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加尔文传

加尔文抵达日内瓦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为他带来名声的过程是缓慢的。1536年夏天，他从法国到斯特拉斯堡时，决意不提该著作：

那里没有人知道我就是此书的作者。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都不提及这个事实，而且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纪尧姆-法雷尔最终将我留在日内瓦。他不是用劝说与争论将我留下，而是用可怕的咒诅，如同上帝从高天之上伸出手，加在我的身上，阻止我前行。我原打算去斯特拉斯堡，然而，最直接的道路却因战争而中断。我决定快速取道日内瓦，在城中停留不超过一个晚上。不久之前，教皇制度（la Papauté）已经被我提及的那位先生与皮埃尔-维若特废除。然而，局面距离稳定还很遥远，在日内瓦城中存有分歧，市民中存在严重而又危险的派系之争。就在那时，一个已经恶意叛乱并且回到教皇体制下的人发现了我，并且广而告之。就这样，对促进福音充满热情的法雷尔出面极力挽留我。我告诉他我有一些私人的研究工作，因而想保持自己的自由，他发现自己的要求不被接纳，便发出咒诅，如果我在如此需要我的情况下离开他们、拒绝给他们支持与帮助，那么就愿上帝咒诅我的闲适和我所追求的潜心钻研。这些话令我震惊、感动，以至于我放弃了原本打算好的行程。然而，我十分了解自己的羞怯，因而不愿意承担任何特定的职责。

就是这样，1536年8月加尔文被说服留在日内瓦。法雷尔在加尔文身上看到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起初，加尔文似乎不太适应日内瓦福音运动面临的一些挑战。由于性格内向又偏爱思考，他在16世纪30年代的日内瓦政治肉搏战中，没有显示出什么潜在价值。他完全缺乏教牧经验，而且对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现状也几乎一无所知。加尔文也许在学问的世界里游刃有余，然而，日内瓦共和国的需要却颇为不同。加尔文在日内瓦最早的职责与他的气质性情十分相符：他无需牧养教会，也不需要和市议会联络，甚至不需要讲道，他的职责只是一名教师或一名对公众讲授圣经的讲师。

加尔文在日内瓦最初的几周因此平静无事。然而，他很快就被推上显要人物的位置。年初占领洛桑的伯尔尼人现在希望将新领地的民众转变为福音派，从而加强他们的控制。根据以往的经验，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就是在当地组织公开辩论。伯尔尼人抓紧时间在1536年10月的前两周组织了公开辩论。然而，讲法语的洛桑人让讲德语的伯尔尼人感到，陈明自己的观点并使对方完全信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伯尔尼市议会，即日内瓦市议会记录中所称的伯尔尼先生（Messieursde Berne），邀请法雷尔与维若特陈述宗教改革的观点。法雷尔与维若特决定带上加尔文。

提交辩论的有十篇文章。1536年10月1日，洛桑与伯尔尼辩论得出的结论宽泛地说明了宗教改革的要点。虽然辩论对手只是当地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代表，法雷尔与维若特还是觉得辩论十分艰难。10月5日，加尔文终于介入，他在辩论中力挽狂澜。一位天主教发言人声称福音派藐视早期教父（即公元1-5世纪的基督教作家），且认为早期教父在教义方面并不具备权威。加尔文在圣东日（Saintonge）对早期教父著作的潜心学习，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站起来，宣布这位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指控并不属实：福音派不仅比天主教更尊重早期教父，也更了解早期教父。加尔文显然完全凭着记忆，却旁征博引早期教父的作品，并且能说出他所引用内容的出处，这就使得天主教对手的指控失去可信度。他引用西普里安的话时，甚至能具体指出引用自哪一封信（“在他书信集的第二册，第三封信里”），对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的引用则更精确（“在第21篇讲道的中间部分”）。加尔文的介入产生了轰动，更扩大了福音派已经享有的优势。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看加尔文引用的经典，我们对他的学术造诣就会有更加乐观的评价。加尔文引用早期教父的作品时，脱离上下文，并经常省略那些不支持自己观点的部分。然而，在洛桑，天主教神职人员却没有能力驳倒他（时间会证明，其他地方的辩论也将一样）。洛桑辩论会之后，加尔文作为雄辩家与宗教辩论家而名声大振。必须承认，加尔文确实配得上这样的称呼。也许更重要的是，洛桑的成功使加尔文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能力比自己以前想象的更多。加尔文于11月10日向市政官及小议会的其他成员递交的《弗伊信条》（Con fessionde la Foy)，正反映了他的自信。法雷尔与维若特对加尔文表现出来的尊重也反映了他们对这位年轻同事的新态度。1536年年底，加尔文被任命为日内瓦教会的传道人和牧师。

