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客旅

前言：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天，我的妈妈哈拿·安士普收到了一件特殊的包裹，发件人是美国浸信会驻缅甸八莫的宣教士马丁·英格兰博士。这份包裹在路上走了几个月时间，终于到了哈拿手中。在包裹里，马丁·英格兰博士给哈拿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包裹的由来：

两三个来自中国云南幕水（Moshwei）村的景颇族男子翻山越岭，历经5天之后来到缅甸八莫，请求马丁·英格兰博士帮忙把放满整整一篮子的书信、笔记本和日记寄给瑞典的“哈拿妈妈”。

在我的父母和我被关进日本人的集中营后，村民们深知这些东西对我的父母是多么重要，于是他们设法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把这些宝贝珍藏起来。

感谢上帝，村民们长途跋涉送来的宝贝中有一部分后来成了这本书里的重要内容。

得益于美国卡罗拉多州丹佛神学院拉尔夫（Ralph Covell）博士的鼓励，在这本书中，我详细记述了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一群来自瑞典的年轻宣教士，途经缅甸八莫来到中国西部传讲上帝福音的传奇经历。这段历史已经成为海外宣教史上极其重要的篇章。

我写作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今天的年轻人了解早期宣教士的日常事工和生活。这些早期的传道者在他们事业开始的时候也都是年轻人。虽然家庭背景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借着祷告，回应上帝的呼召，预备好他们以后在中国云南的事工。在他们事工的过程中，他们尤其需要家乡亲人和代祷团队的支持，尤其是他们处于四面楚歌之际，心灵面临困苦和挣扎的时候。

这本书也记录了我在中国云南度过的童年时光。那时，我和爸妈住在中缅边境一带的高山村落——幕水（Moshwei）村。幕水的意思是“森林里的清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侵入中国，我们一家人被俘，爸爸惨死在畹町集中营里。大战临近结束时，我和妈妈被美国军人营救出来。

10岁那年，我回到自己的祖国瑞典，没想到遭遇激烈的文化冲突。

在我离开云南56年之后，我得以重返我童年时生活过的故土。完全没想到的是，我有幸见到了抱着我长大的中国妈妈。为了欢迎我，中国妈妈唱了好几首从我亲生妈妈那里学来的瑞典语赞美诗。

今天，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生活在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这都是早期宣教士付上生命的代价后结出的果子。

路得·安士普·奥德兰德

第一章:大使命的开始

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的宣教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在20世纪之初，美国浸信会宣教士永伟理（WilliamYoung）前往缅甸与古山（Josiah N.Cushing）博士一同事工。此前古山博士已经在缅甸的掸邦好几年了，他一直致力于把《圣经》翻译成掸文。萨尔温江平原一带以及接壤的中国云南省的西南地区都使用掸（Shan）语。

永伟理不惧山高路远，热心传道。他骑着他的白毛驴，趟过无数湍急溪水和蜿蜒静谧的河流。他随身携带的麻袋里除了几件必需的个人物品外，装满了新印出来的掸文《圣经》。这些都是他才从古山博士和设在缅甸仰光的美国浸信会出版社办事处得到的。每次他要出发去和当地人分享耶稣的故事时，他的内心都激动不已。每当他走近一个村子或进入一个乡村集市，远远地，他就从驴子上下来，用缰绳牵着驴子走，因为这样做才不会冒犯当地人。

永伟理牧师在“五天集市”“七天集市”和“八天集市”停了下来——这些地名是他根据他所经过这些地方的次数起的名字。这位个头很高的年轻人，穿着白色的衣衫，所到之处总是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人们看着他的蓝眼睛和高鼻子，惊奇不已。

前来乡村集市赶场的人来自四面八方的各个部落村寨，有中国景坡人、阿昌人、佤族，拉祜族，傈僳族，还有来自缅甸的克钦人、掸人，以及其他族群的人。为了及时赶到集市，他们不畏艰辛，天刚破晓就从村子下山，带着他们的货物飞奔在狭窄悠长的山路上。

人们希望在集市上遇到有意思的事情，或许这次可以亲眼看到大家热衷谈论的那个白皮肤的外国人。永伟理所到之处，总有人群围着他，一遍遍好奇地听他讲这样一个故事：人的罪使人偏离了神圆满的计划，于是神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耶稣复活了，他已经胜过了死亡。永牧师告诉当地人：不用再害怕森林里的各种邪灵，也没有必要再买昂贵的贡品来取悦鬼神，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他们！

听讲的人对他所讲的福音充满了好奇。有些人想起他们失传了好久的“圣书”。据他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故事：有一天，会有一位身着白衣、骑着白马的人，带着“圣书”回到他们中间，把他们的心灵引领回创造主和神那里。由于永伟理牧师所传的福音和人们世代传讲的故事一模一样，很多长者听到这里频频点头。

