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晚晴温州纪事-苏慧廉

第二章：拓荒者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

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民数记11：5-6

拓荒者，在其生命的任何阶段都与困难、沮丧、失望相伴，尤其是对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来说，更是如此。与同时代的人相比，他也并没有被赋予超乎常人的希望；尽管令人高兴的是，他和他的工作，以及他的应召使得他的灵魂不可动摇，并赋予他平和的信任，还有战胜看来不可能克服的苦难。伟大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崇高信仰和坚定不移之思想以及他的后继者的实践，对于成功者是一种激励，对于遇挫者又是一种安慰。

马礼逊的确是上帝拣选的人，是来中国的使徒。回到一个世纪之前的1806年，当时的处境甚至比当年前去地中海世界传扬耶稣福音的使徒保罗还要糟糕。保罗当年有巴拿巴和马可陪伴；他懂那里的语言，大体上他找到了熟悉他要讲解的圣书的朋友与听众。而马礼逊却没有那么幸运。他注定一个人独行，没有同工为他加油，也没有中国信徒欢迎他。他语言不通，无法布道，更糟糕的是至少有三亿中国百姓既不需要他，也不需要他传来的福音。然而他却要把福音送给他们，而且是孤身一人。无望的任务！痴心幻想！不可能的尝试！有人问马礼逊：“你认为你能够使中国百姓相信上帝吗？”马礼逊答道：“我不能，但上帝能。”

他崇高的信念堪与为完成传教使命所具备的耐心相比。他清楚自己无法在有生之年看到收获，尽管如此，他还是辛勤地犁地播种，坚信有朝一日会加入丰收歌者欢庆的行列。在刚刚过去的短暂百年里，耕耘已经结出硕果；这在基督教会史上是前无古人的，这是他信仰智慧不容置疑的证明，也是上帝对这个民族眷爱的见证。让那些还在怀疑、还敢拒绝分享上帝拥抱世界计划的人们靠边站吧！

拓荒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重重。就像一个走进旷野的人，有树木需要清除，树根要挖去，处女地要开垦与播种，还有居所要建造，更困难的是要忍受孤独，所以在拓荒者的宣教工作中，有大量的困难让人沮丧，不断磨炼人的意志。有时拓荒者是多么羡慕那些已经建好教堂、有现成的信徒去牧养的同仁！

他第一件事是寻找居所。非洲与中国在此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在非洲他必须自己建造；在中国则要租或买，困难相当。在非洲，他盖好房，请人来做他的邻居；在中国他租房，则希望他的邻居时常出去，让他安静一会儿。当托马斯·韦克菲尔德（Thomas Wakefield）牧师—我所遇见到的最具魅力的一位—被克拉普夫（Krapff）医生初次介绍到东非时，这位医生就告诉他和他的同事说，“现在对一位传教士来说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找木头和水源”。真了不起，韦克菲尔德先生想。没有木头，他们怎么能够建房？没有水，人又怎能够生存？“但是，”二十五年后韦克菲尔德牧师回忆说，“对一个成功的传教团来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比木头和水更想要的东西—我们需要人”。在这方面，来中国的传教士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如果他是位拓荒者，他的到来会招致一群好奇的人们围观，他只能用最优雅的举止来沉着应对。就在几年前，人群这种无礼的行为，还使许多地方的拓荒者匆匆落荒而逃。

当曹雅直（George Scott）和蔡文才（J．A．Jackson）于1867年11月到温州 时，有一段时间住在当地客栈里，他们只是住在那里等待时机，并未介入重大的传道事务。他们花了好大气力租到了一间小屋后不久，愤怒的群众破门而入。凭着曹雅直先生的勇气与忍辱负重的精神他们才未被驱逐。十年后，我们差会李华庆（R.Inkermann Exley）先生来到温州，购置了相当大的房子，李氏把它改作住宅，屋边添了小教堂和教室。

传教士终于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找到避难所了。即使这样，还不能说“无人使他害怕”。接下来的一件事就是学习当地的语言了。对于今天学习汉语的学生来说，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但当时的传教士却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今天学生所用的教材全是过去十年间出版的。

