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基督教史

第三十六章：西班牙与新大陆

由于你们对这些无辜之人的残酷和压迫，你们犯下了不赦之罪。你们活在罪中，死在罪中。谁授权给你们残忍可怕地奴役这些印第安人？谁授权给你们向平静安详地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人发动战争？……难道他们就不是人吗？

——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

在中世纪晚期和新教改革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向海外扩张， 这对基督教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注欧洲当时重大事件的新教历史学家经常忘记，天主教扩张最迅速的时期正是这个时期。许多天主教历史学家也是如此，天主教改革——通常被称为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是他们最关注的。这样的疏忽在当时可能还情有可原，但是，这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的20世纪则不可原谅，在21世纪更是如此。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和随后的教会生活 中，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罗马天主教徒一直发挥着主要作用。因 此，为了理解罗马天主教现今的历史，我们必须了解在这些地区中影响罗马天主教的各种因素。

西班牙殖民事业的性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他的同伴于1492年12月12日踏上新大陆时，他和所有欧洲人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但是，在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对这片广阔的土地和它可能蕴藏的巨大财富略有所知之后，他们就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哥伦布的权力。他们这样做并不单纯是出于贪婪，也是出于他们多年维护自己在西班牙的权力的斗争经验。在西班牙，他们借资产阶级的帮助最终成功地限制了权贵的权力。在这些权贵中，既有平信徒，也有神职人员，他们曾经推翻了伊莎贝拉的哥哥卡斯蒂利亚的亨利四世（Henry IV）的统治。因此，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担心在新大陆会兴起类似的权贵，所以制定政策抑制他们。作为海洋舰队司令和殖民总督，哥伦布可以获得与新大陆全部贸易收益的十分之一，更可以拒绝效忠国王，因此，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绝不能给予他这样的财富和权力。

在新大陆，这通常会导致西班牙国王颁布法律，保护被哥伦布所误认为的“印第安人”。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担心，如果不控制西班牙征服者对印第安人的剥削，他们将成为与西班牙大公同样具有独立精神的强大封建领主。这导致国王与西班牙殖民者冲突不断。西班牙所制定的法 律，新大陆通常不遵守。最终的结果是，印第安人惨遭剥削与屠杀，而大西洋两岸的西班牙人却在商讨最佳的政策。

新大陆的宗教政策遵循了在中世纪所建立的模式。在西班牙基督徒与西班牙摩尔人的战争中，他们采用了十字军的范例和模式，现在，他们采取同样的方法来征服印第安“异教徒”。此外，在发现新大陆不久之前，卡斯蒂利亚已经征服了加纳利群岛（Canary Islands）和格拉纳达， 教宗给予卡斯蒂利亚国王极大的权力，来统治新征服地区的教会。现在，这些先例被用到了新大陆。在从1493年到1510年的一系列通谕中， 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给予了西班牙国王极大的权力。西班牙国王被授予新大陆教会的“皇家庇护权”（patronato real）。随着皇家庇护权的发展，西班牙国王有权为新大陆的教会提名——实际上是任命——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西班牙国王也管理什一税和教会的其他奉献款，并负责教会的全部开支。结果，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教会几乎与罗马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实际上，这里的教会成为西班牙国王和被他们任命的人所领导的国家教会。尽管西班牙国王所选出的一些主教忠实地牧养着他们教会的基督徒，但是大多数主教——尤其是后期被任命的主教——都成为西班牙国王的政治代理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也不关心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人民的疾苦。

然而，新大陆的教会还有另一面。进行宣教工作的宣教士——通常是方济各修会、多明我修会或耶稣会的宣教士——生活在普通人中，他们了解普通人的悲惨处境。这些宣教士的守贫誓愿和他们的简朴生活， 令他们能够生活在印第安人中，并亲眼目睹了殖民政策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因此，许多托钵修士开始保护印第安人，抵抗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在这项事业的早期，多明我修会的宣教士带头保护印第安人。在18世纪，保护印第安人成为导致耶稣会遭受镇压的原因之一，镇压先是由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统治者，最后甚至由教宗本人亲自实行（参下卷第十九章）。长久以来，在关心穷人的教会之上，是等级森严的教会，它们领袖的教职得自于他们与西班牙宫廷的密切联系。因 此，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罗马天主教中，一开始就存在两种局面：一方面，大多数教会统治者、教区主教、平信徒神职人员和一些托钵修士因殖民者的利益而支持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剥削；另一方面，许多托钵修士批评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剥削，他们保护受压迫的印第安人。

在19世纪，当老的殖民地爆发独立战争时，教会也因其对独立战争的态度而产生了分裂，因此，大多数主教是保皇派，而许多教区神父和托钵修士则将他们的命运押在了反抗者身上。在20世纪后半叶和进入21 世纪后，罗马天主教在拉丁美洲取得了复兴，并在许多社会斗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许多穷人成为了教会领袖。因此， 在殖民初期就开始形成的“教会的两种局面”将继续共存数百年。

抗议

对于剥削印第安人的第一次公开抗议，是多明我修会的安东尼奥· 德·蒙特西诺斯（Antonio de Montesinos）于1511年在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的讲道，我们已经在本章开头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他在这篇讲章中得出结论，殖民者并不比“摩尔人和土耳其人”更容易得到救恩。这次讲道所表达的不仅是蒙特西诺斯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在多明我修会的同伴委托他进行抗议，警告殖民者停止剥削印第安人。地方当局试图让蒙特西诺斯闭嘴，但是，他得到了多明我修会同伴的一致支持，最终，这场争论上达西班牙宫廷。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de Las Casas）就在听蒙特西诺斯讲道的人群中。他大约在十年之前殖民到圣多明各，并被按立为神父——他可能是第一位在新大陆被按立为神父的人，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被按立的确切时间。但是，剥削印第安人的问题并没有令他过于烦心。实际上，他自己就托管着一批印第安人。

托管制度（encomienda system）[1]是多明我修会的修士所抗议的主要弊病。虽然禁止奴役印第安人，但为了所谓的教化他们和教给他们基督教教义，一群群印第安人被“托管”给殖民者。印第安人要为殖民者劳动，以回报殖民者对他们的教导。这导致的后果比直截了当的奴隶制更坏，因为托管人根本就没有在印第安人身上投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关心他们的死活。

