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四章:山东赈灾

1．粮食绝收

中国南方多雨，所以中国南方常受到涝灾的侵袭，北方多遭旱灾困扰。1876至1878年间，中国北方干旱，几乎无雨。据说，大约有十个省份这期间遭受旱灾，灾害的中心是在山西省的南部，半径约有一千英里的地方。北方省份的灾情非常之严重，不仅是北方史上罕见的，甚至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恐惧感渗透到每个人的心里。

1876年春天，农民们播种之后却不见降雨，官员和老百姓都非常焦虑，便到各种各样的寺庙去求雨。青州府的行政长官发布了一份公告，号召民众吃斋，不吃任何肉食，特别是牛肉；有一天，他把铁链子戴在自己的脖子、手腕和脚上，从城里的街道上走过，到大庙去求雨。这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因为中国的官员出门总是坐轿子的。乡下的老百姓头戴着用柳条编的花冠，成群结队地跟在他的后面。当行政长官在庙中的神像前匍匐在地上的时候，老百姓们则在外面的院子里匍匐在地，恭恭敬敬地祈求降雨。

2．劝老百姓向上帝求告的海报

就在他们这样四处向偶像祈求的时候，我制作了一些黄色的海报，上面只有很少的字，告诉他们，如果大家想有雨，最好的办法就是丢开那些死的偶像，转向活的真神，向他祷告，服从他对生命的诫命与要求。我骑着马到青州府下属的十一个县城，把这些海报贴在城门口。其效果相当惊人。每到一个县城，我会到这个城里的大客栈去吃点东西。在我吃完之前，老人们打发来的人就已找到客栈里来了，他们双膝跪地，请求我告诉他们该怎样崇拜并向那位活着的真神祷告。再过些时候，一些小脚妇女又翻山越岭二十多英里到青州府来拜访我，向我请教同样的问题。几年之后，这些村民便成为那些山区基督教堂的中坚分子。

3．饥荒引起的骚乱

在农历五月初九的日记里我这样写道：“据传，发生的抢劫案不少于十九起。一个被抢劫的人反抗时，居然被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捅了刀。”

到五月底时仍然没有下雨，民众很紧张，很无序。

一伙妇女开到了一个大户人家，占领了房子，在里面烧了一顿饭吃，接着又开到下一家，准备做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方法可以尝到甜头，便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团伙，从一个村子劫掠到另一个村子。闻知这些骚乱的消息后，山东巡抚摘去了青州府知县及地方长官的顶戴，并传话给他们，如果他们不能维持秩序，他们的位子就要被更有能力的人士替代。这样，知县被逼得没有办法，要么将违法者斩首，要么把他们关在木头笼子里，在那里面，犯人既不能站，也不能坐，最终活活饿死。行刑的地点就挨着我的后院。这样的酷刑每天都有，经过惩治，秩序得到了恢复，官员们也重新获得了他们的顶戴。

穷人们就算不被邻居打劫，还是难免要经受饥饿的煎熬。农历五月初十，在访问一个村子时，我发现一些男孩子提着篮子，篮子里装满了从田里采来的野菜和从树上摘下来的叶子。他们在客栈附近的一棵树下坐了下来，我在吃着饼当午饭时，他们则开始吃他们的叶子。我问他们是否乐意拿他们的食物来换我的。他们能吃上面饼，简直乐坏了。我注意到，他们当中有个孩子的脸很红，眼睛肿得都快睁不开了。当我问他的脸为什么那么肿时，我才得知他是吃了槐树的叶子，这种树叶对有些人有毒，但对别的人却无害。

就在同一天，一名小军官因为暴力抢劫而被斩首处决。农历五月十一这天，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被关进了笼子里。官府发现谷子的价格太高，于是巡抚便发布了一个通告，命令灾区的官员对运进的谷物免征税收；官府还从江苏和满洲大量购进粮食，并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卖给老百姓，差价由官府承担。

这期间我求见了青州府的知府，建议他向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提出请求，与朝鲜和日本进行自由贸易，进口谷物，并通过这种方式降低谷物的价格。

