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我成了一台戏
第六章:熄灭的灯烛
永远难忘一九四二那年,我经历了“惊人的大黑暗”。近几年来生活轻松愉快,大有喜乐。尽管常遭遇到原始生活的艰苦,但那几年我们工作的增长和愉快的友情,都是欢乐的经验。可是在一九四二年却来了一个急转变。表面上看来,我到处碰壁,节节失利,但是这不过都是慕汉利主教(Bishon Handley Moule)所称的“我们里面生命历程的外在灾难”。在里面,我是注定非常需要钉肉体于十字架上;可是为要把这幅图画看得合宜,就不得先看外在的灾祸。中日战争这几年间在炽烈进行,但对我们这些远居南方的人来说,觉得那只不过是一个从远处传来的警钟。可是在一九四一年日本人攻入缅甸,在世人惊呆的注视之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术,攻了这个小国。那时我们在位于滇缅公路北面,中缅边界一带的驼峰山区工作。在一九四二年初,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日本军队马上就要到了!中国军队节节撤退,到了一九四二年,华南已经只剩下了三省——云南、贵州、四川。就是在这三省当中,我们所住的云南还是靠滇缅公路及飞越驼峰山岭的惟一供应线。如果日本军队拿下云南,整个中国就是他们的了。
现在再说我里面的生命行程。在我生命中有一个地区,主早就需要收拾了。那就是感情区,我一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长处——一种深重感情的性情,可是这种强烈性的爱情含着一种危险——自私的霸占。强烈的情感要抓住他所爱的人紧握不放,不知不觉地就要独占。像母爱这样的纯洁,如果变得过分霸占,就会摧残孩子的生命。“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感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五24。)有一本英文圣经把“私欲”翻成“强烈欲望”,所以我们可以把这节圣经读作:“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感情)私欲(强烈欲望)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没有来中国以前,我就知道这个真理了,只是那不过是头脑的知识,我并不知道如何能在我身上辩认出来,更不知道怎样去对付。我必需学习的时间已经到来。所以在一九四二年间,主开始把我所亲爱的人有系统的剥光。
首先,就是我丈夫被召前往重庆,参加主任会议。从那时候起,就迭起不绝的出事,不是因这事外出,就是有那事离家,结果一年当中多数的时间是你东我西,过着分离的生活。再就是,洪恩所住留的烟台学校,被日本人劫持接收了,我的爱女音讯断绝,只是偶而有张孩子写来的便条,辗转传过在我们手中,证明她还活着,无病无灾。在没被日本人接收以前,她每礼拜都寄一封信来。第三,担任我们国内秘书,在我们与友人转达我们信件和消息的斯莫曼女士(Mary Zimmerman)也了无音讯。原来她母亲被主接回天家,接着这个悲痛又来了一个试炼,真使她伤心非痛,难以忍受,所以她有一年的时间不能保持通信。丈夫,孩子,友人相继剥去,然后——我在黎族工作的得力助手路求也离开我们而去。不过他的离开是因着他的喜事,他那年结婚了,要回去在河那边建立他的新家庭。可是不论怎样,那根一向安慰我的云柱没有了。当我为要开一个短期查经会,必须住在一个黎族家庭中一周或两周的时候,只有他晓得为我在屋角隔上一个地方,好使我独自住在里面,这对我是何等宝贵。在黎族人想,被单独留在一个地方,是一种痛苦。他们都是全家老幼住在一间房子里,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他们惯于群居。他们从来不会想到去虐待客人——叫她自己住在一个房子里。路求起初也不同情我这种怪异欲望,后来他晓得这事对我关系很大。所以每逢我们旅行的时候,他就好言好语地向我们的女东主解释,妈妈喜欢这种独住一房的奇异爱好。他和言悦色地为我拉起一块幕廉遮成一个房间(如果不能为我找到房子的话)。我就隐蔽在这里洗澡睡觉,没有别的黎人给过我这样的照顾。当然,我同我丈夫一齐旅行时,他会为我办理,但是现在,样样安慰都给我剥光了。
