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基督教史

第十二章：天主教的改革

天地之主死在十字架上，和平在战争的危难中来临。

——圣特蕾莎

除了新教改革之外，各种强大的改革浪潮正在席卷欧洲。早在路德的抗议之前，就有许多人渴望改革教会，并为此付出了努力。尤其是在西班牙，当路德还是个孩子时，天主教就已经在伊莎贝拉女王和枢机主教弗朗西斯科·希门尼斯·德·希斯内罗斯的领导之下进行了改革。

西班牙的天主教改革

当伊莎贝拉于1474年继承卡斯蒂利亚的王位时，她领地内的教会急需改革。同欧洲其他国家的高级教士一样，西班牙的许多高级教士也是大地主，他们更关心战争与阴谋，而不是信徒的灵命。大多数低级教士并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因此，他们只能主持弥撒。同欧洲其他地区的修道主义一样，西班牙的修道主义也开始衰退，对于皇家和贵族的私生子来说，一些较大的男女修道院已经成为他们备受欢迎的安乐窝。

伊莎贝拉决心改革教会，为此，她从教宗那里获得了任命教士的权力。她的丈夫费迪南德——附近的阿拉贡的国王——也得到了在他的领地任命教士的权利。但是，他们的动机却大不相同。伊莎贝拉所关心的是获得改革教会的权力，而费迪南德将主教的任命权视为巩固他王位的重要的政治特权。因此，当伊莎贝拉积极寻找能胜任空缺教职的最优秀人选时，费迪南德却将他只有六岁大的私生子任命为首都萨拉戈萨的大主教。

在改革教会的过程中，伊莎贝拉并没有得到她丈夫费迪南德的任何支持，但是，她得到了她的忏悔神父弗朗西斯科·希门尼斯·德·希斯内罗斯的帮助。希门尼斯是位严肃的方济各会修士，他因拒不参与当时教会的腐败行为而被监禁了十年。他在狱中学习了希伯来文和迦勒底语，因为他深受人文主义学者的影响。最终，通过托莱多改革派主教的举荐——托莱多主教也是伊莎贝拉任命的——希门尼斯被任命为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父。当大主教去世时，伊莎贝拉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确保希门尼斯被任命为西班牙最重要的大主教。但希门尼斯拒绝了，伊莎贝拉从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他根本就不是改革者——那里得到一份通谕，命令这位不情愿的托钵修士服从了伊莎贝拉的任命。

伊莎贝拉女王和大主教希门尼斯开始改革男女修道院。他们亲自视察最重要的修道院——它们因其松散的修道生活而臭名昭著，他们呼吁全体修士重新遵守他们的修道誓愿，并斥责几乎没有任何改进的修士，他们有时还会严惩抵制他们要求的修士。这些修士向罗马提出抗议。教宗并不是改革者，他是政治家，他知道自己必须迎合伊莎贝拉这位改革派女王。结果，女王的权力得以进一步加强，甚至西班牙最腐败的主教也不得不采取了改革教会的措施。

希门尼斯的学识，尤其是他对圣经的重视，成为伊莎贝拉改革计划中的一个要素。伊莎贝拉相信，教会和她的国家都需要知识渊博的领 袖，因此她鼓励学术研究。她本人就是位学者，在她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男女知识分子。她在费迪南德的支持下鼓励印刷书籍，印刷机很快就出现在西班牙所有重要城市。在所有这些改革工作中，希门尼斯都是伊莎贝拉的重要支持者。但是，他最重要的两个贡献是创建了阿尔卡拉大学（University of Alcala）和出版了康普路屯多语圣经（Complutensian Polyglot Bible）。阿尔卡拉大学位于马德里几英里之外，它很快就培养出西班牙最杰出的一些宗教人士和文学巨匠，其中就有塞万提斯（Cervantes）和伊格纳修·罗耀拉。康普路屯多语圣经——以阿尔卡拉的拉丁名字康普路屯命名——是当时最优秀的一些学者所编译的一部多语版圣经：三位从犹太教归信基督教的学者编译希伯来文部分，一位克里特学者和二位西班牙学者主要负责希腊文部分，西班牙最优秀的拉丁文学者编译武加大译本。三种语言的经文并列编排，康普路屯多语圣经共有六卷（前四卷是旧约，第五卷是新约，最后一卷详细讨论了希伯来文、迦勒底语和希腊文语法）。尽管康普路屯多语圣经于1517年就已经编译完成，但它直到1520年才正式出版。据说，当康普路屯多语圣经最终完成时，希门尼斯高兴地说：“这一圣经版本在关键的时候为我们的信仰打开了一条神圣之源，从中将流出比所有来自间接之源的神学更纯正的神学。”如果再晚几年，对圣经高于传统这么明确的肯定，将导致希门尼斯被指控为“路德宗异端”。