4．有人叫我做造反的头领

六月三十日，两个都是秀才（相当于文学硕士）、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文人来找我。他们一个是寿光地方人士，一个是益都地方人士。可是，由于我当时很忙，根据约定，他们于第二天来拜访了我。他们一进门就拜倒在地上，求我收他们做弟子。谈了一会儿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是一伙人派来的代表，那些人希望我挑头造反，因为官府不给濒临死亡的老百姓提供粮食。他们已经租好了一处房子，一大群人已准备好时刻听从我的指挥。我告诉这两个人，这样的举动，我想都不敢想，因为它只会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痛苦。一旦混乱开了头，谁也不知道这骚乱何时是个了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只会造成严重流血事件。我建议他们，为了改进民生应该多出主意而不是制造混乱。

七月初二（星期天）——“民众谣传有个测字先生复活了，预言今年会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死掉。假如有一个人把这个谣言传给十个人，这十个人再把他传给另外十个人，这些人分别再传给十个人，用不了多久，全国人都会感到自己岌岌可危。于是我利用谣言传播的机会，像亚伯拉罕对所多玛、约拿对尼尼微人讲话那样，我也对民众进行讲道，敦促他们为自己的罪忏悔，并心向上帝，只有这样上帝才有可能怜悯他们。官员们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无知的罪导致了民众的死亡。一个站在我门前的妇女，她的手上抱着她的婴儿，累得不行，一下子坐到地上；她看到我的房东，就请求他从旁边的树上摘几片叶子。他摘了，而她迫不及待地把它们吃了下去，并说：“现在我感觉好多了。”看着饥饿的人们苍白的脸上平静的忍耐，的确令人揪心。见到这么多苦难的景象，我所能做的就是每过几天发放一点救济。”

5．发放救济钱的方法

很难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办法既把钱给所有的人发放出去，但又要确保不让领过钱的人回过头来重新领取。我忽然想到的一个办法是，选择城里最贫穷的街区，叫发放人站在一条长巷子的出口处，让认领人排成长队一一从我面前经过。给每人一份救济钱后，我就在他脏兮兮的手上用印泥做一个标记，因为我知道这轻易擦不掉。过了一会儿之后，有些领过钱的人会绕到巷子的另一头，重新排队；当他们把干净的手伸出来时，自然让人怀疑，我们便断定这些人一定先前已经领过钱但用力把手上的印泥擦掉了。于是我们便不管他们，继续给其余那些手还是脏兮兮的人发放。

有人曾尝试从城墙上往外丢钱给穷人的方式发放救济款，结果造成了混乱。

我发现我的日记里记了这样两件事：“共管辖十一个县的知府向皇上请愿，向他报告七个县遭受饥荒的情况。”“青州府学监王先生，在城隍庙求雨两天。”

7月初的时候，有消息说，在与临朐相邻的沂源县，有个人有五百亩田，但为了得到食物要把他的田产卖掉。可是，每亩他只能卖到两块半钱，怎么也高不上去，而每亩地的实价是五十到一百块。这个低价让他感到绝望，于是他在饭里面放了砒霜，这样，全家人便死在一起，一了百了。

我感到，我不能丢开这个地方而自保，也不能在穷人们挨饿的时候独自把钱留着，因为是上帝把它们送到了我的面前。可是，在进行个人救助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粮店老板，他打算把库存的粮食统统发放出去。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处，为了活命他们一拥而上，结果一个小女孩给踩死了；大家你踩我踏，很多人虽然得以逃生但都骨折了。这件事发生之后，知府便发布了一个通告，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施舍，而饥饿的人们只能在街上徘徊。

