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清教徒神学60（完）

后记

第六十章：最后之言

英国的清教徒生活并不容易。约翰·欧文的十一个孩子中有十个夭折，有一个，孩子虽然活到了成年，但仍然先于自己的父亲死去。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医疗保健非常原始；一个人怎能解释巴克斯特乔下一枚金豆子，希望它能对自己的健一康产生“令人向往的影响”呢？此时此地，更为严重也更为独特的情形是：连续数十年的内战带来社会动荡、停滞、破坏、死亡；欧洲那些充满敌意的罗马天主教势力不断带来入侵和征服的威胁；大城市中经常存在火灾的危险；以及当时致命的瘟，疫在欧洲反复发作。

要成为一名清教徒，从本质上就意味着，为了维护圣经所教导和命令的真理，不得不面对人们的反对，并承受不同程度的迫害。的确，17世纪中期，清教徒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黄金时代”；但是，到了1660年，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逆转，清教主义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或者说至少是陷入了僵化的状态中；英国国教回到了以往的历史状态，清教徒及其后裔则因为不服从国教而承受社会隔离和各种不利。许多孩子回到了他们父辈和祖父辈为了良心和上帝真道的缘故而与之分离的教会。虽然清教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结束了，但今天仍有清教主义元素是我们应当在教会中复兴的。因此，“最后之言”实际上是对清教徒神学家各种优势的反省，它们应当成为今天的神学家和教会传道人所具有的特点。

首先，清教徒关心基督信仰的伟大真理，这一点从未被他们对神学的细枝末节和差别的关注所胜过，他们认真地将这些真理应用到自己身上、自己的教会、社区和国家中。他们作为传扬福音的人和上帝羊群的牧者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并不是某位伟大神学家的党徒，或是鼓吹深奥灵修技巧的大师，或是某些人造传统奴隶般的泥古不化者。

第二，清教徒是博学的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热心倡导教育，这并非仅仅是为了精英阶层的缘故，而是为了所有上帝子民的缘故。正像他们在欧洲大陆的改教家同仁一样，清教徒神学家享有在语法、修辞、逻辑方面受过严格基础训练的好处。他们进入大学时，就要求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有时也经常要求掌握希伯来文。在他们开始正式研究历史、哲学和神学之前，他们就已经高度发展了这些技能。正因为在基本语言学方面训练有素，所以清教徒能够阅读教父们的作品，中世纪那些伟大神学家的作品，改教家的作品，以及自己在欧洲大陆那些同仁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原文都是希腊文和拉丁文。他们作为拉丁文学者的能力是经得起考验的。例如，他们不断地调用和应用各种哲学和神学区别，对这种语言的使用就在他们的作品中充分表现出来。

这种区分方法的使用成为清教徒神学家方法论上的特征，也是他们与欧陆那些改革宗神学家所共有的特色。确实，方法会影响到内容，但并没有达到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种程度。改革宗神学家所作的各种划分，不仅使他们远离了错误，而且用清晰、明确的方式肯定事实。他们的神学思想不仅带有护教性和论战性，而且也带有教导性；宗教改革时期的这些伟大真理，在宗教改革之后和清教徒的正统神学中得到了澄清和加强。毫无疑问，加尔文是一位神学天才，但改革宗经院神学家（如杰罗姆·詹求思、弗朗西斯·涂瑞田、约翰·欧文）则得益于站在他的肩膀上，以及站在许多受到高度尊重的改革宗神学家的肩膀上。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神学思想上常常要比加尔文及其同时代的人更为精确。当然，这完全符合改革宗的格言，即改革宗教会应该一直改革。人们发现，在清教徒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区分，这在确立某些教义真理方面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再者，清教徒拥有着深刻的圣经知识。今天，对那些要承担侍奉工作的改革宗年轻人所进行的训练中有一个尤其薄弱的领域，就是圣经知识。似乎在讲坛上、教会长椅上、基督教大学和神学院中只有圣经的基本知识。相比之下，清教徒则是活的圣经。阅读他们的著作，人们一定会对他们引用大量的圣经段落作为证据经文、例子或说明，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肯定，我们可能会对其中的一些证据经文或是对某些段落的注释提出质疑，但是他们精通圣经内容仍是事实。不仅如此，他们珍视圣经，超过了任何纯粹属人的著作。托马斯·古德温的儿子为自己父亲的博学作见证，但更重要的是他对圣经的热爱，尤其是在他生命的后期：

