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基督教史
第三十七章：葡萄牙的殖民事业
如果印第安人有属灵的生命，承认他们的造物主，如果他们承认他们是陛下的封臣，有顺服基督徒的义务…… 殖民者就会拥有在正义的战争中被俘获的合法奴隶，也会得到宣教区中印第安人的服侍与效忠。
——曼努埃尔·达·诺比雷加
非洲
早在卡斯蒂利亚之前，葡萄牙已于13世纪从摩尔人手中夺回了领 地。葡萄牙被卡斯蒂利亚所环绕，因此，葡萄牙殖民者扩张的唯一路线是海路。在15世纪上半叶，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鼓励探险家去非洲西海岸进行探险。在航海家亨利的赞助之下，葡萄牙航海者在十四次失败的尝试之后，冒着恶劣的天气航行过博亚尔多海角（Cape Bojador），抵达了塞拉利昂（Sierra Leone）。这次探险有几个目标，其中之一是绕过非洲或穿越非洲大陆去到盛产丝绸与香料的东方，因为这样可以避开当时正控制着欧洲与远东之间陆上最短路线的穆斯林。此外，在当时的欧洲宫廷中还流传着关于埃塞俄比亚的模糊传言，基督徒希望找到这个基督教国家，与它建立联盟，从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圣战，同时从两个方向进攻穆斯林。最终，奴隶贸易迅速成为探险与殖民非洲的一个重要因素。
1487年，葡萄牙探险家最终绕过了好望角。十年之后，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沿非洲东海岸航行，穿过印度洋回到了欧洲，这一事实证明，避开穆斯林，直接与印度进行贸易是可能的。
与此同时，葡萄牙殖民者正忙于在非洲海岸建立同盟和殖民地。1483年，一支葡萄牙探险队在刚果河口登陆，葡萄牙殖民者得知，一位名叫恩济加·恩库乌（Nzinga a Nkuwu）的统治者是这里的曼尼刚果（Mani Kongo）——国王，他统治着刚果和非洲内陆的广阔土地。葡萄牙殖民者希望沿刚果河而上，来到埃塞俄比亚，因此，他们对曼尼刚果的臣民恭敬有加。四名葡萄牙殖民者留了下来，四名非洲人被带到里斯本宫廷作客。当这四名非洲人回来，讲述了欧洲文明所创造的奇迹和他们在里斯本受到的款待时，国王恩济加·恩库乌决定与葡萄牙结盟，葡萄牙向刚果派来了宣教士和工匠。在听了一个月的基督教讲道之后，恩济加·恩库乌接受了洗礼，并取了教名若昂（João）——这是以葡萄牙国王命名的。（他的儿子也接受了洗礼，成为阿方索一世姆文巴·恩济加［Afonso I Mvemba a Nzinga］。）在后来与周围部落的战争中，国王若昂一世恩济加·恩库乌（João I Nzinga a Nkuwu）得到了葡萄牙殖民者的军事支持，这令他相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下一任曼尼刚果是阿方索一世，他对葡萄牙殖民者和他们的宣教士更加有利。1520年，教宗利奥十世在漫长的谈判之后任命阿方索一世的兄弟亨里克（Henrique）为刚果的主教。但是，这位新主教回到刚果之后发现，欧洲的许多教士并不听从他的命令。他于1530年去世，两年之后，附近圣多美岛（São Tomé）的葡萄牙主教接管了刚果的教会。这个以友好关系为起点而建立起来的宣教区里的冲突越来越多。在阿方索一世去世之后，刚果爆发了内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许多刚果人憎恨葡萄牙殖民者和他们的势力。葡萄牙殖民者对刚果的内战进行了军事干预，1572年，曼尼刚果阿尔瓦罗（Alvaro）宣布他是葡萄牙的封臣。于是，从前的友好关系现在变成了憎恨和猜疑。
被称为“恩戈玛”（Ngola）的统治者控制着刚果南部。这片土地（现在的安哥拉）最初就被视为奴隶的来源地。在刚果，曼尼刚果控制着奴隶贸易。在安哥拉，葡萄牙的奴隶贩子通过暴力获得了更多利益。最终，安哥拉海岸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虽然葡萄牙殖民者自称是非洲内陆广阔土地的主人，但是他们很少去到那里，非洲内陆通常被视为奴隶的一大来源地，这里的奴隶是由非洲的奴隶贩子带到非洲海岸的。虽然教会也在安哥拉得以建立，但是，安哥拉的教会主要是葡萄牙殖民者和非洲海岸少数非洲人的教会。在葡萄牙殖民者看来，其他一些地区似乎更加重要，因此，安哥拉的教会通常被交给葡萄牙一些最差的神职人员来牧养。