当蒙特西诺斯开始讲道抨击托管制度时，拉斯·卡萨斯正托管着印第安人。关于托管印第安人的争论爆发时，他选择了沉默。后来，在1514年的圣灵降临节，他的心彻底改变了。他不再托管印第安人，从此以后，他公开宣讲，基督教信仰与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剥削水火不容。他与蒙特西诺斯一起来到西班牙，并说服西班牙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托管印第安人一事。当拉斯·卡萨斯发现该委员会的委员只听信托管人时，他与他们决裂了，并回到了西班牙。他就这样开始了在大西洋两岸不断往返的漫长生涯：他在西班牙得到保护印第安人的法律，却在新大陆发现地方当局并不愿意或并不能实施这些法律。有一 次，他试图在委内瑞拉树立一个和平传播福音的榜样。但是附近的殖民者引发了暴力冲突，印第安人最终爆发了起义。他后来回到了圣多明各，并最终在那里加入了多明我修会。此后，他到过中美洲和墨西哥， 又重返西班牙。他在西班牙宫廷中赢得了众多支持者，并被任命为墨西哥南部恰帕斯（Chiapas）的主教。在他所牧养的基督徒中，有许多印第安人的托管人，他多次与他们发生冲突；因此，他后来辞职回到了西班牙。在西班牙，他通过上诉和写作为印第安人辩护了三十九年。他于1566年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拉斯·卡萨斯的著作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开始怀疑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大陆的整个殖民事业的道德性。但是，在殖民事业中有着既得利益的人最终胜利了。1552年，拉斯·卡萨斯的著作在他还活着时就在秘鲁被禁。到了17世纪中叶，他的著作被宗教裁判所列入禁书名单。

另一位质疑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大陆殖民事业的多明我修会修士是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的神学教授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他对西班牙殖民者占领秘鲁和他们对当地印第安人及其土地与矿藏的残酷剥削深感不安，他发表了一系列演讲， 质疑西班牙殖民者夺取印第安人领地的权利。

作为对拉斯·卡萨斯、维多利亚和其他人抗议的回应，查理五世于1542年颁布了《印度群岛新法》（New Laws of Indies）。这些法律限制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所拥有的权力，并规定向愿意与西班牙殖民者和平共处的印第安人发动战争违法。可是，这些法律在新大陆基本无人遵守。在秘鲁，殖民者公然违抗它们。最终，《印度群岛新法》被人遗忘。但是在整个殖民时期，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始终有基督徒抗议对印第安人的剥削，他们致力于改善印第安人的命运。

加勒比海地区

1493年，哥伦布在第二次航海中带了七名宣教士，他们的任务是向印第安人宣教。但是，当他们抵达哥伦布第一次航海中在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建立的寨堡时，他们听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西班牙殖民者的虐待、剥削和强奸导致印第安人起义，他们摧毁了寨堡，并杀死了全部驻军。哥伦布下令“平定”伊斯帕尼奥拉岛，他命令他的上尉割掉所有拒不投降之人的耳朵和鼻子。但是，西班牙殖民者中也有造反者。伊莎贝拉得到了关于殖民地管理不善和暴政的报告，于是采取了行动。哥伦布被免职，并被押解回西班牙。

在哥伦布继任者们的统治之下，印第安人的处境并没有任何好转。西班牙殖民者命令印第安人每个季度都要向他们交税，税金是金子和棉花。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交税的印第安人变成了奴隶。印第安人后来逃到了山区，西班牙殖民者在山中用猎狗搜捕他们。至于宣教士，他们似乎对这一切置之不理，只是将一些印第安酋长的儿子带回家，在家中将他们作为基督徒来教育。1503年，西班牙下令印第安人必须住在自己的村子里，每座村庄必须有一位西班牙政府所派驻的代表和一位神父。这个命令偶尔会被执行。但是在后来，有劳动能力的印第安人被带到矿上采金，他们被迫要离家数月之久。最终，强制劳动、西班牙殖民者所带来的疾病以及大规模自杀夺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的生命。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波多黎各、古巴、牙买加和其他一些小岛。

印第安劳动力的缺失令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引进黑奴。第一批黑奴于1502年从西班牙到达了加勒比海地区，但是在此后一些年，印第安劳动力仍然廉价，因此这并没有加剧对黑人的奴役。1516年，热衷于改善印第安人处境的拉斯·卡萨斯建议从非洲引进奴隶。但是他很快就收回了这个主张，并成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捍卫者。然而到了1553年，数万名非洲人被作为奴隶引进了加勒比海地区。少数神学家反对奴役黑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不是反对奴隶制度，而是不确定该如何分配利 润。不管怎样，加勒比海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在西班牙所有殖民地中不断上演。无论在哪里，只要印第安人数量稀少，非洲的黑奴就会取代他 们。直到今天，那些在16世纪时印第安人稀少的地区，还生活着数量较多的黑人。

墨西哥

在进军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途中，科特兹（Cortez）捣毁了他所到之处各个部落的偶像。但是，在特拉斯喀兰人（Tlascalans）的部落中，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需要强大的特拉斯喀兰人帮助他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因此， 政治的权宜之计和狂热的盲信奇怪地结合在一起，这为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的宗教政策定下了基调。

虽然有两位神父加入了最初到墨西哥的探险队，但是两位显然还是不够。尽管科特兹贪婪暴虐，但他仍是真诚的天主教徒，他请求查理五世向墨西哥派来托钵修士，而不是平信徒神父或主教。他的理由是，托钵修士可以过贫穷的生活，他们可以为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树立良好的榜样，而平信徒神父或主教生活奢华，令人反感，他们不会积极地向印第安人传播福音。查理五世答应了科特兹的请求，十二位方济各修会的托钵修士来到了墨西哥。他们一到墨西哥就受到科特兹正式而庄重的接 待，他跪下来亲吻了他们的双手。但是，他们的工作并不轻松，因为印第安人极其憎恨西班牙殖民者和他们的宗教。另一方面，印第安人似乎清楚地认识到，基督教的上帝打败了他们的神祇，因此，许多印第安人虽未忘记自己正在遭受虐待，仍跑去要求洗礼，因为他们希望基督教强大的上帝会帮助他们。

十二位最初来到墨西哥的托钵修士和在他们之后前来的许多基督 徒，一点点地赢得了他们所牧养的印第安基督徒的尊重，甚至赢得了他们的爱。有时，当印第安基督徒听说他们的神父要被派到其他地区时，他们会爆发骚乱，强迫当局改变他们的计划。

