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马丁路德和他的世界

五、高潮

The Climax

回到威登堡，路德就听到了他的雕像已经在罗马大街上被焚烧的消息。他满怀焦虑地给史潘拉丁写信：“这意味着等待我的是最严厉的刑罚。”在莱比锡与厄克的辩论，特别是在辩论中与一位波希米亚观察家交谈过后（波希米亚教会仍受胡司的主张影响，与教皇制度格格不入），是他改变了对胡司的观念。路德弄到一份胡司关于教会的文章，惊奇地发现自己同意其中观点：“我同意胡司所有的意见，上课时讲的也是这些，但我却不知道他－－我看到那些话时，讶异地无法思考—–在100多年前最清楚的福音真理当众被焚，被公然定罪。”

威登堡无法容忍想师从路德、梅兰希顿等人的众多学生了。路德自己的情绪波动很大。有几次，他在埃尔福特修道院中的那种沮丧又袭来了。从这段时间的信件中可以窥见他的绝望：“我现在极其繁忙，同时被审讯湮没”，还有“我的小船在时而充满希望、时而满是恐惧的海面飘摇。”但路德似乎还拥有一股超越他自身的力量抗衡这些黑暗的插曲：“谁知道圣灵是不是在用它的力量驱使我前进呢，因为我虽然没有被名誉、金钱及享乐迷住眼睛。”他益加确信不管卡耶坦、厄克或不断增多的攻击他的神学家中的任何一位都不能使他离开真理，他开始不断的著书立说。

争论开始上升到圣礼问题上。在修道院和威登堡教会，路德仍主持弥撒，为新生儿施洗并听告解。在奥格斯堡时，卡耶坦明确反对他的“圣礼需要人的信心才能被神接受”的观点。在莱比锡与厄克辩论时这个问题也提了出来。同时，路德发现即使如此，在圣礼之争中仍有一块可以倚靠的基石。

圣餐变体的教条（圣餐变体：圣餐中的饼和酒真正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导致中世纪教会里的人对饼和酒的成分有不可思议的崇敬。许多场合中，弥撒被视为人人争睹的奇观，好像人们看见上帝的神迹就发生在他们眼前似的，而不是互相分享神的恩典。一直到14世纪初，在圣餐中一般只给信徒饼——因为怕他们不小心会把基督真正的血洒出来而亵渎神。1415年判决胡司有罪的康士坦茨会议也正式将其确立为教会的正统做法。弥撒成了为亡灵、旅途平安、收成或天气而做一种祈祷。它变成一种向上帝祈求的表演，像是给了上帝什么，上帝也会给予回报。为死人做的弥撒占了极大比例，教会若是缺了它，资金上简直无以为继。人们会在遗嘱中预留死后做弥撒的钱，追思礼拜堂是特别为给死人做弥撒而建的礼拜堂，兄弟会也是为做弥撒而成立。

第1节：路德在弥撒中

Luther on the Mass

“某些人——胆敢轻率地声称在圣餐中基督徒应该饼和酒同领。”

——康士坦茨会议判决，1415年6月

从1519年末至翌年，路德在讲道、信件和论文中的主题回到诸如《圣洁蒙福的洗礼》（1519年11月），《论新约，圣弥撒》（1520年7月）和《教会的巴比伦之囚》（1520年10月）等。对于路德，圣礼只是“带记号的应许”。任何圣礼都有两部分：可见的记号（如水、酒和饼）与应许的话语。奥古斯丁在几个世纪前就指出，圣礼是神具体化的、可视化的话语。