葡萄牙殖民者在非洲东海岸的殖民更加暴力。当瓦斯科·达·伽马抵达莫桑比克（Mozambique）的一个城镇，发现这里的许多居民是穆斯林时，他炮轰了这个城镇。他后来又炮轰了蒙巴萨（Mombasa）。他最终与马林迪（Malindi）结成了同盟，因为马林迪是莫桑比克和蒙巴萨的敌人。1505年，葡萄牙向印度派出一支二十三艘船的船队，该船队的任务是沿途在东非建立葡萄牙殖民地。五年之后，整个东非海岸都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1528年，蒙巴萨出现了起义的迹象，它再次遭到炮轰。
第一批葡萄牙神父于1506年抵达莫桑比克。他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带领非洲人归信基督教，而是去充当葡萄牙驻军的随军牧师。当印度的果阿（Goa）教区于1534年建立时，整个非洲东海岸都隶属于这个教区。
在非洲东海岸的葡萄牙驻军基地，大多数葡萄牙神父都在葡萄牙炮火的庇护之下尽忠职守，但是，的确有许多耶稣会会士和多明我修会的修士来到非洲内陆宣教。其中最著名的是耶稣会的冈萨罗·德·西尔韦拉（Gonzalo de Silveira）。他来到津巴布韦，带领津巴布韦国王归信了基督教，并为他施行了洗礼。一些非洲商人担心，宣教士的成功会为葡萄牙商人开辟道路，他们说服自己的国王相信，耶稣会会士是间谍和行邪术者。当西尔韦拉得知国王已经下决心杀他时，他并没有逃跑，依然尽忠职守，结果他在睡梦中被掐死。在随后的五十年中，许多宣教士同西尔韦拉一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牺牲赢得了许多非洲人的赞扬。尽管出现了这些殉道士，但绝大多数神职人员却很少关心非洲人，这只是真实地反映出葡萄牙本身的态度：它现在对远东更有兴趣，也就很少关注其非洲殖民地。
驶向正在升起的太阳
哥伦布首次发现新大陆之后，教宗将整个非基督教世界分配给西班牙和葡萄牙，葡萄牙不仅得到了葡萄牙探险家早已进入的非洲，也得到了整个东方，而葡萄牙探险非洲的目的之所在，一直就是东方。在达· 伽马回来之后，葡萄牙殖民者清楚地意识到，葡萄牙并不能征服印度、日本和中国这片广阔的领土和住在那里的居民。不过，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却可以在欧洲市场上卖高价，因此，葡萄牙所制定的政策是贸易，而不是征服。
为了确保在与东方的贸易中获利，葡萄牙殖民者必须控制贸易。这就是建立巨大军事基地网络的目的，这些军事基地不仅是葡萄牙商船的整修站，也能保护海上航道。非洲的东西海岸已经有了葡萄牙殖民者， 现在他们又控制了红海，因为他们夺取了索科特拉岛（Socotra）及其附近地区。在印度，他们占领了果阿，并在那里修建了防御工事。他们在锡兰（Ceylon）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从而控制了往来于印度南端的船只。在更远的东方，他们到达了马六甲，封锁了所有胆敢前往中国去冒险的欧洲殖民者的道路。在中国，澳门最终成为葡萄牙殖民者与这个庞大帝国进行所有贸易的通道。上述的许多地区都是葡萄牙殖民者通过武力占领的。在有些地区（如澳门），葡萄牙殖民者之所以被允许定居， 是因为地方当局或国家当局希望与他们进行贸易。但即使是在葡萄牙殖民者最初利用武力占领的地区，他们的目的也不是征服，而是贸易，因此他们尽力避免一切可能导致冲突并因此妨碍贸易的宣教活动。
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João III）已经听说，刚成立的耶稣会热衷于宣教，他要求耶稣会派出六位宣教士前往他的东方殖民地。耶稣会的创建者罗耀拉（Loyola）只能派出两位宣教士，其中一位就是弗朗西斯·沙勿略（Francis Xavier）。他一接到命令就立即收拾行囊赶往里斯本。这两位耶稣会会士在里斯本深深感动了国王和他的朝臣，以至于他们坚持其中一位留在葡萄牙，于是弗朗西斯·沙勿略作为唯一的宣教士被派往了东方。
1542年5月，沙勿略在一年多的航行之后抵达了葡萄牙殖民者在东方的中心基地果阿。他为葡萄牙殖民者的生活感到羞愧，但很快便发 现，他对他们的斥责没有任何效果。他后来想出了一个独特的方法。他手持铃铛沿街游走，邀请孩子同他一起到教会礼拜，在教会里教授他们基本教义和道德训导。然后，他会让孩子回家与父母分享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他渐渐赢得了成年人的尊重，他们最终涌进教会听他讲道。后来便是大批群众认罪悔改，这让人们回想起萨伏那罗拉时代的佛罗伦萨。