他大量地阅读，他最重视而且研究最多的是奥古斯丁、加尔文、穆克鲁斯（Musculus）、詹求思、帕卢斯、瓦流斯、戈马尔、阿尔廷（Altingius）、埃姆斯等人的著作；在学者中，最多的则是苏亚雷斯（Suarez）和艾修斯（Estius）的著作。但是，圣经是他研究最多的；而且，因为他的图书馆中已经大量收藏了解经家们的著作，他会充分利用这些解经书。而且，因为圣经在认识上帝方面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所以通过热切的考察，并对这些作者彼此比较，他发现了在其他作者的著作中找不到的真理。

虽然改革宗神学家今天应该阅读不同神学传统的神学思想，但是他们绝不能让对这类读物的重视超过了圣经，这种情形的发生可能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严重得多。

最后，清教徒着手朝着真敬虔和实践公义的方向来改革教会。尽管清教主义运动确实有强烈的政治议程，但它一直是扎根在属灵根基上的，而且也是受神学思想驱动的。今天，我们缺乏既具有透彻的神学思想又具有深刻的灵修作用的著作。在这方面，清教徒却表现得非常出色。古德温的作品《基督出征》（Christ Set Forth）和《天上的基督对地上罪人的心意》（The Heart of Christ in Heaven towards Sinners on Earth），都表现出高度发达的新教经院神学和热情的灵修真理之间的美好结合，让他的读者受到极大的启发，并被他的情感所打动。约翰·欧文同样擅长把这两个重点结合起来。他的任何一部著作都会证明这一点，但《基督的荣耀默想集》（Meditationsand Discourses on the Glory of Christ）特别展示出，基督论如何不仅应当影响人的头脑，也必须以影响人的心灵为目标。他写道：“这种讲论的设计算不得什么；反而是，每当我们凭着信心默想祂的位格，得见基督的荣耀时，绝不应该把它仅仅作为我们所赞同的真理概念，让它稍纵即逝（这就是说，祂本身就是荣耀的），而是要努力用它来影响我们的心灵，因为这才是我们主要的兴趣所在。这才是让我们的心灵转化为祂自己形象的有效方法。”从欧文身上看到的另一个美好例证是他的名著《与上帝的交通》。在这本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三一论灵修的最优秀表现；然而，这部论著也是新教经院神学方法的一个经典例证。司提反·查诺克的著作《论上帝的存在与属性》（The Existence and Attributes of God）则有大量的“应用”，并带有很强的基督论方面的关注。这都显示出，正确地理解上帝的属性对信徒的生命来说具有巨大的实际应用意义。当然，古德温、欧文、查诺克都不是单独的特例，他们仅仅是清教徒具有何种方法论特征和神学写作风格的著名例证而已。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真正的灵修是建立在良好的神学基础上的，而良好的神学应当激发出这样的灵修。所以，许多现代神学著作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失败了；我们应当感谢清教徒，他们向我们展示出神学和灵修不仅是彼此相关的，而且必然是彼此相关的。

清教徒将神学与灵修结合起来，因为这些人是传道人，蒙召被分别出来向属上帝的子民宣讲上帝的圣言。如今，有一种令人遗憾的区分，就像神学本身不是灵修性的。我们读到的绝大多数清教徒著作都是重新印刷出版的讲道集。这就是说，绝大部分清教徒的著作都是人对上帝成文圣言所作的解释，他们会针对自己听众的头脑、心灵和灵魂来说话，吩咐人应当信上帝，召罪人悔改，并高举基督。约翰·欧文的《论治死罪》（Of the Mortification of Sin in Believers）对《罗马书》8章13节作出丰富的解释，它是由在安息日下午对牛津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所宣讲的一系列讲道组成的。在我们看来，教会所产生的最优秀的神学家是牧师和布道家，情况本应如此；借用托马斯·古德温的一句话说，上帝只有一位独生子，祂却让祂做了传道人。教会今天需要一代有才干、博学的传道人，他们认识自己的圣经，也认识他们的上帝。出于这一原因，写作这样一本书是一项特权，因为在研究清教徒著作的过程中，我们的心灵已经受到了激励，头脑受到了启迪，我们希望诸位也有同样的经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