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基督教史

第十四章：官方神学：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

向西望去，向东望去，环顾整个世界，甚至是仰望天空，我总能在各处看到，蒙上帝祝福的君士坦丁带领着同样蒙上帝祝福的罗马帝国。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很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识的基督徒。我们可以从上面引用的话中看出，他是对君士坦丁及其成就最为狂热的崇拜者之一。因此，他有时被描述成没有骨气的人，倾倒于君士坦丁的权力光辉之下。但是，如果我们思考优西比乌的职业生涯，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优西比乌大约生于公元260年。他最可能生于巴勒斯坦，并在这里度过早年的大量时光。他以“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这个称谓闻名于世， 因为他是凯撒利亚的主教，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里，尽管我们难以断定他是否生于凯撒利亚。我们对他的父母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就无法确定他是成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还是在他年轻时归信了基督教。

不管怎样，深刻影响优西比乌的是凯撒利亚的潘菲鲁斯（Pamphilus）。潘菲鲁斯生于贝里图斯（Berytus）——今天黎巴嫩的贝鲁特，他在亚历山大受教于一位著名的基督教教师比埃里乌（Pierius），而比埃里乌正在亚历山大继续着奥利金的工作。在贝里图斯担任过一些重要的职务之后，潘菲鲁斯可能是应贝里图斯主教的邀请来到了凯撒利亚。凯撒利亚的教会拥有奥利金的图书馆，潘菲鲁斯在图书馆的管理与扩充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在这项工作中，他得到了另一些基督徒的帮助，他们被他的求知欲与敬虔的信仰所感动。年轻的优西比乌就是其中之一，他被贝里图斯的这位学者深深吸引。为了表示对潘菲鲁斯的感激，他自称为“潘菲鲁斯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Pamphilus） 或者优西比乌·潘菲列（Eusebius Pamphili）——潘菲鲁斯之子或童仆。

潘菲鲁斯、优西比乌和其他一些基督徒共事了多年，他们可能生活在一起，钱财共用。学生最终胜过了老师，优西比乌开始四处走访，寻找关于基督教起源的文献。在共事的这段时间里，潘菲鲁斯和优西比乌完成了几部著作，但其中的大部分著作现已遗失。

然而，他们平静的学术生活行将结束。当时仍然是逼迫的年代，始终潜伏在地平线的危险现在变成了戴克里先逼迫的大风暴。公元303年6 月，凯撒利亚发生了逼迫，多年以来，凯撒利亚第一次有基督徒殉道。从此以后，逼迫的风暴愈演愈烈。公元305年，基督教的死敌马克西米努·达伊亚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两年之后，潘菲鲁斯被捕。但是，当时的逼迫风暴已有所缓解，这位伟大的基督教学者在被监禁了两年多之后才被处死。在被监禁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潘菲鲁斯和优西比乌合作完成了一部五卷本的《为奥利金辩》（Defense of Origen），优西比乌在自己的老师殉道之后又增补了第六卷。

优西比乌并没有被捕。我们并不清楚他为什么没有被捕。他至少离开凯撒利亚两次，有人认为，他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为了逃避被 捕。当时，大多数基督徒认为，在逼迫期间躲藏起来并不可耻，因为谁能殉道是上帝的拣选。不管怎样，优西比乌在逼迫期间并没有受到逼迫，尽管他的老师与许多同工都为主殉道。

在如此邪恶的年代，优西比乌还在撰写将成为他最重要著作的《教会史》（Church History）。他后来修订了《教会史》，此书对于后世的教会历史学家来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他的《教会史》，就没有我们现在正在讲述的许多历史。优西比乌收集、整理和出版了几乎所有我们现在已知的早期教会史的人物与事件。如果没有他，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早期历史将会减少一半。

公元311年，情况最终发生了改变。先是加勒里乌颁布了宽容基督徒的法令，后是君士坦丁击败马克森狄，与李锡尼在米兰会晤，共同结束了对基督徒的逼迫。在优西比乌及其幸存的同工看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直接干预，就像是《出埃及记》中的那些事件。从此以后，优西比乌开始将君士坦丁与李锡尼视为实现上帝计划的工具。其他许多基督徒可能也是这样认为，只不过他们的观点并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君士坦丁最终与李锡尼爆发战争之后，优西比乌相信，李锡尼疯了，他开始逼迫基督徒。只有君士坦丁才是上帝所拣选的工具。