但是,我看得出来这种剥夺乃是有系统的,且是乾净彻底——丈夫、孩子、友人,然后是在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我知道这一定是主要教我学习的一样东西,可是我太孤单、太伤心,感觉受不了。“主啊,我受造是赋有爱情,也得到爱情,没有一个属我的人在我跟前,尤其是那些特别属我的人不在跟前,我怎能活下去呢?倒不如死掉算了!”当肉体的邪情私欲被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这样呻吟悲叹。内心既有这些凄凉,所以外面当然东撞西跌,这是我要在下面述说的。
这一年的开始真够快乐。二月我们举办了首次的女子圣经学校,我们的成功惊骇了黎族教会,因为黎族一向认为妇女不能读书!这真是一个战胜,而且成了每年的惯例。
可是到了三月,我就害起急性牙疼。我想用药镇静下来,可是未能成功,因为要把我从窝中搅出去的是主自己。离我最近之合格的牙科医生在昆明——云南的那一边!早几年,去昆明是三十天的行程,但是因为修了滇缅公路,约有两周就可到达。虽然如此,还得需要两周返回,总共我要离开一个月或一个月以上的时间!然而,牙齿的疼痛解决了我的犹豫——反正是除非停止这种剧痛,我什么事情都不能作——所以我就雇了脚夫,扛着我的东西,带我到保山去。我丈夫正在遥远的重庆开主任会议,若我能在昆明遇见他,我们可以一道回来——我盘算得非常容易。
我要离开麻栗坪的时候,有个令人愉快的意外——路求来了,他说要带我去,为我牵着骡子,爬越那些悬崖陡壁、险峻的山路,这原是他的老熟套,是他惯常的旅行。原来他是为他的新婚家庭盖房子,保山是能买好钉子的最好地方,他为我带路,同时也办他的私事,一举两得。对我来说,这真是从主来的一个赏赐,因为路求是个讨人欢喜的话匣子,他教会和乡村生活那种诙谐且广泛的闲谈,使漫长的骑骡旅程,在风趣欢笑中很快过去,同时也可以得知黎族思想和风俗的来源。我从路求的谈话中学了许多东西。除此以外,他是户外过夜时,使妈妈安适的老手。我们要走四天半的路程,过去都是需要六天,但是滇缅公路一修起来,只有四天半就可以到了。我的日记上记着说,我们于三月十八日启程,走了大约三十英里,就在一个大马廊楼上户外过夜。黎族地的春天常是三月开始。铺在山上的那种冬季枯黄,现在点缀了淡绿的草芽,野桃树上的淡红桃花常同青绿和枯黄反照相映,白色山杜鹃的芬芳扑鼻而来,使你欢喜呼吸,闻之欲闻,吸之欲吸。遥远的山顶仍然戴着雪帽,在金色的阳光照射下,灿烂辉煌,杜鹃驾临向黎人报告:“种谷!种谷!开锄!开锄!”
路救以欢笑的心情,畅谈他们新婚夫妇的计划。我的日记上记着说:我们一面行路,我一面翻译并教他唱一首短歌“我主耶稣是生命粮”。他很爱这首短歌,在我们的行程将尽的时候,他已经把它写了下来,预备回去后,教给他在橄榄寨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汽车路上截到一部卡车,三月二十一日(礼拜六)就到达了保山。
我害怕在滇缅公路上旅行,从保山到省会昆明,没有正规的公路客运,惟一的方法是搭汉人的商车。这些司机为要得多一点钱,多省一点汽油,超重多载货物,要搭车的乘客就都堆在货物的顶上。你得爬到装在车上的些箱,那些捆,那些包货物及驾驶台的顶上,尽量用力抓牢。我过去常看见这样的卡车顶,就在公路边上溜下,不管两旁是险峻下坡的急转弯。你常偶然见一辆翻落路旁的卡车残骸,所以你的惧并不只是想像!一想到当日的滇缅公路旅行,仍然使人战憷。可是主有未曾预料到的恩慈等待着我。虽然一九四二年,是祂必得给我一种非常需要之被钉的经历,然而,如果密切注视的话,你会知道祂是额外恩待我——不论什么时候,“只有可能”。有人说,蒋委员长飞虎队的两位飞行员正要驾着一辆私人汽车到昆明去,他们愿意我搭他们的车。哦,不要搭卡车,而是搭由美国人驾驶的私人汽车!这岂不是个恩典么?另外,我的日记随便记着说,“仰光陷落”——被日军攻占!