想象一下当年我们的年轻人在一个偏僻的传教点安顿下来，几乎在他尚未耕耘和播种之前，他就不耐烦地传播福音，开始期待着收获了。这城市里人口拥挤，无数人将他团团围住。人们在狭窄的街衢碌碌奔忙，鲁莽地互相使劲推挤，靠自己一双腿脚赚钱度日，赤膊苦力汗流如注，背扛重物，蹒跚急走，或肩负轻包，徜徉而过；轿夫屏息吆喝，像在驱散闲人：“轿！轿！”妇女手持香烛去寺庙，走路忸怩作态；孩童路上或聊天、或争吵着上学堂。“快点前往，悲痛和歌唱。”

人群中只有一个半怯半羞的白脸青年，因为这些人的习俗、心智、风气、道德素养与这青年大相径庭，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个人要来到这里，肯定没安好心吧？来教育他们吗？这个“死人白”青年要来教化他们这些孔圣人的后代？那真是可笑之至！

幸好自大没有限于一方。白脸青年对他们的嘲弄没什么意识，虽然有点害羞，但又甚自负，对传道更是信心十足。这不是上帝救赎的力量吗？他始终坚持对福音的信心；尽管中国佬不喜欢改变，但他们还是在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和那个年轻人都摒弃了与生俱来的自负，取而代之的是双方互相尊重。

该青年渴望自己能传递上帝的福音，开始学习语言。他在头一两个月中外出时，口袋里总装着书本，那是在中国别地宣教的传教士所撰写的小册子。或许他用断断续续的零星句子表达宗教小书的效果终归失败，听者误解了他那小心翼翼准备好的“外国话”，并用简单词语回答“pu tung”（不懂），结果使青年人很快学会了这个词。或者有人用土话回答青年有板有眼的中国话：“Fu tung fa＇o（不懂番话）”，意思说听不懂“蛮话”。尽管他的“蛮话”可能难懂，但人们还是接受了小书，读着并作记号，直至内心领悟。人生来虽具上帝的形象，但也许只是一个初胚，不过这个初胚有着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其中包括繁衍同类的能力。

二十多年前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的妻子和我在一座有古塔的山下坐着。在我写字的时候，古塔在一千英尺的高处俯视着我。出于我们内心涌动的善意，我们给辅导我们学习语言的老师放了半天的假。我们雇了一条舢板，很快就来到了江对面的双塔（Twin Pagodas），那双塔可是中国人独特的迷信的体现。正当我们坐在那里欣赏美景的时候（中国是这个地球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一个青年农民扛着锄头走过来。温州这个地方并不大，不管你是坐在多高的山上或多广阔的平原上，一个外国人很少碰见当地人的。那个农民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用中国人特有的眼神要命似地盯着我们两个老外。我们谈了几句，给了他一本常用的宗教小册子，他就离开了。多年过去，这件事我自己也忘记了。突然有一天，一个精神焕发的年轻人走进我的“书房”，一个我花了很多心血来研究中国风土人情而非学问的房间。

“你不认识我吗？”当他看到我质疑的眼神时，他问道。“恐怕不认识。”我回答。

“你还记得许多年前的一天下午，你坐在江对面的一座亭子下面，给了一个年轻人一本小册子吗？

“现在你提起那个场景，我记起来了。

“那个年轻人就是我。”他高兴地说，“我把那个小册子带回家，读了，深深地，被吸引住了。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住附近，就去拜访他了解详情。他带我一起做礼拜，我已经成为基督徒好多年了，最近在我们村子里也开始了主日礼拜。

因此，许多年轻教士在初来之日不可能用口头语传道，用书面语也许能取得成功。因为在中国发现了一种缜密的书写文字体系，非常独特，形式严格，简洁难学，有时形式上有些僵化，但整个说来很能适当地表达意思。珍惜现实的传教士就要学习一切既能写又能讲的语言，仅仅懂得方言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学者会以为他只不过是受过粗浅的教育而已。

我们的拓荒者正在学习至今尚未为西方人研究过的语言，有时称作方言；虽然这种方言与其他方言之间差异极大，几乎足以组成独立语系，让我们姑且称它为温州方言吧。他挨着一个中国人坐着，面前放着一本中文《新约》，一本北方官话辞书和一本《中英字典》。他不识一个汉字，学会发音后不知道怎样拼读，费力地拼读后，又弄不懂字义。他像一个初学速记者，最初未能清晰读出自己所记的东西。正如多数语言学家所做的那样，最佳拼音方案采用英语的辅音和意大利语的元音发音，这个方案也许弥补了他才能上的缺陷—这是在以后才发现的。经过艰苦努力，他把拼法进行分类，编制了一个体系，发现十分容易用“拉丁字母”拼读汉语。

