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基督教史

第二十一章：改革宗正统

拣选是上帝在创世之前的永恒计划，他在全人类中拣选一定数量的人在基督里得救。

——多特会议

在17世纪，改革宗传统确定了它此后的正统神学。这是通过两次隆重的宗教会议实现的：多特会议（Synod of Dort）和威斯敏斯特会议，它们的信条被视为对加尔文主义最忠实的说明。

阿明尼乌主义与多特会议

雅各布·阿明尼乌（Jacobus Arminius）是荷兰杰出的牧师和神学教授，他所受的神学训练完全是加尔文主义的，他曾师从加尔文的继任者西奥多·贝扎在日内瓦接受神学训练。回到荷兰后，他凭借自己在阿姆斯特丹一个重要讲坛上的讲道而获得了普遍认可。由于他的好名声和他对圣经与神学的研究，阿姆斯特丹的教会领袖请他驳斥德克·科恩赫特（Dirck Koornhert）的教导。科恩赫特是一名神学家，他否定了加尔文的教义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加尔文的预定论。为了驳斥科恩赫特，阿明尼乌研究了他的著作，并将他的著作与圣经、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和几位重要改教家的教导进行比较。最终，他在良心的驱使之下认为科恩赫特是正确的。阿明尼乌于1603年成为莱顿大学的神学教授，他的观点被公开辩论。他的一位同事弗朗西斯·哥马如（Francis Gomarus）是最严格的预定论的坚定支持者，他很快就与阿明尼乌产生了冲突。就这样，自认为是加尔文真正追随者的雅各布·阿明尼乌为阿明尼乌主义（Arminianism）命了名，从此以后，阿明尼乌主义就被许多人视为与加尔文主义对立的神学。

哥马如与阿明尼乌之间的问题并不是预定是否存在。他们都认为预定的确存在，因为他们都在圣经中找到大量提及预定的经文。预定的基础才是他们争论的内容。阿明尼乌认为，预定基于上帝的预知，上帝预先知道那些以后将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哥马如则声称，信仰本身就是预定的结果，因为上帝的至高意志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命定了相信与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对此，阿明尼乌的回应是，预定的伟大旨意是，耶稣基督将成为人类的中保和救主。这的确是上帝的至高旨意，完全不取决于人的回应。但是，上帝的这个与每个人最终命运息息相关的至高旨 意，并不是基于上帝的至高意志，而是基于上帝的预知，因为上帝预先知道，每个人将如何回应他在耶稣基督里所预备的救恩。阿明尼乌在其他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是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者。例如，他的教会论和圣餐论，基本上遵循了加尔文的教导。因此，虽然阿明尼乌的对手最终被称为“加尔文主义者”，但是，整场争论实际上是在加尔文的追随者中进行的。阿明尼乌于1609年去世，但是，他的离世并没有结束这场神学争 论，因为他在莱顿大学教席的继任者拥护他的观点，并继续与哥马如辩论。

当时的神学问题很快就有了政治与经济因素。虽然荷兰人为了独立于西班牙而进行着艰苦与漫长的斗争，但这仍不能确保荷兰独立，一些荷兰人希望改善与他们以前的压迫者的关系。他们主要是商人，在一些城市是真正的寡头统治者，他们从与西班牙有所改善的贸易中获利。许多神职人员对此坚决反对，他们担心与西班牙的这些联系会腐化荷兰教会的纯净教义。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在与西班牙的贸易中获益的荷兰人，内心充满了爱国主义情绪和对商人的憎恨，他们也深受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反对与西班牙改善关系。商人寡头统治集团很快就站在阿明尼乌一边，而反对他们的人则支持哥马如。