我们要在早上五点半开车,为要照例守晨更,所以在四点钟就起来了。我已经有好多早上都是早起,行路直到天黑,我曾辩论说,是否我那天可以不守晨更,多睡会儿觉。但是,我在迪圣经学院就养成“神第一”的习惯,现在对我很有用了。如果我不守那次特别的晨更,我前面的日子该怎么办呢?因为神总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对我说。当我在天还没亮的时候,把灯点上,惺松的睡眼转到我那天应读的圣经(创世记二十八章)上时,我有了这种感觉:“哦,就是雅各梦见天梯的那段故事,其中还能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把这种意念放在我头脑中的,岂不是我那懒惰的肉体吗?要不就是魔鬼。我在祷告的时候,先把我的懒惰交给主,当我要读这段我从小就熟习的古老故事时,第15节突然间冒出,好似我从来没有读过一般,“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必保佑你。”主的声音清楚无误地临到我说:“这是我对你前面的行程,所加给你的应许。”我以为祂说的只是那可怕的滇缅公路旅程,我听后非常感激。所以当路求来给我打行李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我已经从主得了一节圣经,粗枝大叶的翻译给他听。他满面放光,眉笑颜开对我说,“赞美主!『领你归回这地』——祂要把你再送回来!”我两眼直视着他。把我送回来?为什么说这话呢?我当然打算要回来!路求一定是没抓住这个要点。但是,哦!后来我多么感谢主,真正抓住这个要点的,还是路求哩——几乎弄错的乃是我!
说罢,我就坐上那两位美国飞行员的汽车,开始了我在滇缅公路的行程。你们会记得飞虎队是被蒋夫人特别保护的人。他们都是强硬而勇敢,敢作敢为的人。这个衣装简朴,令人厌倦的宣道师妇人跟在他们的后面,他们根本不觉惊喜,可是他们很体贴、很客气,美国军人通常都很体贴客气。只有一次我们都感觉不好意思。在云南驿有一个美军招待所,所以他们两个就住在那里,给我找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上装着锁(中国客栈很少有锁),我就把门锁上,幸亏锁上了,因为在夜间两点的时候,一个飞虎队员醉醺醺地来了。我所知道的头一件事情是,我因门震动而被惊醒,一直在砰——砰地打门,打得我恐怕门都烂了。同时一个醉汉的声音喊着说:“女人,开开门!我要见这个女人!”附近的房间传来一阵打抱不平的声音,证明也有人被惊醒了,这事安慰了我,可是并没有镇压下这醉汉的热火。“我不管她是不是一个传道的女人,”他反口叫道,“我要见这个女人。女人,开开这个门!”我的房门又被摇撼起来,真是把我吓坏了,我就祷告。当那个隔壁打抱不平的人见状,认为必须起床营救我的时候,咒骂声音更是不绝于耳。接着就是为时很短,间有喊叫的一阵搏斗。最后那个醉汉被拖走了,关在一个地方。这个飞虎队员待我很好,可是当我一向他们传讲基督,他们就不悦了。他们强硬,且要更强硬,不过他们还是很客气。