路德从早期开始就坚持弥撒，不可作为一种祈祷，一种对恩典的要求或索求回报的善行奉献给上帝。相反，弥撒是神在福音中饶恕了人类的记号。他写道：“弥撒，是基督的应许。”它的中心是基督的话语。“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种理解使事件的方向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不是我们献给神祭品；而是神给我们应许。如果圣礼首先是一个应许，那么人类回应神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相信这应许是真的——也就是有信心。事件的焦点也改变了，不在主持仪式的人——自言自语的神父——身上，而在因着信领受饼和酒的人身上；弥撒不是为任何其他人而做的。对路德来说，整个为死人做弥撒的过程完全是浪费时间与金钱。弥撒也有一个重要的共性：它是信徒属于基督与圣徒们的标志，证明信徒是上帝圣洁的子民。它是一个基督与属他的人，与你，同在的明证。

路德每走一步都益加放胆无惧。1520年10月，他的著作《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中的观点更加成熟。感谢过去三年的争辩，他现在知道应该明证控告的不仅是赎罪券，而是“罗马走狗的可恶发明”。如果说他在莱比锡仍然接受教皇制度虽不拥有神的权柄却拥有人的权柄的话，如今，他连这点也摒弃了，明白地说，他认为教皇加诸于教会的统治是暴虐的、反基督的、邪恶的。

“神引导人不会，也从未在应许的话语之外——同样，我们也不能在对神应许话语的信心之外对待神。”

——马丁-路德，《教会的巴比伦之囚》，1520年

他把弥撒首先代表上帝在基督里应许这层领悟牢记在心，正是这个应许把所有人联系在一起，所以路德强烈反对中世纪圣礼的三项实践与神学。其一，他否定把盛酒的杯给信徒是丑闻，神职人员如此认定是对普通平信徒专制的一种表现。弥撒不是只属于神父是属于全体会众的。其二，圣餐变体论尽管并不全错，但如果这种理解增加了圣餐礼的魔术性，就是使问题复杂化或说是彻底的误导。经文中并无圣餐变体的记载，教会也不能够判定如威克利夫和胡司不相信它的人这样有罪。最糟糕的是第三点，把弥撒作为“善功”或“祭物”。弥撒是需要信徒去相信的应许，不是需要做出来的功课。基督来到世间是作为神的礼物，不是神的需要。第三种思想是造成神职人员把恩典像商品一样无穷尽地推销、并产生了弥撒中败坏和泛滥的交易。

同样，洗礼也是一个需要信心的应许。带来拯救的不是洗礼本身，而是洗礼中所表达的信心。“在世上没有比洗礼更大的慰藉了”，路德说。以他个人的经验，洗礼清除了他的罪恶感与绝望，告诉他上帝已经饶恕他的罪，有一天还要将他从所有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忏悔或向另一个基督徒的单独告解（对象不必一定是神父）是好的——但罪人必须放弃能够完全地忏悔甚至是通过忏悔使罪减少的奢望。因为最重要的是听到并相信上帝恕罪的应许。路德说，如果神父不在场，任何基督徒，甚至孩子或妇女都可以宣告罪的赦免——如果人们相信这样的应许，它也确是有效！中世纪教会的其他四样圣礼——坚振礼、婚礼、按立礼和临终膏油礼——并不符合路德对圣礼的定义，因为它们没有由基督而来的带着应许的可见标记。

准备接受圣礼过程中，人不可能产生对罪的完全忏悔。实际上在圣礼中带入任何个人的情感也是徒劳。我们所需的就是完全信靠上帝，相信上帝会守约施慈爱。这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圣礼主义，它在许多方面比后来的新教还使人信服，它关于圣礼的神学理论与实践的进步观点已把教会正统教导远远甩在了后面。如果人们认真加以研究，会完全改变对神职人员和教会生活的理解。路德知道他的怒火正在燃烧：“我在宣扬闻所未闻并且骇人听闻的东西，但如果你认真思考弥撒是什么，会发现我说的是事实。”

圣餐变体论和中世纪的弥撒

圣餐变体论是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它参考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物质的本质和外在的特性的教导。圣餐礼上的饼和酒经过神父祝圣后，尽管外在特性上没变（色、味如故），但本质是变了，成为基督的身体与血。然后作为挽回罪的祭品向神献上。

