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晚晴温州纪事-苏慧廉

第八章：典型的温州信徒

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哥林多前书 1：27

有位绅士曾问我：“你的信徒来自哪个阶层？他们是不是来自最底层？他们来是否别有所图？换句话，是不是“吃教者＇？”少数人的确是“别有所图”，但很少能图到什么，结果他们自己也想不到，有时却得到更好的东西，成了基督徒。

事实上，我们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大部分都是佃农或中农，按照当地观念，他们都是自食其力、行为正直、值得尊敬的人。这些农民是中国的脊梁，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希望、未来的希望。他们身健体壮，智力和道德精神跟普通人差不多。除了他们，我们还有店员和手艺人，建筑工人和小贩，学者和绅士，等等。不要说，“我们总是和穷人在一起”，的确，没有了他们，我们应该感到耻辱。

我们骄傲地承认，有一段时期，贫穷卑微者是我们基督的主要见证人，这是事实。这难道不是基督伟大的“计划”—“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的体现吗？上帝不是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吗？

不久前，一位年逾古稀的妇人过来和我聊天，她衣着光鲜整洁，颇为自豪，在我们刚到温州开始传教的初期，就成为基督徒。在谈话过程中，她说：“我们的城西堂（我们的城市总堂）比当初我来时有了很大改善，那时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穿得邋遢，破衣草鞋随处可见；如今多好，看到那么多穿着体面的人参加礼拜，真令人高兴。”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肯定是赏心悦目的变化，但从基督徒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赞美是否是好事还是一个问题。

目前，贵人和富人大量地加入我们的行列几乎不大可能。现在，还是跟我们主生活的年代一样，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寻求心灵的天堂也不容易，因为他有太多的世俗羁绊，如他的财富、享受、同伴。一次与一位对基督教感兴趣的官员讨论这件事，我说，耶稣告诉我们，世俗权贵不适合承担精神世界的高位。虽然我们许多基督徒在这个物质世界上可能是穷人，然而，一座富丽堂皇的公共建筑，最重要的是埋在地基下方粗糙未经打磨的石头。因此，我们的人也一样：他们是坚实、忠诚的基石，上帝荣耀的圣殿就是建立在这些基石之上的。现在光洁的石块也有了，很快上帝的圣殿不仅仅“坚固”，而且变得“美观”。在本章中，我们要讨论的是男信徒的类型，女信徒留到后面再谈。不过，我们大部分最好的基督徒，不会被这本书提及，除了那些“虔诚、朴实、正直地生活在天父的荣耀里的人”。如果“历史平淡的国家是有福的”，那么这种“平淡”人组成的教会，其传教士也是有福的。他将很少看到或听到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站在“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这种类型不必进一步讨论，世界各地教会都有这样的人，无论在哪里，坚强、谦和、实干。中国大多数教会也有优秀的人才，他们都有故事好讲，本章就介绍其中几位。

林福伯（Uncle Ling Fuh），或林福大叔，是我在国内认识和爱戴的一个男人的翻版。两人不光身板、相貌相似，性格也差不多，鲁莽、诚挚、热情，而且都是菜农。林福伯外表和个性同样不一般。在他成为信徒之前，他确实是个人物，因为他的两个大拳头随时会落在那些欠揍的，甚至不欠揍的人身上。他站在我面前，稳如橡树，粗糙多节，皱纹密布；罗圈腿，内翻的脚趾；宽阔的肩膀，弯曲的长满老茧的手；钢铁一样的肌肉，稀稀落落的胡子，三绺长短不一的淡黄棕色的胡须，分别生在双颚两边和下巴中间（中国人胡须不多，而他脸上能长胡须的地方都长满了）。他有一个方正而刚毅的下巴，他的双眼又红又小；沟壑纵横的皮肤，写满了六十年的风霜雨雪和沧桑。

我最早认识他是在抵达温州后没几天，尊敬的监督阚斐迪（Frederick Galpin）牧师，把我从宁波带到福州，让我接任新工作。一天傍晚，就在他将离开我，让我独自面对孤独和命运之前，晚祷还未开始，我们坐下聊天。这时，没有敲门，悄悄地进来一位老人，站在门边恭敬而又羞怯。很快邀请他过来坐下，谈谈有什么事。他接受邀请进来了，但犹犹豫豫不讲出来意。催促之下，他跪了下来，开始低声祈祷，不久站起来，慢慢地来到阚斐迪先生座椅旁，用难以置信的明确的语气要求他换掉宁波来的传教士，这位传教士是在我的前任李华庆先生过世之后留在温州负责刚起步的教牧工作的。