需要强调的是，1536年日内瓦福音派神职人员不过是城市公务员（事实上，加尔文很可能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神职任命，而仅仅得到市议会的许可）。福音派神职人员和过去的天主教不同，他们在城市里没有权力和财富，事实上，他们甚至不是日内瓦公民，也无缘接触城市的决策群。宗教改革之后，日内瓦的神职人员通常是来自法国的外来人员，不是日内瓦当地人，这种状况在城市内部也造成了一定的紧张局势。皮埃尔-维若特虽然来自日内瓦周边地区，如今称作苏柔曼（Suisse Romande）的地方，但他也不是日内瓦公民。1555年第二次革命之后，福音派神职人员确实在日内瓦共和国的国内与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些未来的角色与地位在1536年的下半年时，还无影无踪。加尔文不过是个小公务员，得到日内瓦的宽容接纳。而掌管新生共和国宗教事务的是市议会，不是加尔文，也不是法雷尔或维若特。

因此，一旦日内瓦城中的政治联盟发生变迁，这些神职人员的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自1535年起，法雷尔本人却成为日内瓦内部分裂的焦点，至少可以说是很不幸的事。1537年之前，支持和反对法雷尔的派系就已经形成。前者称为纪尧姆派或法雷尔派（Guillermins或Farets），由米歇尔-斯普（Michael Sept）领导，后者叫阿提古兰派或阿提考兹派（Articulants或Artichauds），由日内瓦民兵总司令让-菲利普（Jean Philippe）领导。

1537年初，对宗教改革家而言前景颇为乐观。四位市政官都来自纪尧姆派，他们也都是法雷尔的知己。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位甚至连初选的八位候选人名单都没进就当选了。宗教改革家趁着日内瓦先生（Mes-sieurs）（对市政官和小议会的总称）的宗教改革热情仍然高涨，提出一系列宗教改革举措。1月16日，牧师们自发地向日内瓦先生递交了一份关于教会条例的非正式草稿，旨在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管理有素的教会”。这些关于教会体制的论述（Articles sur le Gouvernement de l＇Eg lise）确立了牧师眼中五件美善的圣事。圣餐应该以敬虔神圣的方式经常举行，然而，考虑到“百姓的软弱”，牧师们愿意妥协，接受一月一次圣餐作为教会的常规。为了保持敬虔，牧师们提议有必要实行“纠正并处罚性的禁领圣餐”（换言之，可以听讲道，却不可以领圣餐）。他们还要求建立一个独立于民事法庭之外的教会惩戒法庭，来审理这类不敬虔的案子。另外还要吟唱《诗篇》、教导年轻人学习宗教改革后的信仰并且对他们公开考核，同时也提出有关婚姻的新条例。当年11月，为了考察年轻人的学习，还特地将《弗伊信条指南》（Instruction et confession de la Foy）更名为《信仰问答》（Catéchisme）以供学习。事实上，在前一年的11月，加尔文已经请求日内瓦先生，要求日内瓦的每一位居民（habit-ant——即合法居住的外侨）能不折不扣地遵守21条《信仰信条》（Con-fession ofFaith）。我们不清楚加尔文为何仅仅要求像他和法雷尔这样的居住者这样做，他们在日内瓦的选举中没有投票权，也没有权力申请公职。最可能的解释是为了从日内瓦清除那些同情旧宗教的外国人。然而，1537年1月的条款要求“日内瓦所有的公民（citizen）和侨居者（inhab-itant），并该地区所有的国民”都应该确定自己效忠这一信条。

看起来在1537年底之前，加尔文和法雷尔所梦想的新耶路撒冷已经基本建成。然而，事实上强烈的反弹却已经发生。日内瓦的宗教改革也许改变了民事与教会的结构与实践，然而，它未能、也不能改变人性。加尔文与法雷尔的举措并不太受欢迎，反对法雷尔的派系发现自己因此势力大增。日内瓦人不愿意被迫参加布道会，更不喜欢受到逐出教会的威胁。对于逐出教会的做法，就连支持法雷尔的派系也犹豫不决：1537年1月，执法官要求凡想参加圣餐仪式的人都可以参加。日内瓦先生拒绝成立任何可能威胁到执法官权力的法庭，而且想到与伯尔尼签订的一年举行四次圣餐的条约，他们也拒绝每个月领一次圣餐的做法。此外，日内瓦人讨厌实施他们认为严厉的、墨守成规的措施，认为这些措施与日内瓦1536年宣布得到的新自由相抵触。不可避免的结果产生了：1538年2月3日，当选的四位市政官敌视加尔文和法雷尔，他们在宗教信仰和实践上采取了亲伯尔尼（pro-Bernese）的路线。紧接着六位纪尧姆派人士因为被指控参与政治阴谋而遭小议会停职。

