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

第二章：手扶着犁向前行

1803年一月五日，在前往伦敦的船上，马礼逊度过了二十一岁生日，虽然一路上风浪颠簸，船摇来晃去，但他的心里却是异常的平静，他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一月六日，马礼逊抵达伦敦霍士顿神学院，他马上写了一封信跟父亲报平安；休息一个晚上后，就开始了正规的学习课程。

霍士顿是一所培养非英国国教派牧师的神学院，位于伦敦北郊，创立于1776年，

在1791年定名为霍士顿神学院。学生修业年限为三年，课程包括《圣经》研究、神学、英文文法与作文、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逻辑学、修辞学、史地等。

大约两个礼拜之后，正当马礼逊渐渐适应学校生活时，家里来了一封信，提到父亲的腿疾越来越严重，希望他辍学回家帮忙，马礼逊再一次面临考验，是要回家做个孝顺的儿子，还是继续他的学业，朝宣教的目标迈进？想到父亲年迈的身影，他不禁红了眼眶，但他还是在二月五日回了一封令家人既失望又感动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这叫我怎么办呢？我求告了我的上帝，也是我父亲的上帝。我相信主会安排好一切事情，主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我的父亲和兄弟姊妹们，我要你们把全家人包括我在内都交托给上帝看顾，因为我相信并依靠的主一定会眷顾我们。人生苦短，我甚盼如果上帝愿意，祂会赐给你们在短暂的人生旅程中的一切需要。——你们劝我辍学回家，谢谢你们的好意，愿上帝记念你们。但我不想要回去，我已手扶着犁在耕耘，不会再回头看了—-。」

至此，家人才了解马礼逊献身传道的决心是不可能动摇的。

在霍士顿神学院就读期间，马礼逊给同学的印象是勤奋用功、有严谨的灵修生活，对到海外宣教极有兴趣。他加入老师沃夫（A-Wangh）牧师的教会，也投入伦敦巡回布道团（London Itinerant Society）的工作，到乡下去传福音。比他晚几天进入神学院的同窗克卢尼（John Clunie）曾经这样回忆道：「没有一个同学像他那样倾力追求三项珍贵的品格，那就是对上帝最炽热的虔诚、坚持不懈的勤奋精神，和为各项事情所献上的最大热情。」

面对忙碌的学习过程，马礼逊未曾忘记在纽卡索的家人，他常常在祷告中记念他们，写信和他们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心得，并且拜托好朋友常常去探望他们。对不能亲身照顾家人，他有着深深的歉疚，也为家人无法完全谅解他的决定而感到遗憾。哥哥托马斯曾经写一封信，描述父亲自从他离家后的悲惨状况，并责备他「明明可以帮助他们，却撒手不管」，这封信一度让他耿耿于怀，但他还是没有动摇奉献传道的心志。

「到没有听过基督的国家去传福音！」这样的声音不断地在他心里呐喊着，而且越来越强烈。当他把这种感动跟师长和同学分享时，大家都建议他要仔细考虑，甚至劝阻他：「留在英国吧，英国人也需要牧师啊！」1804年五月二十七日，二十二岁的马礼逊迈出人生关键的一大步，正式向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又译作伦敦传道会、伦敦差会，以下简称「伦敦会」）提出申请，希望成为他们差派到海外的宣教士。当时审议委员会的主席就是他的老师沃夫牧师，马礼逊在给沃夫牧师的信上，这样写着：

「我现在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当一名赴海外传基督福音的宣教士。这是我在祷告中的负担。我已向亲友们公开说明我的计划。其实我到霍士顿神学院接受训练时，就想要成为一名宣教士了，如果当时有人问我，我一定会坦白承认这点。只是当初我觉得自己并不够格，还有许多事需要学习—-。

到了神学院后，我的心思就一直摆在这个目标上，希望这也正是上帝的安排。我说这些，并非想多得一些分数，而是要让您及审议委员更容易做出判断。在学期间，我也为这事祷告了一段时间。我曾和一位我所信任的同学私下谈过，也和我家乡的亲友们讨论过。—–我知道耶稣要人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上帝的救赎是赐给普天下各个民族、说各种语言的人的。我也牢记耶稣的吩咐：『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认为，我既然要事奉上帝，就该认真考虑让上帝差派我到最需要工人的地方去服事祂。

我家乡的亲人、城里的朋友和一些有圣职授予权的人都曾劝阻过我，告诉我将会遇到许多困难。我曾认真地考虑过他们的意见，也为这一切祈求上帝引导我，帮助我计算这个代价，不要做一个愚蠢的房屋建造者。我曾对自己产生极大的怀疑，也曾猜疑自己对耶稣的爱是否强到能通过考验。但是，靠着主的爱，现在我已经作出了决定，如果上帝允许，就让我舍弃所有的一切跟从祂，为上帝的选民完全献上我自己，好使他们得到上帝的救恩，可以永享天国的荣耀—–。」