在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皇帝的几年之前，优西比乌已被选为凯撒利亚的主教。这一职务责任重大，因为逼迫驱散了他所牧养的基督徒，他现在必须重新召聚与组织他们。此外，凯撒利亚的主教不仅管辖凯撒利亚的教会，还管辖巴勒斯坦的其他教会。现在，身为牧师与管理者的优西比乌很少有时间去从事写作与学术了。

优西比乌担任凯撒利亚的主教多年，直到新的风暴再次打破教会的平静。这次不是政府的逼迫，而是一场威胁到教会合一的激烈的神学争论：关于耶稣神性的阿里乌之争。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因此不必在此赘述。我们只需说，优西比乌在这场神学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无可指摘。但这绝不是因为他是伪君子或机会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没有完全理解争论的实质。在他看来，教会的和平与合一才是最重要的，因此， 虽然他最初倾向于阿里乌主义，但在尼西亚大公会议时他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随即在此次大公会议结束时又再次动摇。他是著名的主教和学者，因此，许多人去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混乱立场——许多智力天赋不及他的人可能更是如此——并没有帮助阿里乌之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优西比乌在几年前就见过君士坦丁，当时，这位未来的皇帝与戴克里先的朝臣正一同访问巴勒斯坦。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优西比乌看到君士坦丁正努力寻求教会的合一与福祉。在其他很多时候，他与君士坦丁也有过会面与通信。当君士坦丁和他的朝臣为庆祝新建的圣墓大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的献堂而来到耶路撒冷时，优西比乌对这位皇帝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次庆典是庆祝君士坦丁统治十三周年的一部分。当时，阿里乌之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为这次隆重的献堂庆典而欢聚一堂的主教们——先在提尔，后在耶路撒冷——十分关注这场神学争辩，君士坦丁也不例外。作为该地区主要城市的主教，优西比乌在庆典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做了一场颂赞君士坦丁的演讲。这篇讲稿被保存下来，它成为许多人指责优西比乌纯粹谄媚的理由之一。但是，按照当时在这种场合的惯例来看，优西比乌颂赞君士坦丁的演讲还是相当适度的。

但不管怎样，优西比乌既不是君士坦丁的密友，也不是君士坦丁的谄媚者。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凯撒利亚及其附近地区，忙于教会事务，而君士坦丁则生活在君士坦丁堡或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他们的接触都是短暂的，时断时续。优西比乌的许多同工都很钦佩他，因此君士坦丁也争取获得他的支持。优西比乌相信，在此前多年的巨大试炼之后，君士坦丁已被上帝兴起，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君士坦丁。此外，当君士坦丁于公元337年去世之后，优西比乌才将最高的赞词献给这位为教会带来和平的统治者。因此，他并不是阿谀奉承的人，而是不加批判的感恩之人。即使在这一方面，他也比一些同时代人更有分寸，因为当时的编年史家告诉我们，有些基督徒竟然向君士坦丁的雕像献祭！

然而，优西比乌的感激远远超过了可见的赞美之词。他对发生在君士坦丁身上的事情的理解影响到他的全部工作，尤其是他对之前的教会史的理解。他最终定稿的《教会史》并不只是试图重述之前教会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他的《教会史》实际上是一篇护教文，试图证明基督教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尤其是在罗马帝国这一背景中来看。类似的观念此前就已经出现，公元2世纪的一些基督教作家宣称，所有真理都源自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肉身的逻各斯。一些基督教作家如查士丁和亚历山大的克莱门认为，哲学和希伯来圣经都被作为福音的预备而赐下。此外，当时还流行这样一种观念：罗马帝国及其为地中海盆地带来的相对和平是上帝所命定的促进基督教信仰传播的一种手段。还有一些基督教作家——如爱任纽——认为，从亚当和夏娃开始的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上帝不断操练人类与上帝融合的漫长过程。优西比乌当时所做的，只是集合了这些不同的思想，证明它们在教会史与罗马帝国史的可证事实中发挥着作用。这样的历史并不只是如古文物研究者般地收集材料，而是进一步证明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是人类历史的顶峰。