然而，沙勿略并不是为了向葡萄牙殖民者宣教才去到印度。他在果阿的短暂逗留只是一个插曲，他正在为更大的使命做着准备：向没有听过基督之名的人宣教。因此，他在果阿逗留五个月之后便启程前往采珠海岸（Pearl Fishery Coast）——这个名字源于这里的采珠业。这里是葡萄牙商人经常到访的地方，这里的许多印度人之所以接受基督教，只是因为基督教是强大的葡萄牙殖民者所信奉的宗教。沙勿略带着两位懂得印度语的年轻神父，他们作为翻译与沙勿略一同讲道与教导了一段时 间。附近一些村庄的村民也邀请他去讲道。但是，他不可能答应所有邀请，于是训练了一些在他的带领之下归信基督教的信徒，由他们四处讲道，为新信徒施行洗礼。
在沙勿略手下归信基督教的信徒，以及宣教士在印度其他地区所赢得的信徒，都来自社会底层。种姓制度深深植根于印度社会，印度人无法摆脱。不同阶级的印度人被禁止共同进餐。看到基督徒聚在一起领受圣餐，这让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印度人相信，如果他们成为基督徒，这就意味着他们加入了葡萄牙殖民者的阶层。因此，对于印度基督徒来 说，归信基督教和接受洗礼就有了社会解放的意义。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印度上层阶级中许多人反对基督教的讲道，他们将基督教视为具有颠覆性的宗教。在印度的许多地区出现了殉道士，他们类似于早期教会的殉道者。沙勿略多次受到攻击，他曾被利剑刺伤。他曾试图利用葡萄牙军队来保护他所牧养的信徒，但葡萄牙当局禁止这样的军事行动，这并不是出于和平主义理想，而是因为军事行动会阻碍贸易。
1546年，沙勿略将他在印度所开展的工作交给了其他人负责，他驶向了更远的东方。他在这次旅行中结识了三个日本人，他们邀请他到日本宣教。他回到果阿住了一段时间，随后便肩负起这一新的使命。1549 年，他同那三个日本基督徒和两个耶稣会同伴一起驶向了日本。他在日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许多日本人在他的带领之下归信了基督教，这令他相信，他已经为不久之后就会兴旺发展的教会打下了基础。他没有料到，在他去世不久之后就爆发了一场大逼迫，他刚刚建立的教会几乎完全消失。（当时，日本的教会似乎真的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新教宣教士在三百年之后发现，在长崎及其附近地区还生活着大约十万名基督徒。）
沙勿略回到马六甲之后得知，耶稣会已经决定建立一个大主教区， 包括好望角以东的所有教区，他被任命为该教区的大主教。新教务迫使他回到果阿，他被迫推迟了到中国宣教的梦想。
沙勿略于1552年终于驶向了中国。他在离开果阿之前写信给葡萄牙国王说：“激励我们的是，上帝已经将这个想法启示给我们……我们不要疑惑，上帝的能力无限地高于中国皇帝的能力。”尽管他是这样自信，但是，他始终没能进入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厌恶一切外国势力。他在为庞大的中国向他敞开大门的那一天做着准备，他定居在中国附近的一座小岛上，并最终死在那里。
沙勿略和他的宣教士同伴并没有在欧洲文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当他们的新信徒接受洗礼时，他们会给新信徒起一个“基督徒”名字——葡萄牙人的名字，并鼓励新信徒穿着西方人的服装。许多新信徒实际上相信，当他们接受洗礼时，他们就成为葡萄牙国王的臣民。出于类似的原因，在宣教士到过的许多国家，知识分子和掌权者都将基督教视为外国势力，认为它损害了传统文化与现行的社会制度。
新一代耶稣会会士得到了葡萄牙当局的全力资助，但是，其中许多会士是意大利人，他们并不赞同将基督教等同于葡萄牙和葡萄牙文化， 他们试图找到让福音的宣讲适应或“迎合”东方古老文化的方法。在这新一代耶稣会会士中，最著名的是罗伯托·迪·诺比利（Roberto di Nobil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迪·诺比利前往印度去宣教，而利玛窦则前往中国去宣教。