我们共有四天的行程。到了第四天车子坏了,正坏在四邻不靠、无助可求的中途——束手无策了。这两位美国军人不会说中国话,所以他们的办法是在公路中央等着,一有卡车来他们就持枪勒令停车,强迫帮助修理或答应坐车。他们厌恶滇缅公路和该路上的司机。我求他们不要用枪。我愿意为他们翻译(希望我已经六年没有使用的中国话会回来)。一个钟头左右的尴尬之后,有一个西国人乘吉普车而来,答应让我们搭他的车,只是没有地方可以载我们所有的行李,所以我那锁在车后面的铺盖,只得与车一同丢弃。这两位飞虎队员的意思是,待一会儿再回来取他们的汽车和行李。岂不知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汽车上的东西早就被人抢走了。所以,我的铺盖卷和包在里面的衣服,一下子都丢光了。
当时,我指望李牧师夫妇给我一个热烈痛快的欢迎,这是他们的惯例。因为,虽然内地会在省会昆明有一个招待所,我却打算要住在荣瑞大姐(即李师母)家中。我孤单又有病,所以就一下子推开大门,一直进入花园,巴望能有个人瞧见我,就发出愉快欢迎我的喊叫声。可是,却是一片寂静。我以诧异的心情进入房中,发声问叫。我的声音阴郁可怕地反响,却无人回答。从房子后面传来一阵小脚的“啪扑”声,不一会儿,一个面颊红润的中国女子出现。“哦,杨师母”她叫我的中国称呼,却是用英语对我说话。“李牧师和李师母下乡开布道会去了!请进来,没有关系,我来照应你。”她是留下看家的曾慧兰。慧兰是一位中国牧师的大女儿,这位中国牧师家庭的人口众多。她喜欢读书,她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来李家帮忙家务或作饭。她的身材不高,虽然已经二十一岁了,看起来不过才十五、六。人家一直认为慧兰是个小孩子,可是据我看来,她实在是一个很能干的少女了。
慧兰欢喜有人作伴,她现在已经高中毕业,这个学历使她在当时的社会,有了地位,她实在高于佣人,人当伴侣看待她,原是十分合宜的。我的中国话已经很生疏,所以很喜欢听她讲英语。在她来说,更是求之不得,因为能免费练习她的英语会话。她马上叫我到李师母的床上去休息,为我作了一餐可口的晚餐,这时夜慕已经低垂。那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只用了九天的工夫,就从麻栗坪来到了昆明——还算很快。
在我旅行的这九天中,我的牙齿都没疼。这是主给我的一种小恩典。可是,我老觉得有病,看来也像有病,常一阵一阵的头昏眼花。医生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把我的病因查出来。原来我抓住齿桥的一个牙已经化脓。因为牙是死的,所以它并不疼——这就是毒气难以查出的原因。我头痛,有时候脸痛,但是这个化了脓的牙从来没有疼过。可是毒气走遍周身,我真是病了。在我的毛病诊断出来,且把那个坏牙拔出来的时候,已经生了坏疸,我们那位能干的牙科医生说,要要是我晚来二十四个小时,就性命难保了。我到达昆明两个礼拜以后,那个坏牙才被查出来,在这段期间,我日见消瘦。除了慧兰以外,家中只有我一人,我病得太厉害,不能读书,也做不了多少事情,只有躺在床上休息——用好多时间来扰思我的孤苦!