第2节：教会的改革

Reform of the church

“凡是不把罗马教廷和教皇的训谕看作信心的铁律的人——即便圣经也是从这些训谕中才得到能力和权柄——都是异端。”

——普林阿司（Prierias），《论教皇的权力：驳马丁-路德骄横的论纲》，1518年

1520年6月，马梭里尼展开又一轮攻势，这次只证实了路德的结论：罗马教皇对改革毫无兴趣。他开始构思表明他要求的一个宣言——他的要求不是那么理论化的，而是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当时面向受过教育的学术读者群的拉丁文版《教会的巴比伦之囚》正在排版，这时路德决定用每个人都懂的德文引起公众的关注——如果教皇与主教们不想进行改革，那么这付重担就要落在平信徒的领袖们身上了。路德与许多其他人一样，对年轻的新皇查理五世寄予厚望，尽管卡耶坦阻挠，他还是继马克西米连的王位被选为皇帝。意想不到的是路德还得到来自德国贵族的支持，比如流淌着德意志民族精神中人文主义血液的乌尔里希-冯-胡滕和西京根爵士。但他们倒不是对路德的神学特别感兴趣，而是热衷于扶植一个对抗罗马的食肉动物，致力于发展德国主张的人。

最终完稿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中话语冲动，有时言过其实，却引人入胜。它详细论述了路德认为的教会的错谬之处（并直接寄给了新皇）。聪明的罗马天主教徒在自己周围建立了三层金钟罩，这使得他们受到来自任何角度批评时，都能自圆其说。首先，“教权高于俗权”——教会中平信徒批评者的意见从不会得到认真考虑，因为人们认为神职人员（属灵身份）比平信徒（世俗身份）优越。其次，“圣经解释权只属于教皇”——圣经经文也不能批评教会，因为教皇是唯一可以解释经文的人。最后，“大公会议只由教皇召集”——教廷没有权力，因为只有教皇可以召集大公会议。路德写道：结果造成一种不可理喻的制度凌驾于各种谴责声之上，并沉溺于攫取财富、政治影响和权力，丧失一切与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相似的特质。

为给这三条意见作答辩，路德发挥了他最大的影响力。他论辩的中心是展望一个更平等的教会，其中每个成员都能担任一个积极确定的角色。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的区别仅是定义与角色的差别，而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已受洗的平信徒，如皇帝和贵族，与神职人员有同样的权力与责任来改革教会，特别是当神职人员不能够进行改革时。“祭司”的头衔属于所有信徒，因为这个头衔是通过洗礼，而不是圣职的任命而来。相同地，不仅限于教皇，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研读和解释经文，即“信奉信心之所出处，理解它、保卫它、驳斥每一个谬解”。只有教皇能召集大公会议的观点没有圣经根据；一旦教会有迫切的需要，现存的平信徒就有责任呼吁教会中共同的声音一齐在全体会议中发言。毕竟，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公会议，公元325年著名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就不是由教皇，而是由一位平信徒——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康斯坦丁亲自召集的。

接着路德重复了共27条要求。它们包括行政上的（缩减红衣主教人数、减小罗马教廷规模），经济上的（对银行放高利贷的猛烈抨击），民族的（德国神职人员任命德国神父，德国事务由德国法庭决定），政治上的（教皇应宣布放弃对所有领土与政治权力的控制），神职上的（禁止乞食修道士，推翻朝圣神庙，严禁为死人做弥撒）和教育上的（大学禁修亚里士多德、伦巴德和圣典律法研究，至少在神学上由简单的圣经研究和一些优秀神学书籍研究来代替）。这份清单彻底与过分的让人屏息。

读到这些，路德又一次让他的支持者们都望而却步了。他最亲密的一个朋友，他在修道院中就认识的，埃尔福特大学教授约翰-朗试图劝说路德不要将之付梓。但太迟了——出版后几天，它就席卷了德国，甚至德国以外的地方，人们在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路德现在认为，罗马方面不能提供解决方法，而且根本是症结所在。