初生的墨西哥教会中爆发了许多冲突与争论。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为所有愿意接受洗礼的人施行洗礼，只是要求他们知道：只有一位独一的上帝，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以及会背诵主祷文与圣母经。有时，甚至这些最低的要求也被取消了。据说，一些宣教士一天会为数百人施行洗礼，有时甚至同时为几个人施行洒水洗礼。因此，在俗神父——修道院外的神父——有理由嫉妒托钵修士所取得的成功，尽管他们大多数人很少牧养印第安人。不管怎样，他们指责托钵修士过度简化洗礼。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并没有指责托钵修士降低洗礼的要求，而是指责他们在施行洗礼的过程中遗漏了某些要素。最终，教宗保罗三世解决了这场争 论，他宣布，从前被简化的洗礼无罪，但是从此以后，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施行洗礼。即使是在教宗出面干涉之后，托钵修士与平信徒神父的争论还是持续了许多年。

墨西哥的第一位主教是方济各修会的胡安·德·祖玛拉嘉（Juan de Zumárraga），他后来成为墨西哥的大主教。他相信，教会需要改革， 必须通过教育基督徒和培养有文化的神父来改革教会。为此，他将一台印刷机引进了墨西哥，这是西半球第一台印刷机，他用这台印刷机印出了许多用来教育印第安人的书籍。其中包括一部祖玛拉嘉没有指明作者的著作，但是，这位作者后来被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定罪，罪名是，他是一名新教徒。祖玛拉嘉也采取措施，创建了墨西哥大学；他热衷于保护印第安人，对抗一切剥削他们的人，无论剥削者有多么尊贵。

然而，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基督徒一样，这位在其他方面非常开明的主教却难以宽容他眼中的异端。1536年，祖玛拉嘉被任命为新西班牙（New Spain，墨西哥当时的名字）的“使徒检察官”（apostolic inquisitor）。从1536年到1543年，一百三十一人因异端罪而受到了审判。其中大多数被告都是西班牙殖民者，只有十三位被告是印第安人。最著名的印第安被告是酋长卡洛斯·奇奇梅克泰克托尔（Carlos Chichimectecotl），他与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一同学习，他被指控崇拜偶像、非法同居和藐视神父。他承认他与自己的侄女生活在一起。从他家中搜出一些偶像，他说这些偶像只是他所收藏的历史珍品。从没有人见过他崇拜偶像。此案本该以他受到一些轻微的惩罚而结束，但是一位证人声称，他曾听到奇奇梅克泰克托尔宣称，基督徒的信仰令人怀疑，因为许多基督徒是令他们的神父难以管教的形形色色的醉鬼。基于这项指控，他被判处火刑并活活烧死。

奇奇梅克泰克托尔接受过教育，因此，对他的审判令反对教育印第安人的声音死灰复燃。他们的理由通常不是印第安人没有能力学习。相反，他们的理由是，如果印第安人学会了读和写，就可以彼此沟通，这会令他们变得很危险。这一担忧是几代印第安人接受低水平教育的真正原因，也是最开明的西班牙人对授予印第安人圣职心存顾虑的主要原因。1539年，教会领袖在祖玛拉嘉的主持之下召开会议，他们批准可以授予印第安人四个最低级别的圣职，但这四个圣职并不包括施行圣礼的权限。多明我修会的修士比方济各修会的修士更保守，他们宣称，不应当授予印第安人圣职，印第安人根本就不应该接受教育。同样的思想也在修道院中大行其道。在这些方面最开明的方济各修会的修士，允许印第安人生活在他们的修道院中，但他们必须穿着特殊的褐色教士袍，并被禁止立下修道誓愿，也不被允许成为平信徒修士。如果方济各修会的西班牙修士认为某个印第安修士不合格，他们会将他开除，不管他已经加入了修道院多久。158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下令，印第安人可以加入修会和立下修道誓愿。但是，到了1636年，国王腓力四世开始痛惜有太多的“杂种人、私生子和其他劣等人”被授予了圣职。

我们必须在此背景下理解关于瓜达卢佩圣母（Virgin of Guadalupe）的传说和对她的信仰。据说，圣母带着她给祖玛拉嘉的信息向印第安人胡安·迭戈（Juan Diego）显现。祖玛拉嘉并不相信迭戈对他所说的话，但是一系列神迹迫使他不得不相信。结果，在圣母的直接命令下，一座小礼拜堂在圣母显现的地方建立起来。历史学家查阅了祖玛拉嘉及其同代人的文献，并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这个传说属实的记载。此外，早期的一位基督教编年史家声称，传说中圣母显现的地方是一座非常小的山，印第安人在那里崇拜一位被称为托南津（Tonantzin） 的“众神之母”，现在，印第安人只是在以一个新名字崇拜这位古老的女神。但是，不管在这个传说背后隐藏着什么真相，它本身就是在西班牙主教祖玛拉嘉面前为受压迫的印第安人迭戈辩护。最终，祖玛拉嘉不得不听从迭戈的话。从此以后，瓜达卢佩圣母不仅是一个信仰对象，它也成为墨西哥民族的精神象征和墨西哥人反抗一切外国侵略的凝聚力。

阿兹特克帝国并不包括今天的整个墨西哥。但是，它的灭亡令周围的许多国家臣服于西班牙。在南方，还生活着古代玛雅文明的后裔。西班牙人用了多年时间才征服他们，这主要是因为南方崎岖的地形和茂密的植被。直到1560年，西班牙殖民者才完全征服了尤卡坦（Yucatan）半岛，并为这一地区任命了主教。

在最初的征服之后，西班牙殖民者继续向北探寻两个幻想中的目 标。第一个是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海道，这令他们开始探索加利福尼亚湾，因为人们长久以来相信，巴亚加利福尼亚（Baja California）是一座岛屿，加利福尼亚湾可能与大西洋相连。第二个是一些印第安人曾告诉西班牙殖民者的“七座金城”，这将他们吸引到几乎位于正北方的新墨西哥。后来，法国殖民者从路易斯安那进军，俄国殖民者沿着太平洋海岸南下，他们的威胁迫使西班牙殖民者定居在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

在巴亚加利福尼亚，宣教士比殖民者和探险家更为成功。第一批在这里定居的宣教士是耶稣会会士，他们先后在加利福尼亚湾的东海岸和加利福尼亚半岛殖民。在这批耶稣会宣教士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尤西比奥·弗朗西斯科·基诺（Eusebio Francisco Kino），他所创建的许多宣教区远远超过了西班牙的势力范围，直到今天的亚利桑那（Arizona）。他于1711年去世时，正计划向阿帕契人（Apaches）宣 教。但是，耶稣会会士于1767年被逐出西班牙的所有领地。他们的一些宣教区被移交给方济各修会、多明我修会和其他一些机构，而其他许多宣教区只能被放弃。

