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基督教史

第十八章：清教徒革命

世俗的官员不得假设自己有权讲道和施行圣礼……但是，他有权——并且这也是他的义务——采取行动，维护教会的合一与和平，保持上帝真理的纯正和完整，压制一切亵渎的事情和异端，防止或改革崇拜和纪律的一切腐败与陋习，确保上帝的法规适当地订立、施行和遵守。

——《威斯敏斯特信条》

讨论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时我们已经看到，伊丽莎白女王走上了保守派与加尔文主义者之间的一条中间路线：保守派尽可能多地保留古代的习俗和信仰，加尔文派新教徒则认为教会的生活和组织应当符合他们心中的圣经标准。在伊丽莎白女王有生之年，这一微妙的平衡还可以保 持；但是，这种情形所固有的不安性不断导致紧张的局势，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大臣们只有采取强硬的、决定性的干预才能控制局面。

詹姆斯一世

伊丽莎白于1603年去世时并没有留下一位直系继承人，但是，她宣布，她的合法继承人是詹姆斯。詹姆斯是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他当时已是苏格兰国王。王位接替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因此，斯图亚特家族成为英格兰的统治者。新国王——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兼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发现，统治英格兰并不容易。英格兰人始终将他视为外国人。他计划统一苏格兰和英格兰——这两国的最终统一，令他在苏格兰和英格兰都结下了仇敌。伊丽莎白支持贸易的措施正在取得成效，因此，商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对詹姆斯一世并不满意，因为他的政策有利于贵族和他的亲信。但是，他与新教徒的矛盾更大，他们认为，国王和他顾问们的政策导致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进行得不够彻底。附近的苏格兰——詹姆斯一世的祖国——的宗教改革领先一步，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者认为，在他们的国家进行类似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些较为激进的新教徒并没有统一在一起，也没能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因此，我们难以概括性地描述他们。他们被称为清教徒，因为他们主张必须通过回归圣经中的信仰来清洁教会。他们反对英格兰圣公会所保留的许多传统的崇拜要素，如佩戴十字架、穿着特定的牧师服和在圣坛上举行圣餐——需不需要圣餐桌或祭坛，需要的话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这些问题包含了对圣餐意义的不同解释，导致了漫长而激烈的争辩。清教徒也坚持认为，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过有节制的生活，他们禁止奢侈和炫耀。对于他们来说，英格兰圣公会崇拜中许多礼仪的精心设计都是多余的，这令他们更反对英格兰圣公会的崇拜。许多清教徒坚持，必须守主日，在这一天专门进行宗教活动，并进行慈善活动。他们还拒绝使用《公祷书》和成文的祷文，宣称这样的祷文会导致虚伪，因此，他们将《主祷文》视为祷告的典范，而不是一系列被反复诵读的祷文。他们并不完全反对饮酒，因此大多数清教徒都适当地饮酒，但是，他们严厉批评醉酒，尤其是英格兰圣公会的牧师醉酒。他们也严厉批评他们所认为的所有不道德行为——包括戏剧，这不仅因为戏剧经常描写不道德的行为，也因为戏剧表演所暗含的显而易见的欺骗性。

许多清教徒反对主教。他们认为，主教制在圣经中并没有依据，是后人的发明，至少他们那时的主教制是这样的；教会不仅应当根据圣经来规定教义，也应当根据圣经来建立与管理教会。更为温和的清教徒只是宣称，人们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不同的教会管理模式，因此，虽然主教制可能是好的与有效的，但是它并没有“上帝的权利”。还有一些清教徒主张新约中的教会是由“长老”管理的，因此，真正符合圣经的教会也应当由长老来管理。此外，还有一些清教徒断言，不同教会应当彼此独立，他们被称为“独立派”（Independents）。

浸信会基督徒（Baptists）就是独立派中的重要一派。他们的早期领袖之一是约翰·史密斯（John Smyth，1554—1612）。他是英格兰圣公会的牧师，他认为，英格兰圣公会的改革进行得不够彻底，他还创建了一个独立派教会——因此是非法的教会。随着这个教会不断壮大，史密斯和他的追随者决定逃到阿姆斯特丹。他在阿姆斯特丹继续研究圣经，他的研究令他拒绝在崇拜中使用圣经的译本，认为只有原文圣经才具有绝对的权威。在崇拜时，他阅读希伯来文或希腊文圣经，然后在讲道时将他所读的经文翻译出来。由于他对圣经的研究和他与门诺派的接触（他接受了门诺派的和平主义和拒绝宣誓），他最终相信，婴儿洗礼是无效的，因此，他先用水瓢从桶中舀出水来浇在头上为自己施行洗礼， 然后再为他的追随者施行洗礼，批评他的人因此将他称为“自洗者”（self-baptizer）。