3月份，局势更加紧张。一系列的事件破坏了加尔文在日内瓦城中的权威。神职人员被禁止参与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同时，仿佛为了强调到底由谁控制日内瓦，市议会变本加厉，规定从此以后日内瓦宗教事务的处理方法采用伯尔尼模式，而不是加尔文和法雷尔所提出的方案。现在的日内瓦处处仿效伯尔尼。市议会对日内瓦易受伤害的处境十分关注，而且注意到迄今为止仍然独立的洛桑的命运，因此没有什么胃口和他们的“解放者”举行宗教辩论。一个月后，伯尔尼先生致信给加尔文和法雷尔，要求他们遵从伯尔尼的模式。加尔文和法雷尔先是含糊其词，接着明确抵抗，市议会的怒气积聚到复活节（4月21日）时，他们终于失去耐心，将加尔文和法雷尔从日内瓦流放出去。

1538–1541年在斯特拉斯堡的流亡生涯

加尔文似乎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了自己真的不可改变地从日内瓦被赶出来的事实。他起初试图回归默默无闻的生活，重新拾起他1536年被迫放弃的学术追求。他回到巴塞尔一事，充分证明了这一说法。更关键的是，他投身全职侍奉的信念动摇了。上帝是否真的呼召他在教会里侍奉？从日内瓦被流放，使加尔文质疑自己从前对上述呼召的理解（更确切地说，是对上述呼召的确信）。这种疑惑因杜-蒂利特（du Tillet）的一封信而加剧，因为信中暗示上帝没有呼召加尔文从事任何侍奉。

加尔文意识到自己的困难之一在于缺乏经验，而且天真，正如他在日内瓦的经历所反映的。尽管他积极否认自己在日内瓦做过什么错事，他也清楚地承认本来可以而且应该用不同的方式处理某些事。加尔文的个人危机很快就自行解决了。10月20日，加尔文致信杜-蒂利特，开篇就坚决声明自己不再怀疑上帝呼召他全职侍奉，他写道：“主已经给我更确定的理由，使我确信这个呼召的有效性。”对于蒙召的新的确信似乎来源于他在斯特拉斯堡期间新的侍奉领域及写作活动。

日内瓦在欧洲只是偏僻小城，而斯特拉斯堡却是主要的中心之一。在约翰-施图尔姆（Johann Sturm）的带领下，斯特拉斯堡已经获得日内瓦这类小城市不敢奢望的国际声望。宗教改革已经在斯特拉斯堡开展了一段时间，因此这里为年轻的加尔文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而非开拓性的侍奉环境。尤为重要的是，斯特拉斯堡为加尔文提供了他一直缺乏的两样东西，就是牧养教会的经验与政治经历。斯特拉斯堡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布塞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群追随者，例如沃尔夫冈-卡皮托。劝加尔文搬到斯特拉斯堡的建议，7月份就提出了，加尔文直到9月才接受这个提议。尽管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一样也是讲德语的城市，然而在其境内有相当多的法语居民。加尔文的职责就是牧养这些已接受宗教改革的法语会众。很明显，会众对他讲道和侍奉的正面反应，帮助他恢复了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如果加尔文对搬到斯特拉斯堡存有疑虑，这些疑虑很快也就被打消了。除了一方面之外，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益匪浅。加尔文有机会陪伴布塞和他的同事去沃尔姆斯（Worms）和雷根斯堡（Ratisbon）参加国际会谈，从中获得最高层次的教会外交经验。从斯特拉斯堡安全的观测台上，加尔文能够看到德国境内教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弊端，这也许是路德给宗教改革留下的最有害的遗产。加尔文注意到政府如何支配教会，因此着手设计另外的模式。在约翰-施图尔姆新建的学院，加尔文能够发挥自己作教师的恩赐。他也能够开始实施自己早先要求日内瓦教会实行的那些举措，当时没能办到的，现在可以尝试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布塞已经自主采纳了加尔文提出的许多举措，如吟唱《诗篇》，年轻人必须学习信仰问答，只有那些忠心的人才能参加圣餐仪式。

加尔文的不如意，和他的经济状况有关。加尔文生活拮据，在斯特拉斯堡那段时间，加尔文似乎不得不变卖一些藏书。加尔文在1543年写道，他觉得需要为自己1539年版的《基督教要义》缺乏详细的引文而道歉（该书于1538年10月左右在斯特拉斯堡完成）。加尔文解释，他当时手头只有奥古斯丁的一卷书，因此引文不得不借助记忆。