问他的理由，他只是说这位传教士涉嫌行为不当，会断送这里的事业。阚斐迪先生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因为年轻，不信任神秘的东西，认为这好像很卑鄙，就轻率地回答道：“我会叫他离开房间。”老人果然没等别人开口，就很快地走了。于是阚斐迪先生说了：“要感激这种诚实而坦率的人，他们会告诉你事实真相。这样的人别处也许看不到。”从那时起，我才懂得一个敢于这样直率提出问题的人，其个性是多么可贵，体现了基督徒的爱心与美德。结果林福伯的勇敢行为使那位布道者被调离温州，因缺乏足够的证据，到别处重新试用了。

林福不识字，不会看《圣经》和《赞美诗》，只是靠口头语言记住他听到的福音，因此，无论是不是星期天，他从来没有漏掉一场礼拜。要是平日下午有礼拜，他会放下他的菜地，到街头教堂参加礼拜，而且会带上被他逮到的任何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84年暴乱发生之后，林福的表现相当抢眼。他心爱的聚会点被一群残酷的暴徒烧毁，废墟冒着浓烟；他和教友们心如刀割、悲伤欲绝。他自己的家也不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街上更是危机四伏。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的赞美诗，甚至也不知道卫斯理这个人，但在那个星期一上午他成为完全达到卫斯理诗歌所描写的那种精神境界：

大群敌人包围我，

大群敌人攻击我，

不能迅速逃脱，也无力反击；

独自面对地狱，凡人与罪恶，

虽然孤单，但不沮丧，

因为我坚信耶稣与我们同在。

那天他刚挑着蔬菜担来到菜市场的摊位，就遭到一帮歹徒的攻击。因为他是一位出名的基督徒，很难逃脱众人眼光，他的生命立刻有了危险。在这面对死亡的危急关头，他镇定自若，指着身旁肉架上的剁肉刀说：“刀在那儿，老头我的喉咙在这儿，你们早点杀了我，我就早点上天堂。”他的敌人被震慑住了。他继续卖菜，虽说不是完全没事，但总算获得短暂的安宁。

林福告诉过我，他成为信徒的故事：

“我原是一个野性十足、行事鲁莽、满口脏话的人，老是寻衅斗殴。如果有人碰巧在我的菜地被我逮着，他可要倒霉了。但是有一天，当我经过街上的礼拜堂，一时好奇，想进去听听那个“番人＇究竟在讲些什么，于是我混了进去，站在后面人群当中。我几乎什么也听不懂，但有一句话触动了我，让我放不下心。那传教士说：“咒骂是罪。＇可我记得打从会说话起，我就粗话不离口。如果讲粗话是一件邪恶的事，那我一定是万恶不赦的罪人！这是我离开时唯一的念头，我一下子感到自己的确是需要改变，这就成了我救赎的途径。”

他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的，他不再是往日的林福，他的嘴巴干净了，他的野性驯服了，他的脾气有克制了。有一天，他看见一名男子偷他菜园的东西，该名男子看到他，出于对老林福的惧怕，拼命逃。但林福喊：“慢慢来，慢慢来，小心摔倒，别伤了自己，多拿一些。”他赶上想偷东西的贼，那人吓得跪下来求饶，林福扶他起来，并采了一些菜蔬给那吓得目瞪口呆的男人，让他带走。老人也很喜欢喝酒，但明白酒会使他乱性，变得好斗，他就戒了，而且坚持到底。

他通用的问候语是“好显，好显”即“真好，真好”。不管碰到谁，他总是“好”不离口，满脸笑容。无论天气怎么糟，大热天，是“好显”；严寒天、潮湿天，都是“好显”，没有什么会使他改变，正好应了那句谚语：国王不会做错。

他有两个很出色的儿子，都已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并和他住在一起。他们勤劳孝顺，在他最后的十年，他们一直叫他别工作，安度晚年，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愿意高高兴兴地在自己的菜园干到死，更希望看到他们成为信徒。没事可干时，他就常常待在我们的厨房里大发感叹，我听到他为儿子们不肯信教而叹息，为他们得救而祈祷。在他去世之前，他欣喜地看到他们放弃偶像崇拜，偶尔来参加礼拜，但可惜他没有看到他们“脱胎换骨”（soundly converted），“将他们的心志改换一新”。的确，虽然他们经常来做礼拜，但还没受洗，目前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种变化，不过没有灵魂的新生“将他们的心志改换一新”，施洗也仅仅是仪式而已。他的大孙子，跟他的祖父一起生活多年，每天听他真挚的祈祷，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就成了基督徒。现在是我们医院的内科医生。林福年过八十才去世，认识他的人都很尊敬他。