他埋头研究语调，不久就开始觉得汉语语调太难了：北方话有五种声调而在一些南方话中有八种声调，真是千差万别。不懂语调的交谈一般不大可能听懂，因为中国语言的音韵很重要，除非你对语调有丰富的知识，否则就不能正确地朗读出中国字或在谈话中用重音讲任何特殊的字。普通的中国人对这些问题尚不能了解，即使文人学士中间也只有少数人能确切辨明它，可是老百姓日常会话中从来不会出错。

我们英语中也有声调，不过是很随意的，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声调规则。例如英文中的“what”一词，你可以表示疑问，可以表示惊奇，可以懒洋洋地说，甚至可以傲慢地说…………在英国你可以随时用“what”来表达出你的“what”之意，它仍旧是“what”一词，然而在汉语中，同样是个“ping”音，你用一种声调与另外的一种声调所表示的字肯定不同。一位著名的官员曾如是说，一次他外出参加一个派对，那天天气很热，香槟也是如此。他们在一家中国人开的店里吃午餐，于是向老板要冰块（ping）。“多少？”店老板问。“一盘。”他回答。想想看大家被逗乐的情景吧，大家等了不知多长时间后，发现服务员端来一大盘刚出锅的大饼，饼子也读“ping”啊，只是声调不一样！

有一次我曾跟一位是基督徒的泥水匠有过争论，他本意不想让我多花钱。当地有一种带黄色的白色涂料我不喜欢，听说其中加一点蓝色粉末能够更白，我就跟那个泥水匠说：

“去买些“la＇来，混进白色涂料里面。”“

“La＇！蜡是不能混进白色涂料里面的。”

“不，可以，”我毫无经验却很自信地说，“赶快买些来。”

“没有什么用，只能浪费您的钱。”

“没关系，我不在乎，去买吧。”我说。

“不，”那个身材矮小的泥水匠很固执，“它没法混合在一起。”

我有点不高兴了，查了字典，我用汉字写下来，递给他，“赶快买些过来。”

“噢！”他看了看汉字说，“您说的是“la”—蜡，可您想要的是“la”蓝。”就是因为语调的不同造成如此的误会。

甚至就在我写作这一章时，我听到一位女士读约翰福音“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时读音有些错误，念成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钻子”。尽管有语调和别的方面的困难，中文也决不会像有些人认为是不可能学好的语言。只要具备了一般的语言能力就能够学会使用它，那些有语言天赋的人几乎能讲得跟当地人一样。

有位传教士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布道归来，他眼盯着天上漂亮的银河，他的心智却被它们的神秘深深吸引了。他转弯转得太快了，结果没有走进自己的家门，却撞上一家商店紧闭着的门。身体撞着门时，他手指头上晃着的门锁钥匙落了下来，发出咔嚓的声音。门内听到响声，他并不理会邻居们怎样看到他那不雅的姿势，匆忙去寻他的钥匙。碰巧钥匙落在门槛后面。没有钥匙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了，而且自己的房子也得受外人支配，于是他继续寻找，但他寻钥匙发出来的嘈杂声引起里面居民的注意。他鼓起勇气去敲门。那些居民他很熟，他就报上自己的姓名、地址，请求邻居借个光。“真的只是开门？”一个尖利的女声应道，“你丢了钥匙？真会骗！快走开，我要喊人了！”他的恳求只能使得里面的声音更大，并传出“有贼”、“有贼”的叫声。这样的一种处境，谁会责备他不能自制的逃跑欲望呢？回到家，他喊出仆人，带了灯，尽管受到一再的警告，他们仍找到了钥匙，回到安全地带。从这个不幸事件中得到的唯一安慰就是，他最终掌握了当地的语言，以至于被误当成本地人，甚至是本地贼！

