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客旅

第十六章：爸爸惨死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

听到我的喊叫，爸爸立即走出来，去见这群不速之客。妈妈当时正在厨房做饭，她听到一名日本军官在大喊：“一个、两个、三个！很好！他们都在这里！快给我捆起来！”他一边吆喝两名士兵，一边故意骑着马在我家的花坛里踩来踩去。

爸爸很冷静：“长官，你用不着捆住我们。”

妈妈跑出来：“你们一定饿了，让我做饭给你们吃吧！”妈妈的声音和平常一样友好，仿佛这些人是我们家盼望已久的客人一样。两个带路的中国人显得很尴尬，站在外面不动，日本兵闻言全部走进我家的屋子。

就这样，妈妈招待他们吃了一顿精美的午餐。

日本人闯进我家的消息很快在村民中传开。很快，村民们都聚集到我们家院子里来了。几乎所有人手里都拿着武器：皮带、弓箭和长刀。只要听到爸爸一声令下，他们随时准备用生命和鲜血保护我们。有人偷偷对爸爸说：“安牧师，日本人吃饭的时候，我们解决他们！”

爸爸坚定地摇摇头。他要求男人们都坐下来，和他一起唱赞美诗。

女人和孩子们站在远处，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妈妈走出屋子，牵着我的手，朝倍受惊吓的朋友们走去。女人们开始哭泣。小朋友七嘴八舌地告诉我：“卢拉，他们不能把你带走！你是属于我们的！”

日本兵吃饱饭，限定我们一个小时之后跟他们走。他们允许我和妈妈骑着马走，爸爸和我们家的老马夫老盛默默地走在我们旁边。几个小孩想跟着我们一起走，他们的爸爸只能用劲把他们抱在怀里。我流着泪和他们依依惜别。幕水离我们越来越远。当我们越过山顶，往山下坝子走去时，我仍然能清晰地听见朋友们的哭声。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下到坝子里。日本人允许我们在树荫底下暂停休息。给日本人带路的两个中国人变得不耐烦起来，他们向日本兵索要预先答应付给他们每人的一磅食盐。盐在这一带可是稀缺商品！

一个日本兵朝着两人大声狞笑：“你们马上会领到报酬的！”他大声命令两人走远一点，然后举起枪扣响扳机。他转过头，一边狂笑，一边对我们说：“你们看！他们已经得到他们所要的报酬！哈哈！两发子弹可是要比盐便宜多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见有人被射杀。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这一年，我刚刚满8岁。

我和妈妈骑着马，爸爸和老盛跟着我们继续前行。有一处地方，我们必须涉过齐腰的溪流，水冰凉刺骨。就这样走了好几天，日本人命令我们把马交给老盛。和忠实的布朗尼分别我异常难过，老盛安慰说他一定会好好照顾它。我最后一次拥抱心爱的布朗尼，临别前用手轻轻拍了一下它的头。布朗尼好像通人性一样，当它看到我满脸的眼泪，它把头上下摇动，发出凄厉的马嘶声。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听到布朗尼的消息，也不知道老盛是否带着我心爱的小马平安地回到家。

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我们坐进一艘独木舟。一个当地人摇橹带我们穿过水宽流急的大河。到达对岸，我看见岸边树底下停了一排军事卡车。我们被押送到卡车上，卡车满满地堆着成袋成袋的大米、豆子和一箱箱弹药。我和爸爸妈妈坐在货堆顶上，很不容易找到一个相对舒服点的位子，尤其是对长着一双长腿的父母而言。我爬到一袋豆子上面，勉强让自己坐下来，根本顾及不了这些货物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随意摇动。

黄昏时分，车队开始出发，午夜时分抵达畹町。日本人在畹町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战俘营，专门用来囚禁他们在缅甸战场俘虏的联合部队战俘。抵达畹町之后，我们又换乘一辆卡车，这次的目的地是位于畹町郊区的勐迈村（Manmai）。日本人在这里新建了一个战俘营。

凌晨时分，我们抵达勐迈。日本人把我们押送到一个破旧的竹窝棚里面。窝棚里泥土地面，布满灰尘，散发出强烈的霉味。由芦苇编织的席子把小屋分成两间。一位英裔印度妇女M女士和她的两个孩子——女孩和我年纪相仿，男孩看起来比我略大一点——已经占了其中的一间。很快，我们就发现他们是日本人安排在这里专门监视我们的。妇人每天的任务就是把我们一家人的对话详细汇报给日本人。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家人不懂瑞典语，因此他们每天就编故事给日本人听。