在加利福尼亚，方济各修会的传教士将精力集中在阿尔塔加利福尼亚（Alta California）——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在18世纪，当西班牙当局组织了一支对阿尔塔加利福尼亚进行考察与殖民的探险队时，方济各修会的胡宁佩罗·塞拉（Junípero Serra）加入了这支探险队。他后来建立了许多宣教区，其中许多超过了西班牙的保护范围。在印第安人必须接受西班牙殖民者统治的地区，塞拉热衷于维护印第安人在殖民者面前的权利。但是，这并没有消除他的偏见、家长式作风，甚至偶尔的残酷。这些都是他大多数同胞的劣性。结果，当今天的许多人颂赞塞拉的工作时，一些人只是将他看作为种族屠杀进行宗教辩护的又一个例子。

然而，方济各修会修士的主要目的地是正北方，因为西班牙征服者想在这里寻找传说中的七座金城。他们穿过墨西哥中部进入新墨西哥， 他们有时是与西班牙征服者一起，有时是在他们之后，但大多数时候是在他们之前。1610年，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墨西哥建立了“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神圣信仰的皇家城市”（The Royal City of the Holy Faith of Saint Francis of Assisi），现在被简称为圣菲（Santa Fe）。二十年之后，五十位宣教士牧养着新墨西哥六万已经接受洗礼的印第安人。1680年，印第安人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在起义中杀死了大约四百名西班牙殖民者，其中有三十二位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当西班牙殖民者再次征服新墨西哥时，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又与他们一同回到了这里。

西班牙殖民者也从墨西哥跨过太平洋向西方扩张。1521年，麦哲伦（Magellan）抵达菲律宾群岛，命丧于当地人之手。后来，许多探险队从墨西哥派出。最终，在米格尔·洛佩兹·德·黎牙实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的率领之下，西班牙殖民者于1565年征服了菲律宾群岛。殖民者在菲律宾群岛发现了许多穆斯林，他们将其称为摩洛人（moros），这个名字源自统治西班牙数百年之久的摩尔人。摩洛人和一些岛屿上的中国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征服了整个群岛。他们在菲律宾群岛所采取的政策仍是他们在新大陆所采取的政策，这在群岛上激起了当地人的极大怨恨。西班牙殖民者原本希望菲律宾群岛会成为向远东宣教的跳板；但他们却不愿意教育菲律宾人， 因此这个计划失败了。

黄金卡斯蒂利亚

西班牙当局很早就注意到位于今天中美洲和巴拿马的这片地区。哥伦布曾沿着这里的海岸航行，希望找到一条通往西方的道路。到了1509年，西班牙当局第一次尝试征服这里，并在这里建立殖民地。最初的尝试失败了，直到一位名叫瓦斯克·努涅斯德·德·巴尔博亚（Vasco Núñez de Balboa）的探险家废掉指派的领袖，并肩负起征服与建立殖民地的使命。巴尔博亚与其他大多数西班牙征服者不同，他知道如何与印第安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尽管他也能使用暴力。他友善对待印第安人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他相信，这是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得黄金和女人的最好方法。多亏了印第安人的帮助，他才能将黄金运往西班牙，因为他希望西班牙当局会因此使他的统治合法化。他也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来到了太平洋，他将太平洋称为“南海”，因为在巴拿马地区，太平洋位于加勒比海以南。

巴尔博亚向西班牙运送黄金的举动取得了与预期相反的结果。西班牙当局发现，这片地区太宝贵了，不能将这里交给巴尔博亚；西班牙当局将这块殖民地命名为黄金卡斯蒂利亚（Golden Castile），并为这里任命了新总督。巴尔博亚与新总督爆发了冲突，新总督最终将他处死。新总督的政策是强迫印第安人生产黄金。许多印第安人被分配给殖民者托管，而其他印第安人惨遭杀害，因为他们不愿意或不能生产出西班牙殖民者所要求的黄金数量。最终，大多数印第安人逃跑，组成抗击西班牙征服者的游击队。由于没有庄稼，食物稀少，五百多名西班牙殖民者丧生，其中许多人是被饿死的。被任命监管殖民地的教会和方济各修会宣教士的主教回到西班牙，抗议殖民者对殖民地管理不善。数十年之后，黄金卡斯蒂利亚才渐渐恢复了秩序。

在中美洲教会的早期历史中，神父胡安·德·埃斯特拉达·拉瓦哥（Juan de Estrada Rávago）可能是最有趣的人物。他是变节的方济各修会的修士、野心勃勃的西班牙征服者、失败的朝臣和乐善好施的宣教士。西班牙国王下令，所有变节的托钵修士必须离开殖民地，当他准备返回西班牙时，他听说一支计划前往哥斯达黎加的探险队缺少资金。他提供了这笔资金，并加入探险队，最终成为这支探险队的领袖。他学会了印第安语，并克制自己不要对印第安人动用武力——只有一次例外。他四处游走，教授基督教信仰。他为新信徒施行洗礼，并建立教会。他用自己的钱为印第安人和殖民者购买衣服、食物和种子。来自墨西哥的十二名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加入进来，教会得以迅猛发展。

到了16世纪末，中美洲的大多数印第安人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中美洲仍有西班牙殖民者不曾探险的广阔地区，这里的印第安人保留着他们的古老宗教和统治。所谓的基督化地区缺少神父，西班牙征服者所激起的憎恨极大地阻碍了神父的工作。黄金卡斯蒂利亚从未产出过大量的贵重金属，因此，西班牙当局很少关注这里。

佛罗里达

西班牙殖民者很早就知道了古巴以北的地区。1513年，波多黎各总督胡安·庞斯·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得到西班牙国王授权，开始对比米尼岛（Bimini）进行探险和殖民。传说，比米尼岛有一个“不老泉”，它的泉水可以令人重获青春，至少有神奇的疗效。莱昂的探险队在佛罗里达登陆，佛罗里达之所以被命名为佛罗里达，是因为西班牙殖民者在复活节时以国王帕斯夸·佛罗里达（Pascua Florida）的名义占领了这里。莱昂的探险队沿着大西洋与墨西哥湾沿岸进行探险，他们与印第安人爆发了一些冲突，后来回到了波多黎各。若干年后，庞斯·德·莱昂组建了第二支探险队。但他被印第安人打伤，随后撤回古巴，并死在了那里。