然而，希门尼斯和伊莎贝拉对学术的重视并没有带来宽容。只要学术有助于改革教会的习俗和道德，他们就会鼓励，但是，如果有人偏离教义，他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枢机主教希门尼斯既是主持编译康普路屯多语圣经的学者、书籍与学术的保护者和教会的改革者，他也是绝不能宽容任何教义分歧或背离教义的宗教大法官。就这一点而言，他代表了天主教大多数改革者，他们试图通过苦修、灵修和学术来净化教会，但与此同时，他们坚持严格地遵守传统的教义。在天主教改革中，大多数圣徒和贤士——如伊莎贝拉——都有着纯洁的道德、敬虔的信仰和毫不宽容的态度。

与新教论战

虽然天主教改革开始得更早，但是，新教的诞生令天主教改革有了一个新特点。天主教改革不再只是出于内部所需，它还努力回应要求改革教会教义的人。尤其是在一些新教真正威胁到天主教的地区，天主教的改革家不仅必须改革教会的习俗，也必须捍卫教会的传统教义。

这些天主教领袖往往是学者，而另一些天主教领袖则担心人文主义者的计划是与新教一样大的威胁。与路德和卡尔斯塔特在莱比锡论战的神学家约翰·艾克，不仅是一位尽职的神父，也是一位学者，他于1537年出版了自己翻译的德文圣经。另一方面，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ouvain）校长詹姆斯·拉托姆斯（James Latomus）批评了新教徒和人文主义者，他认为，只需根据教会传统阅读拉丁文圣经来理解圣经，研究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毫无用处。但是，天主教神学家最终清楚地认识到， 必须用学术来驳斥新教徒的教导；因此，出现了一批致力于驳斥新教教义的天主教神学家和学者。其中最重要的是罗伯特·贝拉明（Robert Bellarmine）和凯撒·巴罗尼乌（Caesar Baronius）。

贝拉明是将驳斥新教教义的天主教教义系统化的重要人物。从1576 年开始，他担任罗马新设立的辩论主席（Chair of Polemics）十二年，在即将卸任之际开始发表他的伟大著作《论基督教信仰的争论》（On the Controversies of the Christian Faith），并于1593年全部完成。它成为天主教驳斥新教的经典源泉。实际上，直到今天，保守的天主教徒在驳斥新教时使用的大多数论点都是引自贝拉明的这部著作。他还参与了审判伽利略，此次审判得出的结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的观念是异端。

另一方面，凯撒·巴罗尼乌是一位伟大的天主教历史学家。马格德堡大学的一批学者开始发表一部篇幅浩大的教会史，他们试图证明，罗马天主教已经偏离了原始基督教。这部从未完成的历史巨著每卷记述一百年教会历史，因此，它通常被称为《马格德堡百载千年》（The Centuries of Magdeburg）。为了回应这批学者，巴罗尼乌撰写了他的《教会编年史》（Ecclesiastical Annals）。直到17世纪晚期，随着戈特弗里德·阿诺德（Gottfried Arnold）的《初期基督徒的真实面貌》（True Picture of the First Christians）和《客观的教会与异端史》（Nonpartisan History of the Church and of Heretics）分别于1696年和1699年出版，教会历史学家才开始尝试撰写能够客观回顾过去的教会史，而不是只为教会历史学家的观点辩护的教会史——甚至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阿诺德的教会史观有着敬虔主义倾向。

新修会

虽然修道主义在宗教改革爆发时就已经开始衰落，但是，在男女修道院中仍有许多修士严肃地发愿，他们对修道生活的悲惨状况备感伤 心。在16世纪，改革修道院的渴望在改造老修会——像伊莎贝拉和希门尼斯曾倡导的那样——和建立新修会的过程中结出了果实。在这些新修会中，一些修会寻求恢复古代对修道发愿的严格遵守，而另一些修会在回应16世纪新形势的过程中形成。在第一种修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特蕾莎（Teresa）所建立的赤足加尔默罗修会（Discalced Carmelites）。与此同时，在希望用新方法来回应新时代的修会中，伊格纳修·罗耀拉所领导的耶稣会是最重要的。

