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费兰度-使徒行传
当代应用
客观和主观的结合：今天，我们发现要将基督教的主观部分和客观部分结合起来是何等困难。因此，初期教会在这一方面挑战我们。我们有“精通圣经”的教会，这些教会却没有什么动力，因为它们只有死气沉沉的正统教义。许多年来，福音派运动的一些环节在信仰的经验层面较为薄弱，特别是在传福音这一环，直到灵恩运动突然冒起为止。
这或许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宣教活动进行了那么多年，直到近期，福音在亚洲的进展还是那么缓慢。亚洲本身拥有丰富的灵性传统，所以重理性和行动的福音派信息对它来说，欠缺吸引力，不能满足它。教会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出现了许多运动，把基本的基督教福音的主观层面重新带回来，例如灵恩运动、卫斯理圣洁运动、莫拉维亚运动（Moravianmovement）。可是，这些教会往往缺乏稳固的圣经教导。我相信，我们目前看见，许多福音派的教会对过去僵化的正统教义有一种反动，结果危险地受到当今的后现代思潮影响（参下一段），就是强调主观经历，而舍弃客观知识。
然而，教会历史上充满了许多美丽的例子，有不少的基督徒领袖和基督教运动把火热的心和健全的思想结合起来。从初期教会说起，我想到使徒保罗、俄利根、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圣奥古斯丁（Augustine）、清教徒、巴斯噶（BlaséPascal）、约翰·卫斯理、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以及芬尼（Charles Finney）。在20世纪，我可以想到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琼斯（E.Stanley Jones）、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巴刻（J.I.Packer）、海福德（Jack Hayford），卢云（Henri Nouwen）和皮柏（John Piper）。我们该花多一点时间在这些伟人身上，好让他们那能结合火热的心和健全思想的能力，在某些方面感染我们。
然而，在这个事事讲求速度和专门化的时代，我们宁可拥有专科学者和专门的属灵作家，也不愿意花时间在这些人身上学习应该学习的属灵功课。其实我们所谈论的结合，是同时要处理生命中的许多领域的。我们若让真理变得支离破碎，我们的教会就只会变得软弱无力。没有客观的事实和深入的属灵经历作为基础，就不知道何谓认识神的深入意义了。因此，从使徒行传第一章推断，由那些得到圣灵赋予能力的人来负起教导的工作是最理想的，这些人的教导是基于福音的客观事实，而教导的结果应该带来传福音的行动。
真理与后现代思潮：第2至3节显示，真理在基督教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这段经文的三个表述，每一个都跟我们今天所谓的后现代思潮背道而驰。后现代时代始于何时，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建议的日期从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也有。以下的讨论将会提及这思潮的一些特点。
（1）我们说，耶稣“藉着圣灵吩咐”（2节）主要是关于大使命——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太二十八19-20）。
基督承诺这事工会使人们离开自己本来的其它宗教，去跟从他。可是，这命令直接跟后现代主义其中一个重点——宗教多元主义——抵触。根据多元主义，没有任何思想体系可以声称拥有绝对的真理；所有宗教在信仰的领域中差不多都是地位平等的。维伊（Veith）指出，现代主义者多方面辩称基督教是假的，而后现代主义者却不是这样争辩。他们主要反对的是基督教声称他们拥有惟一终极的真理。
后现代主义者热切地跟人分享他们的信念，好让其他人可以向他们学习。可是，按照他们的看法，任何群体都不应该自以为拥有绝对的真理而致力使他人归入自己的阵营。然而，这正是基督徒所要做的事。因此，对当代的基督徒来说，有两个问题就显得重要了：“为什么我们仍然坚持基督教的福音是独一无二的？”以及“为什么我们仍要在这多元主义的时代中宣扬基督？”
（2）路加下一个关于福音真理的表述（3节下），是我们回答这两个问题的重点：我们可以那么大胆宣称这个信息是独一无二的，好像保罗跟雅典的多元主义者谈论时那样大胆，因为主的复活是这信息独特性的终极证据（十七31）。基督复活了，这信念是福音的基石；这信念已被充分证实了：“他受难以后，用许多证据向使徒显明自己是活着的”（一3上）。可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反对宗教的真实性可以建立在客观的事实上。在这种景况下，我们必须坚持基督教的信息：基督教的真理是绝对的，这保证源自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这事实证实了耶稣对自己的一切宣告和他的福音都是真的；而耶稣复活这事由许多绝对可靠的证据证实了。