这番真诚恳切的告白感动了审议委员会的委员们，五月二十八日早上，委员们约见马礼逊，由于他的表现令人满意，免去了第二次的面谈，当天晚上董事会就决议接受他的申请。五月三十日，马礼逊在伦敦会的安排下，进入伦敦西南方七十英里外的高士坡传教学院（Gosport Academy），由院长波固博士（Dr-Bogue）亲自指导。

伦敦会成立于1795年，发起人是约翰-赖兰（John Ryland）牧师，他因为受到在印度宣教的朋友威廉-克里（Wiliam Carey）的感召，而成立了这个旨在向南太平洋岛屿和非洲地区传福音的超宗派宣教组织。成立第二年，就派出二十九位宣教士前往大溪地传福音。由于伦敦会积极地传递海外宣教的使命，使它成为当时有志从事海外宣教的人最想加入的差会，所以马礼逊选择伦敦会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在非洲宣教三十年、被喻为「非洲之父」的大卫-李文斯顿（David Livngstone）医生，也是1840年由伦敦会差派出去的。

事实上，马礼逊和威廉-克里这位「近代宣教之父」的背景和经历极为相似，两人都没有显赫的家世，都做过鞋匠，都是勤奋苦学型，都有语言天分，都是在异国打前锋的拓荒勇士，都致力于文字宣教的工作，都在当地建立第一所现代印刷所，也都在1834年逝世于异国。克里比马礼逊年长二十一岁，靠着自修，学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荷兰文。他在1793年前往印度，成为第一位到印度传教的宣教士。克里在印度的前几年并不顺利，统治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当局因为他不属于国教派，而对他百般刁难，他只好避居乡村开设染坊维生。在印度的四十年里，他力排万难，将《圣经》译成二十几种当地的方言，编订六种方言的文法及字典。他的名言：「望神行大事，为神做大事」激起无数基督徒向海外传福音的热诚，也带动了许多宣教机构的成立。

马礼逊在高士坡传教学院适应得很好，也非常用功，受到师长们的肯定。虽然他还不能确定将来要到哪里宣教，不过对非洲有极大的兴趣，他曾想参加苏格兰探险家帕克（Mungo Park）的探险队，前往西非内陆。但波固院长倾向派他去有三亿五千万人口没听过福音的中国。

早在1798年，一位对中国很有兴趣的牧师莫士理（Wiliam Moseley）就印发通讯，呼吁成立一个团体，「将《圣经》翻译成东方人口最多的那个民族的文字」，向中国人传福音。当时仅有的中文译本是一份未刊印稿，名为《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合编》，是1700年左右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巴设（J．Basset）神父根据拉丁文《圣经》所翻译的，收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但这份译稿仅包括《四福音书》、《保罗书信》与《希伯来书》。1800年，波固院长看见莫士理牧师印发的一份传单，深受感动，便写信给他，表达支持的看法，也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四年后，当充满奉献热情又勤奋用功的马礼逊来到高士坡，波固院长一看到他，就知道上帝预备的人来了。

1804年九月，高士坡的董事会作出派马礼逊到中国宣教的计划，并获得伦敦会的支持，伦敦会为他定的目标是学中文及把《圣经》译成中文。这个目标，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其远大和艰难，何况当时！很难想象两百年前一个二十二岁、对中文一窍不通的年轻人，没当场被这样崇高的任务给吓跑。当然马礼逊也不是没有恐惧的，但他相信上帝要派他到最需要他的地方去，上帝会为他开路，负责到底。在一次又一次的祷告中，他更加明白上帝要他到中国宣教的心意。

马礼逊曾三番两次地写信给他在霍士顿的同学克卢尼，想说服他一起前往中国，在同年十月的信中他写道：

「我希望能说服你一起去中国宣教。请正视中国有三亿五千万生灵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的这个事实。请认真考虑你对耶稣的责任，并在最短时间内，给我回音。」

一个月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克卢尼，说：

「我的兄弟，这项使命是艰巨的。我请求你认真计算要付的代价。中国人当中有许多博学之士，他们绝不亚于我们，而且还比我们更优秀。—-如果我们两人能同赴中国，我们必须首先宣判自己死刑，不要相信我们自己，而是完完全全地依靠我们永活的上帝—-」

虽然克卢尼后来并没有跟马礼逊去中国，但终其一生，他都是马礼逊忠实的朋友，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他一度还协助照顾马礼逊长子儒翰（Robert）在英国的生活。

1805年八月，马礼逊离开高士坡，在伦敦会的安排下前往伦敦市，向一些专家学习天文学和实用的医学知识，并搜集有关中国的资料。伦敦会的理事会甚至拨下一百英镑，让他购买地球仪、望远镜等器材，准备带到中国去展示，期望马礼逊参考过去两百年来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经验，以科学技术打动中国人。不过，这些仪器运到中国后，才展示几次便束诸高阁了，而马礼逊也没有机会藉科技知识入朝供职，因为对基督教陌生、甚至恐惧的中国人，根本就不可能以对待天主教传教士的模式来对待基督教的宣教士。