七月初三——“在做晨祷的时候，我读到我主喂饱数千人的那一段，这一段中有一个细节是，他吩咐众人坐下。我的头脑中像有一道闪电划过，我从经文中的“坐下”得到了启示——坐着的人群不会拥挤。于是我叫来十来个人，让他们把饥饿的人群带到我房子对面的一个空旷的打谷场上，并叫他们一排排地坐下。男人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都坐下了。这是，我才出现，我告诉他们，我的钱很少，不过，如果他们肯安安静静地坐着，我很乐意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第一轮我只分发了很少的一点，然后我又发了第二轮、第三轮。我手下的人开始发放后，没有一个民众离开他们坐的地方。他们是那样安静，像是在参加一场圣餐礼。官府的衙门就在街的对面，不一会儿，衙门里的几个衙役以及一两个当差的非常惊奇地看着这平静的场面。把最后一点钱发放出去后，我告诉他们我再也没有了，并对他们说，就是官府也救不了他们，除非天降大雨。要下雨，我们必须向上帝祷告。于是我叫他们都跪了下来，我则向上帝祷告请他怜悯他们。数千穷苦人怀着感恩的心情，以这样的方式接受了微薄的救助，并尽量参与到了祈祷当中。”

6．第二次有人叫我做造反的头领

青州府东面约八英里处有个地方叫凤凰亭，七月初三的晚上，有个人从那里来拜访我。他说，那里的民众已经准备起来造反，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去并做头领。我回答说，我不可能考虑这种行动。可他还是要勉强我，而我对这个很危险的谈话感到非常不安；就在这时，一个马车夫走了进来。原来，我先前向这个马车夫订了一辆马车，准备第二天去济南府；我告诉我的客人，到了济南后，我会去拜访巡抚大人，并请求他为老百姓多提供些帮助。在这个人离开之前，跟着我的那个男孩子进来告诉我说，很多人已经聚集在外面，正等着这个人把我带走。但这个人终于走了，临走时说，等我从济南府回来他会再来拜访我。我给了他一张稍大一点的海报。我下午在城里各处张贴的就是这种海报，上面印的是“主祷文”及其一些解释和劝人向善的文字。

由于我经常给穷人们一点接济，第二天一大早便有一些妇女把我的态度与官员们的态度作比较，说官员们对穷人不闻不问。我意识到，如果人们继续这样议论下去，一旦有人传言我在谋划造反，官员们必定信以为真，于是我决定立即离开这座城。在出发之前，我给我的房东预付了三个月的房租。每个月的租金还不到五个墨西哥元呢。

离开青州府大约五十里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约莫十一岁的小男孩坐在我的马车的后面。他的父亲是青州府的一个裁缝；这个人有个弟弟，在济南府，也是个裁缝，小男孩想去看的就是他。担心有不怀好意的人散布谣言说我拐骗了一个男孩，我便找了个人把这小男孩送回到他父亲那里去。

7．就避免未来的饥荒向巡抚建言

济南府的巡抚叫丁宝桢，祖籍贵州。我七月初七抵达济南城，并去拜访了他。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官员之一，并因此而出名。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占领全国十八个省份中的十三个，是丁宝桢的部队阻止了太平军向京城进发。我建议他作出部署，从朝鲜、日本以及满洲进口粮食，并建设铁路、开发矿产，给穷人以就业的机会。他听得津津有味，并说他很赞成实施这样的改革。可是，山东还是没有福气，因为他不久就要被提升为四川总督，再也没有机会为山东人造福。他的儿子叫丁体常，我后来在山西见到他时他正任那里的道台；由于我先前跟他父亲相识，我在太原府期间他对我一直很友好。回来，他被提拔，成为广东省的大员之一。

回到青州府后我才发现，心怀叵测的人已经散布谣言，说我把一个小男孩拐到了济南府。我立即去见了那个裁缝，也就是小男孩的父亲，并带他跟我一起去了衙门。在衙门里，当着官府门上（秘书）、其他衙门职员，以及十来个走卒的面，小男孩的父亲证实，他的儿子的确从家里跑走，上了我的马车，但我后来派人把他送回来了，他的父母对我的举动非常感激，现在孩子就在他们家中。