第3节：开除教籍

Luther’s excommunication

“灵魂——只因信成为义，不借助任何善行。”

——马丁-路德，《论基督徒的自由》，1520年

让路德失望的是，平信徒统治者们虽然钦佩他写的东西，却没采取任何行动。但在罗马，已经风云际变。厄克已踏上征途，他敦促反对这个萨克森异端的行动并自告奋勇要来搜捕他。即使在路德所属的奥古斯丁修会，也能听到有人暗示施道比兹：路德已给大家带来耻辱与麻烦，应该让他闭上嘴巴。更让路德百般沮丧的是，从奥格斯堡开始，施道比兹就开始疏远他。

他已经无法改变什么。皇帝的问题已尘埃落定，罗马方面再也不用讨好智者腓特烈。厄克和一批意大利红衣主教在起草判决书，判路德有罪还威胁他若不公开撤回所说的话就会被开除教籍。判决书被送至捕猎场——从1520年5月初起教皇利奥十世就在那儿猎野猪。判决最后签署于6月15日，7月24日公开发行。

路德有60天时间表示服从。判决书开篇就把路德比作教皇热衷于猎捕的野猪，他毁坏了神教会中井然有序的葡萄园。进而列出41条路德的是关于圣礼、忏悔和教皇权柄等问题的陈述，宣布它们为异端邪说。如果路德表示服从，他的书虽会被烧毁，但人仍处在罗马安全的管理下。他应该在人的压力下改变信仰吗？如果他拒绝，就将被视为顽抗的异教徒驱逐出教会，遣送到罗马接受审判。

厄克负责在萨克森印制判决书。这在天主教公爵乔治辖内的爱贝婷娜萨克森不是件难事。但在欧内斯廷萨克森，乔治的表兄智者腓特烈（Frederickthe Wise）的领土上就举步维艰了。从这城到那城，当厄克试图宣传判决时，他一直被人群追逐着。即使在莱比锡，厄克一年前“大获全胜”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呢——他还是难免当街被学生讥讽；当恐吓信竟然寄到他们旅舍时，厄克决定先在城中的多根克修道院避避风头。他没有胆子访问威登堡。在埃尔福特，一份判决被学生撕下，丢进盖拉河缓缓流去的河水中。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判决书受到的待遇也好不到哪去。

路德对1520年7月判决书的公布是有警觉的。同时，他也没有放弃扭转乾坤的尝试。米提子与施道比兹和修会的其他成员商议着劝服路德以平和些的辞句给教皇写一封信，请求最后一次由教皇亲自主持的听证会。10月，路德精心撰写了一封信，试着将教皇的这个人与他的职务加以区别，动人地称利奥为罗马“狼群中的羔羊”，并把所有的谴责加到厄克这样“不敬虔的谄媚者身上”。这是避免悲剧结尾的最后一次徒劳无功的痛苦努力。路德附了一份作品，他称之为“一本小书，以简洁的形式包括了基督徒生活的全部，假如您能了解它的含义”。

其中，他列举了信心无比的好处。信心“赦免，释放并拯救”罪人。神带他进入神的话语中，这本书也向神献上他应得的尊荣。最引人注意的是，它把信徒与基督的亲密联合比作丈夫与妻子在婚姻中的联合。神带走了我们所有的罪，神的公义和纯洁成为我们的。活的信心不仅是接受教义，且是个人与信心的结合。同样，赦罪不是在冷冰冰地执行公务，而是普通人与基督：他们慈爱的救主之间活生生的温暖而奇妙的联合。这本，《论基督徒的自由》是路德对信仰生活和基督教导最直接清晰的概括之一，是这纷乱的一年中一个不愿同流合污的自由之潭，是风口浪尖处的平静。