这段时间,慧兰是个珍贵人物。她做最好吃的饼干和各样的东西,来激发我的胃口,她就坐在我床边,跟我用英语闲谈。这个时间使我不再沉思,于是我就鼓励她,使她注意我对她的人生、读书及朋友等等所发的问题。从她的答覆中,我知道她是一个大公无私且能吃苦耐劳的少女,我为之惊奇不已。她对所透露的事情毫不自觉,因为她工作太忙,从来没有时间自我省察。她是一个基督徒,是个令人尊敬的人。她极端注意诚实,对于“梨下不正冠”,她作的非常到家。对于她可以取得的东西,都是身子向后仰,竭力避免丝毫的嫌疑。比方说,李家的碗厨就是一例。我所碰见的厨师,都是自己随意白吃猪油、砂糖等类的东西,主人剩下的东西更不用说;可是慧兰从来不为自己摸一样东西。我给她钱去为我买东西,买来又不大爱吃;谁知我所剩下的,她都好好的给我放起来了。像她这样的人,一点也不为金钱所动,在任何国家都难找。我为了对她的有心照料要送她一点钱时,她难过得几乎哭了起来。我认识她的年月中,她一向都是如此。虽然她不爱钱,买东西时却非常会讲价钱——她是从四川迁来的,四川人在这方面很有名。慧兰在我所雇用帮助我的人中,同是一块钱,她比任何人买的东西都要多。
慧兰不但是诚实勤俭,而且还清白。当然也因为她出身信主的家庭,又多年住在宣道师的家中。虽然别人也会有这样的环境,却是不能像她这样喜爱清洁。我曾与一些异教地方的青年男女相处在一起,很少有不讲粗鲁话和污秽戏言的。我常感到人对圣洁的美丽缺乏敏感,就觉得忧伤失望。慧兰却是像我所遇见的任何贞洁女子一样的贞洁。在那些日子的闲谈中,她讲了她的一个故事,说到她单独的一次火车旅行——从李牧师夫妇去的乡村归来。“我们上车上得晚了,天色渐渐黑暗。车非常挤,又很闷,所以我就独自在行李车的行李顶上,找了一个地方,独自坐下来,温暖又舒适,因为靠近火车头。我正在那里舒适自得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男人向我爬来:『妹妹,我们一块儿玩玩罢。』他以污秽的干笑和邪恶的面孔说。
『你不要动!』我喊着说『你敢再近前一步,我就要跳到火车轮子下轧死!』他见我说得认真,骂了一句就退去了。他一走我就溜下,回到拥挤的车厢内。查票员一定是看见那个人了,因为他到我面前来,用手指着那个人说『找你麻烦的,是不是那个人?』那个坏人用恶眼狠狠盯着我,我吓得不得了,我回答说:『嗯,不是。』如果我把他说出来,他会把我杀掉报复。在昆明常发现有人脊背上被插上刀子而死掉——谁也不知道是谁干的。这事以后,李牧师夫妇再也不让我单独旅行了。”
我认为这个故事很具有象征性,我再次沉思,这位信主的矮小中国女了,是多么贵重的一个人。我在李家看过慧兰已是好几年了,可是从来没有体会她那种吃苦耐劳的背后,竟蕴藏那么好的德行。
因为我的病继续加重(谁也不知道是不是仅是一个坏牙作崇),医生就打电报叫我丈夫坐飞机来昆明。在重庆召开的主任会议本来已经结束,可是,他打算要去蜡戍直到复活节(四月五日)他才来到。这时候李家夫妇两人已经返回,亲切的看顾我。住了十多天以后,才把那个坏牙拔出来,我的力量很快就恢复了。
此时,日军正在进攻缅甸,英军在日军面前退却,美军随着撤退。缅甸人开始向云南逃难。我们住在昆明的人有时听见空袭警报。接着我们听说日军已经拿下腊戍。如果不是我打电报叫我丈夫飞来昆明,他正是要被隔在那个地方。我们都不知道,滇缅公路沿途已经开始慌乱。我太夫因身为主任,感觉应当到滇西去警告宣道师们的家庭从事撤退。他们没有一个人有收音机,可能还不知道目前的危险。他打算只离开几天,很快就回来。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谈论这个问题——云南会不会沦陷呢?