迪·诺比利在采珠海岸开始了宣教生涯，他在那里意识到，社会底层的人之所以信奉基督教，是因为他们将基督教视为一种摆脱低下身份的方法，但是这也意味着，社会上层的人并不愿意聆听一种与他们眼中的社会糟粕联系在一起的信息。因此，当他被调到另一个地区时，他决定采取另一种方法。在他证明自己在祖国的高贵出身之后，他像婆罗门那样着装，并取名为“教师”。他也像所有好印度教徒那样吃素，并学会了梵文。凭借这些方法，他赢得了社会上层许多人的尊重。当他们中的一些人归信基督教时，他为他们建立了独立的教会，禁止所有社会底层的人与他这些有特权的信徒一同崇拜。
迪·诺比利对他这些行为的解释是，虽然种姓制度是邪恶的，但是，它并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必须尊重印度人的文化，按照阶级来传讲福音。迪·诺比利认为，如果尊重印度人的文化，并按照阶级来传讲福音，社会底层的人便会以社会上层的人为榜样，所有人就都会归信基督教。这样的论点遭到了其他基督徒的驳斥，他们指出，公义和爱是福音的一部分，如果否定这些，那就不是在传讲真基督教。最 终，迪·诺比利最为极端的主张被否定了。但是长久以来，印度一直存在着专属不同阶级的独立教会——或为不同阶级单独预留独立坐席的教会。
利玛窦在中国所采取的政策类似于迪·诺比利在印度的政策，但是没有迪·诺比利那么极端。中国与一切外国势力隔绝，除了澳门这扇小小的贸易窗口。在沙勿略去世不久之后，一位来自菲律宾群岛的曾试图进入中国的西班牙宣教士说：“不管有没有军队，想要进入中国，就像要登上月球。”尽管面对着这些困难，但耶稣会会士并没有放弃沙勿略的梦想。他们看到，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中国人将世界其他民族都视为蛮夷，因此耶稣会会士认为，影响这个庞大帝国的唯一方法是学习，不仅要学中国的语言，还要学中国的文化。为此，一群耶稣会会士定居在中国边境，潜心研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化。附近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渐渐看到，这些欧洲人是值得尊敬的，他们并不像其他许多来中国寻求财富的冒险家。最终，他们在漫长的谈判之后被允许住在省会城市肇庆，但却被禁止到其他地区。
利玛窦就是定居在肇庆的耶稣会宣教士之一。他精通汉语和中国文化，也是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钟表匠。他了解到，友谊是中国人很看重的一个美德，他撰写了一篇论友谊的论文，根据中国的古典文献，将中国人的智慧与西方哲学结合在一起。中国人很快便开始谈论这位“来自西方的智者”，学者们来拜访他，与他一同讨论天文、哲学和宗教。他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其中包括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广阔地区， 这引起了北京宫廷的重视。他根据复杂的数学原理来解释天体运动，这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尊重。1601年，他终于被邀请到北京紫禁城，并得到修建一座巨大天文台所必需的资金。此后他一直住在北京，直到于1610年去世。
利玛窦向中国宣教的策略是，不一定非要赢得大量信徒。他担心， 如果他引发大的宗教骚乱，他和其他宣教士会被逐出中国，他们的工作将无果而终。因此，他从未建立教堂或小礼拜堂，也从未向群众讲道。他在家中召聚了一群朋友和仰慕者，他们在一起讨论钟表制造、天文和宗教，他就是在这个小小的交际圈中带领一些中国人归信了基督教，他们也是他在中国所赢得的唯一一群信徒。当他去世时，留下了一批核心基督徒，他们都是知识精英。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又带领其他中国人归信了基督教，于是中国最终有了数量可观的基督徒——他们依然由耶稣会会士领导。这些耶稣会宣教士一直在北京宫廷中担任钦天监（即官方天文学家）。