金先生是另一种类型。几天前，我经过他的旧居，即使我没有脱帽，心里也在向他致敬。无论如何，我要大声说：“这里曾经住着一位圣徒。”这不是宫殿，不过是一间单层的平房，低矮的房门，高个子必须弯腰才能进去，狭小的房间，放几件家具就很拥挤。然而，金太太在世时，它总是比一般这样的房子更干净，因为她和她的母亲为人心细，爱整洁，金先生本人也不喜欢房子乱糟糟的。亲爱的老金，他们仨；妻子、母亲，还有他自己现在都在天堂，留下三个年幼孤女靠我们的慈善机构生活。

我最初认识他时，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举止自然、相貌英俊的男子，快三十岁的样子。和一般的汉人不同，他有一个充满热情的额头，一双清澈的眼睛，如果嘴巴大小可作评判人的依据，他可是长了一张演说家的嘴，能说会道。他的脸，像他的性格，温厚和蔼，从他成为基督徒以来，尽管说话耿直，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得罪人。他原来靠制作冥钱为生，那就是先将纸裁剪好，压上铅箔，然后作成银元宝的样子，在祭拜神明和祖先时烧给他们。中国人相信焚烧掉的纸钱能变成冥界的金钱，所以烧纸钱自然是让阴间的祖先富起来的一种便宜的方法。

当初，是林福伯拉金先生来听福音，从他的第一次听道起，上帝救赎的真理就如磁铁般吸引了他。他的妻子和岳母，一听到他参加我们的礼拜，表现出了最激烈的反对，害得可怜的林福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不敢在他们家的门口露面。也不能责怪他们，因为，在那些日子，做基督徒比在英国做无神论者更招人讨厌，因为当你在一千个神中去掉九百九十九位神，只剩下一位，那你跟无神论者也相差无几了。

很快他们遇上更大的麻烦，因为，过了一段时间，金先生申请洗礼，这时就有必要指出，他的生意对他的申请是一个不幸的障碍。困境中，他向上帝寻求帮助，以寻找另外的谋生之道。几个月来他不断祈祷，但他的祈求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上帝，要降大任于这名男子，因此要锻炼他的意志，为了将来更好的侍奉，让他自己解答自己的祈祷。

不能再等了，他不顾家人的怨言，决定放弃利润丰厚的职业，开一家小店。这次，他这样做了，不久后，被接纳为基督徒。不过，结果令他大失所望，小店很快就转手了，因为小店没有给金先生带来维持生活的收入。他决定不管它，听天由命。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和岳母，又软硬兼施，逼他重操旧业，但他却打起“背包”，挑起担，去当卖货郎。

这是一件累人的活，走街串巷，风餐露宿，讨价还价，利润微薄，很少有机会碰上信主的人。依他原来的活计，每年可以赚两三百块钱，因为他有一流的手艺。做卖货郎，他的收入从来没超过五十块。扪心自问，有谁愿意放弃轻轻松松一星期赚五元的工作，而去干辛辛苦苦赚一元的营生？但他愿意，以获得心灵的安宁。所以不难理解，金先生为了忠于他热爱的真理，承受着多大的牺牲！

这时，我正好辞掉仆人，我必须另外找一个，犹豫再三之后，我去找金，告诉他这个工作的性质，并提到薪酬微薄，但可以住宿。

我并不指望他会接受，不仅仅是报酬低，而且这是仆人的工作。然而，他迅速接受了我提供的职务，还说这份工作经济收入与他目前的生意差不多，但他更珍惜能正常参加礼拜，并可以挤出时间学习经文的机会。

就在他当我仆人期间，1884年的暴乱发生了，他再次证明了对信仰的忠诚。1884年10月4日，当时是周六晚上，跟往常一样，我们聚在一起举行祈祷会。这是令人焦虑的时期，法国与中国已开战，法国海军离这儿不远。此外，道台虽然不是故意，但还在进一步激发民众的情绪，他让每家每户在门口堆积石头。这些石头，他让人收集起来，放入他所建造的几艘“诺亚方舟”—大木箱里，然后拖到瓯江口，沉入水底，构成水上屏障，阻挡法国军舰进入瓯江。