富有的律师托马斯·赫尔韦斯（Thomas Helwys）资助了史密斯和他的追随者前往阿姆斯特丹的旅费。但由于绝对的和平主义和宣誓这两个问题，赫尔韦斯离开了史密斯的阵营，因为身为律师的赫尔韦斯认为，适当使用暴力和宣誓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赫尔韦斯和他的追随者后来回到了英格兰，1611年，他在英格兰建立了第一个浸信会教会（Baptist Church）。

最终，浸信会基督徒也分裂了，导致他们分裂的原因，类似于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者与阿明尼乌派（Arminians，参第二十一章）的分裂。持有阿明尼乌派观点的浸信会基督徒被称为普遍浸信会（General Baptist），因为他们相信救恩的大门向所有人是敞开的；相反，特殊浸信会（Particular Baptist）认为，只有被上帝预定得救的人才能获得救恩。

与此同时，英格兰圣公会正走上一条类似却截然相反的道路。为了在圣公会基督徒与清教徒之间保持平衡，伊丽莎白建立了这样的教会：教会的神学是温和的加尔文主义，同时保留了所有不明显、不直接违背这种新神学的崇拜仪式和教会管理模式。但是，伊丽莎白的这个解决方案难以维持。为了保护崇拜的一些传统要素，一些圣公会基督徒开始放弃加尔文主义。英格兰圣公会的重要神学家非常欣赏当时的崇拜美感， 以至于他们很少按照其他要求——如神学或符合圣经的解经——进行崇拜。清教徒很快就开始担心，一场回归“天主教”的大规模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当詹姆斯一世继伊丽莎白之后成为英格兰国王时，所有这些因素实际上已经出现。从此以后，潜伏已久的冲突开始越来越猛烈地爆发。清教徒不信任詹姆斯一世，因为他的母亲是玛丽·斯图亚特。实际上，詹姆斯一世并未支持天主教徒，他令原本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大实惠的天主教徒一次次失望。他的理想是在英格兰建立君主专制政体，就像法国那样。在苏格兰，他的长老会臣民并不允许他按照己意来自由地统治国家——而他相信国王应该有这样的自由，因此，他将在英格兰巩固主教制视为增加他权力的一种手段。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换句话说，教会的主教制将支持国家的君主制。

詹姆斯一世的个性无助于增加他的威望。他是同性恋者，当时，人们对同性恋持有巨大的偏见。他的宠臣在他的宫廷和政府中享有并不配得的特权和权力。他坚持认为，他有权成为一位独裁的君主，但是，他却在固执的严厉与无力的灵活之间摇摆不定。虽然他能认真地管理资金，但是，他在不必要的事上过于浪费，一些重要的项目因缺乏资金而被迫停工。他将爵位和荣誉随意授予他的朋友，这激怒了许多终生效忠国王却没有得到多少奖赏，甚至没有得到任何奖赏的人。

詹姆斯一世试图采取类似于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只有重洗派受到了有组织的迫害，因为他们的平等主义思想令詹姆斯一世感到恐惧。天主教徒被视为教宗的忠实追随者，因此也被视为潜在的叛国者。但是如果教宗愿意承认詹姆斯一世有权继承王位，并有权处死弑君者——这是一些极端的天主教徒提出的解决英格兰宗教纠纷的方法——詹姆斯一世就愿意宽容他王国中的天主教徒。在英格兰，詹姆斯一世还在苏格兰时就憎恨的长老会基督徒得到了宽容，他甚至向他们做出了一些小小的妥协。但是，他并不愿意放弃英格兰教会的主教制，因为他相信——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主教是国王最忠诚、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

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英格兰圣公会的高级教士与清教徒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604年，坎特伯雷大主教理查德·班克罗夫特（Richard Bancroft）批准了一系列教规，规定主教制是上帝所设立的，没有主教制，就没有真教会。这相当于否定了欧洲大陆许多没有主教的新教教会，因此，清教徒认为，英格兰圣公会为了将天主教重新引入英格兰，与新教进一步决裂了。此外，班克罗夫特所坚持批准的其他教规也是明显针对清教徒的。