另一个问题就是判决书。它是断绝路德与罗马之间最后一缕牵挂的一纸文书。同时，热烈昂扬的《论基督徒的自由》转为1520年11月措辞激烈的《驳受诅咒的反基督判决》。当在科隆与美因茨路德的书当众被焚的消息传到威登堡时，一个计划正在酝酿中。

12月10日晨，判决公布整60天之后，即路德的赦免期过去那一天，梅兰希顿邀请对福音真理感兴趣的人到威登堡大学，他们在离奥古斯丁修道院不远的东厄尔斯特门外的圣十字架礼拜堂会面。路德的支持者，在艺术系和神学系任教的阿格里科拉收集了圣典律法，一本标准的忏悔手册，和一些厄克与另一位路德的反对者的作品——把它们都扔进火堆里。最后，路德出现在人群中，拿着一本教皇的训谕Exsurge Domine。他带着些焦虑和明显的紧张，口中默念着把训谕集扔进火里。他和其他教授从城门中回去后，学生们继续喧闹着进行下去，又丢进其他一些书和小册子。如今路德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已经被判定为一个危险的异教徒。

开除路德教籍的判决书Decet Romanum发行于1521年1月3日。智者腓特烈和乌尔里希-冯-胡滕爵士也因鼓励路德的异端邪说被指名。当腓特烈收到训谕，他气愤地做了回复，声明对路德的教导不负有责任，并重申他相信罗马并没有对路德作出恰当的驳斥。罗马软下来，发行于1521年5月的最终版本没提到腓特烈和胡滕的名字，只有路德的。

“起来吧主啊，审判你自己的案件——现在林中一只野猪威胁要毁坏葡萄园。”

——教皇利奥十世，Exsurge Domine，1520年6月15日

第4节：路德与皇帝

Luther and the emperor

“所有德国人都在喧嚣中，十分之九的人在高喊：“路德！”剩下十分之一——如果路德对他们并不重要——至少会打出＇滚回罗马法庭！”的标语。”

——亚历山大，教皇的使节，于沃尔姆国会，1521年

当然即使路德与教皇不一致，后面还有皇帝的权力。一场标志着新皇登基的国会正在筹划于1月份召开。因为传统地点纽伦堡有瘟疫爆发，召开的改在沃尔姆。国会已经有了关于公共秩序、对外政策、防卫与经济等各种问题满满当当的议事日程。路德的案件本来并没有列上议事日程，但在颇具煽动性的十二月事件后，国会没有理由再忽视这个问题。

教皇的使节希望德国皇帝认可教皇的开除教籍令，颁布一条帝国禁令，关上这个案子上诉的大门，最多是开一个不公开的听证会。智者腓特烈为路德力争在皇帝与陪审团断定这案子前召开一个公平的帝国听证会。普通民众显然都倾向于路德和腓特烈这边。

讨价还价之后，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将在保证路德安全的前提下将他传唤到沃尔姆，但此行目的不是为辩论：而是被要求他公开撤回的反对传统信仰的话。即使他不愿公开撤回，德国的首脑们认为也应调查路德在《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中罗列的反罗马条款。腓特烈一如既往地遂了心愿。3月6日去沃姆斯的召集令发布，在复活节前，帝国传令官就带着正式传唤到达了威登堡。

同时，路德通过史潘拉丁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承认自己“很激动并在风浪中摇摆”，但他在圣经中找到安慰：主的上诉总是被驳回，但主的真理就像风暴中的磐石一样不动摇。他知道问题看上去没什么转圜的余地，他在信中向施道比兹吐露：“迄今为止，牵涉在这个案件中的只有我一个人，现在严重的事近在咫尺了。”他知道很可能整个事件的最后结果就是自己的死。