永牧师的辛劳得到丰厚的回报，许多人开始归向上帝。他传讲的信息像野火一样，从一个村子传到另一个村子，散播在林间小路、云间村落和峡谷平川之中。人们毫不怀疑在他们中间口口相传的消息：祖先们所说的那位穿白衣、骑白马的人已经带着“圣书”回来，那位赐怜悯与慈爱的神将重新接受他们为自己的子民。

永牧师并不清楚这个民间传说，他对人们这么快就接受福音颇感惊讶。每当他离开一个村子前，都要给那些已经委身基督的村民施洗。

1904年到1932年期间，永伟理牧师经年累月地长途跋涉在高山村落之间，每年至少给4000人施洗。他把这些好消息通过书信传递给自己在美国和欧洲的朋友，鼓励教会多派出宣教士和圣经教师，帮助云南西南地区和缅甸北部的人们坚固他们的信仰。

1920年初，瑞典南方小镇哈哥斯白神学院院长富瑞斯牧师，收到他的朋友永伟理牧师从中国云南寄给他的一封信。在信中，永牧师说自己在云南西部两个月的传道期间，施洗了3000多人。他很担心没有人牧养，初信者的灵命得不到喂养。因此盼望能有更多的牧师到那里，住在当地村民的寨子里帮助他们。

富瑞斯院长很快给自己的学生宣读了永伟理的这封信，同时写信给瑞典其他教会的牧师通告此事。年轻人中涌起一股兴趣和激情，尤其是那些在瑞典自由教会聚会的年轻人，这些教会由浸信会教会发展而来。听到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有那么多少数民族信了福音，他们感到万分惊喜。有位传道人在讲道时引用当时很流行的一本小册子《主在中国人身上的奇妙工作》里面的一句话，说：“麦子已经熟了，就等着有人收割！”。这本小册子先是在丹麦发行，后来被翻译成瑞典语。小册子的作者是中国内地会的约翰和马太（Martha Fullerton）。小册子上有一句永牧师的话：

我祷告神，到年底时给1000人施洗。但是，哈利路亚！神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想的。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给1000人施洗。到了年底，总共有3000人愿意称耶稣为救主！

最先到云南宣教的瑞典宣教士是格洛生（Zakrison）和他的妻子安妮（Anna Zakrison）。他们1923年从中国北部入境，辗转来到中国西南昆明。两年后，他们搬到腾冲。在腾冲，他们与另外6位经缅甸来到腾冲的瑞典年轻宣教士会合。1924年11月，这6个年轻人离开瑞典前往中国。他们的名字是：哈拿（HannaAndersson）、朱迪思（Judith Linblom）、富蕾德（Frida Magnusson）、葛妲（Gerda Grahl）、约翰逊（Einar Johansson） 和大卫（David Leffler）。

与6个年轻人同路的还有两位年长一点的女宣教士：塞玛（Selma Eriksson）和哈尔达（Hulda Sammelsson）。6个年轻人 由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自由教会资助。塞玛和哈尔达则由美国教会资助。

富瑞斯和永伟理之间的友谊很好地见证了缅甸八莫美国浸信会和瑞典自由教会之间的亲密关系。八莫是缅甸北部的一个城市。宣教士必须先经过这里，翻越南丝绸之路两侧的群山峻岭，最后进入中国云南。由于美国宣教士中有许多人是瑞典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裔，因此与他们打交道比较容易。

更早以前，一些瑞典人离乡背井，来到大西洋另一岸的“应许之地”开始新生活。奥拉·汉森（Ola Hanson）博士是位优秀的语言学者，热心传福音。16岁时，他离开瑞典的哥特兰省来到美国。1890年，奥拉·汉森博士来到缅甸。因着他在语言和文学方面的天赋，他掌握了克钦口语，创造了克钦族文字，制定了克钦语法，翻译了克钦《圣经》和许多福音小册子。他不仅翻译赞美诗，也自己创作诗歌。当地人至今还在使用这本诗歌。他还为克钦族创办了学校。

经过他的努力，克钦人开始用自己的语言记录传说、故事和民俗。克钦文化从此有了文字的记载。

另一位瑞典裔美国宣教士是史瓦特（Gutsav Sword）博士。6位年轻的宣教士在途经八莫时遇到他，从他那里学习到许多对他们很有用的经验。缅甸八莫美国浸信会从此成为这些瑞典人的另一个家。

美国浸信会和中国内地会驻云南的负责人，对瑞典自由教会委派宣教士来云南传福音表示热烈欢迎，希望他们以腾冲为中心，向周边开展工作。

腾冲在八莫以东约250公里。从八莫到腾越的途中，宣教士多是骑马和徒步。天气好的时候，7天就可以到。如果遇上天气不好，他们就得用上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为安全起见，单独上路的人都会加入一个商队。商队通常有上千头骡子和上百名赶骡人，也有当地军人保卫他们，以免他们遭到山贼抢劫。