议会正在召开，为了征收新税，詹姆斯一世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下议院有许多清教徒，他们现在与其他议员一同向詹姆斯一世请愿，要求废除班克罗夫特的教规。詹姆斯一世在汉普顿宫召开了一次由他亲自主持的会议。当与会的一名清教徒不经意间提到“长老制”时，詹姆斯一世宣布，君主政体与长老制的关系就像上帝与魔鬼的关系。所有和解的尝试都失败了，此次会议的唯一成果是一部出版于1611年的圣经新译本——通常被称为英王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它是在英语达到巅峰时出版的，因此，它——以及《公祷书》——对后世的英语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英语文学的经典之作。

从此以后，下议院就与更保守的主教越来越不和。詹姆斯一世与保守的主教共同宣称，他们的统治是上帝授予的权力。1606年，教会当局批准了一系列新教规，更明显地反对清教徒。议会的回应策略是：并不攻击国王或大主教，而是攻击国王和大主教的支持者，因后者更容易对付。最终，在下一任国王统治期间，这种日趋紧张的局势导致了内战。

与此同时，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于1605年末败露。一项针对天主教徒的高压法律在前一年颁布，借口是天主教徒并不效忠国王，而是效忠教宗。该法律的真实目的似乎是筹集资金，因为政府利用该法律没收财产，获得巨额罚款。不管怎样，一些天主教徒认为，必须除掉詹姆斯一世。一名天主教徒租用了一块地产，它的地下贮藏室延伸至议会会场底部。天主教徒计划将几桶火药伪装成酒桶，把它们放在会议室下面，并在詹姆斯一世召开下一次议会会议时引爆这些火药，将詹姆斯一世和出席会议的清教徒全部炸死。但是，火药阴谋败露了，阴谋的主要策划者和一些参与者在没有被定罪的情况下就被处死。在一些地区，政府开始搜捕天主教徒。詹姆斯一世似乎有意区别对待有罪的与无罪的天主教徒。但是，他的确利用这次良机来罚款敛财，数以千计的天主教徒很快就被关进了监狱。

在他统治数年之后，詹姆斯一世试图在不召开议会的情况下统治他的国家。但是，征收新税必须得到议会的授权，因此，当他的财政状况于1614年陷入绝境时，他决定再次召开议会。结果，新选出的下议院比以前的下议院更难对付，于是他解散了议会，试图只用他有权征收的关税维持统治。他也被迫向主教和贵族借钱。后来，三十年战争爆发了。被废的帕拉廷的选帝侯兼波希米亚国王腓特烈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但是，他并没有帮助腓特烈，英格兰的许多新教徒开始指责詹姆斯一世是懦夫和叛国者，而他却反驳说，他缺少资金，只能袖手旁观。最终，他于1621年再次召开议会，他希望，如果他许诺将清教徒新税收的一部分用来帮助德国的新教徒，下议院的清教徒会同意他征收新税。但是，清教徒后来听说詹姆斯一世正计划为他的儿子兼继承人迎娶西班牙公主。这意味着与哈布斯堡家族结盟，议会中的清教徒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只批准了一些小额税收，他们还坚持将他们的不满告诉了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回应是再次解散议会，并逮捕了议会的几位领袖。后来，他因其他原因而放弃了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联姻的计划。1624年，他再次召开议会，但他随后又解散了议会，因为他依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资金。此后不久，詹姆斯一世去世了，他的儿子查理继承了王位。

查理一世

新国王查理一世同他的父亲一样相信，必须有一个集权、强大的君主政体，因此，他也与议会产生了冲突。清教徒怀疑查理一世结婚的目的，因为他在与西班牙的谈判破裂之后娶了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妹妹。促成这桩婚姻的谈判包括国王向英格兰的天主教徒让步，此外，新王后和她的侍从可以继续自由地信奉他们的天主教信仰。许多清教徒认为，这复兴了偶像崇拜，他们抱怨皇室已经叛教。一些清教徒很快就将王后比作耶洗别，但是，这只是他们私下说的。