我们年轻的传教士很快就发现他的汉字学习决不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尽管一开始他认为它们很相像，但他很快就不无感叹地发现，它们有多种形状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在汉字迷宫里有一定的规律体系。他很勤奋，除了通过阅读，而且很快就通过观察了解到，汉字本是表意的，是通过代表事物的图像来表意。这种造字法的局限性很快被认识，一种语音成分被应用到汉字构造之中。他真诚地希望，如果汉字采用了埃及字的构造法，由二十多个基本符号组成字母表，这样造成千上万的字就省力多了，而对他自己而言学习那么多汉字也不那么困难了。

汉字中的太阳和月亮分别由太阳、月亮的图形文字演变而来。后来随着汉字的演变，所有的字都变成了方块的形状，太阳现在是“日”，月亮“月”，两者组合在一起就成了“明”，意思是清澈、明亮。同样山的图形起先代表山丘，现在成了“山”，当它作为偏旁与别的汉字组成新字时，总会与山有联系。如“岩”字，意为石头上的山，峭壁、悬崖。又如“木”代表树或木头，当它与另一个汉字组合在一起时，通常指树名或由木头做成的物品，如“桐”指桐树，“板”指木板，而“材”指建筑材料。上述三个字的右半边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字，与“木”字合成在一起时，读音保留了下来，换句话说，成了声旁。以上只是些简单的例子，当然像汉语这样一种古老而复杂的语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了巨变。尽管如此，为了研究的目的，可总结成如下规律：汉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表意，称形旁（radical），另一部分表音，称声旁（phonetic）。

我们的学者发现，在《康熙字典》中有四万多个这样的符号，这使他绝望；其中有近三万个字已不再使用，剩下的一万个字，即使认识的不到一半也够烦了。四千个汉字是很大的数目，极少的欧洲人能够掌握它们。大多数人能认得新约中不到两千个汉字已不错了，这也只局限于阅读，而非书写。每个学者都知道分析拉丁语非常容易，但用拉丁语写作却难上加难。而汉语这种书面语言更难，它与口头语言在字形结构、单字使用，特别是简洁程度上差别很大。

我们的学者却雄心勃勃，他想摘取天上的星星，愿他能有力量和耐心去追求飞天的梦。在此期间，他设计了一个罗马话语音体系，这样他能够更为准确地阅读自己所写的东西。不仅如此，在汉语老师的帮助下，他又努力尝试着将约翰福音其中的一章翻译成当地口语体的汉字，因为如果他要在长江以南长期传教的话，他必须熟悉当地的土话，而当时他用的圣经并不是那里百姓的日常语言。除此之外，他还编写了一本常用词汇手册。在此过程中，他的汉语老师给他帮助很大，他的老师坐在椅子上给他解释“坐”的意思，躺在地板上表示斜躺的姿势，甚至发出鼾声来解释“睡”，做出倒立来去教授“颠倒”的含义。

几个月，或许一年过去后，当年使徒保罗所经历的压力袭上他心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他已经有了数不清的慕道者，跟他们结结巴巴地交谈，掏出一些宣传册子，将他们送走。如果他能有一个本地传道人做帮手就好了，哪怕是从别的堂口过来，说的方言不同。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在主日聚会了，事不宜迟，他准备第一场讲道活动。有一个传教士最近是这样描述他的首次中文讲道的：“这本书，这里这本书，这书好，这本书是好书，这里这本书是好书。”

我第一次试着讲道始于1883年6月，那时我来温州还不到半年。我找到《圣经》经文，欣然发现有一篇中华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慕稼谷 （Moule）副主教用宁波方言写成的布道词。我想我懂得这篇训谕，于是随意摘抄一些并以自己的话语进行加工，然后，某个晚上我费劲给约有三十人的基督徒团体讲了这篇布道词。末了，我问大家是否懂得，他们都笑着用温州话回答：“沃懂罢（我们都懂了）。”自然比我懂得多。

在我们的年轻人第一次成功讲道之后，接下来是一次次礼拜、一篇篇讲道，所积累的汉语词汇也越来越多。最初两年，传教士从传道中得益不浅，听众人数增多了，并对他很尊重，因为传道人带给他们的是真理，是荣耀。虽然多了一层语言能力不足的密云，但透过它，终究发光了；他的光也许暗淡，没有他，光亮更不足！他纯洁的生活、显而易见的真诚远比他那平淡无味的话语告诉人们的更多。