其他探险队也好不到哪里。一支探险队于1528年被印第安人消灭。八年之后，四名幸存者徒步走过半个美洲，到了墨西哥。1539年和1540 年，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对佛罗里达进行了两次探险，但并没有尝试在那里殖民。另一次殖民事业在二十年之后进行，但是经过两年的艰辛，这次殖民探险的成效仍是微乎其微，殖民事业最后也无果而终。

法国殖民者在佛罗里达的出现，最终迫使西班牙殖民者投入了占领佛罗里达所必需的资源。1562年，法国殖民者在让·里博（Jean Ribaut）的领导之下开始在佛罗里达和南卡罗来纳殖民。在西班牙殖民者看来， 更糟的是大多数法国殖民者是新教徒。为了反击法国殖民者入侵教宗赠予西班牙的所谓领地，西班牙政府委派彼得罗·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Pedro Menéndez de Avilés）铲除法国殖民者的定居点。他率领强大的骑兵中队袭击了法国殖民者。许多法国殖民者逃到了内陆，最终被印第安人杀害。西班牙殖民者俘获了其他法国殖民者，并处死了一百三十二个法国男人，女性和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幸免于难。当时并不在场的里博遭遇海难，他向西班牙殖民者投降，和其他七十多名海难幸存者被处 死。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随后建立了圣奥古斯丁城，该城成为他的大本营。

有人为里博和他的同伴报仇。里博的一个法国好友秘密组建了一支远征军，他们就在先前发生大屠杀的地方登陆，俘获了许多西班牙殖民者，并将他们全部吊死。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曾宣称，他将里博和他的同伴“作为路德宗基督徒，而不是法国殖民者”处死。现在，法国殖民者所留下的标牌称，他们的受害者“并不是西班牙殖民者，而是卖国贼、小偷和谋杀犯”。随后，他们在西班牙援军从圣奥古斯丁城赶来之前起航返回法国。

现在，英国殖民者对新大陆越来越感兴趣，这威胁到了西班牙殖民者，因此，西班牙殖民者从佛罗里达迁到了瓜莱（Guale），即佐治亚、圣埃伦娜（Santa Elena），亦即南北卡罗来纳；和阿哈坎（Ajacán），即弗吉尼亚。

在这些地区，大多数西班牙殖民者是军人或宣教士。这些宣教士主要是耶稣会会士，还有一些是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的修士，他们必须顶着巨大的困难宣教。西班牙殖民者已经激起印第安人的敌意，因 此，只要没有西班牙军队的保护，许多宣教士就会惨遭杀害。西班牙殖民者在佛罗里达北部的殖民和宣教是短暂的。1763年，西班牙殖民者用佛罗里达换来了英国殖民者已经占领的哈瓦那（Havana）。二十年之后，西班牙殖民者又得到了佛罗里达。1819年，佛罗里达最终被正式割让给已经入侵那里的美国。

在这片广阔土地之上的古老西班牙宣教区中，只留下了人们的记 忆、几处零散的废墟和宣教士的尸骨，而在这些宣教士的同胞看来，他们将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业。

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

哥伦布在第二次航海中来到了南美洲海岸。对今天哥伦比亚海岸的征服始于1508年，但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新一次的征服于1525年开始，这一次，罗德里格·德·巴斯蒂达斯（Rodrigo de Bastidas）建立了圣玛尔塔（Santa Marta）。巴斯蒂达斯认为应当仁慈地对待印第安人，因此，其他殖民者迫使他回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随后，印第安人进入了一段恐怖时期，殖民者试图强迫他们说出埃尔多拉多（El Dorado）的神秘地点——这又是西班牙征服者所相信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之一。据说，埃尔多拉多是蕴藏着大量黄金珠宝的宝山。西班牙殖民者以圣玛尔塔为大本营向西和向南挺进，他们在西方建立了喀他赫纳（Cartagena），在南方击败了酋长波哥大（Bogotá），并建立了圣·菲·德·波哥大城（Santa Fe de Bogotá）。

在建立第一批城市不久之后，随着一系列主教区的建立和宗教裁判所的引入，西班牙教会的“移民”也宣告完成。起初，宗教裁判所几乎被专门用来对付西班牙殖民者，但是，受压迫的印第安人和黑奴——他们很早就被引入——很快便发现，如果主人想惩罚他们，他们只需喊出“我不信上帝”就可以受到宗教裁判所相对仁慈的审判。最终，西班牙殖民者与宗教裁判所达成了默契：宗教裁判所只审判印第安人和黑奴所犯下的极端案件。英国殖民者当时也来到了加勒比海，因此，宗教裁判所也被用来对付他们，许多英国殖民者因他们的新教信仰而惨遭杀害。

哥伦比亚两位伟大的基督徒是路易斯·贝尔特兰（Luis Beltrán）和彼得罗·克雷沃（Pedro Claver）。路易斯·贝尔特兰是数百位宣教士之一，他们希望将基督教传给印第安人，并终止西班牙征服者与殖民者的罪行。贝尔特兰是多明我修会的宣教士，生于瓦伦西亚，早年是在他家乡的多明我修院中度过的，他当时是修道院的见习修士教师。从新大陆传来的数百万基督徒需要牧养的消息打动了他，他决定必须弄清楚上帝是否真呼召他成为宣教士。1562年，他在三十六岁时到达喀他赫纳。他经常与新大陆的托管人爆发冲突，并像旧约中的先知那样宣讲公义。但是，他还是不能确定自己的呼召，最终回到了西班牙，他的敬虔和圣洁为他在西班牙赢得了许多仰慕者。路易斯·贝尔特兰于1581年去世。1671年，教宗克莱门十世正式追封他为罗马天主教的圣徒——他是第一位与新大陆有关的基督教圣徒。

彼得罗·克雷沃是另一位伟大的哥伦比亚圣徒，他是西班牙人，他的生活与路易斯·贝尔特兰极为不同。克雷沃生于1580年，就在路易斯· 贝尔特兰去世之前不久；他在很小时就决定加入耶稣会，到新大陆宣 教。他的修道院院长认为他缺乏智慧，当他于1610年抵达喀他赫纳时，他还是见习修士。克雷沃多次亲眼目睹黑奴所遭受的苦难，因此，1622 年当他最终被允许立下终身修道誓愿时，他在签名旁又写下了另一个誓愿：彼得罗·克雷沃，黑人永远的仆人（Petrus Claver，aethiopum semper servus）。