主持完威登堡的复活节仪式后，路德坐着镇上提供的马车向沃姆斯进发，随行的有一小队朋友与支持者，包括他的大学同事阿姆道夫和一个律师。帝国传令官引导着这支队伍走向莱比锡方向，这是个重要的旅程。当队伍逶迤到达埃尔福特，尽管路德先前曾为自己在此地的名声担忧，迎接他的却是一场盛大的迎接聚会；席间人们发表了许多讲话表示对他的敬意，他也被邀到一个被人群挤得满满当当的教堂讲道——他曾是这个教堂唱诗班里的男童。经过艾斯里本后，由于旅途劳累或是难言的神经紧张，路德病倒了。1521年4月16日他到达沃姆斯时也引起了市民的巨大关注。因为国会的召开，城市快要被涌入的访问者挤得胀开来，似乎每个人都想看看这个大名鼎鼎的颠覆世界的修道士。空气紧张得仿佛快要凝固。

忽然之间，一长串伯爵、男爵、有钱的骑士和贵族，担任圣职的或是平信徒身份的，都来到路德的住处向路德表达他们的敬意。帝国骑兵队主管正式召他于四点整面见皇帝、选帝侯、亲王、公爵和所有国家首脑。路德不得不一路抄小巷走以避开挤着等待看他的人群，他准时到达了，然后被引入主教厅的一间屋子。他一眼望见的是坐在中间的查理五世。屋子四周站着一群亲王、选帝侯和公爵。智者腓特烈也在那儿——这实际上是他唯一一次亲眼看到路德。桌上放着一堆书。过于拥挤的屋子在春天的温暖气候中显得闷热。路德穿着平常的奥古斯丁修道士服，头上修道士的戒刚刚刮过，他被问到两个问题：他是否承认放在桌上署着他名字的那些书确实是他写的，他是否准备撤回其中的一些。

路德单刀直入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声音平和也略有些颤抖。是的，是他写的。可能路德有些惊讶他们不是罗列一张不当言语的清单要求他收回，而是简单地要求撤回整本书；也可能只是太紧张，路德要求给他时间考虑第二个问题的作答。一阵讨论后，皇帝和亲王们指出路德在来之前一定已有时间考虑他的答案，但是，出于维护公正的愿望，他们愿意给他一天时间。听证会虎头蛇尾地暂时休会了。

整个晚上到次日上午，许多朋友拜访路德住的旅舍，勉励他要立场坚定。当天下午，在一封信中，他表明了自己不放弃的决心：“靠着基督的帮助，我永不收回一笔一画。”

次日下午稍晚时间，路德又被引回国会。大主教特里尔的秘书约翰-厄克（不要与路德在莱比锡遇到的那个厄克混淆），问他最后的回答。路德的回答先是用德语，然后用拉丁语，比人们预料得长。路德把他的作品分为三类：那些没有问题的；反对教皇制度的部分，若教皇仍然暴虐猖獗他就不收回；反对教皇制度的某些特定维护者的，这些有时使用了过于激烈的措辞，但他也不能收回。总之，教皇用教导欺骗信徒难道还不够明显吗，并且（看了一眼屋中聚集的亲王们）教皇难道不正在觊觎着德国的财物与领土吗？厄克让他回到重点：答应还是不答应撤回他的话？接着路德说出了他那著名的陈述：

“我不能屈从于教皇和教廷而放弃我的信仰，理由是他们错误百出，自相矛盾，犹如昭昭天日般明显。如果找不出圣经中的道理或无可辩驳的理由使我折服，如果不能用我引述的圣经经文令我满意信服，如果无法用圣经改变我的判断，那么，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收回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因为基督徒是不能说违心之言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

短暂的讨论过后，厄克触及了教会最害怕的部分：如果承认大公会议与经文不一致“我们在基督教里将一无所有，这简直是一定的”。又一阵讨论过后，当夜幕开始降临，听证会在某种混乱不安的气氛中结束了。路德清楚地感到极大的释放。一些人询问他是否会被逮捕（得到证实他不会被逮捕）；另一些西班牙观察家叫嚷着要控告他。