一个礼拜以后,消息传来说,日本飞机已经轰炸保山,发生在中午赶集,毫无警告的时候,死伤惨重。我的日记上说,谣传一万五千人被炸死,死里逃生的人沿着滇缅公路惊慌逃窜,奔向昆明。我丈夫就处在这些逃亡的人中间。在五月九日我丈夫亲自带着李宝训(Carl Harrison)(他在大理的学校上课),巴嘉琪教师(Leita Partridge),柯克士(Grace and Eric Cox)夫妇及婴儿米利暗归来。柯家都是只顾逃命,什么东西都没带出来,因为当他们的卡车爬越萨尔温峡谷的时候,日军正到达对岸,开火射击!他们就丢弃卡车,临时慌张收拾起一点东西,只顾逃命。带着婴孩走经荒僻的山边,想要找到保山,找到保山后只见是死收发满街。没有一个宣道师被炸死,因为驻留在那里的宣道师,都逃到我们的工作区麻栗坪那里去了,认为黎族的山中比较安全保险。
四天以后,我丈夫又外出到大理去,设法把另外的同工撤出来。后来谣言蜂涌而至,其中有一个谣传说,日军分三路向我们进攻。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到达西边的萨尔温河,因为他们曾在对岸开火射击柯克士夫妇。另一个报道说,有一个纵队从我们的南方进攻湄公河,另有一个日军纵队,据说正喘着滇铁路向我们东侧推进。英国领事馆和美国领事馆开始劝告该国的侨民,把老弱妇孺向北撤退至成都。大家都说云南要陷落。
我那时还没有取得美国的国籍,我是在英国领事馆的管辖之下。英国领事馆毫不迟疑地催我向北逃。李牧师不在家——他到乡下去布道去了。在昆明李家只有三个女人——李杨荣瑞,一位新同工孙爱莲教师(Evelyn Gibson)和我。另外有四位宣道师住在马路对面的内地招待所,他们已经决定坐飞机到印度去。领事馆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撤到印度去,或是随英国皇家空运队,搭他们继续前行的军事去成都。我表示不愿走,英国领事馆颇不快。“大家都得要撤退,”他说,“卡车奇缺难找,你再住下去,就要坐从滇缅路上逃到我们这里来的妇女孩子们的卡车了。再住下去就是自私!”我们该怎么办呢?只要我丈夫回来就可解决了!可是,我丈夫并非是引导我的根源。当我们求带领时,主却是哑口无声。经历教训我说,主不说话就住在原地不动。
英国皇家空军的护送队决定在五月十七日开车。五月十六日我们听说日军已经越过萨尔温进至滇缅;但还是没有主的引导。日本军队在香港和缅甸强暴妇女的故事纷纷涌入耳中。因此,英因领事单在一天内就三次通知我,要我随翌晨开行的护送队走。该怎么办呢?最后我们决定走。我们只能携带一个铺盖儿和一个旅行箱。一个人只能带这点东西——这一个旅行箱中要放那些东西呢?亲爱的小慧兰在屋子里哭来哭去,哭着帮我们打行李。她哭着说,她希望也能走。“英国妇女都很难找到地方了,怎么好意思再请他们为一个中国女子留位置呢”困窘为难的荣瑞大姐说。六岁大的宝训也跟我们在一起。一九四二年的五月十七日清早,我们三位妇女带着宝训和慧兰,到达了护送队所在的飞机场。我们正为慧兰的前程祷告——荣瑞大姐要她回到她自己家里去。在这时候主作了一件美事。英国护送队的队长前来检查我们的身分,他看见慧兰呜呜地哭。(不要忘了,慧兰看起来像个孩子。)
“她哭什么!”他问道。
“她要同我们一齐走,”荣瑞大姐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她不要被撇在后边。”
“哦,她并不太大,”他满怀怜悯地说,“也让她上去吧——没问题。一定可以。她叫什么名字?”至此行出神迹了。
慧兰并没有带铺盖或衣服,这些不使她担忧。雨后化日现,哭后欢呼来。慧兰一跃坐在宝训的旁边,立时护送队就徐徐前行。孙爱莲教师和我同两位皇家空军的护送兵坐在一辆卡车上,荣瑞大姐、宝训和慧兰坐在另一辆车上。我不记得除了这个护送队外,另外还有多少辆卡车。我们坐睡在卡车的后面,我记得在我的下面是一个备用车胎和一部打字机,车胎和打字机的下又是弹药箱。我叫孙爱莲教师睡在靠车厢的边上,我挨着她,一位护送兵睡在我的这边。护送队的卡车很小,因为只能载这么多人。我们吃皇家空军的口粮,当我们停车睡觉的时候,这两个护送兵就得整夜轮流守卫。
