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客旅

第一部：奉献（1924—1933）

第二章：妈妈哈拿的特殊呼召

先驱者的足迹

第一位到中国的瑞典宣教士是韩山明，他1819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年轻时，他在英国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供职。这份工作改变了他的一生。

领事一家和一个年轻的卫理公会牧师乔治·斯科特（GeorgeScott）交情颇深。斯科特在瑞典首都专门服侍当地的英国人。1834年，斯德哥尔摩暴发霍乱，疫情很快蔓延开来，人心惶惶。

在英国人聚会的教会，年轻的斯科特牧师敦促信徒在绝望中信靠上帝，远离酗酒和淫乱。由于英国人的聚会独立于瑞典路德宗国教之外，斯科特牧师的教会不需要得到瑞典路德宗国教会的特许，有权利独立安排活动。他四处邀请会众参加《圣经》查经班和祷告会。

会众聚集在一起聆听斯科特宣讲神的话语，在瑞典的英国工人中迅速兴起一股复兴的浪潮。这股浪潮很快刮遍斯德哥尔摩。

一天，英国领事的女儿富怡（Mathida Foy），邀请年轻的韩山明去她的教会听道。在那里，他的心灵被唤醒。当牧师一发出呼召，他立即走上前去，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不久，他就辞去领事馆的工作，申请去德国的巴色差会学习。他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神学、语言学和眼科医学。

1847年，韩山明完成学业，被路德会选派到中国香港、广州一带宣教。他在中国客家人（Hakka）中生活了7年时间。1854年，他因病去世时，虽然只活了35岁，却建立起5间客家人教会，并编辑了一本英语一客家话字典。

另两位从瑞典到中国宣教的先驱生活在20世纪初期，他们是来自达拉纳省（Dalaran）的艾立克·弗尔盖（Erik Folkeh） 和柏思根（Bergslagen）矿区的弗兰森（Fredrik Franson）。1888 年，艾立克建立了瑞典中国宣教会（SMK），隶属于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弗兰森是斯堪的纳维亚联合宣教会的创始人。

这两位宣教士对他们的事工充满热情，热切地邀请其他宣教士和他们一起服侍。艾立克在招募新的同工到传道禾场服侍时这样说：

这个禾场很大很大。我祷告，我耐心等候同工！我们需要合适的工人，这些人里面满有圣灵的大能，充满了爱和怜悯，愿意为主耶稣牺牲；这些人不论男女，都对神的大能充满了追求和渴望；他们随和、友善、乐于助人，很容易与人打成一片。

1900年10月10日，纳克（Narke）省的拓普（Torp）庄园开了一场布道会。会上牧师宣读了一份刚刚收到的驻上海的瑞典一挪威联合总领事发来的电报。令人难过的消息是，6月29旦，10名瑞典宣教士在中国北部惨遭杀害。

在那个时代，信息的传播远没有今天那么快。《信心的胜利》期刊封面印上黑框，里面讲述了10位宣教士在义和团之乱中殉道的详细细节。主编科斯特（C.J.A.Kilstedt）写道：

你们已经获得荣耀，你们相信基督，为了他的荣耀，你们遭害。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魔鬼在中国取得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因为它实际上已经被打败了。

回首以往，我们在中国传道中所遭遇的是一次火的炼净，经过这样的历练，我们的事工就如同经过炉火打造出来的真金一样，更纯、更净，比任何时候都更珍贵。

在中国基督徒的帮助下，艾立克和他的家人藏了起来，幸免于难。

10位宣教士在中国被害的消息震惊了整个瑞典。全国各地，丛皇宫到农舍茅屋都在为中国祷告。一股新的复兴浪潮正在兴起，触及社会各个阶层。很多年轻的基督徒决心效法耶稣。殉道者的鲜血兴起一些新的宣教组织，祷告团体和各间教会更加恒切地祷告，更多地支持新的宣教士前往中国。灵命复兴如火一样燃遍全国，基督徒——不管是什么宗派的——都能在大大小小的聚会上感受到圣灵的浇灌。全国上下的这种反应促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去到那丰收之地”传讲福音，就如耶稣呼召加利利海边的朴实渔夫和其他人一样，城市里的和农田里的男人和女人们都感受到了上帝的呼召，丢弃他们的职业、农场、朋友和钟爱的人，只愿跟随基督。