特蕾莎年轻时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阿维拉（Avila）度过的，阿维拉是一座古墙环绕的城市，屹立在卡斯蒂利亚的高原之上。特蕾莎的祖父是犹太教徒，后来才改信基督教，他在家乡托莱多受到宗教裁判所的羞辱，于是搬到阿维拉。特蕾莎很小时就被修道生活所吸引，但是她后来说，她也曾害怕修道生活。最终，她在违背父亲意愿的情况下加入了位于阿维拉之外的加尔默罗道成肉身女修会（Carmelite of Incarnation）。在该修会中，她的智慧与魅力令她极受欢迎，以至于前来与她寒暄在阿维拉贵族中成为一种风尚。但是，她并不喜欢这么安逸的修道生活，而是尽可能多地花时间来阅读灵修书籍。

宗教裁判所发出了一份禁书单，其中包括特蕾莎最喜爱的大部分书籍，这令她十分沮丧。她后来得到一个异象，耶稣在异象中告诉她说：“不要惧怕，因为我将成为一本你随时可读的书。”从此以后，这样的异象越来越多。这令她开始了漫长的内心斗争，因为她无法确定这些异象是否真实，或是像她所说，“是个魔鬼”。她频繁更换她的忏悔神父，但也无济于事。其中一位忏悔神父甚至告诉她可以用淫秽的动作来驱除异象——这是她永远都不会做的事。最终，在一些博学的托钵修士的帮助之下，她渐渐相信，她的异象是真的。

特蕾莎后来再次被异象所感召，离开了加尔默罗道成肉身女修会， 并在附近建起了一座修道院，目的是在这里过更严格的修道生活。她抵挡住阿维拉的主教、修女和贵族的强烈反对，成功地创建了她的小修道院。但是，这还不够，因为她的异象呼召她在全西班牙建立类似的修道院。她的敌人指责她游手好闲。但是，她赢得了主教和皇室的尊重，最终，她所创立的修会遍布全西班牙及其领地。她的修女穿着凉鞋，因此她们通常被称为赤足（或赤脚）加尔默罗修女。

特蕾莎得到了十架约翰——后来被称为圣十架约翰（St.John of Cross）——的帮助。十架约翰个子很矮，据说，特蕾莎见到他时俏皮地说：“主啊，我向你所求的是一个修士，你却只给我派来半个。”特蕾

莎与约翰成为亲密的朋友和同工，通过约翰的工作，特蕾莎的改革令赤足加尔默罗男修会得以建立。因此，在基督教历史中，圣特蕾莎是唯一一位同时创建了男女修会的女基督徒。

虽然特蕾莎忙于修会的各种行政事务，但她还是花时间去作神秘默想，她的神秘默想经常令她得到异象，进入忘我的境界。她的许多论神秘默想的著作已经成为神秘灵修的经典，1970年，教宗保罗六世将特蕾莎正式追封为“教会圣师”——只有锡耶纳的圣凯瑟琳与圣特蕾莎这两位女基督徒荣获这一殊荣。此外，十架约翰也被追封为“教会圣师”。

特蕾莎的改革以修道生活和更严格地遵守加尔默罗修会的古老会规为中心，而圣伊格纳修·罗耀拉所领导的、开始于几年之前的改革，则旨在回应时代给教会带来的外在挑战。伊格纳修是一个古老贵族家族的后裔，他曾希望在军事生涯中名垂青史。但是，他的梦想破灭了，因为他在纳瓦拉的潘普洛纳围剿（Siege of Pamplona）中负伤，留下了终身残疾，成了一个瘸子。他在卧床不起时深受痛苦与失望的折磨，为了减轻痛苦，他开始阅读灵修书籍。这令他得到一个异象，他后来用第三人称讲述了这个异象：

一天夜里，他躺着没睡，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圣母抱着圣子耶稣，这个异象令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慰，让他极度厌恶自己以往的生活，尤其是他肉体的私欲，他也清楚地看到，所有曾刻在他灵魂上的画面似乎都被抹去了。[1]

罗耀拉后来踏上了去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隐修院的朝圣之旅。在蒙特塞拉特隐修院，他在一次纪念古代骑士团的仪式中全心服侍圣母，忏悔了他所有的罪。后来，他来到了曼雷萨（Manresa），想在那里隐修。但是，这并不足以平静他不安的灵魂，因为他深受罪疚感的折磨——就像以前的路德。他记录下这段与路德的经历惊人相似的日子：

当时，他还是有所顾忌，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为虽然他已在蒙特塞拉特修道院详细忏悔，并记下了他所有的罪，

