重大阻力。纵观19世纪，并无华人基督徒公开主张容忍祭祖，因为他们无法否认，实然的孝道已经变质、异化为迷信的偶像崇拜。

2、部份儒生背景的华人基督徒，从理想的应然角度出发，提出化解办法。

a、折中论——找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共性。“祭”原意就是敬拜神，另一流露就是“孝”。

b、重新解释——解释“祖”是“本”，“宗”就是“根”。从这个角度看，天父才是根本，祖宗的祖宗就是天父。

二、大米基督徒

宣教士来华后，见国人之困乏，例如小女孩失学，于是办小学，给女孩子读书的机会。来学校读书者，会给大米和几文铜钱。这类福利事业固然有其贡献，但同时也制造出一些信仰不纯的信徒。人称这样的信徒为“大米基督徒”。以下举两个例子。

A、郭士立的“福汉会”

1、1844年，郭士立在香港建立“福汉会”，意思是希望中国人信道得福。

2、郭士立的宣教理念，是鉴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和掌握中国语言的难度，所以认为训练并依靠中国人向中国人宣教是最佳策略。

a、他在澳门一带，以经济手段聚集、雇佣一批穷困的中国人，派他们去内地传教，称为“布道者”和“散书者”。经过短期考察后，为其中一部份人施洗，再给予短期培训，便派他们带着福音单张和小册子，前往内地宣教。

b、接受福音的新信徒会被带到香港，由郭士立亲自考察，接受教义方面的培训。几个月后，便为他们施洗入会，再加以神学培训，包括研读圣经和传道书籍。约一个月左右后，这些新入会者也成为“布道者”和“散书者”，派往各地去散书和布道。

3、福汉会如滚雪球般迅速发展，从1844年的37人，1845年底210人，1847年300人（其中50人任传道），至1849年已发展至1,800人。活动范围以广东乡村城镇为主，后发展到江西、广西和福建。据郭士立在1848年的报告称，福汉会的宣教师已分布在中国18个行省中的12个。

4、当时典型而传统的宣教模式，是由一个或几个宗派组织差会，由差会派遣传教士到海外传福音及建立教会。但郭士立创新的对华传教模式，是由传教士组织独立的、没有宗派背景的传教团体，由中国信徒自己管理并从事传教活动。

5、1849年，一些宣教士趁郭士立回国之机展开调查，揭露福汉会快速增长背后的内幕。该会成员大多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谎报数据，诈骗经费；一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外出传教，反而把圣经以低价卖回承印书商，而书商再以高价卖给福汉会。

6、不过，从戴德生的内地会的宣教策略和方针，就是深入中国内地宣教，避免宗派背景的组织形式等，可以看到内地会与福汉会之间在策略上的密切关联。因此，戴德生称郭士立为“中国内地会的祖父”。

B、洪秀全

1847年，洪秀全来到广州，在美国浸礼会宣教士罗孝全那里逗留了3个多月，得以直接阅读圣经，并接受较正规的真理栽培。当洪秀全提出受浸要求后，教会便指派一个委员会来查考他的情况，甚至到其家乡花县进行调查。调查結果对洪秀全是肯定的。可是，就在受浸前夕，罗孝全两名中国助手嫉妒这位颇受青睐的年轻人，故意劝洪秀全提出今后的生活保障问题，触怒了对此极为敏感的罗孝全。洪秀全被视为动机不纯，洗礼也因此无限期推迟，結果洪秀全拂袖而去。

三、中国传道人的状况

中国传道人非常卑微。他们在国人心中，是“吃洋饭的”，得不到尊重。在教会里，洋人才有话语权，中国传道人只能做洋人助手和跟班，地位卑微。他们的下一代，因见父辈的情况，即便接受了很好的训练，往往不想做驻堂传道，而选择做买办、教授或巡回布道者。

四、困扰中外的教案

1、基督教由沿海深入内地的过程，也是全国各地反教浪潮风起云涌的过程。从1840-1900年，全国大小教案共计400余起，其中大部份集中于19世纪60-90年代这40年间。这和全线开放引发民教冲突有关。

2、引发教案的实与虚：

a、“兴”、“毁”之间——“吾非除旧何由布新？将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这使教会与官绅进入种族和文化优越感的对立之中。

b、近代基督教的宣教事业，在中国社会形成具有政治意义的势力，尤其宣教与不平等条约的关联，更使中国各阶层人士把基督教与列强的强权政治联系在一起。中国人一旦入教，就可利用洋人势力与地方缙绅对抗，造成权力局势转变，引起地方缙绅担心。

c、太平大国之乱在官绅、百姓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惧阴影。

d、中西社会文化、宗教礼俗方面的冲突——“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