自然，有几次讲道也不能完全称心合意。他学习语言进步甚慢，因为他对一些字义极难弄懂，他的讲道文章也不流畅，几乎花了一星期时间才集拢来的语句竟然用不了半小时已讲完，这显然不合算。从前本省有位传教士忙了两年，结果一无所获，他只得扛起行李去上海，要不是当时一个朋友坚持问他缘由，他可能已乘船回国了。这位先生发现他已掌握大量词汇，但无法把这些词汇连贯起来，于是劝他留了下来，最后他竟然成为一位有广泛影响的著名传道士。

也许我们的拓荒者很少有机会和诱惑去参加室外的锻炼。没有同伴喊他，没有空旷地区可去。即使有空旷地方，他也不敢走得太远，以免走失了。偶尔他冒险独自一人出去散步，起初单独出去感觉非常勇敢，每一条路的转弯处都很小心，恐怕找不到回来的路。他大步往家赶时，东拐西拐，一旦他无法辨别出周围环境时，心跳便加快。人们盯着他看，那奇怪的眼神看上去有种恶意与恐怖。连狗也成了他的敌人，居然不认得他是个外国人，把他当作衣衫褴褛的乞丐，恶狠狠地追着他的脚后跟狂吠。他浑身冒汗很是着急，他以超常的勇气往家赶，速度很快，还未来得及发现自己到了哪里，已闯进自家的院门，不由得大大松了一口气。多么令人放心！从那可怕的大街回来后，他住的房子看起来多漂亮！紧张之后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不过他后来很可笑地发现，他离开家门的距离始终不到半英里！

他的仆人，虽然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受到监督，却设法给他烹调异国风味的食品，结果做成了野蛮人的风味。我们的年轻牧师对当地的食物并无一种毫无道理的偏见。他曾听到或读到一些旅行者的故事，他也发现厨子按当地方法烹制的食品既好吃又健康。但是他怕吃狗和猫，因此他还是喜欢吃发酵的或发软的，甚至发霉的面包。哦！要“埃及的煮肉锅，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哦！要“黄瓜、西瓜、韭菜、葱”，但不要“大蒜”，因为在他的仆人给他上布丁时，呼吸出刺鼻的大蒜味，他的汉语老师给他上课时也是如此。人们走动时，它就像身后的一片祥云如影相随，熏得他人一走，就得气喘吁吁地去寻找新鲜的空气。不要大蒜，拜托了！

后来一位温柔女士来和他一起相濡以沫。不久她把他那谷仓似的房子变了样，还有他的厨房、他的厨子，特别是他自己都改变了。平生第一次他完全理解了《以赛亚书》中有关旷野开出玫瑰花来的那节；并且发现他自己一直在富足中挨饿，他一直居住在到处是煮肉锅、黄瓜、西瓜和葱的埃及，还有他早已熟悉的丰富的大蒜。

从那些过去黑暗的日子转向过去地狱的边缘，这是怎样的变化！在芸芸众生中独行，他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再次造访另一个文明的中心，再听一次家乡的甜美音乐，自己也笨拙地加入到那音乐声中。每次造访，天堂之门看上去总是开着，仅留一个缝隙提醒着他放逐归来的日子。即使在那时，他的返回也指日可待。他咬紧嘴唇，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软弱，去寻找灰色年代里与朋友相处时的玫瑰色记忆，那同样也不错，而且还要好。他没有忘记所学的语言，由于他的暂时远离，反而备感亲切。

早期拓荒者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他像一位优秀的士兵那样忍受艰难，他精神上越来越充实、坚强，为未来若干年里的劳作与失望储备力量。这段经历即可磨炼他也能毁灭他，磨砺出来毅力和勇气成了一项储备基金；当他无法从邪恶的外部世界获得红利（支持）时，他可以从中支取股利（力量）。当他的休假到来的时候，他要离开把心都给了他们的人们的时候，当他看到那些曾使他恼怒，此刻又变得如此亲切的送行人泪流满面，听到他们声音颤抖，并祈求上帝早日带他回来的时候，他言语哽咽。那之后的好多年，他时常欣赏着他们送的礼物，深感欣慰，因为正如他们所赠送、他喜欢的一个字幅所言，受特别恩典的他一直在“栉风沐雨”，“广传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