1610年，阿明尼乌派发表了《抗议书》（Remonstrance），随后他们就被称为“抗辩派”（Remonstrants）。《抗议书》的五条论述了当时所争辩的问题。第一条有关预定的定义，含糊不清，因为它在肯定上帝在创世之前预定相信基督就会得救的同时，并没有告诉我们，上帝是像阿明尼乌所教导的那样，预先知道相信基督的人，并预定他们得救；还是上帝预定只要以后相信基督的人就会得救——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未定预定论（open decree of predestination）。不管怎样，整部《抗议书》都充满了这种歧义，它最后宣称，这就是得救所需的一切，“再提出问 题，再去深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简而言之，就是要弃绝对上帝预定旨意之起因作毫无意义的思辨。第二条断言耶稣为所有人而死，但实际上只有信徒才能得到耶稣受难的恩惠。第三条试图解决哥马如和他的追随者对阿明尼乌及其支持者提出的指控——他们是帕拉纠派（读者还会记得，帕拉纠主义是奥古斯丁所反对的教义，帕拉纠主义认为，人有能力独立行善）。为了阐明他们并不是帕拉纠派，抗辩派宣称，人根本就无法独立行善，人必须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行善。但是，第四条驳斥了奥古斯丁和哥马如所得出的结论，即恩典是不可抗拒的。它指出，“至于恩典的运作方式，恩典并不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圣经记载，很多人抵挡圣灵。”最后，第五条讨论了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否会从恩典中坠落。哥马如和他的追随者认为，预定大有能力，已被预定有信仰的人不能失去他们已经得到的恩典。抗辩派只是回应称，圣经对此的教导并不明确，他们在采取某个立场之前需要更清楚的经文依据。

若干年后，政治局势变得对抗辩派不利。拿骚的莫里斯亲王（Prince Maurice  of Nassau）——奥兰治的威廉的儿子兼继承人——以前并没有干预这场神学争论，但是，他现在开始支持哥马如派和不希望与西班牙有任何联系的人。与西班牙人谈判的主要人物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n van Oldenbarnevelt）——他也被称为巴内费尔特（Barnevelt）——被关进了监狱。他的朋友雨果·格劳修斯（Hugo Grotius）——他以论国际法的著作而闻名——也被逮捕。作为对抗商人和阿明尼乌派的一项措施，荷兰的三级议会（Estates General）召开了一次教会会议，结束了哥马如派与抗辩派的神学争论。

此次会议即是从1618年11月到1619年5月召开的多特会议。在此次会议召开时，荷兰的三级议会不仅在寻求荷兰的加尔文主义者的支持， 也在寻求欧洲其他国家的加尔文主义者的支持。因此，多特会议还邀请了其他国家的改革宗教会的代表，来自大不列颠、瑞士和德国的二十七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路易十三禁止法国的胡格诺派参加此次会议）。在大约七十位荷兰代表中，几乎一半是牧师和神学教授，四分之一是平信徒长老，其余的是荷兰三级议会的议员。多特会议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行政事务，包括下令将圣经重新译成荷兰文。但是，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谴责阿明尼乌主义，这对结束这场分裂了荷兰的神学争论和确保得到其他改革宗教会的支持是必要的。因此，虽然多特会议并没有批准哥马如最极端的教义——他也出席了会议，但是会议的确认为， 有必要谴责阿明尼乌主义。

多特会议肯定了抗辩派所不能接受的五个教义，从此以后，这五个教义便成为正统加尔文主义的标志。第一个是无条件的拣选。这就意味着，拣选被预定的人，并不是基于上帝预先知道每一个人对救恩的回应，而是基于上帝那高深莫测的意志。第二个是有限的救赎。抗辩派声称，基督为所有人而死。相反，多特会议宣布，基督只是为被拣选者而死。第三个是全然败坏。多特会议肯定，虽然堕落的人类仍有残余的自然之光，但是，人类的本性已经非常败坏，以至于无法正确使用自然之光。这不仅体现在败坏的人类本性无法认识与相信上帝，也体现在败坏的人类本性不能认识“文明和自然”的东西。第四个是不可抗拒的恩典。第五个是圣徒永蒙保守。多特会议肯定了被拣选的人会永远蒙受救赎的恩典，不会从恩典中坠落。虽然圣徒永蒙保守并不是信徒的作为，而是上帝的作为，但是，即使我们看到罪的权势仍活跃在我们里面，它应当足以令我们相信自己已经得救，并坚定不移地行善。（对于说英语的神学生来说，他们普遍用TULIP这个词来记这五个要点：T代表完全的堕落［total depravity］，U代表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election］，L代表有限的救赎［limited atonement］，I代表不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P代表圣徒永蒙保守［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多特会议结束后，抗辩派随即受到了严惩。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被判处死刑，雨果·格劳修斯被判处终身监禁——据说，他随后不久在妻子的帮助下藏在装满书的箱子中成功越狱。大约一百名阿明尼乌派牧师被勒令离开荷兰，其他许多牧师被剥夺了讲道的权利。那些坚持宣讲阿明尼乌主义的牧师被判处终身监禁。参加阿明尼乌派崇拜的平信徒必须交纳巨额罚款，教师也被要求在多特会议的决议上签名。在一些地区，甚至对教会的风琴师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据说，一位风琴师说他不知道如何按照多特会议的教规来演奏风琴。