8．来自烟台的捐赠

我在烟台的朋友卡迈克尔博士为遭受饥荒的灾民募集到了一笔款子，农历六月十一，我把这一小笔捐款送交给知县发放，对他说，我希望他不会看不上这点赠予。他看上去很高兴，并说他要让得到捐助的人知道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具体是从哪里来的就不必说明了，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要让一些穷人不被饿死。那段时间我在日记里写道：“田产的价格已经跌到原来价格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买家。老百姓以三分之一的价钱卖掉他们的铜的和锌的器皿。春天的时候，衣物在当铺里可以当到五百块钱，后来价格降到了四百块，再后来则是三百，而现在，同样的东西只能当到一百块。事实上，当铺现在已经拒绝接受这些东西了，只是官员们不许他们这样做。总之，东西几乎当不出钱来了。”

“今天晚上有两个人被斩首处决，还有一个被关进了笼子。”

9．追随者的数量在增加

与此同时，除了张贴小海报，教人们向上帝祈祷以求得下雨，我们还广泛散布宣传基督教的散页传单，这把虔诚的人不断吸引到青州府来拜访我，向我询问宗教上的事。

我向遭受饥荒的人们提供捐赠的事实，对于民众来说，足以证明我们的宗教是好的。对于所有来询问的人，我都给他们赠送教理问答和赞美诗，当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必须把里面的内容记住。他们回到家中后，就跟他们的邻居们谈论他们获得的书，这样一来，在好几个中心便有了很多的询问者。每一个中心最后便成为一个教堂的核心部分。这些带头的人把教理问答和赞美诗背完之后，他们又来找我，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料。

正如我前面所说，这时我已经翻译了耶利米-泰勒的《圣洁生活》的一部分。该书的第一部分主要讲如何面对上帝以及如何修行，这便引导读者直接面对上帝以得到他的启示和指引，而不是单纯依赖外国传教士来教导和规劝。我还从《诗篇》和《新约全书》中选出一些章节，让那些带头人背记，好让他们比他们的追随者先学一步。为了让他们学习祷告，我请人发来了英国教会的祈祷书作为临时的材料，并教这些带头人在祷告时如何使用这些。

这些来青州府与我住上几天的带头人的数目一度达到六十人。我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住，他们则自带铺盖和吃的。除了聚集这些男人，我另外还组织了一个妇女的集会，我给她们指导，指定部分内容让她们背诵。在每个中心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礼拜日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基督徒们给追随者们提供辅导，听他们背诵教理问答和赞美诗，他们还聚在一起祷告；这样，不到一年便有两千多追随者正常集会祷告，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出现了十几个崇拜的中心。

10.我的传教策略被倪文思博士采用

人在烟台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文思博士每年都要在山东境内进行两次长途传教旅行，一次是在春天，一次是在秋天。青州府离烟台有八百里路，是他旅行的最远点，他通常会在我这里住上一两天，我们在一起谈论各种传教手段。

我注意到，在教育方面和宗教教义的传播方面，中国人有一套他们自己的方法。他们的团体是自足并且是自我管理的。于是我忽然想到，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好办法应该是采用中国人自己的传播方法。传教中最大的问题是，把基督教捧得很高，要中国人相信，基督教比他们固有的任何东西都更好。在向倪文思博士介绍之前，我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结果是，几个本地人自愿出来承担传教的工作。倪文思博士跟我一起参观了几个传教点，考察我的传教方法的效果。他大为吃惊，并决定采用这种方法，作为他新的且是核心的传教策略。他在我的屋子里写出了一系列的小册子和规定以便发展这一方法，并用我的胶板印刷机进行复制。在此后的几年中，他便是按照这种方法传教，非常成功；然后，他又以此为主题撰写了系列文章，先是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上发表，随后又出版了小册子单行本。这个小册子在美国和英格兰的差会领导层当中传阅，并被命名为“倪文思博士传教法”；在这个方法中，本国人是作为传教的主体，而不是外国传教士。我感到十分有趣的是，我所在教会重印了这个小册子，并把它寄给了我，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方法事实上是我先发现的。直到后来支撑它的基本原则被忽略了，这种方法才不再流行。