在滇缅公路上这样旅行了七天六夜,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用来思想。灰尘和隆声使交谈成了重担。由晴朗的云南进入了阴云贵州时,我已经把我的丈夫撇在云南,孙爱莲教师也撇下了她的未婚夫买文达牧师(Norman Charter)),有时我见她独自呜咽饮泣,其实我也有同感。当我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躺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思想——神并没有告诉我要来——会有什么事情临到我呢?那时我想起路求,在最后的一个早晨眉笑颜开:“赞美主,妈妈,”他曾说,“祂说祂要领你归回这地!”创世纪二十八15成了我圣经中破烂的一页。“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那里去,领你归回这地。”
“那么,主啊,”我在路上同祂说,“这一趟可能是我行在你的旨意以外了。你并没有告诉我来,可是你已经让我被推进来,不过你可是在那天早晨把创世记二十八15赐给了我。那么,这是我知道的。现在我要说“你无论往那里去”是你给我的保证,我要说“领你归回这地”是你给我的应许。“这地”必是意指保山。因此有一天你要把我带回保山,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是我感觉日本人根本不会拿掉云南。哦,哎呀!我为什么离开呢?哦,我孤单的心呀——我伤心悲叹,局促不安。
我们路过责州的华节时,护送队允许我们下车访问那里的宣道友人。德国妇女友谊会(German Women』s Friedenshort Mission)的威尔兹姊妹(Sister Welzel)和郝蛾尔姊妹(Slster Hierle)对我们亲切倍至,可是对于战争情况却一无所知。她们的工作照常进行。在路上我们碰见几个苗人,我的心又因想起黎人,且是已经离开他们这么远,而扭卷奔腾!
英国皇家空军人员对我们都很好。其中有一位名戴维森(Davidson)的苏兰人,他大部分的时间坐在我旁边,告诉我保山被轰炸的伤亡惨重情形。他们在被炸的那天黄昏,从缅甸逃到保山,到了翌晨破晓的时候,才最后完成通过——破坏和伤亡太惨重了。皇家空军历经过缅甸战役,他们的谈论充满悲观忧郁——中国一定要垮。
第六日的下午我们进入叙永,内地会的两位宣道师——徐牧师(Stephen Knights)和贝牧师(F.S.Bird)正在等候我们。他们收到我们重庆本部拍来的一通电报,说在重庆和成都的招待所已经人满——我们要在四川泸县下车,住在李亚农牧师(Arnold Lea)夫妇那里待命,直至进一步通知。我们在翌日下午四点半到达泸县,他们夫妇二人热诚欢迎我们。我头一个问题就是:“云南失守了没有?”
“怎么?没有。”李亚农牧师礼貌而大为不解地回答说:“最后这几天的作战消息倒很不错。”大概是蒋委员长派出他的最精锐部队,迂回至敌军的后方,迫使日军退至萨尔温河,阻止了他们前进,云南就脱险了。我们的逃亡本是多此一举。
现在我距云南省之遥,又没有回去的可能!李亚农牧师非常热诚,但是谁都可以看出,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在他们那个地方,从来没有说什么云南要失守的传说。我非常苦闷,我的生命好像是一个荒凉的残骸,前途暗淡。我那个落在日本人手中的小女儿怎么样了呢?李亚农夫妇听说,烟台的内地会学校和在校的儿童,拘留他们的日本人都会好好照顾他们,真是感谢主!使我们最感觉严重的一件事是,极其缺少钱用了。本国的友人都慷慨捐献,只是法令所规定的兑换率,仅能使我们获得真正市价的50%。如果我们按黑市价格兑换,内地会就会宽裕了,可是那是违法的事,内地会不能那样作。所以我们都感觉经济困难了,这使我的返回云南更加无望。皇家空军的护送队是免费把我们送来,然而,如果我要回去,我必得自己出路费。我枉受了那些天的苦,并且还要再在滇缅路上受那些天坐卡车的苦。一想到这里,心就昏厥了。
李亚农牧师很客气地劝说我,唯一可作的事,是复习中国话,住在这里帮助泸县的教会工作。所以我就每周两次,同一个女传道到中国监狱里去。我觉得四川话很难懂,听起来都是些嘶嘶声。可是,他们同样需要救恩,我同这位女传道何太太相处得很是不错。监狱真是可怕极了——虱子满处爬,满墙满地到处都是,每次我们一回来就赶紧换衣服。只可怜那些被关在里面的女犯人还得留在那里,其中有些也接受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