他们的谎言常常加增我们的痛苦。

除了一张靠着隔墙放着的长凳之外，窝棚里空荡荡的。长凳出奇地宽，能容纳我家3人一起躺下睡觉。妈妈铺好铺盖，我们赶紧躺上去睡几个小时。第二天，阳光把我们唤醒，我仔细巡视我们的“新家”：窝棚角落里摆着3块差不多大的大石块，这就是我们的锅灶。还算幸运，离开幕水时，妈妈把两个罐子和一个小煎锅装进了我们随身带着的箱子里。窝棚的“外墙”已完全腐烂，碎竹片掉了一地。棚顶的茅草已所剩无几，阳光从屋顶缝隙中直照进来。

爸爸妈妈立刻着手清扫、修葺窝棚。由于雨季很快就要到来，爸爸把一块油毛毡搭在床的上面，免得我们被突然降临的大雨淋成落汤鸡。妈妈找到一根竹片，用它做工具使劲刮去屋内地表上的脏东西。她又在床上铺了油毛毡阻挡虱子和各种爬虫。由于我们身处云南疟疾最严重的地区，能干的妈妈还想办法做了一个蚊帐。爸爸到野外捡来一大堆干树枝，生起火，驱走窝棚里的霉味。父母还给我安排了工作，下到不远的小河边，用罐子装上水提回家。

日本人允许我们在集中营里走动，但不准过到河对岸去。我们在河里打水、做饭、洗澡、洗衣服。

10点钟左右，一个日本士兵走进窝棚，往地上丢下一小袋东西给我们，里面装有四碗米和几根几乎没有肉的骨头。这就是我们一天的食物。从进入战俘营的第一天起，我们的食物配额就没有什么规律，我们常常要饿上几天才有东西吃。但是，和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太太和她的几个孩子却有充足的肉、米饭和蔬菜供应！

由于这个战俘营周围的铁丝网还没有合围，日本人允许我们和集中营里的犯人聊天，但绝对禁止和外面进来的人见面和谈话。在我们门口，日本人贴了一张用5种语言写成的通告，威胁任何人和我们说话都将受到严厉处罚。为了让那些不识字的人看见，日本人还在通告上画了一幅画：中间是一个人的鼻子，周围画上夸张的四滴鲜血！

要逃离战俘营几乎没有可能，即使穿过布满倒钩的铁丝网，等待我们的还有一望无际的丛林。而且，离我们屋门口几米处就设有一个哨卡，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昼夜值班。

在哨卡的背后，有一座小山，日本人的指挥所设在山上。每天几次，爸爸妈妈都会被士兵押送着前去接受审问。日本军官得意地告诉爸爸，他很清楚我们在这一带有许多美国和英国朋友。有一次他吼着对爸爸说：“你们白皮肤的人总是喜欢聚在一起！”

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一家人被抓进战俘营关起来的原因。

每天晚上我们都被命令起床三次。每当士兵轮班，我们就听到他们厉声呵斥：“老头，出来！”他们命令我们排成一排，先是爸爸，然后妈妈，我站在最后。一个日本兵用蹩脚的英语点数：“一、二、三！好！三个！”

点数后，我们回到屋内睡觉，下一班再折腾一次。有些时候，日本人假装他们睡着了，然后派一个士兵伪装成当地傈僳族或是傣族人，跑过来小心地敲门，悄悄地问爸爸从这里通向缅甸的小路怎么走。爸爸总是一言不发，虽然他对这一带山间的小道了如指掌。

每天晚上起来三次的确很疲倦，但只要看到窗外出现第一道曙光，妈妈就催促我起床。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爸爸依然是那样幽默。那段时间他用瑞典语编写了很多有关“太阳狐狸”的好玩的诗歌，讽刺那些在我们屋子附近鬼鬼祟祟的日本士兵和他们的太阳旗。爸爸经常给我和妈妈背诵他新写出来的诗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首是这样的：

太阳狐狸咆哮着抓人，

没日没夜地监视我们。

他们不懂得依靠真正有能力的那位，

但主耶稣不会在困苦中撇下我们，

因为那是来自他威严话语下的应许！

我清楚地记得许多好玩的诗，有一首是讽刺“太阳狐狸们”假装睡着来愚弄我们，另有一首是描写一个善良好心的“太阳狐狸”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走上战场的故事。爸爸想起一个年轻的日本士兵，冒着生命危险送给我们一袋食物。还有一个善良的士兵，经常坐在哨卡上读《圣经》，他告诉爸爸《圣经》是他从腾冲的宣教站拿到的。他告诉爸爸，虽然得到一本《圣经》很高兴，但常常觉得未经主人允许就拿走而心存内疚。他是一个天主教徒。这个士兵和爸爸聊得很投机。一天，爸爸偶尔翻看这个士兵的《圣经》，很惊讶地发现他腾冲的一个朋友埃弗·安德森的名字写在《圣经》的第一页，旁边还写有他从芝加哥的慕迪神学院毕业时决心将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一段话。

我对这个士兵印象很深。好几次，他偷偷溜进来送罐头给我们。记得有一次，他走进我们的屋子，脸颊流淌着泪水，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一家人被捕感到十分难过。