尽管缺乏书籍，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的著述还是十分可观：《基督教要义》的新版本于1539年8月问世，稍后不久，法语版《基督教要义》于1541年横空出世。《复萨多雷托书》（Reply to Sadoleto）于1539年10月发表，针对这位显赫的议会外交官所发出的批判与诱导，加尔文为日内瓦宗教改革的基本思想作出辩护。（萨多雷托给日内瓦人的信也揭示了日内瓦面临回归天主教的潜在威胁，而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对手却无力对抗。）与此同时，加尔文完成了第一部重要的释经书，即《罗马书注释》，并于次年出版。1541年出版了《简论圣餐》（ShortTreatise of the Lord＇s Supper）。哪怕不经意地看看这些著作，例如新版《基督教要义》，我们都会发现加尔文的表达更加清晰，视野更加开阔，这都归因于他学识的增长与对制度更宽广的认识，而这一切都来源于他在斯特拉斯堡带领教会的第一手经验。1536年的作品中模糊而概括性的陈述已经消失不见，代之以精确的细节、清晰的方向及彻底的现实主义思考，这正标志着一个思想家已经摸准了这个真实世界的人类社会和制度的脉搏。到1541年，加尔文已经积累了大量管理教会的实践经验，并且深入思考了教会、公民政体和纪律的理论，在这点上他深受布塞的影响。只在1538年的日内瓦时的加尔文头脑中存在的归正教会与团体，已经变成具体有形的现实。过去抽象的理论及纯粹的白日梦已经让位于实际而又具体的经验。

加尔文没有离开流亡之地的意思。1540年7月他已经获得斯特拉斯堡的公民身份，次月他接受布塞的建议，与当地一位叫依蒂丽-德-波尔（Idelette de Bure）的寡妇结婚。没有任何压力可以促使加尔文离开斯特拉斯堡，事实上，他在学术与社会上的声誉与日俱增。但日内瓦的情况却已经改变了。早在1540年10月，试探性的建议就已传到斯特拉斯堡：加尔文愿意回日内瓦吗？

重返日内瓦

日内瓦1539年的选举缺乏成效，因为它未能把法雷尔和加尔文的对手从具有影响力的职位上完全清除，同时依然不给法雷尔和加尔文的支持者任何权力。伯尔尼和日内瓦的关系开始恶化。1536年，为结束伯尔尼对日内瓦的占领，两城签订了条约，条约中一些隐晦不清的条款却使两城交恶。明显反对法雷尔和加尔文，却支持让-菲利普（Jean Philippe）的让-吕林（Jean Lullin）率领一个三人代表团到伯尔尼，试图解决问题。伯尔尼人坚持用瑞士德语谈判，让-吕林声称自已完全能够理解这种语言。一系列的条款达成了。因他们所谈判的条款而得名的阿提古兰派（Articulant）似乎已经确保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然而，两个月后，伯尔尼人周到地为他们的盟友提供了一份法语译本的条款。日内瓦人大惊失色：让-吕林对瑞士德语的理解比任何人想象的还差。条款立即受到批判，让-吕林接到命令，回伯尔尼重新商谈1536年的条约。然而，让-吕林却拒绝了。1540年4月，伯尔尼人开始施压：于1539年“得到澄清”的1536年条约必须得到全面彻底的实施。日内瓦城内暴动随之而来，同时要求逮捕阿提古兰派，他们现在差不多被公认为伯尔尼人在日内瓦的代言人。伯尔尼要求日内瓦人对阿提古兰派温和一些，这就更加强了众人对他们的这种印象，于是三个人都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了死刑。在接下来的暴动之后，让-菲利普和他的支持者之一被逮捕并被处决。反对法雷尔的派系因为伯尔尼的关系受到致命的打击，不再是日内瓦的重要政治势力。

1540年10月，亲法雷尔的派系已经控制了日内瓦。法雷尔与加尔文不在时所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了宗教改革与自治之间、道德与士气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市议会主要关注的是城市的独立与士气，然而，他们也逐渐意识到法雷尔提出的宗教议程是不可规避的。亲法雷尔的派系也许对宗教改革或维护公德并没有多大兴趣，然而日内瓦共和国的生死存亡，看起来却悬在他们身上。他们首先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召回法雷尔和加尔文，希望能够恢复法雷尔1536年的宗教改革。法雷尔和加尔文的敌人已经被铲除，他们现在能够安全回到日内瓦。邀请似乎主要是向法雷尔发出的。然而，法雷尔现在住在纳沙泰尔，并且受雇于伯尔尼人。法雷尔没有回日内瓦的打算，即便他准备回去，他的伯尔尼雇主也不打算让他离开，以免伯尔尼与日内瓦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加尔文起初也没打算回日内瓦。然而1541年2月，法雷尔说服了犹豫不决而又不情愿的加尔文。同年9月13日，加尔文再度踏上日内瓦的土地。1538年离开的那位没有经验而且冲动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变成一位经验丰富、深谙世事的老练的教会组织者。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第二阶段，将最终见证加尔文在城中的权力较量中占据决定性的上风。然而，这还是相当遥远的事。加尔文准备重归日内瓦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一道虚假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