查理一世继承了父亲与议会的冲突，这在审判理查德·蒙塔古（Richard Montague）时达到了顶点。蒙塔古拥护君权神授，反对清教和议会制。他曾发表过几部相关的著作，最终，下议院在他发表了一部特别令议会感到愤怒的著作之后审判了他，他被处罚款，并被关进了监狱。国王查理一世却将蒙塔古任命为他的私人牧师，因此，议会无权处置蒙塔古，国王就这样救了他的支持者。后来有传言称，议会为了报复而指控查理一世的大臣白金汉公爵犯有叛国罪。查理一世随后解散了议会，他决心不通过议会来统治国家。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查理一世需要钱，只有议会才能投票决定国王是否可以征税。查理一世被激怒了，他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当坎特伯雷大主教试图调解时，查理一世几乎剥夺了他的权力，并将他的权力移交给清教徒最痛恨的对手之一——威廉·劳德（William Laud）所领导的委员会。查理一世不断召开议会会议，但是又一次次解散议会，因为下议院坚持要求，必须先解决他们的上诉，然后再对筹集资金投票。他奖赏下议院中支持他的议员，将他们任命为上院议员，这令他进一步失去了他在下议院中不多的支持。甚至上院议员也开始反对国王，他们不满查理一世只是将在议会辩论中支持他的下院议员晋升为上院议员。1629年后，当查理一世在他统治期间第三次解散议会时，他决心自己来统治英格兰，但在十一年之后他被迫再次召开议会。

查理一世自己统治英格兰的这十一年给贵族带来了繁荣。但是，物价上涨的速度比收入上涨的速度更快，因此，当权贵变得越来越富裕时，绝大多数平民认为，他们受到了经济压迫。查理一世为了得到他所需要的资金而向贵族做出越来越大的让步，而贵族却在压迫穷人。虽然查理一世的确对穷人的悲惨遭遇有所关心，并采取了一些改善穷人处境的措施，但是，同他无力的措施所能减轻的压迫相比，社会与政治制度导致了更多苦难。尤其是在工业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将查理一世和在宗教事业上支持他的主教视为人民的敌人。清教徒抨击国王和主教的暴行，以及“新耶洗别”的奢侈和偶像崇拜，这令他们迅速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1633年，威廉·劳德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着迷于英格兰圣公会崇拜的华美和庄严，他也坚信统一信仰对国家是有益的。他针对清教徒的措施既严厉又残酷，包括死刑和切断手足。这么热诚的支持激起了查理一世的热情，他将苏格兰教会完全交给了劳德，劳德试图将英格兰圣公会的崇拜礼仪强加给苏格兰长老会，这导致了一场很快就演变成起义的骚乱。当苏格兰教会大会（General Assembly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试图限制主教的权力时，查理一世的代表宣布解散会议。但是大会拒绝服从查理一世的命令，他们废除了主教制，并在长老制基础上重组了苏格兰教会。

这令战争不可避免。查理一世既没有足够强大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金钱来供养一支可以战斗的军队，他求助于他的爱尔兰臣民，他们是敬虔的天主教徒，因此，他希望王后的天主教信仰会促使他们帮助他。这令苏格兰的加尔文主义者与英格兰的清教徒联系得更加紧密。1640年，查理一世召开了一次议会会议，希望得到镇压苏格兰起义军的资金。但是，很快就显而易见，下议院的许多议员更同情查理一世的敌人，而不是同情他，于是他解散了议会，此次议会后来被称为短期议会（Short Parliament）。在这种局势的鼓舞之下，苏格兰人入侵了英格兰人的领地，查理一世的军队溃不成军。他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就这样开始了，它将对英格兰的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

长期议会

在长期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之前的若干年，陷入困境的经济已经导致了对社会的破坏。此前，社会动乱和经济动荡几乎只影响到穷人和无产阶级，但是，现在它们开始对资产阶级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被选入新议会的下议院的绝大多数议员都是不满查理一世政策的人的代表，即使不是出于信仰，也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贵族与资产阶级共同投资商业，这令许多上议院的议员愿意与下议院一同限制查理一世的权 力。因此，新议会实际上比以前的议会更难以对付。查理一世召开新议会的目的是让议会投票批准他所需要的资金，以便利用这笔资金来组建一支军队，将苏格兰起义军赶出英格兰。但是，议会的议员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恰恰得自起义军所构成的威胁，因此，他们并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对付近年来试图消灭清教的人。被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囚禁的受害者被释放，他们得到了一笔赔偿金。议会审判了查理一世最忠诚的大臣之一斯特拉福德伯爵（Lord Strafford），他被判处死刑，而查理一世却没有尝试救他。