让人伤心的是，这个士兵不久就被调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士兵，在战争中其实都是囚犯，一样身不由己。他向我们告别的时候，爸爸叮嘱他：“把《圣经》保存好，天天读！”

从这件事情上，爸爸妈妈知道我们家的朋友，埃弗和他的太太马利亚已经安全地逃离腾冲，我们全家人都为他们感谢上帝！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已经断粮好几天，一个日本军官屈尊来看望我们。他提了两个粗麻袋，大声喊我们一家人出去。在屋子门口，他倒空了一个麻袋，几只小狗翻滚到地上。他翻转另一个麻袋，一些新鲜的面包滚落在地上。他就蹲在那里，悠闲地用面包喂小狗食物。

我们的肚子咕咕叫，但我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睁睁地看着他用面包喂小狗吃。等小狗们心满意足之后，他把小狗塞回到麻袋里面，扬长而去。

日本军官的“砍头游戏”

在我家窝棚的背后，用毛竹搭起9个长方形棚屋，3个3个一排整齐排列着。日本人从附近村寨中抓来一些年龄只有十多岁、身体强壮的年轻人，把他们关在那里。年轻人中有好些是基督徒，有些还是在爸爸翻山越岭的传道后信主的。日本人严酷地对待他们，稍不留神就会被拉出去枪毙。

有一天一大早，日本人强迫50个年轻人去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他们朝着山上行军走到半山腰，来到日军指挥部门前。除了几个以外，日本人发给每人一把铁锨，命令他们开始挖壕沟。我记得那天是大太阳，很快，汗水就从他们的脸上、肩膀下滑落。日本兵端着枪走来走去，严密地监视他们。

当壕沟挖得差不多到他们肩膀深，一个日本军官从指挥所里面走出来。我立即认出他就是抓捕我们的那个人。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告诉这些疲倦不堪的苦力说他们工作干得很棒，他非常满意。他命令这些苦力爬出壕沟，等着吃饭。他接着命令那几个没有挖壕沟的男孩准备午餐。又大又圆的铁锅被放置在石头上或者地上，下面生上火。看着锅里的米饭、猪肉、蔬菜，苦力们的口水都差不多要流出来了。要知道他们中许多人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闻过肉味。猪肉是日本兵从勐迈附近的农民那里抢来的。

开饭了，苦力们尽情地吃啊吃啊，直到吃不动，用手背抹干嘴为止。

突然间，日本兵给枪上起刺刀。苦力们在刺刀下爬回壕沟。日本人命令他们将铁锨放在地上，排成一排站好。吃饱饭之后脸上的快乐转瞬变成极度的恐惧。那时，我刚好站在不远处，目瞪口呆地看着正在发生的这一幕。日本兵凶残地用刺刀砍掉苦力的耳朵、刺穿他们的嘴巴、鼻子，砍掉他们的手。哭嚎声惊天动地。最后，在幕水逮捕我们的那个日本军官（他因此获得一个更高的军衔）拿起军刀顺着壕沟挨个砍下每个苦力的脑袋。他每挥刀一次，我就听到人头掉进壕沟里的咕咚声。

砍完头，日本人发给刚才还在煮饭的几个苦力每人一把铁锨，命令他们用土把这些尸体掩埋掉。

日本军官坐在一棵倒地的树上，拿出一块白布仔细地擦拭他的军刀。我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手的每一次移动，眼看白布上沾满了血迹。终于，白布因为碰到军刀中间因为砍人而残缺的地方，划破了掉在地上。他捡起碎布用手在身前摇晃，我看见白布上沾满了一大块又大又红的人血。我心里感到恶心极了，可是就是迈不动步子。

在日军指挥所的上空，随风飘动着一面日本国旗，看上去和日本人手中那块正中间沾满鲜血的白布一模一样。

日本军官抬起头，没想到正好看到了我。他露出牙齿对我笑了笑。这一露齿面笑使我不寒而栗。就在那一个瞬间，我感觉我的身体能够动了。我没命地朝着山下的窝棚狂奔。刚跑到窝棚外，我就倒在地上使劲地呕吐。

日本军官的露齿狞笑的脸、那把参差不齐的军刀、白色的沾满人血的碎布，后来常常出现在我的恶梦之中。

圣诞节的天使

因着上帝的眷顾，经常会有基督徒从战俘营外面跑进来，送食物给我们，用上帝的爱安慰和鼓励我们。他们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我不知道他们怎样躲开了哨兵的监视。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发生在1943年的圣诞节那天。那时我们被捕头几个月时间，司拉·挺南（Sera Tingnan），我在幕水村的景颇语老师，带着两个同村的男子莫波（Mope）和玛徒（Mato）冒着生命危险，前来看望我们，他们给我们带来幕水村民和缅甸南坎的基督徒对我们一家人的问候。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抓捕，他们在夜晚沿着峡谷中的河堤一路走到这里。那天天气异常闷热潮湿，我家窝棚门口的日本哨兵在哨位上打起盹来。他们睡得很香，3位贵客得以越过他们，偷偷溜进了我们的小屋。