大约在这段时间，就在我们以南的港口福州爆发了海战，中国舰队被彻底摧毁。但完全不同的消息很快在温州人中流传，据他们说，中国舰队已在海上歼灭了“番人”。我记得，暴乱前一两天，一名男子在城市的主要街道看到我大吃一惊，大声地说：“哇！怎么还有番人在我们的街上走呢？”

就在这难忘的周六晚，我们相聚在一起，而我们再次相聚又是很久以后了。此刻，我执笔在手，当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小小的礼拜堂，昏暗的油灯，几个疲惫的信徒，尖声的讲道人，虔诚的祈祷者···.··骤然间，情况突变：猛烈的敲门声，呼啸的暴徒；石块飞了进来，打破窗户；一群赤膊狂徒冲进我们下人的外屋；地板上闪动着耀眼的灯火。一看到我，暴徒就逃，我在后面门阶徒劳地呼喊他们；“嗖”一块大石头擦着我帽子的边缘飞过，“哇”的一声，我身后的一个基督教徒被击中头部；我们只好匆匆逃离，狼狈不堪；很快石头雨点般砸进我房间的大门。前街聚集大批围观者，大多是邻居，他们默默地给青年人让路，而年轻人则尽可能镇定，穿过人群。随后县衙门的人来了，衙役和守门人跑过去，挡住外国人去见知县大人的路；我仓促步行到中华内地会的大院，并迅速跟随蔡文才先生回来；同意我们去见官了，虽然我们曾派四个不同的信使去见他都没用；官家穿上他的官服，坐上轿子往出事地去了，但为时已晚：我家燃烧的熊熊烈火映红天空。我们打算出来看看其他人的安危，但原先禁止我们入内的衙役此刻又不许我们出去。不久，我们欣慰看到曹雅直先生和玛高温博士（Daniel JeromeMacGowen）来了，幸亏有曹雅直的拐杖，关键时刻，用拐杖插入正要关上的大门，撬开一个入口得以进来，没有被关在门外。万一真的被关在外边，他们只能任由暴徒摆布，他们逃亡路上，暴民们一直向他们投掷石块。在县衙门的会客厅，我们度过了一个担惊受怕的不眠夜，我们着火的房子烧得天空一片血红，火光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整晚，我们听到城里到处是锣鼓声，这是月食夜，管他外国人是生是死，一定不能让“天狗”把月亮吃掉。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基督徒怎么样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会怎么样。暴徒会不会冲进衙门将我们拉出去？知县能不能或者愿不愿保护我们呢？夜是漫长的，但终究过去了，天亮了，上帝恩赐的阳光照亮我们苍白憔悴的面孔，也带来了亲爱的金。

“我们找你找遍了全城，”他说，单腿跪在我的椅子旁，“我们不知道你怎么样了，我们不是找，就是为你的平安祈祷，看到你总算放心了，总算放心了！”我们也同样很高兴地看到他，因为从他那里得知我们其他基督徒都平安。他还告诉我们说，虽然城里外国人的财产已被烧个精光，但暴徒未能过江去英国领事馆，现在都已散了。

当日，我们四个难民在好几队的士兵护送下到了江心屿领事馆，以求尽可能的安全。同一天，正好是周日上午，这位勇者和林福伯一道将所有基督徒召集在一起，像但以理在他的窗下所做的一样，公开在自己的房子举行了神圣的礼拜，因为那时他的妻子和岳母早已成为信徒。以后三个月，在这被认为不宜传教士居住的城市，却在金先生的家里，屋内或院子，每周日都举行礼拜。因为有他，我们的信徒在那黑暗的日子里保持了他们的信仰和勇气。

此后不久，我们不幸失去一位卖书人。他的职业为教师，家住海岛，一次进城，正好经过我们的街头小教堂，他进去听到了新的学说，很感兴趣，就买了本《新约》。几个月过去了，再也没有什么人看到这位青年教师。但有一天，他再次出现了，对我们来说，他很陌生，但对《新约》，他很熟悉，每一页，他都仔细地用红笔作上记号，甚至有几页每一句都有记号。后来，他接受施洗，然后担任卖书员。在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支持下，他四处卖《圣 经》，直到因暴乱暂时不能在温州一带卖《圣经》。于是，他决定经陆路到宁波，沿途在温甬之间的台州卖《圣经》。

在适当的时候，他回来，但几乎立即因伤寒病倒了，尽管我们精心护理，但他还是死了。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一直希望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布道者，尤其是能到大大小小、人口众多的海岛上传教。但他的影响力没有消失，他的父母和姐姐成为基督徒，而且他姐姐的儿子，经过我们学堂若干年的教育，成了一个能干的布道者。在他的家乡，一个与怀特岛（the Isle of Wight）差不多大的海岛上，我们现在有了六个教堂。