（……）但在他看来，他似乎还有一些没有忏悔的罪。这令他陷入极大的痛苦，因为即使忏悔了这些罪，他还是不得安宁。

后来（……）忏悔神父命令他不要忏悔任何过去的罪，只忏悔他记得非常清楚的罪。但是，对他来说，以往所有的罪仍记忆犹 新，因此，忏悔神父的命令对他毫无益处，他仍然陷于巨大的痛苦之中。（……）

每当他这样想时，巨大的诱惑便向他猛烈袭来，诱惑仿佛会从他房间的大洞中跳出来，紧挨着他祷告的地方。但是，他后来意识到自杀也是罪，他会大声呼求：“主啊，我不会做任何不讨你喜悦的事。”[2]

这就是耶稣会未来的创建者在认识上帝的恩典之前所遭受的折磨。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如何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但他的确说过：

从那一天起，他没有了顾虑，他确信，我们的主希望用他的仁慈赐给他自由。[3]

然而，罗耀拉与路德在这时分道扬镳，因为德国的那位修士走上了一条最终令他与天主教公开决裂的道路，而西班牙的这位修士却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从此以后，罗耀拉不再专心在修道生活中探索他的救恩，而是竭力服侍教会，努力宣教。他希望向土耳其人宣教，因 此，他首先来到了几百年来对欧洲人有着神秘吸引力的圣地。但是，方济各会的宣教士已经在耶路撒冷宣教，他们担心这位狂热的西班牙宣教士会节外生枝，于是强迫罗耀拉离开了圣地。他后来决定，他必须学习神学，才能更好地服侍上帝。已经成年的罗耀拉与比他年轻的同学在巴塞罗那大学、阿尔卡拉大学、萨拉曼卡大学和巴黎大学一同学习。他强烈的信仰和热情吸引了一小群追随者。1534年，他最终和一小群追随者回到了蒙特塞拉特，在那里，他们都庄严地立下了守贫、独身和顺服教宗的修道誓愿。

起初，耶稣会的目的是向圣地的土耳其人宣教，但是，到了教宗保罗三世于1540年正式认可耶稣会时，新教对天主教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令耶稣会成为天主教用来对付新教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耶稣会并没有放弃它最初的宣教呼召，数百位耶稣会会士很快就去到远东和新大陆宣教。就对付新教而言，耶稣会是改革派教宗手中一个强有力的武 器。耶稣会模仿军队来组织会员，这令它能迅速有效地应对各种机遇和挑战。许多耶稣会会士也是学者，他们的学识为天主教驳斥新教做出了贡献。

罗马教廷的改革

当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时，教宗利奥十世对教会事务并不感兴趣，他更重视装饰罗马和为美第奇家族谋取更多的利益。因此，甚至是那些仍忠于教宗的天主教徒，也对罗马教廷会发起教会所急需的改革不抱有多大希望。一些天主教徒希望平信徒统治者会帮助教会走上正轨，而另一些天主教徒再次提出以前的大公会议思想，他们希望通过召开大公会议来讨论路德和他的追随者所提出的问题，并制定结束教会内的腐败与权力滥用的改革计划。

教宗阿德里安六世的短暂任期为改革教会带来了一些希望。他有着崇高的理想，确实希望改革教会。但是，罗马教廷的阴谋阻碍了他的大部分改革计划，而他的意外去世更令他的改革计划成为泡影。下一任教宗克莱门七世是利奥十世的堂弟，他的政策类似于他亲戚的政策。虽然他成功地美化了罗马，但是，对于罗马教会来说，他的任期是一场灾难，因为他在任时，英格兰宣布不再受教宗管辖，查理五世的军队洗劫了罗马。克莱门七世的继任者保罗三世是位暧昧不明的教宗，他似乎更相信占星学，而不是神学，他同前任们一样，任人唯亲，玷污了他的教廷：他的儿子被任命为帕尔玛和皮亚琴察的公爵（Duke of Parma and Piacenza），他十几岁大的孙子们被任命为枢机主教。他也希望将罗马建成有最多文艺复兴艺术品的中心，因此，他继续施行剥削制度，罗马教廷希望以此在欧洲各国敛财。但是，他也是位改革派教宗。他正式批准耶稣会成立，并利用耶稣会宣教，与新教论战。1536年，他任命了一个由枢机主教和主教所组成的杰出的主教委员会，向他报告改革教会的需要和方法。罗马教廷的敌人设法得到了这个报告，这为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的战斗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保罗三世本人也意识到，他的一大部分收入来自他自己的主教委员会所报告的腐败行为，因此，他决定最好还是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在许多人的坚持和要求下，他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此次普世大公会议于1545年开始在特伦托召开。下一任教宗尤利乌斯三世有着他前任的所有恶行，却没有他拥有的美德。任人唯亲再次盛行，罗马教廷同欧洲的宫廷一样，成为娱乐和欢宴的中心。后来，立志改革教会的马塞卢斯二世（Marcellus II）成为下一任教宗。但是，他的意外去世结束了他的任期。