同迪·诺比利一样，利玛窦的宣教方法也遭到了其他天主教徒的反对。在利玛窦这里，争论的焦点并不是种姓制度，而是祖先崇拜和儒家学说。耶稣会宣教士认为，儒家学说并不是宗教，孔子的许多教导可以成为接受福音的切入点。至于祖先崇拜，他们声称，这并不是真正的崇拜，而是一种社会习俗，中国人借此表达他们对祖先的崇敬。耶稣会宣教士的反对者主要是多明我修会与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他们认为，祖先崇拜实际上是偶像崇拜。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应当用汉语中的哪一个词来称呼基督教的上帝，因为在汉语中，有两个词可以用于称呼上帝。当中国皇帝得知这个争论已经上达罗马，将由教宗来解决争端时，他被激怒了：根本就不识中国字的野蛮人，竟敢教中国人如何说自己的语言。
在中国，“迎合”的问题主要与文化有关，而在印度的问题是，如果所传讲的福音根本就没有任何有关审判不公与压迫的信息，那么，是否还可以说这是在传讲真福音？接受种姓制度的基督教信仰，还是基督教真信仰吗？这个问题或类似的问题在随后几百年中将变得至关重要。
巴西
当哥伦布带着他的航海消息回到欧洲时，葡萄牙探险家早已在非洲海岸进行探险，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路线。为了避免冲突，教宗画了一条分界线，西班牙殖民者可以在分界线以西探险与殖民，而葡萄牙殖民者在分界线以东享有同样的权利。但是盛行风向经常迫使沿非洲海岸向南航行的葡萄牙航海者向西偏离那条分界线很远，因此，那条分界线也相应地被向西移动。当时并没有人知道，南美洲的东端正横跨那条分界 线。公元1500年，一支驶向东方的葡萄牙舰队为躲避逆风而停泊在非洲海岸，他们偶然发现了今天的巴西。这支舰队在对巴西探险之后继续向东航行，但派了一艘船回里斯本，去报告他们所发现的似乎位于大西洋中部的那块陆地。经过几次初步的探险，他们发现在那里能找到的唯一资源是可以用来制造染料的巴西木。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oel I）将巴西木的专营权授予一群葡萄牙商人，他们的代表在巴西沿岸建立了贸易中心。他们用刀具、剪子、缝衣针等此类工具来交易巴西木， 印第安人砍伐巴西木，并用手推车将它们送到沿海岸边的仓库。当巴西木变得稀少时，葡萄牙殖民者将目光转向了甘蔗，因为甘蔗易于在巴西种植。当时，糖可以在欧洲卖得高价，有利可图。葡萄牙国王任命他的十五位宠臣为船长，并赠予他们每一位五十里格长的海岸，船长辖区延伸到内陆，直到西班牙殖民地。在这十五位船长中，只有十位尝试过殖民，但其中八位以失败告终。成功的两位成为永久殖民巴西的先锋。
种植与加工甘蔗需要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葡萄牙殖民者试图通过奴役印第安人来获得。从理论上讲，只能奴役已经成为其他印第安人奴隶的印第安人以及那些在“正义战争”中被俘获的印第安人。但是，葡萄牙殖民者很快就为所谓的正义战争找到了种种借口，最终，只要印第安人公开露面，就会被葡萄牙殖民者俘获为奴。一些奴隶贩子沿海岸航行， 俘获并奴役每一个疏忽大意的印第安人。此外，葡萄牙殖民者还煽动各印第安部落之间的战争，因为印第安人会在开战后将他们的战俘卖掉， 换来诸如刀之类的工具。
然而，这些方法并没有为葡萄牙殖民者带来足够的奴隶，许多被俘获的印第安人一有机会就会逃进丛林。就是在这时，葡萄牙殖民者开始从靠近大西洋对岸的非洲引进黑奴。随着印第安人不断向内陆迁移、死亡和被其他民族同化，黑奴和葡萄牙殖民者构成了巴西东部的绝大多数人口。
巴西呈送里斯本的报告令人气馁。葡萄牙殖民者的残忍和放肆激起了强烈的反应。1548年，为了建立秩序和充实国库，葡萄牙国王废除了船长辖区制，他买回了船长继任者的土地，并宣布巴西是他的殖民地。耶稣会宣教士同巴西的第一任殖民总督一同抵达巴西。他们的领袖是曼努埃尔·达·诺比雷加（Manoel de Nóbrega），我们已经在本章开头引用过他的话，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自己宣教事业的理解。1551年，巴西有了第一位主教，但他并不出色。他与葡萄牙殖民者不和，也不关心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的悲惨遭遇。他想回到葡萄牙投诉殖民者，但在返回葡萄牙的途中遭遇海难，他和他的同伴全部被印第安人杀害后吃掉。
耶稣会宣教士按照葡萄牙国王的要求来到了巴西，他们所建立的宣教站类似于巴拉圭的宣教站，只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巴拉圭的宣教站被建在尽可能远离殖民者的地区，而巴西的宣教站被建在印第安人在种植园中劳动的地区。耶稣会宣教士感激葡萄牙殖民者的支持，并以向他们提供印第安人劳动力作为回报，这实际上相当于奴役印第安人。正如一位耶稣会宣教士所说：“他们（印第安人）因恐惧而在总督面前瑟瑟发抖，他们的恐惧……足以让我们去教导他们，也有助于他们聆听上帝的道。”