卖书员之死为金先生打开一扇展现能力之门。当时他是我们的厨师，一个糟糕的厨师，但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然而将一个好基督徒与好厨师糅合在一块真是有点勉为其难！坏厨师加坏基督徒的人自然讨人嫌！好厨师总比坏基督徒更容易被人接受，但是厨师得证明，除了他的菜，他的虔诚也的确是无处不在！我们觉得像金先生这样一个好人将时间浪费在我们的厨房里很可惜。同时，去哪里找新厨师我们又不知道，因为这里没有受过训练的仆人。经过一番权衡，一天，我最后有了决定，于是叫他进来，对他说：

“你知道，我们现在没有卖书员，很想再找一个。工资跟你作为我们的仆人一样，但工作还伴随着相当大的危险，至少你不得不忍受许多人的羞辱，我想问你，想不想干？”

泪水顿时流出他的眼眶，他回答说：“没有什么会比去四处为主作见证更令我快乐，这是我最想做的事。只要需要，即使是龙潭虎穴我也敢去。”

我们换来一个更糟的厨师，但教会多了一个无比虔诚、忘我工作的人。几个月后，我们可以辞退借来的布道者。那人尖酸苛刻、傲慢专横，他的神学知识很糟。他爱说他听众的祖先在遭受万劫不复的报应，无论是好是坏，他都不为所动，他的声音过于夸张，缺乏感情。金先生的所有神学知识来自《圣经》和《赞美诗》，但他拥有智慧、忠诚和热情，正是我们最需要的人。慢慢地，他代替了原先的讲道者，我们丝毫不觉得遗憾，因为正是他的参与，我们的乡村传教工作得以起步和发展。我们经常一起出去传教，一起坐船，一起日晒雨淋，一起跋山涉水，一起风餐露宿，一起狼吞虎咽嚼着当地的饭菜，周而复始，难以细数。

我清楚记得，十七八年前我们一起出去传教。有四个青年男子进城做礼拜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来自桥下，现在是我们外西溪（outer westbrook）联区总部，离瓯江有十五英里，这些年轻人急于在他们村里建一个分会。金先生被派去了解情况，反馈的情况不错，于是我决定亲自去一趟。我们雇了船，在一个天气宜人的秋日，顺风顺水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傍晚，一大群农民专心致志听我们讲道，大家散去后，一些老人们还要和我们在楼上作进一步交谈，我们讨论信条原则直到深夜。我告诉他们，我们打算在这儿建立分会，并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搞，最终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当时在场的一位男子，做泥水活的，他在一段时间之后，就在三英里外的自己村里又成立了一个新分会。就这样，一个分会接一个分会，我们的教会不断成长。

四个年轻人中的老大，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是一个大联区的牧师，当时不在家，他去十二英里开外的内西溪（Inner Westbrook）他岳父家忙秋收了。他们家庭的另一成员，他的姨妈，一位我向来很敬重的女士，也去了同一方向的一个地方，离这里有十英里。我们都知道，秋收是农民头等大事，需要劳力，晚上收割者都很疲劳，但为了传播福音，我很想对这一地区有较深的了解，在金的陪同下，我们往内地出发。途经一个美丽的山谷，它慢慢地变窄，成为一道无法穿越的山沟，唯一的出路就是攀上山口上的一千英尺高的峭壁。

最后，我们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一个有三千居民的大村，很快找到了桥下那位女士的娘家。在这里，在她的敦促下，我们受到友好款待，我们说晚上要向村民传教，但很快发现，房子太小，来的人太多。有人好心建议，我们应该换一个地方，到一个毗邻祠堂去，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我们到了那里。昆阳（küe—yie）的祠堂是我第一次去那种地方布道，在那儿金先生和我尽我所能举起真理的火炬。

我们的听众听得很专心，不久有一名男子加入教会，结果却遭受许多族人的反对。一年多来，他的族人发现他去做礼拜就强行把他拖回。为了躲避迫害，他主日只好起早摸黑就上路，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去不同方向的礼拜场所。他不敢连续两个周日到同一个聚会点，否则他会在半路上被抓住，受尽凌辱。