拿骚的莫里斯于1625年去世，在他去世之后，针对抗辩派的严厉措施有所缓解。1631年，荷兰政府最终给予他们宗教宽容。他们随后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其中的许多教会一直存在到今天。但是，阿明尼乌主义并不是通过这些教会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是通过其他接受阿明尼乌主义的团体和运动——尤其是循道宗（Methodist Church）。

《威斯敏斯特信条》

在第十八章中，我们已经讲过导致威斯敏斯特会议召开的那段历 史，但是，我们将《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神学内容留到本章讲述，是因为《威斯敏斯特信条》是对正统加尔文主义的精神最清楚和最重要的表述之一。同多特会议的信条相比，《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论述更详细，内容更广泛，因为它涉及许多主题。因此，我们不能在此概述《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所有内容，只能指出《威斯敏斯特信条》一些关键部分， 因为它们可以表明，英国的加尔文主义正统与多特会议的加尔文主义正统是一致的。

《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一章论到圣经的权威，圣经是所有宗教争议的“最高裁判者”。整部圣经表达得并不是同样清晰，因此，“无谬误地解释圣经的规则，就是以经解经”（1.9）。这就是说，圣经中任何晦涩难懂的经文都必须按照较为易懂的经文来解释。在以传统的方法讨论了三位一体的教义之后，《威斯敏斯特信条》继续讨论“上帝永恒的法令”，它对此的肯定是，上帝从无始之时就“自由与不变地命定一切将会发生的事”（3.1）。“上帝永恒的法令”之一，是上帝预定一些人和天使得永生，其他人和天使被预定受永死。此外，这绝对不是基于上帝对个人未来的行为或回应的预知。

《威斯敏斯特信条》同多特会议一样，认为亚当的罪所导致的结果是，“由于原初的败坏，我们完全不愿意行善，不能行善，而是与善完全对立”（6.4）。《威斯敏斯特信条》也肯定了有限的救赎，因为它宣布，基督救赎一切他想要救赎的人。在犯罪之后，人类已经完全失去了转向救恩的自由，救恩只能源于“有效的呼召”（effectual calling），上帝通过“有效的呼召”在被拣选者的意志中做工，并“令他们向善”（10.1）。当圣灵在恰当的时候将基督的作为加给被拣选者时，他们就得以称义。随后是成圣，虽然人不可能在今生达至完美，但是成圣仍必不可少。这样的人“不会完全或最终从恩典的地位坠落，他们必定永蒙保守，永远得救”（17.1）。

在此之后的很多章节，论述了英国在清教徒革命（Puritan Revolution）时期所讨论的问题，例如，如何过主日、宣誓是否合法以及教会的组织模式等等。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小心地照顾到严格的正统时，《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神学都与多特会议的神学非常相似。因此，研究《多特信条》（Canons of Dort）和《威斯敏斯特信条》，可以让我们看到17世纪，甚至是18世纪的加尔文主义正统的本质。在声称忠实地诠释了加尔文神学的同时，《威斯敏斯特信条》还将日内瓦这位改教家的神学发展成一种加尔文本人可能都难以建立的严谨体系。加尔文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发现了令人自由的喜乐：人凭借他不配得到的上帝的恩典得以称义的真理。对于加尔文来说，预定论是表达这种喜乐和人不配得到救恩这一本质的一种方法。但是，在加尔文追随者的手中，预定论成了检验正统教义，甚至是检验上帝的恩惠的一种手段。有时，他们似乎将对预定的疑惑误解为上帝实际的摒弃与随之而来的永罚。加尔文热爱文学这门艺术，他以一位人文主义者的文雅与严谨著述，但是，他的追随者几乎没有他的人文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