后来，议会设法确保它的措施可以永远发挥作用。1641年5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国王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不得解散议会。虽然该法律剥夺了查理一世一个重要的特权，但是，他并没有反对这一规定，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阴谋来解决他的问题。当议会最终开会讨论镇压苏格兰叛军所需的资金时，他们发现，查理一世一直在与入侵者谈判，他希望解除议会的权力。有人说，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一次起义是王后所煽动的，她希望这次起义会给议会制造麻烦，并迫使议会给查理一世的军队拨款。不管是真是假，国王和王后的奸诈令更激进的新教徒与希望限制查理一世权力的人联系得更加紧密。

主教是上议院的议员，他们是查理一世在议会中的主要支持者。但是，下议院开始对一些主教提起法律诉讼，当受到指控的主教出席议会会议时，伦敦人爆发了骚乱，他们禁止这些主教出席会议。在这些事件的鼓舞之下，更激进的下院议员宣布了他们审判王后的计划，他们对王后提出的指控是，她参与了导致爱尔兰爆发起义的事件。这些极端的行动激起了对清教徒的反感。上议院的许多议员相信，恢复秩序的时机已经成熟。时机对查理一世有利。但是，他并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到局势为他带来胜利，而是匆忙向上议院提出他对下议院一些领袖的指控。上院议员担心，查理一世有朝一日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于是否决了查理一世的指控。后来，查理一世下令逮捕被告，而议会拒绝交出被告。第二天，查理一世派出一支武装分遣队去逮捕被告，他们发现，议会已经得到了伦敦人的支持，他们不允许军队逮捕被告。查理一世失去了他的首都，退到了汉普顿宫和温莎城堡。与此同时，在伦敦，造反议会的领袖约翰·皮姆（John Pym）作为“无冕之王”正在统治着英格兰。下议院后来提出了一项将主教逐出上议院的法律。上议院批准了该法律， 查理一世没有反对，因此，主教被逐出了上议院。就这样，反对清教的人被逐渐逐出了议会，这令议会越来越激进。议会后来下令招募国民 军。国民军由议会领导，因此，查理一世认为，决战时刻已经到来。他召集了忠于他的军队，并准备向议会的国民军开战。查理一世与议会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内战。

内战

查理一世和议会都开始组建各自的军队。查理一世得到了贵族的最大支持，而议会则在当时遭受最多苦难的人群中得到了支持。议会的军队主要由社会底层人士组成，此外还有许多商人和少数贵族。查理一世的主力军是传统上专属贵族的骑兵；议会的主力军是步兵和海军——贸易对这两支队伍非常重要。起初，双方只是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 与此同时，他们都在寻找外界的支援：议会得到了苏格兰人的支持，查理一世得到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支持。同样，清教各派在内战的威胁下也联系得更加紧密。

为了获得苏格兰人的支持，议会采取了一系列倾向长老会的措施。并不是英格兰的所有清教徒都认为长老制是恰当的教会组织模式，但 是，该国大多数清教徒都否定主教制——主教被认为是查理一世在教会中的主要支持者。最终，主教制被废除，有三个原因：一是主教支持查理一世，二是神学原因，三是没收主教的财产意味着议会不用征收新税就可以获得资金。

与此同时，议会召集了一批神学家，作为议会的宗教事务顾问。这便是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会议（Westminster Assembly），与会者包括一百二十一位牧师、议会所任命的三十位平信徒和来自苏格兰的八位代 表。苏格兰人得到一支大不列颠最强大的军队的支持，因此，他们对威斯敏斯特会议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第二十一章中，我们将详细讨论此次会议的神学，它所颁布的《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成为加尔文派正统神学的基础性文件之一。我们现在只需要说，虽然威斯敏斯特会议的一些与会者是独立派——即公理制的支持者，另一些偏爱主教制，但是，此次会议还是选择了长老制，并建议议会也选择长老制作为英格兰圣公会的教会组织形式。在议会中有许多独立派，他们更愿意选择另一种教会组织形式，但是，内战进程迫使他们与苏格兰人组成了“神圣盟约”，这令他们不得不忠于长老制。1644年，议会最终颁布法律，规定英格兰圣公会采用长老制，1645年，议会下令处死了威廉·劳德——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