黑奴有很多语言，克雷沃难以学会，因此，他试图借一些黑奴充当他的翻译。但是，奴隶主并不愿意失去这些黑奴翻译的劳动力，克雷沃说服了他的修道院，修道院买下许多黑奴充当翻译。这令他与耶稣会同伴产生了矛盾，因为一些同伴坚持认为，奴隶就是奴隶。但是克雷沃坚信，奴隶也是在基督里的兄弟，必须平等对待他们。最终，在他的坚持下，其他耶稣会会士同意了他的做法，至少是在理论上同意了。

运送黑奴的船只一抵达港口，克雷沃和他的翻译就急忙迎上前去。

他们有时被允许进入船舱，但大多数时候必须等到黑奴被转运到为他们临时搭建的棚屋，在黑奴被卖掉之前，那里就是他们暂时的家。棚屋并不像船只那样拥挤，黑奴现在被喂得相对饱一些，以便准备将他们拍卖出去。还有许多黑奴死于航行途中的各种疾病，一些黑奴拒绝进食，因为他们担心被喂肥之后会被吃掉。无论是生病的黑奴还是健康的黑奴， 他们都赤身裸体，与死去的黑奴一同挤在碎砖地上，直到克雷沃和他的同伴进来将死尸运走。随后，他们会带着新鲜的水果和干净的衣服回 来，并挑出身体最弱的黑奴。如果这些黑奴看起来病得很重，克雷沃会将他们送往他在附近建起的小医院。随后，他还会回来，试着向那些足够健康、可以听他讲道的黑奴传讲福音。

克雷沃的宣教方法生动活泼。他为黑奴提供他们在船上所缺乏的 水，然后再向他们解释洗礼之水能够满足他们灵魂的饥渴。他将说相同语言的黑奴聚在一起，让他们围坐成一圈，他与黑奴同坐，将唯一一把椅子留给翻译，翻译坐在这一圈人中间，向这群迷惑不解的黑奴解释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克雷沃有时会告诉黑奴，人必须在接受洗礼时改变他的生命，就像蛇在生长过程中蜕去它的皮。他随后会扭作一团，好像是在蜕皮的样子；他向黑奴解释旧生命的特征，并告诉他们必须舍弃旧的生命。有时，黑奴也会扭作一团，以示赞同。当克雷沃解释三位一体时，他会将手帕叠在一起，让手帕只露出三个角，然后向黑奴说明，手帕实际上是一块布。这一切都是在真诚、友好甚至幽默的氛围中进行的。

克雷沃最初在奴隶船只到达时对黑奴所表现出的关心，也明确表现在其他方面。麻风病是黑奴普遍患上的疾病，奴隶主会轻易将患有麻风病的黑奴赶走。克雷沃建立了一所麻风病院，当港口没有奴隶船只或临时棚屋中没有准备出售的黑奴时，他就主要留在麻风病院中。人们经常在医院中看到他的身影，他拥抱并安慰那些可怜的麻风病人，而他们正在溃烂的身体会让其他人退避三舍。此外，在他服侍的那些年，喀他赫纳爆发了三次天花，每当天花爆发时，他都会为受感染并被奴隶主赶出等死的黑奴清洗伤口。

虽然克雷沃的修道院院长总是认为他做事鲁莽，缺少智慧，但是， 他完全知道应当如何开展工作，才不会让喀他赫纳的白人毁掉他的服 侍。他从不攻击或批评白人，但是，喀他赫纳的人都知道，他在路上只向黑人和少数支持他工作的白人问好。他很快就让人们知道，他聆听人们忏悔的顺序正好与当时的社会等级相反：先是奴隶，后是穷人，最后是孩子，而其他人最好还是去找其他神父忏悔。

克雷沃得到了喀他赫纳黑奴的大力支持。在教会的重大节日里，有些黑奴帮他预备为城里的麻风病人、奴隶和乞丐所准备的盛宴，有些黑奴帮忙为死去的奴隶举行体面的葬礼，还有些黑奴探访病人，为饥饿的和新来的奴隶采摘水果、搜集衣物、缝补衣服，通过其他许多方法去服侍他们的奴隶兄弟。

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喀他赫纳的白人社会很少关注这位与黑奴打成一片的古怪的耶稣会会士。同克雷沃交往密切的人希望说服他放弃他的工作，因为他们担心，给奴隶尊严是一件危险的事。他的修道院院长不断向西班牙呈交报告，称克雷沃神父既不谨慎，也不聪明。

克雷沃在晚年瘫痪不起，几乎难以离开他的小房间。他在最后一次外出时去到了码头，痛哭流涕，因为他无法减轻自己正在承受的巨大痛苦。他的耶稣会同伴将他交给一个黑奴照顾，他不得不遭受巨大的肉体痛苦，因为照顾他的黑奴对他非常残忍，任凭他躺在自己的粪便之中。那个黑奴还用其他许多方法折磨他，让他遭受到黑奴在横渡大西洋时所遭受的种种折磨。克雷沃的同胞让黑人饱受折磨，他不得不亲身忍受因同胞的罪行所导致的恶果。

喀他赫纳人直到最后一刻才意识到，一位伟大的圣徒即将逝去。社会精英来到克雷沃的小房间拜访他，他们都希望拿走他的一件遗物。这位贫穷的耶稣会会士甚至连他的十字架也没能留下，因为当一位侯爵说想要他的十字架时，修道院院长命令他交出十字架。他于1654年去世， 在他生前嘲笑过他的许多人为之悲痛不已。两百多年之后，他被正式追封为罗马天主教的圣徒。

世界的尽头：印加帝国

印加人（Incas）统治着南美洲的西部。虽然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将这里的核心地带称为秘鲁（Perú），但印加人将他们的帝国称为世界的尽头（four corners of the world），它的意思是印加人的权力遍布全地，不受他们统治的地区实际上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难以确定印加帝国的边境，它包括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以及秘鲁的部分地区或整个秘鲁，总面积在三十五万到四十四万平方英里之间。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凭借着勇气、运气和背信弃义征服了辽阔的印加帝国。当他率领一支有一百六十八人的军队去征服印加帝国时，帝国正因内战而分裂。前一任萨帕印加（Sapa Inca）——印加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死于天花，他的两个儿子正在争夺帝国的皇位继承权。（有趣的是，同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的速度相比，欧洲殖民者所带到美洲的天花传播得更快。）