妈妈哈拿的青少年时代

奥格斯特·安德森（August Andersson）和妻子玛利 亚（Maria）一家住在瑞典中部纳克（Narke）平原哈德莫（Hardemo）县的维塔（Vreta）村。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奥格特斯夫妇有两个女儿，海莱得（Hildur）和哈拿。奥格斯特在离他们家好几公里以外的陶普（Torp）庄园工作。每天早上离家前，他会读一章《圣经》，虽然里面的故事早已滚瓜烂熟。他祷告，祈求上帝祝福他的工作，赐他力量，保护妻子和两个女儿。

他们家只有一本书——《圣经》，每天珍藏在厨房铁炉上方的通风柜里。一天，小哈拿踩着椅子爬上去，把这本宝贵的书取出来，在第一页上随手乱画了几笔。奥格特斯下班回家，读《圣经》时看到书上的涂鸦，非常生气，打了女儿两下。哈拿记得很清楚，她小时候，爸爸就打过她这一次。

小时候，父母经常带着海莱得和哈拿去爸爸上班的地方，参加不同基督教差会举办的活动。1900年，当瑞典差会的牧师在聚会中间，宣读10名瑞典宣教士在中国遭到残害的电报的那一天，她们很可能就在差会现场。那一年，哈拿刚刚6岁。也许就是在那一天，她对中国的兴趣开始深深扎根在心里。

1908年，哈拿14岁。她去教会跟路德派牧师奥格特斯·布莱池（August Blinch）学习坚信课程。坚信礼那天，哈拿和其他的小伙伴都盛装打扮好，端坐在哈德莫（Hardemo）教堂前排的长椅上。后来她们走上前去，在祭坛栏杆前跪下来，从牧师手里接过无酵饼和葡萄酒。

这是哈拿第一次领圣餐，代表到了这个年龄，她已能明白基督教的基本真理。

当哈拿从牧师手里接过饼和杯时，很奇妙地，她听到一个声音在对她说话：“哈拿，我的女儿！我要你到中国去做我的仆人！”。接着，她感到牧师的手放到她的头上，听到牧师祷告说：“年轻人，愿主一直赐福与你！”

1909年，哈拿15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郊区，有一户有钱人卡勒海尔（Kallhall）家的别墅需要一个女佣，看中了哈拿。但当哈拿仔细了解了自己每天要做的事情以后，心里很不想去。原因是到了那里，一大早就得赶紧起来忙活，而在自己家里，这个时候她还舒服地躺在床上呢。

哈拿正在自己房间里犯愁，爸爸妈妈推门进来。爸爸告诉她说：“哈拿，我最亲爱的孩子！爸爸希望你一辈子都要记住《圣经》中《马太福音》6章33节的这句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了。”你心里再不要忧愁，也不要再担心！爸爸要赶着去庄园上班，现在就和你说再见。记住，哈拿，我和妈妈都在等着你带给我们的好消息呐！哈拿，神祝福你！”

哈拿从床上跳了下来，张开双臂，抱抱爸爸，然后是妈妈：“爸爸妈妈，我谢谢你们！”，她哭了，泪水从面颊上滑落下来，“你们放心，我会竭尽所能！”

哈拿把随身物品放进爸爸专门为她新做的木箱里，第一次离开了家。妈妈和妹妹陪着她坐马车到火车站，在那里她们挥手再见。在漫长的旅途中，哈拿因无法想象与陌生人在一起生活的情景，心里又开始焦虑，哭了好几次。

在卡勒海尔家当了4年女佣以后，哈拿去了阿巴噶（Arboga），到一家零售商店打工。在那里，她开始参加浸信教会的聚会。

1913年五旬节，哈拿和许多年轻人一起接受了洗礼。受洗的时候，神再一次提醒她记住自己的呼召，但哈拿觉得因为她已经和雇主签订了工作合约，因此无法立刻对神作出回应。

上帝亲自呼召妈妈出来

在零售商店工作5年以后，哈拿终于进入厄勒布鲁（Örebro）浸信派创办的厄勒布鲁神学院开始3年的学习。她在一篇论文里提到那一时期神对她的呼召：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听人们提起在瑞典以外，有很多人生活在不幸之中，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也感到自己有这样的渴望，要去那里传福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明白回应神的独特呼召需要极大的责任感，我难以想象我可以付出这样的责任心。