其时正当议会组建它的军队之际，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 Cromwell）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是亨利八世一位顾问的后裔，生活相对富裕。几年之前，他成为一名清教徒，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圣经。他相信，每一个决定——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政治的——都应当基于上帝的旨意。这就意味着，虽然他做出决定的速度通常很慢，但是，一旦做出决定，他就会坚持到底。虽然他的清教徒同伴尊敬他，但是，他直到内战爆发时还只不过是下议院的一位议员。然而，当他相信武装冲突在所难免时，他回到家乡，招募了一支骑兵小队。他知道，骑兵是查理一世的主要武器，议会也需要这样的军队。他的热情极具感染力，他的骑兵小队逐渐发展成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他们相信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圣 战，高唱赞美诗奔赴战场。议会的所有军队很快就都认为他们正在进行圣战，从而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他们在内斯比战役（Battle of Naseby）中彻底击败了查理一世。

内斯比战役是查理一世末日的开始。起义军攻取了他的营地，他们在那里发现了查理一世曾鼓动外国的天主教军队入侵英格兰的证据。查理一世后来决定与苏格兰人谈判，希望用他的承诺赢得苏格兰人的支持。但是，苏格兰人将他关进了监狱，他们最终将他交给了议会。议会就这样赢得了内战，并采取了一系列清教徒的政策：包括在主日专门进行宗教活动，禁止进行轻浮的娱乐活动等。

然而，为共同抵抗查理一世和他的主教而联合起来的清教徒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当时，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员支持长老制，这可以令英格兰建立一个没有主教的国家教会。但是，独立派在军队中占绝大多 数。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不过，他们的确相信，以长老制为基础的国家教会将剥夺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顺服圣经的自由。因此，议会与它的军队关系越来越紧张。1646年，议会试图解散军队，但是并没有成功。一些更极端的派系在军队中壮大起来，如“第五王国派”（Fifth Monarchy Men）和“平等派”（Levellers）。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宣称，主即将再来，必须通过建立公义与平等来改造社会制度。商人仍主导着议会，议会针对军队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这反而令军队宣称，他们代表着更多的人民，军队有权代表国家说话，而不是代表议会。

这时，查理一世逃跑了。他后来开始与苏格兰人、军队和议会谈 判，对这三方做出了相互矛盾的承诺。他得到了苏格兰人的支持，他向他们承诺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建立长老制教会。与此同时，他继续与议会秘密谈判。但是，清教徒的军队击败了苏格兰人，俘获了查理一世，并开始清洗议会。四十五位议会领袖被逮捕，更多的议员被禁止参加议 会，还有些议员拒绝参加议会。现在，那些剩下的议员被敌人恰当地称为残余议会（Rump Parliament）。

残余议会后来对查理一世提起了诉讼，他们指控查理一世叛国，并将国家拖入了内战。十四位敢于出席上议院会议的议员一致否定了这些指控。但是，下议院还是继续审判查理一世，查理一世拒绝为自己辩护，他的理由是，审判他的法官根本就没有合法的裁判权。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斩首。

护国公

苏格兰人担心他们会失去从英格兰获得的独立，他们迅速承认，已故国王的儿子查理二世是他们的统治者。爱尔兰人借机起义。在英格兰，独立派清教徒正在分裂。在更激进的清教徒中，“掘地派”（Diggers）正在崛起。这是一场社会运动，它倡导建立一种人人有权拥有财产的社会新制度。这样的教导威胁到此前与议会共同反抗查理一世的商人。与此同时，长老会基督徒坚持建立一个国家教会，但是， 国家教会被独立派视为暴政。简而言之，英格兰可能又要陷入混乱。

这时，克伦威尔掌控了大权。虽然他并没有参与清洗议会，但是， 他认同了清洗议会的结果，并以残余议会的名义先后清剿了爱尔兰人的起义和苏格兰的保皇党。查理二世被迫逃到了欧洲大陆。后来，克伦威尔决定做国王没能做完的事：当残余议会开始讨论一项永久确立其权力的法律时，他来到议会，赶出了为数不多的残余议员，并关闭了国会大厦。因此，他显然是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成为了英格兰的主人。他曾试图建立某种代表制政府，但他最终成为“护国公”（Lord of Protector）。从理论上讲，他将在由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代表所共同组成的议会的帮助之下统治英格兰。但是，新议会实际上几乎全是英格兰议员，克伦威尔成为英格兰的真正统治者。