在伦敦，马礼逊也见到了一直热心鼓吹到中国宣教的莫士理牧师，并在他的居中撮合下，找到一位中文家教容三德（也有一种说法是说杨三德）。莫士理认识容三德的经过，充满戏剧性，不能不归之于上帝奇妙的安排。

据说就在会见马礼逊的前一天，莫士理走在路上，看见一位仪容端正的中国人，忍不住走上前和对方搭讪，两人相谈愉快，最后他还请对方吃饭。在闲聊中，莫士理得知有一位叫容三德的年轻人，刚从广州来，在一所非洲青年学校学英文。第二天，莫士理和马礼逊会面时，提到有这样一个人。在得到伦敦会的许可后，他俩一同去找容三德，请他教授中文。后来容三德便搬过来跟马礼逊同住，就近教他中文，当时容三德教的其实是广东话。容三德并且帮忙抄录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新约圣经》中文译本，以及从皇家学会借来的《拉丁文——中文字典》，这两份手抄本对马礼逊日后的《圣经》及《字典》编译工作帮助很大。

容三德是马礼逊接触的第一个中国人，马礼逊经常在日记或信件中提到他。两人个性都很好强，认识不久就住在一起，难免因文化背景的差异，而时有摩擦、互有微词，容三德甚至一度请求回去。不过，在容三德严格认真地教导及督促下，马礼逊的中文有很大的进步。他们的友谊在马礼逊到中国后，还维系了好长一段时间。

1806年七月中旬，马礼逊回到纽卡索探视家人，他也带了容三德同行。他知道这可能是到中国前最后一次返乡探亲，因此格外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把握机会向乡人传福音；在停留的两个礼拜期间，他一共讲了十三次道。其实马礼逊的家人对他到中国一事没有真正释怀，仍暗地里期待他改变心意，但大家也都知道：上帝的旨意不该也不能违背。

十月下旬，伦敦会的理事会为马礼逊规划好前往中国的行程，要他先到印度的马德拉斯，再从那里到马六甲，卸下行李后转往广州探路；倘若不能待在广州，就留在马六甲学中文，向那里的中国人传福音。不过事与愿违，拥有对华及对印贸易特权的东印度公司，为了自身商业利益的考量，拒绝所属船只搭载宣教士到印度或中国，马礼逊只好改变行程，舍近求远，先到美国，再搭中立国的船只前往中国。

1807一月八日，马礼逊在过完二十五岁生日后三天，被封立为牧师，同时封牧的还有要去印度宣教的戈登（Gordon）牧师和李（Lee）牧师。一月二十日，伦敦会为即将远行的宣教士举办了简单隆重的欢送会，马礼逊收到一份书面指示，上面提到他在中国的工作，一是「编纂一部中文字典，要超越以前任何这类字典」，二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好使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能够直接阅读《圣经》」，并授权他「可凭机智和判断，在各种境遇中方便行事」。

这段期间马礼逊陆陆续续写信跟亲友师长辞行。为了让家人放心，他在一月二十六日给父亲的信中，清楚交代伦敦会为他所做的安排。两天后，他带着紧张兴奋又孤单的心情，离开伦敦，到东郊的桂尉森（Gravesend）等候搭船。

想到自己这一离开，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马礼逊终于卸下坚强的外表，容任悲伤的离愁在日记漫溢：

「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今天早上我非常痛苦地与我最亲爱的朋友们道别，现在我正在等待一艘船，我要乘着它到纽约，再从那里到广州去。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得自己一个人前往。啊！多么希望我不是独自一人；不过，愿上帝亲爱的手搀扶着我，祂面前的天使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我为什么要离开朋友和自己的国家？我的目的，最初是，我相信现在仍旧是，拯救可怜的罪人来荣耀神—–。」

原先伦敦会计划差派三、四位宣教士到中国，但是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本来有一位威廉-布朗（Wiiam Brown）承诺要和马礼逊前往中国，人也在1805年十一月到达伦敦，跟他一起受训，不过次年四月，布朗改变心意。事实上，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国家，到一个遥远陌生、语言及文化环境完全不同于本国的国家生活，这是多数人不敢做的抉择，何况要去挑战那里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及文化，其中的艰辛和阻碍是可想而知的！马礼逊若不是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过人的意志力，是不可能成行的。

在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他这样勉励自己：

「求主帮助我得到基督丰盛的恩赐，让我记住我有一场仗要去打、有一场赛跑要去跑，有一项重大的使命要去完成，有一笔债要去还清，直到我去世之时。」

马礼逊没有辜负他的使命，从一月三十一日踏上「汇款号」（The Remittance）开始，在接下来的二十七年里，他果真不懈地战斗、奔跑，在离世之前还清了那笔福音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