11．赈灾期间的一件事

在向当地官员说明情况，说我有足够的基金给那些更困难的人发放救济之后，我通常会派几个人在开始发放之前先到一些村子里去，把最需要救济的那些人家的名字先登记下来，然后再给他们发放领取救济的券。然后便确定好发放救济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持券的人便到一个中心地点去领取救济。有一次，地点是定在一个很小的市镇上。到了那里之后，我们发现那儿聚集的人数相当于持券人的两倍到三倍，他们都恳求救济，他们的驴子、骡子和牛都被卖掉或吃掉了。如果我们把钱平均分发，各人所得到的就会很少。可是，怎样才能把赈灾的钱只发到那些持券人的手中呢？人群把大门挤得水泄不通，不管我们怎么解释也只是白费口舌。饥饿感已经把他们逼到什么也不顾的地步。

在两个钟头里我们尝试过各种办法，最后我对我的助手们说：“我从镇上跑出去，过了河之后，我就往对面的山上走。那些手上没有券的人很有可能会跟着我。等我们走远了，你们再给那些名字已经录在簿子上的人发放。”

不出我所料，那些没有券的人都跟着我请求救济。于是，我们不紧不慢地走着，好让那些小脚妇女也能跟上我。到了河对面那座山的山顶时，我停了下来，那些人在我周围纷纷下跪，向我苦苦哀求，希望我给他们钱。这时，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

夏日的一天，有个赶路的人又热又渴，就到一个房子里要点凉水。主妇把屋子里的一点都给了他，他把它全喝了。在他喝完之前，又有一个人，跟刚才那人一样又热又渴；他也走了进来，吵闹着要喝水。主妇回答道：“我屋子已经没有水了，不过，如果你稍等一下，我就可以到井边给你打些水来。”今天，我手上的救济钱只是很小的一笔，只够发给那些已经拿到券的人。你们窘迫到这种程度，我心里很难过。不过，如果你们耐心等待，我会给住在海边的那些外国人写信，把你们的苦难告诉他们，等更多的钱来了，我会很乐意发给你们。

跪在我脚边的一个妇女听得非常认真，她听我讲完这个故事，便站起身来，把我讲的话说给那群人听，并把故事中寓意也解释了。我的话她不但复述得很清楚，解释得也很清晰。那群人并没有生气，而是开始散去，对我所作的解释以及我请求的合理性表示满意。我并没有立即回到镇上，因为我要给负责发放救济钱的助手们足够的时间完成他们的工作。等我最终回去时，我才得知，那些持券的人是从一个大门放进去，再从另一个大门离开，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12．来自港口城市的捐款

1876年初夏的时候，我曾给上海联合教会（Union Church）的詹姆斯-托马斯主教写信，把山东的灾情作了描述，并建议把我的记述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上。我已经把孤儿们聚拢在一起，所以我请求获得基金帮助他们，并指出，四元钱可以维持一个孤儿三个月的生活，四百元钱便可以维持一百个孤儿这么长时间的生活。捐款不久便纷纷汇来。N.P.安德森夫人（即赖松小姐）募集了两百元，并通过托马斯先生转给了我。烟台的外国人募集了五百元，那里的中国人也汇来两百元。赈灾委员会在不同的港埠成立，捐赠基金集中到青州府我这里。靠这些钱，我便可以在五个中心点建立起孤儿院，每处各容纳一百个孤儿，并能正常给灾民发放救济。

以下是我当时在青州府时为自己制定的一个时间表，它或许能引起读者们的某种兴趣：

7：30—8：00（上午）—— 早餐

8:00-8:30——祷告

8:30-10:00——英译中

10:00-12:30——指导求教者，或者布道

12：30—2：00（下午）——督促孤儿，教音乐简谱，其他

2:00-5:00——外译中

5:00-7:00——处理各项琐事，散步，晚餐

7:00-8:00读英文的教会史

8:00-8:20——中文祷告

8:20-9:00——读培根的论说文以及巴特勒的作品

9:00-10:00——与教师们交谈

13．发生在昌乐的骚乱

与益都相连、在益都东面的昌乐县据说灾情非常严重。在昌乐县城发放救济时，我最终是死里逃生的。由于我们的救济金十分有限，只能就手上现有的一点钱作出安排，所以我决定先救济昌乐县的秀才。

