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教会史（孙睿之）

第十—课

宣教士调和福音与文化的努力

一、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A、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

1、美国人，长老会差会宣教士，在华生活60余年。

2、倡导与儒家传统相调和，指出儒家传统与基督教存在共通之处，且后者还可以完善前者，补其不足。主张“孔子加基督”，即一个儒者可以不废除自己的信念而接受基督。原因在于“尽管各地都有孔庙，孔子并没有被神化。人们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守护神，只是纯粹的怀念和敬仰。因此，这并不是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直接障碍”。

3、反思——儒家文本可信吗？因历来科举考试的确有人拜孔子。

B、理雅各(J、Legge,1815-1897)

1、苏格兰人，伦敦会宣教士。1843年，他把马六甲英华书院迁至香港，被誉为“香港教育之父”。他翻译、研究中国典籍，推出“中国经典”和“东方圣书”两套丛书。1876年，他成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2、他尝试融合中西文化，倡中国人所信奉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神。他看孔子是伟人，认为

“他的训律对整个民族的影响总体来说是有益的，对我们基督徒也是重要的一课”，论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有诸多类似之处，例：对自省、美德、智慧的追求。

C、卫礼贤(R、Wilhelm,1873-1930)

1、德国人，属“同善会”差会，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

2、他认为唯孔子的中和之道可致世界大同。儒学最可贵之处，是对个别性、局部立场的包容和因势而变、通贯古今的能力：“西国只知爱国，国之下缺家，国之上缺天下，非孔教无以弥补之”。

3、他说：“不管是在新中国还是在旧中国，有一个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心灵。这种心灵尚未失去它的文雅与冷静，并且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失去它”。中国心灵给西方人的两个启发：

a、真正的宗教不是排斥，而是包容和调和；

b、让人领会到神的内在性，神人相契。

二、西学东来

A、傅兰雅(J、Fryer,1839-1928)

1、英国人、1861年到香港任圣保罗书院校长。1863

年到北京任同文馆英语教习。

2、1867年的信函：“中国在今年刚刚从一个很长很长的睡梦中苏醒过来，看到了远远走在她前头的优胜者，促使她经历了激烈的斗争，终于行动起来参加这场竞争了。中国必须全力以赴，不然的话，她将远远的被抛在后头。”

3、他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28年，译书150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军工、矿务学、冶金学、机械学、天文地理、农学、动植物学、医学、政治学等。创办格致书院、格致书室，出版《格致汇编》。

B、花之安(E、Faber,1839-1899)

德国宣教士，著《自西徂东》。

1、书中72章，问了72个问题，每个问题分4部份：

a、问题的重要性；

b、中国在该问题上的不足；

c、西方在该问题上的优越；

d、从基督教立场提出改良之法。

2、他又把基督教的“爱”与儒家的“仁”作比较，把国际法与儒家的“义”作比较，把敬畏神与

“礼”作比较，把近代科技与“智”作比较，把宗教道德与“信”作比较。

C、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1、英国人，浸礼会宣教士。

2、他的宣教策略从最初向老百姓传道，到后来转向精英、知识界。1876-1879年，华北大旱，他在山东、山西赈灾，以清廉、爱心、服侍等无私精神服人，与清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也得到李鸿章赏识。李鸿章邀他出任天津《时报》主笔，后主持广学会20余年。

3、他鼓动变法改良，建议清政府改良农业，开矿设厂，发展交通，开办银行，促进贸易，广设西式学堂，容许自由传播基督教，并和西方各国保持友好关系。

4、1898年，在百日维新期间任光绪帝顾问。义和团事件之后，他建议筹办山西大学堂。他的福音预工做得很好。

三、夹缝中的华人基督徒

A、晚清华人基督徒的身分调适

在身分认同方面，中国基督徒自绝于中国社群之外，不断受到误解、排斥及攻击。

1、消极回应——沉默或进行疏辩，予以澄清和驳斥。

2、积极回应——探讨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开展中西文化交流及冲突中的调适。

B、调适的前设与推论

国人以“道本同源”来尝试调和中西文化，提出大道一元，落实出来呈现出3种形式：“原古儒非今儒”；“圣教非外来之教”；“儒学已失落，天道要补儒”。提出的具体调适方案有以下两个：

1、合儒论——通过儒家经典中的“上帝”观、伦理观，提出儒家与基督教之间能够接触和沟通的共通点，消弭其间的对立与紧张，得出两者相通不相左的結论。关于孔子在基督教中的定位，有人认为孔子是天道在中国的代言人，甚至是神在上古时的使者、先知。

2、补儒——以批判和承继的态度，来论证基督教可以补足儒教的缺遗。当时中国基督徒的共识是，儒家传统的“人伦”精神虽有其价值，但不能圆满地解决所有问题。“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源头，可从基督教的创造教义中找到答案。真正达致五伦关系的和谐，不能靠儒家提供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大下等自力和人为的方式获得，必须透过相信耶稣及圣灵的内住，才能实现。儒家的人伦学说，不能解决如何救灵魂、赎己罪的问题，也不能使人、神关系得以复和。孔子与耶稣的不同，在于“人道”与“天道”之别。孔子为圣，耶稣为神。因此，孔子只可效之为师，不可拜之为神。

C、调适的危险

19世纪末，中国信徒大多持“补儒”论，以至于有宣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儒家化”倾向感到忧虑。至于“合儒”论，有宣教士认为是在传讲“另一种福音”——道德与善行的福音，而非救赎的福音。他们担心基督教在中国会变成混合主义的宗教，非耶非儒，亦耶亦儒，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异教。问题在于，虽然先秦儒家所言的“天”与“上帝”是有位格的，但这是否可以和基督教所信的独一真神完全等同？以儒家诠释基督教，是否忽略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