在这个村，暴徒曾经企图将我的妻子扔进溪流，那时候，我们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要走许多路，以避免侮辱和威胁，那些日子，羞辱和危险时时刻刻都在等待着我。多年来，每当我访问这个地区，“杀番人”、“宰那外国贼”、“揍外国狗”呼喊声会此起彼伏，回荡在山谷之中。让官府处罚这些恶意的人并不难，但是传教士，如果自己不能承受侮辱，很难向他人宣讲宽恕之道，他需要时时刻刻把主的话记在心上—“你们和别人比有什么长处呢？”

翌日早上，大雨倾盆，寒风凛冽，我们预定去前方梅坑（Plum Torrent）的计划，似乎暂时要泡汤。尽管很不情愿，我也只好发话打道回府，但到了下午，停停歇歇，雨势开始减弱，所以我的命令取消。我们踩着泥泞湿滑的路出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迎接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及时到达梅坑（Plum Torrent），那儿的房子一间顶着一间建在陡峭的山边，乍看好像上面房子的前门开在下面房子的屋顶上。我们又湿，又冷，又凄凉，没有地方供我们烘干取暖，也没有人来排遣我们的凄凉。我们久久坐在凄风苦雨的阳台上苦等，终于等到中国人待客最简单的一杯茶，就是中国人通常泡的那种茶。这姗姗来迟的茶真让人提神。中国人喝的茶没有加颜色，但有一种微妙的香韵，那茶叶是太阳晒干的，不像外国市场卖的那种是烤黑的，杯底只放上那么一点点茶叶，用沸水冲，茶杯盖在杯子上来回撩拨茶叶，可加快其“吸收”。茶总算有了，但没有人邀请我们留下来，黄昏迅速来临。每个人都忙于秋收，显然没有人对我这个外国人感兴趣，这有些怪异，因为以前没有外国人曾经来过这一带。

屋漏偏逢连夜雨，情况似乎越来越糟。不久，金先生从头到脚开始瑟瑟发抖，好像中风似的，他的牙关嘎嘎作响，脸色发黄像羊皮纸，天气突变，诱发了疟疾。大约这个时候，从桥下来的基督徒女婿半内疚半羞愧地来看我们。很明显，从他的态度上看，他改信基督教并没有提升他在亲戚中的威望，他自己已经忍受好久了。在他的安排下，金先生被带去就寝，盖上被子。我应邀与他们一家共进晚餐，而且彼此消除了误解。我冒昧地提出，晚上让我在祠堂向村民讲道，他们有些人至少会认为这是一种消遣，所以，不久之后我们去了山脚下的祠堂。

我们刚要出发，金先生出来了，发着高烧，但执意坚持要陪我们去讲道。他不但和我们一起去，还参与布道。虽然天气恶劣，让村民望而却步，还是来了几十个人，我们都很快活，几个星期后，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小教会。桥下基督徒女婿的“岳父”，我们就住在他家，他是一个文雅的读书人，赋闲在家，曾中过秀才，也参加了聚会；他的哥哥，同样也是秀才，一位性格很要强的男子，也来了。从祠堂回家时，我们彼此已相处如朋友，所以他们俩和几位朋友不断向我提问，一直谈到深夜，不过没有几个问题与我特意要传播给他们的福音有关。几年后，我听到这位老秀才公开谈论他成为信徒的历程：

“当时我在我们祠堂里听到福音，”他说。“我相信那是真理，但还未完全信服。回家我不停追问苏先生种种问题，但他总是将其归结于基督教的道理，在那个时候我想回避。后来，我们村开始做礼拜，我也去了，尽管这一次我开始相信真道无价，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愿脱下帽子和其他人跪在一起，甚至在礼拜时，故意逛来逛去，摆弄我的烟斗。大约这个时候，学台大人从省城来温视察参加科举的学生，城里将有许多儒生，我想进城去看一些老朋友。苏先生开放了城里教堂的外院供儒生们使用，我也去那儿投宿。

“一个周三晚上，我参加礼拜，苏先生他讲到经文＇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他分析了各式各样的斗，如贪婪的斗、邪念的斗，等等，但骄傲和虚假的羞耻感的斗最打动我的心。正是他所说的骄傲，使我在礼拜时一直戴着帽子，同样也是因为骄傲，让我在每个人都跪下祈祷时，坐在那里不动。这天晚上苏先生为我取下我灯上的斗，在结束祈祷时，我不再抗拒，首次与别的基督徒一起跪下。”