这群瑞典人来到云南之前，美国浸信会和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已经在当地打下比较好的根基。《圣经》已经被翻译成景颇（克钦）语和傈僳语。美国和英国的宣教士印制了福音小册子、经文书籍、赞美诗。很多少数民族有了属于他们的文字。对这几个瑞典人而言，要成为合格的《圣经》教师，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快掌握当地的土话。

宣教士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会犯错误。他们的家远在地球的那一边，家乡的亲友又随时期待着从他们的信里听到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当时通信条件非常落后，一封信往往需要3个月才能送达，这使得当时的瑞典基督徒在《教会周报》上所看到的报道常常与发生在宣教士身边的事情不太一致。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因为如果说出事情的真相，谁会听他们？又有谁能够理解他们？这一现象使得远在异乡的宣教士内心非常苦恼。比如，一对刚到云南不久的瑞典宣教士夫妇受到美国“自由之光”教派的影响，宣称人死后也会有救赎；人受洗只能奉耶稣的名，而不应该同时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教义上的分歧导致同工之间的焦虑、失望和纷争。远在中国的宣教士不晓得如何把这些纷争给远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教机构的负责人讲清楚。

与此同时，斯德哥尔摩宣教中心的领导层也出了问题。无论在同工会议上，还是在当时发行的一些基督教刊物如《福音号角》《瑞典晨报》上，都出现激烈的纷争和相互攻击。这些纷争甚至影响到瑞典自由教会的生存，最终以自由教会主任A·P·富兰克林博士离任收场。

国内的纷争传到中国后，瑞典宣教士忧心忡忡。他们之间通信时常常交流的问题有：“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还能在家乡教会找到理解我们的人吗？还有人在乎我们吗？”

母会既然靠不住，他们只好从当地其他的宣教机构寻求帮助。在绝望中，是美国浸信会和中国内地会的同工们，给予他们战胜困难莫大的帮助和力量！

有些宣教士在给家乡教会写报告时，其内容和真实发生的事实也并不完全吻合。有个宣教士在信里说，他已经把四福音书中的一部翻译成了掸文，但却“忘记”指出这只是他学习弹语过程中的一次练习而已。整本《圣经》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其他宣教士翻译成掸语了。当然，这位宣教士的母会接到他寄回的报告后欣喜不已，因为他们这位年轻人才刚刚离开瑞典，而且在出国前并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语言培训。

另一个困难是在财务方面。他们被派往中国后，瑞典自由教会承诺支持他们。但自由教会的许多分会并不赞成由总会来集中管理财务，他们也不能理解瑞典自由教会总会为派出宣教士，成立一个合法的组织，及使用一个统一的名称——“瑞典自由教会对华宣教会”——的重要性。各个分会不经过总会，私自邮寄款项给海外宣教士，这带来诸多问题。比如，有时金钱并没有落到宣教士手上，有时拖欠数月才寄达。

相反地，如果各个分会把奉献统一到总会，通过驻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自由教会总会统一发放给海外宣教士，宣教士就能够直接去缅甸银行兑换支票。

由于经常面临经济上的困难，宣教士们就不得不向当地的中国人或者其他机构的宣教士借钱来支付日常开支。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几个人想到一个主意，在腾冲银行开一个“差会联合账户”。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赤裸裸地表达对家乡教会的不满，因为母会的一些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固执和自私带给宣教士的不再是祝福，而是困难和嫉妒。

经过这些艰难以后，部分宣教士发现，住在八莫比住在腾冲舒适得多。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八莫的道路也比中国西部边境的好得多。西方人在八莫可以享受到很高的社会地位，殖民地官员会经常邀请他们去官邸喝下午茶。但住在云南，就完全是另一码事。

尽管这些宣教士有着我们普通人都会有的缺点与不足，而且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来自平凡的家庭，有的家庭是农夫，有的只受过一点点教育，但他们大都顺服上帝的呼召。

神呼召他们做神的器皿，宣讲神国的好消息。这些年轻宣教士中的一些人，自从离开瑞典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们到了云南，就在那里永远地住了下来。死后，就埋在腾冲的英国人墓地。

这本书接下来要讲的是这8位宣教士中的一员，哈拿·安德森夫人的故事。1924年来到中国时，哈拿只有20岁。哈拿就是我亲爱的妈妈。

1928年1月，我的父亲安士鲁来到中国，像其他为福音献上生命的人一样，他也在云南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坟墓在中缅边境云南畹町附近。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继续读下面的故事，你将会详细了解到早期宣教士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在我的童年时代，在中缅边境的一个小山村里，我在克钦族和阿昌族人中间生活的经历。

几年以前，我和我的家人，还有朋友们有幸去探访云南当地的基督徒，他们中有汉人、阿昌人、景颇人、傈僳人，苗人，瑶人、傣族（掸人）以及其他本土居民。宣教士把福音带给这些人的父辈或祖辈。

这些宣教士的奉献是无私的。我有理由这样说，距那时八十多年之后，瑞典宣教士在那里的影响和贡献仍然显而易见。

荣耀归于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