最终，枢机主教吉奥瓦尼·彼德罗·卡拉法（Giovanni Pietro Carafa） 于1555年被选为教宗，名为保罗四世。他曾是保罗三世以前所任命的主教委员会中的一员，一旦成为教宗，他就立即着手纠正主教委员会所谴责的恶行。他是个严格、近乎死板的人，往往将改革教会等同于在所有事务中设定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在他的领导之下，宗教裁判所的活动上升到令人恐怖的程度；他下令发行《禁书目录》（Index of Forbidden Books），其中包括天主教一些最优秀的著作。但是，尽管如此，保罗四世还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净化了罗马教廷，令罗马教廷领导了天主教的改革。此后的几任教宗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都采纳了他的政策。

特伦托普世大公会议

读者还会记得，路德和其他一些改教家不断向普世大公会议求助。但在宗教改革初期，教宗反对召开大公会议，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复兴曾声称其权威高于教宗权威的大公会议运动。因此，到了保罗三世担任教宗期间，当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决裂永远无法弥合时，罗马教廷才开始认真考虑召开大公会议的可能性。在多次艰难与复杂的谈判之后，罗马教廷决定于1545年12月在特伦托召开一次大公会议。查理五世坚决要求此次大公会议必须在他的领地召开，这是他们选择在意大利北部的帝国城市特伦托召开会议的原因。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多少主教出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只有三十一位，最后一次有二百一十三位。

在此之前，多数大公会议都没有讨论太多问题，或只是讨论被视为异端的某个教义。但是，新教所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教会需要改革，因此，特伦托大公会议不能只是谴责新教，还必须讨论新教所质疑的每一个神学问题，并颁发许多改革教会的教令。此外，此次大公会议还将一致性与正统联系起来，采取了规范教会生活与崇拜的措施。

特伦托大公会议被罗马天主教视为第十九次普世大公会议，它有着一段多变的历史。当教宗保罗三世与皇帝查理五世的关系日益紧张时，保罗三世将此次大公会议迁到了教宗国。但是，查理五世命令他的主教留在特伦托，结果，此次大公会议于1547年休会，1551年重新召开，1552年再次休会。1555年，保罗四世成为教宗。虽然他希望继续特伦托大公会议所开始的改革工作，但是，他担心西班牙人在此次大公会议上有过多的影响力，因此，他并没有再次召开会议。最终，在下一任教宗庇护四世的任期内，特伦托大公会议于1562年再次召开，并于1563年完成了它的使命。因此，虽然特伦托大公会议在理论上讲是从1545年一直召开到1563年，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它都在休会。

特伦托大公会议颁发的教令太多了，我们无法在此赘述。就改革措施而言，它规定主教必须住在他的教区；谴责了神职人员身兼数职（同时拥有数个教职）；列出并详细说明了神职人员的义务；规范了一些物品的使用，如圣徒遗物和赎罪劵；下令创办培训神父的神学院（此前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对按立圣职的统一规定和学历要求）。它也倡导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研究，这令他的神学成为天主教的主要神学。另一方面，它采取了针对新教的措施。在这一方面，它宣布圣经的拉丁文译本武加大译本是评判教义正确与否的权威；传统与圣经具有一样的权威；圣礼有七个；弥撒是真正的献祭，可以为死人举行弥撒；不必举行两种圣餐，即指平信徒既领受饼，又领受杯；称义的基础是信徒凭借恩典与他们自身的合作而行出的善行，等等。

虽然特伦托大公会议有着多变的历史，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主教很少，许多君主抵制它——他们禁止在自己的领地施行它的教令，但它却标志着现代天主教的诞生。现代天主教与路德所抗议的中世纪的教会并不完全相同，因为现代天主教的特点是回应新教。在随后的四百年中，这个特点令罗马天主教拒绝承认特伦托大公会议所否定的新教的许多教义在基督教传统中有着深厚的根源。直到很久以后的20世纪，罗马天主教才最终能够抛开回应新教这一思想来制定自己独立的改革计划。

[1]Autobiography 1.10.

[2]Autobiography 3.22-3.24.

[3]Autobiography 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