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基督教史

第十七章：旷野教会

一个成圣的灵、满有能力的灵……最重要是殉道的 灵，在教导我们内在的老我一天天死去……也在装备与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在刑房的酷刑中和绞刑架上勇敢地献出我们的生命，只要这是上帝的呼召。

——安托万·库尔

1610年5月14日，亨利四世被狂热的天主教徒拉瓦亚克（Ravaillac）暗杀了，这令法国的新教徒极为不安。虽然亨利四世因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宣布他是天主教徒，但他表明自己是他以前在教界和军界的伙伴们的忠实朋友，他用《南特敕令》保护了这些伙伴的自由和生命，他们知道自己以前的敌人当中有许多人痛恨已故国王亨利四世带给他们的和平与宽容，现在，他们的敌人试图废除已故国王的政策。法国的新国王路易十三（Louis XIII）只有八岁，因此他的母亲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edici）——亨利四世的第二个妻子——控制了政府，她认为必须通过确认《南特敕令》来消除新教徒对她的不信任。由于她的这一举措，法国的胡格诺派在随后召开的大会上宣誓效忠新国王。

然而，在玛丽·德·美第奇的身边聚集了一小群意大利顾问，他们既不了解法国的局势，也不了解法国人为当前局势所付出的血与痛。他们的政策是与哈布斯堡家族紧密合作，尤其是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 而这个家族因坚定的天主教信仰和对新教的仇恨闻名于世。年轻的路易十三娶了西班牙的公主奥地利的安妮（Anne of Austria），他的妹妹伊莎贝拉（Isabella）嫁给了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这导致一些胡格诺派起义，他们的起义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结果，一些胡格诺派领袖丧生，新教徒失去了许多要塞。

到了1622年，当玛丽·德·美第奇正丧失她的权力时，枢机主教阿曼德·德·黎塞留（Armand de Richelieu）是法国宫廷中一颗正在崛起的新星。在短短两年之内，他就成为路易十三最信任的顾问。他是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的主要目标是扩张路易十三和他自己的权力。虽然他是罗马天主教的枢机主教，但他的宗教政策并不是基于神学或信仰，而是基于利益。他相信，法国波旁家族的主要敌人是哈布斯堡家族，因此， 他出面干涉三十年战争——主要是通过秘密的资金支持，他支持新教徒对抗天主教皇帝。但是，同样的政治原因令黎塞留在法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宗教政策。他并不在意支持新教徒对抗天主教皇帝会分裂德国。但是，胡格诺派在法国必须被消灭，因为他们是法国的一个毒瘤。黎塞留最关心的还不是胡格诺派是新教异端，而是亨利四世为确保他们的安全而给予他们一些设防的城市，这令胡格诺派宣布，他们是国王的忠实仆人，与此同时，如果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他们仍有能力奋起反抗。黎塞留的集权化政策并不允许在法国还存在这样一股独立的力量。

黎塞留试图铲除新教这个毒瘤，这导致了拉罗切利之围（Siege of La Rochelle）——拉罗切利是胡格诺派的重要据点，被围剿了一年，在此期间，守军英勇抵抗法军的进攻。当拉罗切利最终投降时，城里的二万五千名居民只剩下一千五百名饥饿、虚弱的幸存者。拉罗切利的防御被解除，拉罗切利的所有教堂都举行了天主教的弥撒。其他新教城市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爆发了武装起义，奋起反抗路易十三。但是，没有一个城市能像拉罗切利那样顽强抵抗，其中许多城市惨遭屠城，因为国王的军队采取了灭绝的政策。

然而，引起黎塞留高度重视的并不是新教在法国的存在，也不是新教徒继续他们的崇拜，而只是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因此，一旦设防的新教城市于1629年被攻取，黎塞留便立即颁布了在世俗与宗教事务中宽容新教徒的法令。胡格诺派失去了他们的军事要塞，不能再威胁到国王，黎塞留也无意将法国拖入漫长的内战，从而导致国家陷入一片血泊，并令国家经济蒙受损失。在解除了新教徒的政治与军事权力之后，这位枢机主教又将他的目光转向了哈布斯堡家族，想要消灭这个家族；因此，在黎塞留统治法国的最后几年，胡格诺派过着相对和平的日子。