然而，随着耶稣会宣教士在巴西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一些宣教士开始以一种更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殖民者的陋习。其中最著名的是安东尼奥·维埃拉（António Vieira，1608—1697）。他在巴伊亚（Bahia）长大， 曾在耶稣会宣教士所创办的学校里学习，耶稣会的大多数学校都是为葡萄牙殖民者和他们的孩子创办的。他来到葡萄牙学习，并准备成为神 父。在葡萄牙，他因保护犹太人而家喻户晓。在作为宣教士回到巴西之后，他也积极地保护印第安人。他在讲道时问道：“难道你们以为，因为你们生来就离太阳更远，这就让你们有权支配那些生来离太阳更近的人？”随后，维埃拉缅怀了一百五十年前的蒙特西诺斯，并告诉葡萄牙殖民者，他们在以印第安人的鲜血为生，“你们都在径直走向地狱，你们将成为众多落入地狱者之一员。”葡萄牙殖民者被激怒了，结果维埃拉不得不回到葡萄牙。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他一直在葡萄牙倡导保护印第安人，就像拉斯·卡萨斯在上个世纪所做的那样。在去世前几年，维埃拉最终回到了巴西。
虽然出现了维埃拉和像他这样的宣教士，但在巴西传讲与教导基督教主要还是用德·诺比雷加16世纪时所采取的方法：努力为葡萄牙的殖民事业辩护，让印第安人更加顺服。印第安人以弥赛亚崇拜作为反抗， 这种信仰将基督教因素与来自古代信仰的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当一次天花夺去数千名印第安人的生命时，他们便开始谈论一位被他们称为“桑托”（Santo）的救世主：桑托会来将他们从葡萄牙殖民者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这种新宗教被称为圣洁教（santidade），它不仅在被葡萄牙殖民者所奴役的印第安人当中，也在那些仍在丛林中自由生活的印第安人当中发展壮大，并成为连接这两群印第安人的桥梁。黑奴同样发展出许多将基督教与他们祖先的宗教结合在一起的组合体。这两场运动都让受压迫的黑人和印第安人有了尊严感，而这是官方的基督教所拒绝给予的。
法国殖民者很早就与葡萄牙殖民者在巴西木的贸易中展开了竞争， 一些法国殖民者希望在巴西建立永久性殖民地。尼古拉斯·杜兰德·德·维叶加农（Nicholas Durand de Villegagnon）于1555年进行了一次尝试，他在瓜纳巴拉（Guanabara）海湾的一座小岛上（今天的里约热内卢附近）建立了一块殖民地。他与塔马约印第安人（Tamayo Indians）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些印第安人帮助他在海岛上建筑防御工事。他给加尔文（Calvin）写信，并得到了回应，几位新教牧师被派来服侍这里的新教徒殖民者。这件事和其他许多争议给这块殖民地带来了艰巨的问题，葡萄牙殖民者最终将这块殖民地铲除。塔马约印第安人和生活在他们当中的法国难民继续抵抗了一段时间。后来，为了逃避葡萄牙殖民者，塔马约印第安人将他们的部落迁到内陆。当一位英国冒险家于16世纪末说服他们回到瓜纳巴拉海湾为他们的权利战斗时，他们以失败告终，塔马约印第安人当中有一万人因此丧生，两万人被俘，并被卖为奴隶。
总之，基督教在葡萄牙殖民地的早期历史，就如在该殖民时期的其他许多殖民地一样，并不是鼓舞人心的故事。殖民者为务农与采矿而来到巴西，非洲黑奴在巴西从事着大部分苦力工作。非洲主要被视为奴隶的来源地和通往东方巨大财富之路的障碍。在东方，葡萄牙殖民者只能建立像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这样的贸易站和一系列保护他们船运和势力的军事要塞。在整个殖民事业中，宣教至多只是次要关切，常常被用来服务于殖民者、商人和奴隶贩子的利益。许多年之后，如此不幸的开端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才被一点点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