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
第十二章：多事之秋
话题再回到1815年。对马礼逊来说，这是多事之秋的一年。
马礼逊的妻子玛丽一向体弱多病，自从生下儿子儒翰后健康情形更是每况愈下，马礼逊看见她拖着病弱的身体，独力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心中非常不忍，考虑再三，决定接受医生的建议，将她和孩子们送回英国，等玛丽的身体调养得较好、孩子也大些，再回到中国团聚。要做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这意味着马礼逊又将在异乡孤独地过日子，远离亲情，没有妻子的体贴相伴，无法参与儿女的成长，而且久久才能得到他们的消息！
一月下旬，羸弱的玛丽带着三岁的利百加和才九个月大的儒翰，搭船返回英国。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马礼逊不禁红了眼眶，想到当年认识玛丽时她健康青春的模样，与如今弱不禁风的病体，除了感伤之外，他的心中也涌上无比的歉意。
妻儿离开之后，马礼逊虽然孤单寂寞，但也因为没有后顾之忧，得以更加专注地投入工作和服事。自从前一年九月，东印度公司总部派遣的印工汤姆斯（P-P-Thomas）带着一台印刷机、一副活字抵达澳门设立印刷所后，马礼逊的工作加重许多，但他也备受鼓舞。在时任高级职员的好友斯当东的支持下，一月起《华英字典》开印，由于篇幅多，又还没有编完，采用分批印刷的方式，马礼逊常常每天花六、七个小时在字典的督印及编校上。但这部字典编编停停，直到1823年才出齐六大册。
字典在开印之初，就引起中国官府的注意。有一回，二十四名官府差役手持刀棍，强行进入澳门印刷所，几位中国工人趁着印工汤姆斯抵抗之际仓皇逃出，但仍有一名厨工被捕，一些中文活字和印刷样张被带走。事发当时，马礼逊和大班等人都还在广州处理贸易事宜，经过多方交涉后官府才同意归还扣押的活字及样张。这事以后，澳门印刷所为了避免争议，舍去中国印工不用，而改住当地的葡萄牙印工。
另一回，中国官府派人搜查印刷所委托刻字的一家刻字行，逮捕了工人，查扣一些活字，工人在情急之下，谎称受雇于当时人在外地的书商，官府一时无从查证，不得不放人并归还活字，总算有惊无险。不过，这起意外事件让澳门东印度公司的人员相当恐慌，一度中止刻字合约和字典的印刷。在这样惊险的情况下，一位印刷工人因担心受到牵累，竟然私自销毁一大部分《新约圣经》的木刻板，让马礼逊心疼不已，但他能理解工人的顾虑，从此更谨慎地从事各项文字工作。
但就在他忙得不可开交之际，伦敦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竟然开会通过解除他的职务，十月十四日这封通知信寄达他的手中。虽然他不是第一次得到类似的讯息，早在前一年的三月，东印度公司总部就会下达解雇他的命令，当时马礼逊表示服从公司的决定，还认真地研拟继任人选的理想条件，并提供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建议。但这一次，这一封信勾起他多年来写了待在中国宣教而迁就于工作的委屈之情。
这封由大班爱芬斯顿和决策委员会高级职员斯当东签字的通知书上写着，由于马礼逊印行并散发《新约圣经》及福音小册，违反中国皇帝的禁令，干犯死罪，公司方面为免这事影响对华贸易的进行，损及公司的利益，所以不得不将他撤职，但对于他个人的才能、行为、人格给予肯定。写了感谢他多年来为公司所作的贡献，公司决定赠予他四千英镑。
负责执行的广州商馆其实很显为难，因为他们比远在英国伦敦、坐在豪华办公室里的董事们，更了解马礼逊的付出，以及他对公司的重要性，但碍于上级的命令，又不得不将这个悲惨的消息告知马礼逊。出于对马礼逊的关心及肯定，大班爱芬斯顿决定暂缓执行这项人事令，请马礼逊先写信向总公司说明。
当晚马礼逊写了一封信，娓娓道出他对这件事的感想：诸位先生：