这位文笔不错的学者随后写了篇有关基督教的文章，分发给他那些有学问的朋友，长久以来，他不得不忍受着他们的排斥和辱骂。他的文章，以及他分发的其他书籍，对当地很多文人的基督教知识具有启蒙作用，如今，在这个地区，已没有人以作为基督徒为耻。有一段时间，他做了当地的布道者，这的确是一个自我牺牲的事例。可惜他的口才不如文才，他的声音第三排人就听不到，因此，在他那里当本土传教者不再供不应求时，他悄悄地从这个使他难受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话题再回到金先生，四五年之后，他对基督教事业的热忱使他积劳成疾，最终付出生命。他去西溪（Seechee）探访新成立的几个教会，一有机会就传福音。等到他回家时，到了江边已是傍晚，他已累得筋疲力尽，离城还有二十英里，他却发现没有船了。不久，他看见一艘运水船慢慢地往城里去，那里因为干旱，水井都已经干涸了，他请搭个便船，但船夫只能让他待在桅杆处狭隘的横坐板上。一个疲惫中国人有窍门能在任何地方露宿。六英寸宽的板凳，或者桥梁的护栏上都能睡，甚至像雅各，可以以地为席、以石为枕。尽管横坐板很狭窄，金先生却不费劲地在上面睡着了。不久，船忽地一个颠簸，可怜的金先生猛然惊醒，发现自己深深地掉进装满水的货舱。

他当然是浑身湿透，他放在双结的肩包里的换洗的衣服也湿透了，中国人外出旅行都把这种包缚在肩膀上。他没有选择，只能穿着湿漉漉的衣服，面对深夜寒风坐了好几个小时。肺炎随之而来，然后又是肺病，虽然他的生命维持了十多年，但他再也不能干他热爱的事业，尽管数度尝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过，即使在他退休后，他仍然是我们工作的中流砥柱，直至他去世之前的几个月。在城里，没有他的推荐，就没有人会被接受施洗，他的智慧和判断力使许多暗流得以澄清，让很多可能酿成极大后患的矛盾消弭于无形。他的小房子是需要建议、同情、鼓励之人的聚会点。虽然房子简陋，人也没有文化，但是，就连那些自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高人一等的人，也会放下架子，乐于寻求他的帮助。

然而，他被迫退休仍是我们一个巨大的损失，虽然其他更能干的传教士出现了，但金先生是奉献和虔诚的楷模，不管工作多么艰辛和绝望，他都愿意干。“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讲的就是他这种人。无论多么困难，多么讨厌的任务，他也乐意接受。例如，岩头的人攻击我们刚成立的教会，砸毁了我们的家具，殴打信徒，并当场打死一人，那时没有人敢去将逃散的羊群重新召集起来，是金先生挺身而出：“让我去！”他到了那儿，用他的勇敢来鼓励一些“慕道友”再度聚集，他说：“别害怕，谁要是伤害你们，先将我打到。”我们楠溪出色的圣工也多亏他坚定、和蔼、虔诚的侍奉。

我们中间商人阶层的信徒还不多。他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安息日。开店铺的人，特别是有多名伙计的店主，如果他七天里歇业一天，伙计的饭钱、工钱照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如果从中国农历十二月中旬到正月中旬，谁要是说关闭他的店铺，那就无异于宣告破产。谁要是真的“关门大吉”，债主们就可能来拉走他的货物。我们的一些基督徒商人冒险在周日关闭他们的商店（其实，现实上没理论上说的那么严重），这些人，在今后几年内，他们的做法会对温州商人传统习惯产生影响，正如教会学校在中国已经影响到本土现代学校，周日停课。比如，领事馆的礼拜，还有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主持的海关，也以他们为榜样，在安息日举行礼拜，这些做法对大清帝国官员的作息制度也有一定影响。

有这样一个商人住我们家的隔壁。他是开米店的，人们都叫他矮人伯，每个主日忠实地停业。当初，他来到我们当中，不是因为爱上帝，而是怕恶鬼抓他。然后，他引起我的注意，主要是他缺乏光泽的眼睛，以及他一家子的那副邋遢相。现在，就城里教会而言，他代替了金先生的位置。他不再邋遢得令人不能忍受，他有了一双虔诚、明亮、深褐色的眼睛，他担任领导审慎而称职。这个原本胆小怕鬼的人已完全变了一个人，如今的他胆大心细、机智果断。他可以对工于心计的人直截了当地说“不”，他是我们最好的资金募集人，他对受洗人选择的判断是可靠的。尽管他收入微薄，但他极为慷慨大方，他无私地工作，付出大量的时间，不取一分一毫的报酬，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过他的生意很好，他教育他的孩子“敬畏上帝，听神的教训”。几年前，他十二岁的儿子，一个脾气与父亲全然不同的男孩，据说曾殴打他父亲，当爸爸的却忍住不声张。值得庆幸的是，这事传到校长的耳中，他勃然大怒：“什么？竟然打父亲？这还了得！如果任他胡作非为，明年他就会打老师了。把他带来！他不来？等着瞧！”这个严厉的校长亲自跑过去，一把揪住孩子的辫子，把他拉到学校，狠狠教训了一顿，让他再也不敢打父亲了！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商人，但很少有人看到他们在周日停业，他们只是满足于参加礼拜。“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在这个城市里，我们看到数以千计的商店，几乎不到百分之一在安息日关门，这是恐怕与大部分的居民对基督教知之甚少有关。这是我们的工作中最令人沮丧的地方，看来需要特别的措施。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只能让人们自己去慢慢摸索真理，一旦有了好办法，我们将为此欢呼雀跃。