第二天，国王作出裁定。考虑到他的祖先和他所信奉的天主教信仰的长期传统，因此不可能是一个修道士正确而整个天主教会错误。查理“决意把他判为一个声名狼藉的异端”，也希望路德的行政上级们也能如此做。接下去一天有更多的会见，亲王和教会显贵们试图向路德强调律法和组织结构的重要性，并建议他将自己的学说提交帝国法庭裁决。路德不准备这样做，除非他们保证单单根据经文来作出判决。终于，1521年4月25日，厄克来到路德的旅馆通知他有21天时间回到威登堡。路德被告知，他不能再讲道或以任何方式搅乱民众，他将会处于帝国的禁令下。查理正式判决将路德逐出教会的沃姆斯敕令。

如路德后来所说，他带着“主教与博士们会详细调查我”的愿望去了沃尔姆。而他面对的却不是一场严谨的神学考核，而是简单地撤回著作的要求。最重要的是，路德在沃尔姆被定罪就是因为他不同意建立在教会的神学和教皇的权柄上的康士坦茨会议决议。路德已经清楚地说明了那是一次错误的、不属基督的甚至将福音本身定罪了的教会会议。反对路德的主要理由是写在秘密判决中的，如厄克所记录：“不要宣称你是那个唯一了解圣经的人，你有对圣经的正确见解，只有你才真正了解那些最圣洁的博士们日夜辛勤劳作付出极大心血才注释出的经文。”

“在安特卫普，路德的著作被印刷成西班牙语——在根特，奥古斯丁派走街串巷宣告路德的福音像宣告圣保罗甚至基督的教导一样——没人知道怎样对抗这个异教徒，即使是惧怕路德的人也甚尊重他。”

——教皇使节发自沃尔姆国会的报告，1521年

在沃姆斯，路德被看作一个典型的对抗权柄的人，也有人说他是良心的奴隶。且不说他犀利的语言，我们清楚看到他上诉的最终立足点既不是理性也不是良心，而是立意要指明圣经的教导。他有勇有谋，虚实结合。这件事是一记警世钟，臃肿的机构需要恢复它真正的身份，需要回到最初它被建立时的定位——返璞归真，不再被其他利益或特权之风吹得飘来荡去。

教皇和皇帝已经宣布，路德现在是被放逐的人。他的朋友们其实已经为一旦眼前这一切发生，路德该做些什么辩论了好几年。一些人认为他应该直奔波希米亚或丹麦；大多数人认为他会被民众遗忘。智者腓特烈一贯，是个颇有手腕的政治家，他既不愿让他大学中这位明星受到伤害，也不想引起皇帝的愤怒，于是他批准了一项秘密行动。这次行动直到路德离开沃姆斯的前一夜才向他本人说明，就是：藏起来。

回程的路上，路德在赫尔斯费尔德和爱森纳赫两地讲道，当路德说到他不打算遵守将要生效的皇帝的敕令时，台下的人掌声雷动。皇帝的传令官被打发回去了，路德大多数的同伴也被先行遣回，路德托言要拜访摩拉周围的一些亲戚而留了下来。第二日，当这一小队人经过一个河谷时，有支神秘的马队从树丛中冲了出来。路德剩下的两个同伴仓惶跑开。路德一个人赤着脚被拖了一小段路，然后被拉上马背，蒙起眼睛迂回绕了几圈以甩掉后面可能的追兵。夜里11点左右，路德已晕头转向疲惫不堪时，终于到了一处称为瓦特堡的与世隔绝的坚固城堡，城堡坐落在爱森纳赫附近陡峭的岩层上。他要留在那里，作陪的只有城堡看守者一家。除了一小圈密友，包括腓特烈，史潘拉丁和其他一些参与布置这次行动的人，欧洲再没人知道他在哪儿了。许多人还以为他已遇害。终于，四年加这几周的风暴与骚乱都退到了世界之后，剩下的是沉默。没有讲座，没有听证会，没有圣礼，没有人群——只有森林深处陌生的静寂与山间倏来倏去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