我必须告诉你们，今天上午我已经接到你们的命令，也就是公司高层在本季内发下的有关我免职的决定。对于我的行为引起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董事们的不悦（其实我在公司服务的这些年间，一直以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为念），我感到非常遗憾。
伦敦总公司的通知内容使用了强烈的『违抗』一词，指责我所做的事是违抗中国皇帝的禁令，这中间显然是有某种程度的误会。中国皇帝针对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发布了禁令，威吓将给他们严厉的刑罚，这是事实。但是中国政府完全不知道我的名字和目标（只知道我翻译过决策委员会的一些文件，并在某些场合担任过口译），中国皇帝从来没有颁布谕旨直接反对过我，我并不是天主教徒，也没有印刷出版任何天主教的书籍。
即使中国政府因为我所做的事而不悦，我的行为也还不到违抗禁令的地步。果真我翻译的书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他们当然有可能不会准许，不过我的中文教师读了我翻译的《新约圣经》后对我说，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如果读了这部书，也找不到反对我的理由。至于我散发自己所译的宗教书籍，那是在绝对保密和谨慎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政府很难追查到我，即使被发觉了，我也绝不会要求东印度公司保护。到目前为止，我相信我并没有给公司添过一分麻烦。
自从我为了服务公司，也为了自己受益，出任英国商馆的译员和帮助公司职员学习中文以来，我一直谨慎小心，没有引起中国政府对我的注意，始终以热情的工作态度和敏捷的作风为公司服务。这些乃是我的职责，我不需要表扬。公司给我相当大的自由，这点我很清楚。我个人所从事的宣教事业，仍与我当初加入公司服务时一样，我没有追求任何新的目标，这是公司最初雇用我为译员时，我就说明且取得默契的。谨解释如上。
你们卑微从命的仆人马礼逊敬上
马礼逊的用字遣词不卑不亢，理直而气壮，字里行间显现出以宣教士为荣的心态。后来马礼逊才知道伦敦会的人无意间将他印行的新约译本及福音小册，连同差会的会议记录送给东印度总公司图书室的主任，引起东印度董事们的注意，他们生怕马礼逊个人的行为影响公司的形象及营运，因而作出这样的决定。
不过，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所设想的，几个月后发生的外交大事让马礼逊的人事案就地解决了。
1816年七月十二日英国使节阿美士德（Lord Amherst）率团抵达澳门。马礼逊由于中文能力好，能说能读能写，又深谙中国民情，自然成为英方倚重的人才，负责为阿美士德大使翻译文件并担任发言人；而在一月继任大班的斯当东则被派任为副使（参赞）。两人在七月九日乘船到澳门与使节团会合，再一起北上天津。
阿美士德使节团由天津至通州，一住就是八天，频频与中国大臣磋商觐见大清皇帝的礼仪，双方因为三跪九拜的仪式僵持不下，后来达成协议，大使照行拜跪礼，清廷同级大臣则向英皇肖像行相同大礼，双方再一同前往京城。没想到清廷大臣假装答允，暗施诡计，阿美士德大使一到京城时就蒙嘉庆皇帝召见。大使以连夜赶路、还没梳洗更衣、不便来见皇帝为由，加以婉拒，希望明天早上再求见。没想到大臣却回报说大使生病，嘉庆皇帝派员探视后，发现大使并没有生病，一气之下，要求使节团立刻离开，使节团只得悻悻然地从命。
对千里迢迢而来的阿美士德来说，这是一次失败、屈辱的外交之旅，但对马礼逊个人而言，难得的北上，不仅让他大开眼界，见识沿途各省的风土人情，也让他的身体得到适度的休息，体力改善许多°这次随行翻译的任务也再度凸显马礼逊对东印度公司的重要性，马礼逊的职位就此稳固下来。至于斯当东本人则在1817年一月，以三十六岁的英年自东印度公司退休返英，此后三十年活跃于英国政界，并和马礼逊维持密切的书信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