在温州官员阶层中，几乎没有几个基督徒，除了几位低级武官。文官不准入教，即使他们想信教也不成，参加祭祀活动就是当官职责的一部分。此一阶层，最难摆脱限制来享受主的福音。为此，广学会做了不少工作，启发他们，已有一些大官开始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了兴趣。

乞丐阶层的信徒不多，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有一些，但成了信徒后就不愿再当乞丐。我们有一些老人和盲人，我们还不能期望他们完全摆脱乞讨。对他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因为我们基督徒对穷人是友善的。但在中国不像英格兰，几乎没有贫民院或私立救济院。而是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丐帮的帮主，他们对其同伙有某种形式的控制权，但他们并不承担为乞丐提供生活保障的职责，乞丐们照样得露宿街头。可怜的人！那是多么让人难受的景象：肢残者痛苦地拖着肢体爬行；失明者无助地、缓慢地用长竹竿探路，一步一颤、磕磕碰碰而行；瘫痪者凄惨地摇晃着身体，一脸悲苦，乞求路人施舍；麻风病患者露出可怕疤痕；寡妇指点着年幼子女；痴呆的人指着嘴巴，胡言乱语；健全的乞丐向不理不睬的店主大声要钱。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即使是基督也不能治愈朱迪亚所有罹病者，让饿肚子的全吃饱，然而，他带来了力量，最终将会实现这一切，这个力量，我们也带给这片土地。

一个乞丐开始了我们在菰溪（Kuchee）的工作，我们守信用，不久让他做一个小生意，虽然那里教会办得很红火，但他的坏脾气又让他堕落。在同一地区，另一个乞丐，是个老头，总是带小孩来参加圣餐。他和许多其他乡村乞丐一样，半年乞讨，半年种土豆。我们最好的女同工的婆婆，一位尽心侍奉主的仆人，也是一个乞丐，但不久后，他们家的儿子也信主，他为人谦虚有礼，后来在一家纺丝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就劝老母亲放弃“讨饭业”。

士民工商，中国人将社会划分为这四个阶层。在这一章中，我们按这样分类介绍我们的信徒，甚至连不入流的乞丐也没有被忽略。有数以千计的基督徒可以写，他们的故事可以写得很长，但结束本章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未讲盛（Dzang）先生的故事呢：他原是镇台衙门的司库，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曾将一个神殿里的神像砸个稀巴烂，因为他们告诉他，他生病的儿子会好起来，而且在他的儿子死后，他悲痛万分，再去那儿时，他们还厚颜无耻地重复他们的预言。我们也未讲另一个盛先生的故事，他住的村子我一眼就能看得到，他和他父亲是江北岸最出名的耿直血性的汉子，他在我们医院里高高兴兴地动了一个大手术，刚刚复原。还有，那位海军士官，曾吃斋念佛，拜观世音菩萨二十多年。成为基督徒后，一个黑夜，他从船上掉进湍急的江里，快要沉下去的时刻，他的祈祷起了作用，一艘路过的船只救了他。还有邵秀才（Mr Shao，B.A.），他是其家乡一带最富有的人，村里的第一个基督徒，他刚刚为一所新的教堂慷慨解囊。还有我的书记员，他父亲是村里及周边地区最好的医生和学者，曾以死相威胁，不许儿子成为基督徒，他不得不等待他父亲去世之后才加入我们的行列。还有许多人，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上一章。为了信仰，他们遭受了无尽的苦难，他们受折磨仍“不肯苟且得释放”，他们“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他们“被石头打死、受试探、被刀杀”，“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但神给我们预备的“更美的事”，他们必定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