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是证明上述命题的关键。优西比乌认为，逼迫的主要原因是罗马当局并没有看到基督教在罗马最优秀传统上锦上添 花。同信仰与哲学一样，信仰与罗马帝国其实并不矛盾。相反，基督教信仰是哲学和罗马帝国的顶峰。因此，优西比乌对历史的理解是：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们对基督教有利，而是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新局势是鲜活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它证明了人类全部历史所指向的福音真理。

这种神学观令优西比乌很难对他那个时代的事件采取一种批判性的立场。他似乎意识到君士坦丁的一些缺点，尤其是他的暴躁，有时甚至是嗜血的禀性。但是，优西比乌对这样的缺点保持了沉默，他显然不想削弱自己的论点。

这一切的重要性并不只是在于，优西比乌是对君士坦丁保持沉默， 还是对他品头论足。更重要的是，优西比乌的工作还告诉我们，新环境在多大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塑造着基督教神学，甚至到了让基督教神学丢弃一些传统主题的程度。

有三个例子足以说明，基督教神学在如何调整和适应新的环境。首先可以明确肯定的是，在新约时代与早期教会中，福音首先是穷人的福音，富人很难听到与接受福音。实际上，富人怎样才能得救，正是早期基督徒所关注的神学问题之一。但是现在，从君士坦丁开始，财富与荣华被视为上帝恩惠的标志。下一章就会表明，修道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抗议——抗议这种认为基督徒生活要迁就环境的观念。但是，优西比乌——和他可能代言的成千上万基督徒——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当受逼迫的教会成为掌权者的教会时正在发生的巨变，以及潜藏在这一巨变中的危险。

同样，优西比乌还以极大的喜乐与自豪描述了当时正在修建的华丽教堂。但是，这些华丽的教堂和为与之相配而发展起来的崇拜礼仪，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了类似于罗马帝国贵族的神职人员贵族，同帝国的达官显贵一样，他们经常远离普通百姓。教会在自己的崇拜礼仪与社会结构中都模仿了帝国的习俗。

最后，优西比乌所提出的历史计划令他抛弃了——至少在重要性上贬低了——早期基督徒所宣讲的一个基本主题：对上帝绝对掌权之国的盼望。尽管优西比乌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达，但阅读他的著作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现在，因着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上帝的计划已经实现。基督徒不再需要选择服侍上帝之国或现世之国，因为现世之国已经成为上帝之国的代表与工具。在现世的政治制度之外，基督徒的所有盼望只是进入天国。基督徒的盼望被降低到来世或遥远的未来，似乎与今生没有多大关系。信仰往往成为一种进入天国的方法，而不是在今生与来世的生活中服侍上帝。基督徒放弃了之前的观念：新时代已经在基督的复活中来临，基督徒通过洗礼与圣餐参与其中。现在，基督徒的盼望被局限在个人对来世生活的盼望。自从君士坦丁时代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优西比乌与其他许多有着类似神学倾向的基督徒的工作，出现了一种抛弃或在重要性上贬低早期教会盼望——即主会驾云再来，建立和平与公义的国度——的倾向。后来，只要“君士坦丁时代”还在继续，大多数重燃末世盼望的基督徒个人与基督徒运动都会被贴上异端与颠覆分子的标签，并受到这样的谴责。只是随着“君士坦丁时代”的结束，尤其是在20和21世纪，末世论才再次成为基督教神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虽然优西比乌的生活说明了正在发生的变化，但这并不是说，只有他一人应对这些变化负责。相反，那段时期的整个历史似乎表明，虽然优西比乌比大多数基督徒更善于表达，但他只是表达了许多基督徒所共有的情感，对于他们来说，君士坦丁的出现和他所带来的和平，是基督教对仇敌的最终胜利。这些基督徒并不能用优西比乌那样的博学与文采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一步一步地塑造了未来的教会。优西比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官方神学”的缔造者，而是成千上万基督徒——他们同优西比乌一样，对上帝最终将教会从逼迫中拯救出来的怜悯存有敬畏——的代言人。然而，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以同样的热情看待新环境，随后的几章将对这点予以充分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