克伦威尔后来开始着手改革教会和国家。考虑到当时的大环境，他的宗教政策是相当宽容的。虽然他是独立派，但他试图建立一种为长老会基督徒、浸信会基督徒，甚至一些倡导主教制的温和派都留有一定空间的宗教制度。作为一名真正的清教徒，他也试图通过对主日、赛马、斗鸡和戏剧等立法来改革英格兰的习俗。他的经济政策有利于中产阶级，这尤其损害到贵族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及穷人。结果，极其富裕与极其贫穷的人越来越反对克伦威尔。

只要克伦威尔还活着，他就能有效地统治英格兰。但是，他想建立一个稳定的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同以前的国王一样，他与议会的关系也不融洽——他的支持者甚至将他的反对者强行赶出了议会，从而又造成了一个“残余议会”。护国公政体显然只是暂时的，因此，当有人建议克伦威尔加冕为国王时，他拒绝了，他仍希望建立共和国。1658年，他在去世之前不久任命自己的儿子理查德为继任者，但是，小克伦威尔并没有他父亲那样的能力，他辞去了护国公之职。

复辟

护国公政体的失败只留下一种选择：恢复君主政体。在蒙克将军（General Monck）的领导之下，议会召回了查理二世，并将他重新推上他父亲的王位。这导致了政府对清教徒的反对。虽然查理二世起初试图在英格兰圣公会中为长老会基督徒留有一定的空间，但是，新议会并不同意，它更喜欢传统的主教制。因此，新政府重新启用了主教制和《公祷书》，并颁布了针对持不同信仰者的法律，这令他们在英格兰圣公会中没有了任何生存的空间。但是，这些法律难以彻底消灭以往动荡岁月中所出现的大多数运动。它们仍在违法地进行，直到政府在17世纪末颁布了宽容的法令。

在苏格兰，复辟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苏格兰人是坚定的长老会基督徒，现在，查理二世的法令重新启用了主教制，该法令支持愿意维护主教和《公祷书》的牧师，而长老会的牧师则被罢免。这导致了暴乱和起义。大主教詹姆斯·夏普（Archbishop James Sharp）——苏格兰最重要的高级教士——被谋杀了。这招来支持苏格兰保皇党的英格兰人的干预，长老会的起义遭到了血腥的镇压。

查理二世在临终之际宣布自己是天主教徒，这证实了许多受迫害的清教徒和苏格兰长老会基督徒对他的怀疑。他的弟弟兼继任者詹姆斯二世决心在他的王国恢复罗马天主教，令其成为大不列颠的官方宗教。在英格兰，他试图通过施行宗教宽容来赢得持不同信仰者的支持。但是， 他们强烈反对天主教，如果可以不复兴天主教，他们宁愿不要宗教宽 容。苏格兰的局势更加糟糕，因为詹姆斯二世——苏格兰的詹姆斯七世——任命天主教徒担任要职，并下令处死所有参加非法崇拜的基督徒。

在詹姆斯二世统治英格兰三年之后，英格兰人发动了起义，他们邀请奥兰治的威廉王子和他的妻子玛丽——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统治英格兰。威廉于1688年来到英格兰，詹姆斯二世逃到了法国。在苏格兰，詹姆斯二世的支持者又坚持了几个月，但是，到了1689年，威廉和玛丽也牢牢坐稳了苏格兰的王位。他们的宗教政策相当宽容。在英格兰，所有接受1562年的《三十九条信纲》和宣誓效忠君主的基督徒得到了宽容。拒绝向国王宣誓效忠的英格兰圣公会牧师被称为拒绝宣誓者（Nonjurors）。只要他们不策划谋反国王的阴谋，就可以得到宗教宽容。在苏格兰，长老会成为官方教会，《威斯敏斯特信条》成为长老会的教义标准。

然而，甚至是在复辟之后，清教徒的理想仍然存在，他们的理想对大不列颠的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久以来，两位伟大的英格兰作家约翰·班扬（John Banyan）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作家。班扬最著名的著作通常被简称为《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它是一部深受欢迎的灵修著作，是后世许多基督徒非常喜欢默想与讨论的主题。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则确立了绝大多数英语世界的人阅读与解释圣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