黎塞留于1642年去世，到了1643年，路易十三也去世了。新国王路易十四当时只有五岁，他的母亲奥地利的安妮成为摄政王，她将国务交与枢机主教朱尔斯·马萨林（Jules Mazarin）主持。马萨林以前是黎塞留的同僚，他继承了前任的政策。在拉罗切利和其他新教城市陷落二十多年来，法国的新教徒得到了宗教宽容。虽然马萨林的政府充满了阴谋和起义，但是，新教徒普遍没有牵连其中，他们的人数在社会各个阶层中越来越多。在乡村也有很多新教徒，其中既有农民，也有乡村贵族。在城市中，最著名的沙龙接纳了胡格诺派知识分子。

当马萨林去世时，路易十四二十三岁，他拒绝任命马萨林的继任 者。这位被称为“太阳王”（Sun King）的国王绝不允许任何人的权力超过他的权力。因此，他与教宗也产生了冲突，因为教宗试图干涉法国事务。针对教宗当时汲汲于独揽大权，路易十四宣告并保护“高卢教会的自由”——我们将在第十九章讲到。但是，正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他不会容忍任何异端或持不同信仰者，因此他采取了铲除法国新教的强硬措施。

为了实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所谓的重新合一——即新教徒改信天主教，路易十四采用了各种措施，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措施越来越严 厉。最初他只是劝说与施加一点压力。后来，他几乎主动开始收买归信者。他的理由是，成为天主教徒的新教牧师失去了他们的生活来源，新教的平信徒也是如此，失去了他们的顾客或其他收入来源。因此，为了弥补这些损失，所有改信天主教的新教徒都会得到一笔钱。但是，这个政策并不成功，路易十四后来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太阳王将法国卷入了不断的战争，后来，法国于1684年得到一次短暂喘息的机会，这时，军队被用来强迫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重新合一”。这个暴力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在一些地区，数万名新教徒被迫改信了天主教。

最终，路易十四于1685年颁布了《枫丹白露敕令》（Edict of Fontainebleau），废除了《南特敕令》的条款，并规定在法国成为新教徒是违法的。随即发生大规模流亡，法国的胡格诺派逃到了瑞士、德 国、英格兰、荷兰和北美洲。在这些难民中，许多人是技工和商人，因此，他们的离去令法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以至于一些学者提出，《枫丹白露敕令》所造成的经济破坏成为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之一。

在颁布《枫丹白露敕令》之后，法国官方声称，法国已经没有了新教徒。但是，实际情况是，许多表面上改信了天主教的新教徒仍坚守他们以前的新教信仰，并设法继续进行新教的崇拜。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的良心因放弃了信仰而深感不安，因此，进行新教的聚会便显得更加必要。没有教堂，他们就在野外空旷的田间或林中空地聚会。在这样的地方，数十名、甚至上百名信徒在夜幕掩护下定期在一起聚会， 他们聆听上帝的道，承认他们的罪，并一同领受圣餐。人们尽力保守这些聚会的秘密，政府的特工很少能发现预定的崇拜时间和地点。他们一旦真的获取了这些聚会的情报，会等到所有信徒都到场，然后再冲向崇拜者，将他们逮捕。男信徒被送到船上摇橹，女信徒被终身监禁。牧师被处死，孩子被送到天主教家庭，作为天主教徒来寄养。尽管如此，这场运动还在继续；路易十四的特工并不能消灭现在自称是旷野基督徒（Christians of the desert）的胡格诺派。

正如在这种情况下所经常发生的那样，后来，从这场运动中发展出激进的预言派，他们声称，世界末日近了。皮埃尔·朱里厄（Pierre Jurieu）牧师在鹿特丹逃亡时发表了一部研究《启示录》的著作，他在该书中表示，《启示录》的预言正在实现，基督将于1689年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这些预言的鼓舞之下，法国的一些新教徒越来越大胆，结果， 许多新教徒被杀害或被罚作划船工。但是，预言的异象和神秘的经验还是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新教徒愿意为将被上帝所证实的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一些新教徒听到了某种声音，另一些新教徒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中自言自语。这一切令当局更容易找到顽抗的新教徒，他们随后会受到残酷的迫害。但是，很少有新教徒会说出决定命运的话：“我愿意重新合一”——即愿意重返天主教。