1532年，皮萨罗俘虏了印加阿塔瓦尔帕（Inca Atahualpa），阿塔瓦尔帕是当时占上风的僭君。这个事件被称为“卡哈马卡事件”（Incident of Cajamarca），它可以很好地说明在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印加帝国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皮萨罗正在卡哈马卡等待阿塔瓦尔帕和他的朝臣，他们主要是出于好奇才来见西班牙人。当皮萨罗得知阿塔瓦尔帕正赶来 时，他命令自己的人藏在城市的大广场边。阿塔瓦尔帕带着数千侍从来到了卡哈马卡，根本没有料到会遭遇暴行，自信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曾夸口说，在整个印加帝国，如果没有他的许可，连只鸟也不能飞走。皮萨罗骑马冲向阿塔瓦尔帕，希望可以吓住他；但是，阿塔瓦尔帕并没有退缩。随后，皮萨罗命令随行的一位神父——他也是这次殖民事业的主要投资者之一——诵读《请求》（Requerimiento）。《请求》是一份奇怪的文献，它向我们表明，西班牙征服者认为必须为他们的殖民事业辩护，他们为此进行了多么荒谬的努力。战争、侵占和奴役都需要正当的理由，因此，从1514年开始就有这样的命令：在对印第安人开战之前，必须邀请他们接受西班牙的统治和基督教，因为教宗——上帝在世界上的代表——已经将这片土地赠与西班牙人，诵读《请求》便是发出这一邀请。但《请求》通常是用西班牙语诵读的，在诵读时也没有人进行翻译。现在，《请求》被读给阿塔瓦尔帕听，但是阿塔瓦尔帕对此不屑一顾，这时，皮萨罗向他的人发出了开火的信号，并下令活捉阿塔瓦尔帕。在随后的慌乱中，数千名印加人被打死，阿塔瓦尔帕被俘。后来，皮萨罗向阿塔瓦尔帕开出了他的条件，要求阿塔瓦尔帕用满满一屋子黄金赎回他的自由。在筹集赎金期间，阿塔瓦尔帕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发生在他周围的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他的拥护者俘虏了与他竞争皇位的敌人——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并下令处死了他的兄弟。在得到赎金之后，皮萨罗又以弑兄罪绞死了阿塔瓦尔帕。

阿塔瓦尔帕的死并没有结束印加帝国的动乱和内战。当印第安人继续士气高昂地英勇抵抗时，西班牙殖民者却起了内讧。当西班牙国王查理派来总督时，他们拒绝服从国王的总督；为了平息叛乱，查理必须向他的殖民地增兵。印第安人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780年年末。当时，自称印加最后一位后裔的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领导了一次起义，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包括一些贫苦的白人，因为他们自认为受到了西班牙贵族的剥削。

在这些事件和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整个殖民事业中，教会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教会支持征服和剥削。另一方面，一些教会人士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皮萨罗背信弃义，导致阿塔瓦尔帕被掳。在这一背信弃义事件中诵读《请求》的神父因此得到奖赏，被任命为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Cuzco）的主教。秘鲁的巨大财富似乎腐蚀了许多托钵修士，其他地区的托钵修士因在印第安人中举行祭祀而远近闻名。他们不守规矩和贪婪的传言促使西班牙派来一位特使调查此事，但他在到达秘鲁之前就神秘死去。当教会当局决定为白人和印第安人分别建立教会时，基本上无人抗议。在印第安人中，一些酋长处死了接受洗礼的人，因为洗礼现已成为屈服于侵略者的象征。在许多年之后，已经接受洗礼的印第安人才基本上能理解基督教信仰。即使是这样，由印第安人托管人供养的神父也必须确保教给印第安人的信仰必须有利于托管人统治印第安人。

1581年，托里比奥·阿方索·德·莫格罗韦霍（Toribio Alfonso de Mogrovejo）被任命为利马大主教。利马教区是一个大主教区，包括今天的尼加拉瓜、巴拿马、哥伦比亚的部分地区、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巴拉圭、智利的部分地区和阿根廷的部分地区。为了应对新教改革，特伦托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我们将在本书第二卷中讨论——制定了许多改革措施，莫格罗韦霍相信，这些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新大陆推行特伦托大公会议所倡导的改革并不容易。为了改革教会，新任大主教莫格罗韦霍召开了一次省级宗教会议，其中一个议程是库斯科主教的腐败案，而这已经有了充足的证据。但是，当此次会议召开时，库斯科主教的朋友图库曼（Tucumán）主教从莫格罗韦霍手中抢去这些证据，扔进烤炉中烧掉了。即使是面对着这样的环境，莫格罗韦霍还是进行了一些改革。他还编写了一本教义问答，被译成许多种印第安语，三百年来它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广大地区中一直是教导基督徒的主要材料。莫格罗韦霍经常与世俗当局爆发冲突，尤其是因为改善印第安人的待遇这一问题。但是，他从未批评过西班牙制度中所固有的不公。直到1726年莫格罗韦霍去世一百二十年之后，他被正式追封为罗马天主教的圣徒。

秘鲁的教会还出现过三位圣徒。利马的圣罗莎（Saint Rosa of Lima，1586—1617）走上了禁欲神秘主义的道路，她曾有过与上帝相交的出神经验。圣马丁·德·波雷斯（Saint Martín de Porres，1579—1639） 进入了一所多明我修道院，但他始终没有被允许成为多明我修会的正式修士，因为他是黑白混血儿。他多年在乡下照顾生病的人和动物，种植果树，希望他的果树有朝一日会喂饱挨饿的人。秘鲁教会的第三位圣徒是祥和谦卑的圣弗朗西斯科·索拉诺（Saint Francisco Solano，1549— 1610）。1604年他突然得到一个异象，因此他走街串巷，宣讲利马已经成为新尼尼微，如果利马人还不悔改，上帝将在地震中毁掉利马。这位新约拿的信息受到了重视，利马人涌进教会认罪悔改。

然而，在早期的秘鲁教会中，最著名的基督徒可能是多明我修会的吉尔·冈萨雷斯·德·圣·尼古拉斯（Gil González de San Nicolás）。他在智利的印第安人中宣教多年，他最终认为，正在对印第安人进行的战争是不义的，以占有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为唯一目的而发动战争是不赦之罪， 因此，参加这种战争的人应当被禁止补赎。他的讲道在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中产生了共鸣，他们拒绝为所有参加不义战争或从中获利的基督徒赦罪，也禁止他们领受圣餐。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试图找到一个让尼古拉斯闭嘴的借口。最终，他们指控他是异端，因为他曾宣 称，未来的西班牙人会因西班牙殖民者现在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这无异于是在肯定，实际的罪——不仅是原罪——也会被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这样，尼古拉斯的口被堵住了，曾经支持他的人被迫放弃了对他的支持。