由于这个原因，我的渴望如同一粒种子深埋在心底。但每当我参加教会为宣教士或福音使者举办的就职仪式时，这粒种子都会复苏。

1916年6月24日，仲夏夜，当时我在高他柏（Gotabro）福音之家，神借着《耶利米书》1章7—8节，清楚地向我显现他的心意：“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话让我惊奇不已，因为我知道这是神对我说的话，而我现在还不能回复上帝：“主啊，我愿意去。”于是，我急切地祷告：“神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请派别人吧，我真的去不了！”

几个月之后，神带领我参加了瑞典圣洁会举办的短期《圣经》学习班。我在那里见到了许多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和我一同领受神丰富的话语，心里充满了喜乐。但同时，我又渴望远远地离开，因为我所听到的信息都是主向我发出的信息，要我走出去，为他做工，做他的见证。我被这种矛盾心理弄得非常难受，因为我受限于我和雇主的工作合同，还无法立即回应神的呼召。学习结束，我无奈地又回到我工作的地方，把神呼召我的这件事完全交托在他的手中。

神体恤我，继续在我内心做工。他让我感到我有这样一个重重的负担，要拯救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因此，我常常一个人到地窖或其他安静的地方，向神哭求，向神祷告。

我读到来自中国的信件时，神特别向我说到这个国家所遭受的苦难。我意识到，我只做一个代祷者是不够的。神要我放弃自我，放弃我的生活，献上我自己在他的祭坛前。但我回头细想，又害怕我自己的无能和有限。我感觉前面有如横着一座大山，让我无法逾越。

1917年逾越节前，我做了一个特别的梦。我梦到我和一个朋友站在河边，我们正在换泳装。就在我们站立的地方，我看到一列火车从河对岸朝我们开过来。看到火车的一刻，我恐慌不已，大哭起来。我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穿好衣服。但是火车越开越近。我看到上面坐满了男男女女，他们看上去特别快乐。因为是远行，他们都穿得很体面。他们站在窗口，弹琴唱歌：

主叫我发光，清白而辉煌

犹如小小蜡烛，深夜燃烧。

这阴暗世界，我们一定要发光，

你在你的禾场，

我在我的禾场！

火车开过河流，伴随着我难以用言词表达的音乐和歌声。

我记得，神在我上神学院时就已经向我显明同样的异象。而这一次，在异象中，神却让我与我朋友们一起坐在了火车上。火车车厢的目的地写着大大的一行字：

中国！

1917年，复活节后的第二天，用一种我从来没有过的方式，主耶稣把我带到了加略山。我深深感到我被主耶稣的大爱所融化，深深明白主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是在为我付出生命。这是何等奇妙！在那一刻，我原本担心接受呼召后自己心中舍不得的东西，统统都烟消云散了，现在只有主耶稣是最重要的！

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我现在就可以立刻丢下我原本视为重要的东西。我虽然不完善，但主的恩典够我用的。我愿意接受他的呼召，把拯救的福音带给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1924年，哈拿刚满20岁。这一年11月，哈拿和其他7位瑞典宣教士接受上帝的呼召，结伴飘洋过海，前往他们的目的地——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

在哈德莫（Hardemo）农村地区的巴塞（Bethel），她的家乡教会有大概五十位成员，包括她的同学和亲人，他们都向她保证会每天为她祷告，把她视为宣教士，为她提供经济支持。

启程的时候，哈拿对自己到中国后所要经历的欢乐、悲伤、痛苦和灾难几乎一无所知，但她的心里满有平安。她相信神一定也牵着她的手，掌管她的一切。

在旅途中，她常常唱范尼·克罗斯比（Fanny Crosby）写的一首赞美诗《救主凡事引领我》。这首赞美诗她既可以用瑞典语唱，也能用英文唱。到中国以后，她很快学会用汉语和景颇语唱这首《救主凡事引领我》：

救主凡事引领我，我何需别有所求？

有主爱怜我何须疑惑，一生蒙主眷佑。

今因信主享天上平安，我蒙安慰何等喜乐！

我深知，无论遇何事，主必为我安排妥，

我深知，无论遇何事，主必为我安排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