后来，这种预言精神变成了武装起义。同以前宗教战争中的情况不同，这场武装起义不再由新教贵族领导。这支“旷野”新军主要是农民。这些农民仍然耕地、播种和收割，但是，他们在其他时间组成军队，攻击路易十四的军队。他们在进军之前会阅读圣经，在战场上高唱赞美 诗。虽然这支起义军始终只有数百人，但是，他们完全可以牵制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军队。由于一些我们并不是完全清楚的原因，这些起义者被称为卡米撒派（Camisards）。常规战争难以消灭他们，因此，路易十四的军队所采取的政策是，将卡米撒派进行军事活动的地区夷为平地。因此，大约五百座村庄和部落被摧毁。但是，这只能壮大起义者的队伍，因为已经无家可归的人现在也加入了他们。这场宗教战争又进行了许多年。凭借一些从未兑现的奖赏承诺，路易十四的军官们镇压了一些地区的起义。但是，卡米撒派一直抵抗到1709年，这一年，他们的最后一批领袖被俘虏，并被处死。这时，他们的抵抗已经在新教国家成为传奇，但却没有人给予卡米撒派任何有效的援助。1710年，英格兰人最终决定支持他们。但为时已晚，因为起义的最后一丝火花也已被扑灭。

与此同时，另一支不同的队伍也出现在法国的新教徒中。他们的领袖并不相信末日的异象——不管怎样，这些异象并没有实现，他们倡导回归改革宗传统，谨慎与清楚地解释圣经成为崇拜的中心。这群新教徒的杰出领袖是安托万·库尔（Antoine Court），他于1715年组织召开了法国改革宗教会（French Reformed Church）的第一次会议。按照加尔文和贝扎（Beza）的教导，库尔建议他的追随者应当在所有事情上都服从世俗当局，除非世俗当局的要求有悖于上帝的道，这成为新生法国改革宗教会的官方政策。在法国改革宗教会的第一次会议召开十天之后，路易十四去世了，他五岁大的曾孙继承了王位，取名为路易十五。但是， 太阳王的去世并没有给遭受迫害的胡格诺派带来任何喘息的机会，因为新政府在奥尔良的腓力（Philippe D’Orleans）摄政时期继续采取前任政府的宗教政策。尽管如此，库尔和他的追随者仍坚持他们为自己制定的政策。当他们的一位牧师被监禁时，库尔命令他的追随者要克制，不要通过武力去迎救。1726年，一所逃亡者的神学院在瑞士洛桑成立。这所神学院旨在为法国培养牧师，因此，法国改革宗教会开始有了一批骨干传道人，他们都精通圣经和神学。1729年，库尔来到洛桑，成为法国整整一代秘密传道人的导师。虽然他如今在洛桑逃亡，但是他经常前往法国，鼓励与指导法国改革宗教会的事务。1767年，八十三岁高龄的库尔去世了，这时，新教的改革宗已经在法国牢牢扎根。但是，迫害一直持续到1787年。那一年，路易十五的孙子兼继承人路易十六最终颁布了宗教宽容的法令。在漫长的迫害期间，数千名男新教徒被罚作划船工，数千名女新教徒被判终身监禁，只有很少一部分新教徒说出“我愿意重新合一”，两位新教牧师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但是，仍有无数新教徒因不愿放弃信仰而殉道。“旷野教会”得以存活下来。

同德国三十年战争一样，法国的宗教战争也导致许多人极度怀疑教条和教条主义。伏尔泰（Voltaire）就是其中之一，他之所以为新教事业辩护，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同情它，而是因为他认为，在信仰上的不容异己之说是非理性的、不道德的。这个迫害与反抗、恐怖与荣耀的年代，塑造了后来拥护法国大革命理想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