拉普拉塔

今天的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是西班牙殖民者最后征服的地区。在几次失败的殖民之后，他们于1537年在今天巴拉圭的亚松森（Asunción）建立了一个贸易站。这里的西班牙殖民者孤立无援，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存依赖于印第安人，因此十分友好地对待印第安人。许多印第安人聚集在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所建立的小镇，他们在这里教授印第安人欧洲人的农业技术和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其中一位宣教士还将圣托里比奥（即托里比奥·阿方索·德·莫格罗韦霍）的教义问答译成了当地印第安人的语言瓜拉尼语（Guarani）。

然而，耶稣会会士最成功地应用了这种宣教方法。在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宣教士建立起印第安人生活在他们指导之下的宣教站，最著名的是他们在墨西哥北部建立的宣教站。但普遍的实际情况 是，附近的西班牙殖民者通常会妨碍宣教士的工作，有时甚至会毁掉宣教士的工作。因此，耶稣会会士与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不同，他们并没有在亚松森附近建立印第安人宣教站，而是决定冒险进入欧洲殖民者罕至的地区。罗克·冈萨雷斯（Roque González）促进了这些传教站的建立。他是在亚松森长大的耶稣会会士，因此可以说一口流利的瓜拉尼语。他懂得印第安人的语言与习俗，这可以极大地消除印第安人的敌意，从而能够建立印第安人自愿居住的宣教站，而不是西班牙殖民者强迫他们居住的宣教站。

实际上，这些印第安人宣教站是小的神权国家。虽然印第安人自己选出自己的领袖，但是，宣教士是他们的最高权威，宣教士的话不仅是宗教与道德事务的最高权威，也是一切实际事务的最高权威。因此，耶稣会的这些宣教站在为保护印第安人、引进农作物新品种和发展畜牧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家长式统治也成为它们的标志，这令西班牙殖民者在拉普拉塔的整个殖民事业都依赖于宣教士的存在与指导。

这些印第安人宣教站的基本布局几乎完全相同。在宣教站的中央， 是一个大的露天广场，集会、节日庆典和游行都在这里举行。露天广场对面是教堂，教堂建有宣教士的公寓。在宣教站中，还有一排排居民住宅和专供寡妇鳏夫与孤儿居住的独立房屋。一间巨大的仓库存储着食 物、种子和其他公共财产。其余房屋是各种不同的工厂。

虽然允许拥有小型的私人花园，但是大部分财产是公有的，包括绝大多数土地、牲口、工具和种子等等。所有人必须在公共田地里劳动一定的时间，但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照料自家花园，或练习与应用其他技能。在一些印第安人宣教站中，一些技艺高超的工匠可以制造质量很好的管风琴。

然而，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也有困难。在印第安人宣教站附近的每一座城镇，都有拒绝加入宣教站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断鼓动宣教站里的印第安人离开或起义。印第安人宣教站的创建者罗克·冈萨雷斯就是在这样一次起义中惨遭杀害。他于1934年被追封为圣徒。但是，这些宣教站的最大敌人是白人：西班牙殖民者和葡萄牙殖民者。葡萄牙殖民者在巴西殖民，他们担心耶稣会宣教站会成为西班牙殖民者向葡萄牙殖民地渗透的先锋。但是，引起葡萄牙殖民者憎恨耶稣会宣教站的主要原因是耶稣会会士阻止他们奴役印第安人。西班牙殖民者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反对耶稣会宣教站。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耶稣会会士，所有印第安人都会在托管制度下成为他们有效的劳动力。

1628年，一些来自圣保罗（São Paulo）的葡萄牙殖民者开始袭击耶稣会宣教站。他们将宣教站夷为平地，掠走印第安人，卖为奴隶。有 时，耶稣会会士会与他们所牧养的印第安人一同踏上不幸的艰难跋涉之旅，直到奴隶贩子强迫他们离开。后来，耶稣会会士将他们的宣教站迁到了距巴西更远的地方。但是，奴隶贩子很快就尾随而至，结果他们只能迁到更远的内陆。

考虑到这种情况，耶稣会会士决定将印第安人武装起来。印第安人的店铺被改成了兵工厂，一支常备军在一名耶稣会会士的领导下建立起来。教宗乌尔班八世将所有胆敢进入耶稣会宣教站抓捕印第安人的基督徒都革除了教籍，国王腓力四世宣布，印第安人是自由的，他们并不是奴隶。但是，葡萄牙殖民者还是来了，他们通常会得到希望毁掉所有耶稣会宣教站的西班牙殖民者的帮助。1641年，印第安人和耶稣会会士在一次激战中击败了入侵者。耶稣会会士不断受到非法武装印第安人的指控，但是，这样的指控在罗马和马德里都得不到任何支持，罗马和马德里都认为，耶稣会会士有权武装自己和他们所牧养的印第安人，因为他们是在自卫。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会宣教站欣欣向荣，到了1731年，已经有超过十四万印第安人住在耶稣会宣教站。

然而，反对之声始终没有平息。有传言称，耶稣会藏匿了合法属于国王的大量黄金。不断的调查证实，这样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后来又有传言称，耶稣会决心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甚至已经选出了国王——“巴拉圭的尼古拉斯一世国王”（King Nicholas I of Paraguay）。当时，在欧洲流传着对耶稣会不利的类似指控，当时统治西班牙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波旁家族（House of Bourbon）采取了反耶稣会的政策——原因之一是耶稣会始终支持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psburg）——因此，西班牙国王于1767年下令，所有耶稣会会士必须离开西班牙的全部殖民地。西班牙总督一接到这些命令，就开始担心印第安人会爆发起义。但是，耶稣会会士鼓励印第安人接受新局势，他们和平地离开了。

原计划是，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的修士接替耶稣会会士。但是在西班牙殖民帝国上下都有耶稣会会士所留下的空缺，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人手不足，难以补足这些空缺。由于缺少领袖，许多宣教站消失了。世俗当局开始剥削印第安人，而且，新来的宣教士几乎没有保护印第安人，因此，印第安人渐渐失去了对宣教士的信任。葡萄牙殖民者很快便再次入侵拉普拉塔，抓捕印第安人。一些西班牙殖民者也这样去做。到了1813年，宣教站的数量降至以前的三分之一，而且数量还在继续下降。在基督教常常压迫与剥削印第安人的年代，巴拉圭宣教站这个不和谐的见证，没能抵挡住贪婪的诱惑。

[1]托管制度，也译为“监护征赋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