虽然他们只能停留很短时间，爸爸还是按手在司拉·挺南伯伯头上为他祷告，恳求上帝赐给他力量承担起在幕水的牧养工作。我们所有人都强烈地感受到上帝在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和我们在一起。

3名贵客悄悄离开之后，我们看见日本看守打着呵欠一个个醒过来。我们再一次确认上帝在保护我们！

3名客人的造访就如同上帝亲自派天使来看望我们一样。作为我童年时代最珍贵的记忆之一，我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用英语写给爸爸的小纸条。纸条是夹在鸡蛋，还有南坎基督徒奉献给我的金钱里面交给爸爸的。纸条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请读腓立比书4章5-7节！”

这是多么伟大无私的爱呀！

死亡从天而降

爸爸非常固执。他认为即使我们是囚犯，也要让自己保持规律正常的生活。我要帮爸爸妈妈整理房间，每天拿起爸爸用竹枝捆成的扫帚扫地，去河边打水等等。每天早上吃完饭，爸爸都要用那时我们仅有的一本书——《圣经》，教我瑞典语。一天，我记得是我们来到勐迈大约3个月时，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第14章。爸爸让我大声地读当天学的内容：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

妈妈听完这节经文，很感动。当我们祷告结束，爸爸说了一句让我们感到意外的话：“路得、哈拿，我最亲爱的，我觉得你们俩应该走到路的对面去散一会儿步！”

这个建议很奇怪，因为如果要走到路的对面，我们就必须穿过哨卡。但和平常一样，因着气候异常炎热，一到中午哨兵就变得很疲乏。不需要偷偷摸摸，我和妈妈悄悄走过他们身边，来到马路的对面。

就在那时，我停下来不走了。“妈妈！”我大声喊道，“我听到飞机的引擎声！飞机就在我们头顶！”当美军轰炸机出现在不远处山顶的时候，我和妈妈刚好躲进路边的壕沟里。伴着刺耳的引擎声，美军轰炸机俯冲下来：“哒-哒-哒-哒-哒哒！”机枪扫射声混合着此起彼伏的炸弹爆炸声。

顷刻之间，我们眼前变成一片火海。运油车燃烧着，黑烟翻滚着涌上天空。躺在我旁边，妈妈不停地大声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一定要保护你的孩子卡尔！”我躺在那里，感觉耳膜快要被震破了。我嘴巴张得大大的，用手指紧紧塞住我的耳朵。

突然之间，除了听到燃烧的竹子的破裂声，一切寂静下来。战俘营不见了，我家的窝棚和日本哨所不见了。日本人最近刚从附近村子里抓来90名苦力，现在变成了满地烧得焦黑的残体剩肢。

我和妈妈爬出壕沟，用尽吃奶的力气跑向我们小屋的所在。爸爸躺在一片血泊之中。他的左腿被炸断了，摔得远远的。

爸爸死了。

我和妈妈坐在爸爸的身边，感觉整个世界完全崩溃了。

我们没有力气注意到掉落进我们屋子的3个炸弹中，还有一颗没有爆炸，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幸存者开始聚拢过来，试图安慰我和妈妈。一个日本军官走过看了看，吼叫着命令几个士兵立即去河边挖一个坑。

爸爸的遗体被放置在一扇已经烧坏的门板上。两个傣族男孩帮忙，把爸爸抬到挖好的坑旁边。坑挖得很浅，男孩很仔细地在坑底铺上一层干草，以此表达对爸爸的无比尊重。

爸爸的遗体下葬时，日本士兵和军官都停下来观看。

我和妈妈跪下祷告。

妈妈完全绝望了。爸爸走了，我和妈妈所有能够证明身份的资料和护照也在轰炸中烧毁，或者被人从爸爸的口袋里拿走。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我们是谁，来自哪里！

在极度绝望中，妈妈对一个日本军官说：“你干脆连我和我的女儿一起杀掉吧！”

“没问题！女士，如果你希望如此！”日本军官立即回答说，一边说一边伸手从手枪皮套里掏出了左轮手枪。

突然之间，妈妈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她大声喊到：“对不起！请不要这样做！请不要这样做！”

那天晚上，我们睡在日本指挥所旁边的一间马厩里。在大轰炸中，不知是什么原因，马厩没有被炸毁。几个傣族孩子给我和妈妈送来一些吃的。我和妈妈拥抱着躺在干草上，努力想让自己睡着。

四周一片漆黑。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只听见马在不远处咀嚼干草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