这些相当于硕士的秀才们往往多出于寒门。一个家庭为了让其中一个儿子赢得功名、出人头地，往往要作出很大的牺牲。这期间，基督教最大的反对者是来自学者阶层，为了通过实践而不是通过理论来向他们证明基督教的价值，我决定向昌乐县所有的秀才每人发放一元钱的救济。

后来，有更多的救济款到手后，我决定对一些灾情最严重的村子给予救济，并派人到那些村子把穷人们的名字登录上来。名字登录好了，我给村民们发放救济的日子也确定了，我便到滩县城里把银子兑换成现钱。为了运这些钱，我用了三辆大马车，每辆车用三头骤子拉。要去受灾的那些村子，我们必须经过昌乐县城。

可是，昌乐的知县开始怀疑我的动机，而我事先也不曾有时间对他说明情况。他认为，我给秀才发放救济就是贿赂这个县的地方官员，而现在我给予最穷人救济就是鼓动民众造反。于是，当他听说我正要运着三大车的现钱穿过县城时，他大叫道：“这个外国佬到我们这里来干涉我们的事情，究竟是什么用心？假如他的钱被人抢了，不关我的事。”民众一听，知道这是暗示，便准备行动。

中午时分我抵达县城的南郊，并在那里的一处客栈吃饭。吃完饭后，我叫车夫们发车，前往那些村子。我们离开客栈还不到二十码，一大群杀气腾腾的人就围了上来，并动手拿车上的钱。我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便叫车夫们调转车头，回到客栈里去。在客栈里，我与我的当地助手商量了一下，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到村子里去发放救济钱了，因为那些村子还有几英里远。于是我把三辆马车留在客栈里，让我的助手看管，我自己则骑着马去最中心的那个村子解释情况。

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在那个处于中心的村子里，从周围地区积聚到那里的几千人等着救济，已经耐心地等了一整天，很多人手上还抱着孩子。我不知道，民众除了对我发怒并揍我一顿还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如果我把实情五一十地讲出来，告诉他们是昌乐知县阻止我，不许我把救济款运来，民众一怒之下很可能冲到城里，局面对我一定会很危险。于是我与当地的助手商量了一下，决定在门上张贴一个告示，告诉他们，由于没有预料到的特殊情况，我很遗憾未能如约于当天把救济款带来，不过，我劝村民们尽快回到各自的村子去，免得站在那里受冻；同时，我叫每个村子留下两三个年长的，我好安排他们尽早把救济的钱送到他们的村子里。令我倍感欣慰的是，不到十分钟所有的人都安安静静地散掉了，然后，我跟那些年长者商定了一个时间，让他们到青州府去，到时我把救济款给他们，让他们回到各自的村子里发放。

第二天，我回到了昌乐。直到傍晚时分，我才回到了那家客栈。我刚到城郊，就有人冲出家门，一边束着裤带（他们打架前总是这样）一边大声喊着：“Lai-le!Lai-le!”（意思是“他来啦！他来啦”!）

回到客栈后，我问我的助手们那一夜是怎么过的。他们告诉我，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那么危险的夜晚。那些人先是想强行打开客栈的门，没有成功之后，他们又一阵阵地往墙里扔石头和砖头，我的助手们只好冒着生命危险躲来躲去。

我回到客栈不久，一名军官送来他的名片，说希望见见我。他给我出了些主意后就离开了，而我怀疑那是些别有用心的主意。客栈外面的人群在急剧增加，气势越来越凶。十分钟后，我决定该如何对付这蓄谋的不幸。我叫我的助手在客栈里再坚守二十分钟，照管好马车；然后，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他带着五吊钱离开客栈和马车，到通往青州府的大路上约六里的地方去，并在那里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