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7-1
第七课（7-1） 专题：
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
灵修经文：《林前》三章5～9节
在初代教会，亚波罗和保罗是两个不同的恩赐、不同职份的人。保罗是个拓荒的使徒，蒙召在福音未传过的地方传道；亚波罗则是个有学问，「最能讲解圣经」（徒十八24）的教师，主要的职份是在教会内造就信主的人。他们两位都「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引导信徒。
十九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中，也有许多来自不同教会背景、不同恩赐的人，按照上帝给他们的呼召，在不同的禾田中栽种、浇灌、收割。他们都是同一位庄稼的主，打发出去的忠心而良善的仆人。
一、戴德生和李提摩太宣教路线的比较
十九世纪的来华传教士中，戴德生和李提摩太这两位所倡导的宣教路线（策略）最具代表性。本课将介绍并评析这两种路线的得失，做为今后中国宣教事工的参考。
戴德生
1、神学观点
(1)保守的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
戴德生的神学思想深受欧洲敬虔主义（Pietism）的影响。他对教义的解释和应用，都类似廿世纪所兴起的基要主义。内地会的传教士也大多持此立场。
(2)对末世与死后的看法（Eschatological Stand）
他深信「人死后不是在地狱的火中永远被烧，就是在天堂的祝福中永远喜乐」。在他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国属灵的需要和呼求》一书中，他形容，中国的领土是英国的一百零四倍。如果中国人一个个从他面前走过，要廿三年才全部走完。
当时中国有四亿人，平均每天三万三千人死亡，每月有一百万未信神的人将下地狱。这幅图画使他不能入睡。他认为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生灵涂炭，需要甚大」。因此来华宣教的策略，必须尽快抢救灵魂，直接布道。
(3)祷告与信心
宣教差会因祷告而生，又靠祷告滋长，应单单藉祷告将需要告诉神，再由神感动人心行事。差会当坚心信靠神，而非仰赖个人或政府。
戴德生说过一句名言「神的工作照神吩咐的方式做，神必会供应所需」。（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of God’s supplies.）因此，他主张“我们不需要再到各聚会场所呼唤，也不须用其他方法向人募款”。
2、事工原理（中国内地会的特色）
(1)传教士的条件
应超越宗派和国籍，不一定需要高等学历或神学院训练，只需所信仰的同是纯正的基要真理，并且真正委身。
传教士一律无固定薪资，单信靠神供应一切所需。差会所得奉献全体平分（注：称为pool system），按各人各家生活的需要分配。
(2)不对外公开募款，不借贷。
他说「我们完全仰望神……神已为祂的儿女储蓄了丰富的财产，我们祗管放心地支取」。
(3)主导权
中国的事工由戴德生本人（或继任的会长）及在中国工场的领袖们主导，而非远在英国的理事会。
(4)知所先后
他认为，社会关怀工作（即办学校、医院等）必须「因此能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才值得做。最优先首要的事是「高举福音，使人得救」。因此内地会只办小学，目的是教导男女孩童认识圣经。
(5)信徒重质不重量
传教士应深耕民间，向平民大众工作，扎实结出福音果子。
1905年在内地会归主信徒约二万二千人，至1949年约八万人。他们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后，大多能站立得住。
(6)尊重中国文化，认同中国人的感受。
传教士的衣服、食宿，应与当地人相同。内地会的传教士初到中国后，男同工都剃发、留长辫，改穿中国教师的服装。
戴德生强调“向中国人就要做中国人”。
他也强调，中国内地会的西方传教士应训练中国同工，交棒给中国教会，不自己建立宗派。
3、政教关系
戴德生采政教分开的原则，主张传教士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向本国政府上诉；如遇威胁，应向当地中国官府报告，倘无效果，则应专依靠神。例如：1868年（同治七年）扬州教案时,戴德生家人虽被抢劫也受伤,但他对暴民说：“如果你们杀害我们，我们也死得心安理得，因为我们并没有击伤别人的眼睛或打断别人的四肢……”他常告诫同工“不要找官府，不要向他们（中国人）要求什么，而要嬴得他们的友谊。”
李提摩太
1、神学观点
(1)倾向较自由的普救论（Universalism），即“万法一理，万善同归”。
(2)神国观念
他相信神的国“不只建在人心里，也建在世上一切的机构里，为使人现在或将来得到救恩，包括身体和灵魂”。他认为神的国与人类日常生活密不可分，“那些尽力改善这世界的人，配得将来永远的祝福”。因此，传教士应致力于社会改革，使神的国可在地上实现。
2、事工原理
(1)传教士的条件
除了灵性外，也应有优良学术水平，并精通中国文化。
(2)注重菁英
根据《马太》十章5至42节，应积极吸收中国的“好人”（worthy person,即社会上有影响力的领袖），藉他们影响中国人归主。他认为传教士最好的角色是“介绍神所说的话和基督教的祝福，给那些准备好要接受的中国人。”
(3)福音预工
他致力于设立学校、提倡教育、介绍西学。山西的太原大学是他首先倡议用庚子赔款创办的。
在文字工作上，1890年7月起，他全时间从事文字出版，创办《时报》。1891年起负责广学会的出版，包括书籍、地图、相片和期刊。其中《万国公报》和《中西教会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吸取现代知识的重要来源。他曾说明这两份杂志出版的目的，是“透过较有知识和统治阶层的人”提高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识。他认为文字工作较能接触更多人，而且比较快且有效，又不会引发敌视。
3、政教关系
李提摩太主张寓教于政。教会应积极与政府领导者建立关系，并主张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法律以利传教，使传教工作合法化。
注：以上资料主要来自Paul A. Cohen,《Missionary Approaches:H u d s o n T a y l o r a n d T i m o t h y R i c h a r d》 , H a r v a r d University: Papers on China, Vol.11,1957.中译本请见1977年台湾宇宙光出版社《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的〈戴德生与李提摩太宣教方式之比较〉一文，苏文峰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