对客观真理失去信心，是了解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关键。在科学界，人们猛烈抨击宇宙是秩序井然的概念，即宇宙是循着牛顿物理定律，在绝对空间和时间内运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显示先前视为绝对的（空间和时间），有时是相对于观察者的参照标准。这个理论大受欢迎，触发了一场所谓的科学革命。爱因斯坦带来一个新的绝对，就是光的速度。许多人更把相对论的概念扩展到其它领域，譬如，宗教和道德的范围——这是爱因斯坦从没有想过的。相对论变成了相对主义——没有绝对。
在科学的其它领域，客观事实的概念同样受到严厉的批评。根据牛顿的模式，世界被视为在数学上是秩序井然的，而具有逻辑公理的数学被视为认识物理世界的一个有效的工具。欧几里得几何学（Euclideangeometry）被认为是描绘物理现实的一个适当方法，它是建立在十项公理上，譬如其中一项公理是：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是一条直线。自18世纪起，这些公理也受到置疑，人们发现在数学上真的事物和物理上真的事物之间，可能存有一个鸿沟。或许最极端的挑战是来自量子物理学（Quantum physics），它看似违反逻辑或普通常识的基本准则。这一切的结果是贬低了客观真理的重要性。
哲学方面，重点也有所转移。现代之母是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的焦点是理性主义，拥护因果关系。可是，后现代主义是存在主义之子，注重的不是“外在”的客观事实，而是我们本身的思想，我们“内在”的概念。因此，真理被看作是主观的，源自你这主体，而非源自你以外的事物或个体。在这氛围下，个人的真理变得重要：你从自己独特的经历得到你的真理，我也从我自己独特的经历得到我的一套。没有人可以声称拥有绝对的、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
今天用以说服人的方法，就显示出人们贬低理性的重要性。我发现后现代主义原来影响着斯里兰卡的人所看的电视节目（多数是西方节目）这引发了我去研究这个主义。身为青年工作者和两个少年的父亲，我觉得自己有需要深入探究这东西。我惊讶地发现有许多广告，不是用理性论据来说服观众某产品的价值，而是用感性印象，让观众对某产品产生好感。
后现代存在主义的思想已经大大影响了今天的教会。我甚至会这样说，在福音派的许多环节，经验正取代圣经成为最高的权威。如果我们查看实践课题的书本和教导，就经常会发现统计资料、研究调查和人的经历例证，已经成为权威性指引。许多基督教的管理教导都是以管理专家作为权威。圣经只是一本从中找引句或例证的书，用来支持在别处找到的真理。但情况应该刚刚相反：我们应当自圣经取得真理，然后从世界寻找说明这些真理的途径。韦尔斯（David Wells）谈到主要存于北美福音派中那些将基督徒行为理论化的人，说：“虽然他们尊重圣经，但一开始认真为教会生活想方法时，他们很快就转向其它的途径寻求答案。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神学正在消失”。
今日有许多福音派传道者、作家和带领敬拜的人，往往宁愿把焦点几乎全放在基督教信仰中较具安慰性的主观经历上。许多福音派人士的灵修时间只是从灵修书籍里领受一些启发性思想。再一次，最重要的喂养来源不是圣经，而是启发性故事：“感觉很好，因此这必定是来自神的”。
可惜，今天许多福音派的讲道都迎合这种讲求“感觉好”的心态。宣道所占的时间越来越少，因为好像见证等元素却越来越突出。娱乐已经取代了热爱真理，成为吸引人来信福音的主要方法。可是，我们习惯了将“感觉好”跟神的活动挂钩，就会造成问题：只因为有些东西使我们有好的感觉，于是我们开始以为这些错误的东西也是神的旨意。西方的统计数字可悲地指出，在性道德方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行为没有大分别；换句话说，很可悲的，圣经已经不再是主宰基督徒行为的主要因素。
以上所述的一切都证明了福音派运动显著地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注重感觉和主观的事物，忽略绝对和客观的真理。强调这些东西可导致福音派向多元主义开放。一旦经历不再新鲜，或“心灵的黑夜”来临（这肯定会来临），我们就没有坚固的基础去继续坚持基督教的独特性和绝对性了。我们所依靠的经历和见证，不足以使我们顺利度过这些黑暗的时刻。我恐怕福音派运动中许多人士，由于忽略基督教的真理，已经不知不觉陷入了所谓的原始多元主义立场（proto-pluralist position）。我们今天的挑战是要找出方式宣讲基督教的客观真理，能适切和吸引这个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我们的希望乃在于知道后现代所渴求的真正主观经历，最终只有神藉着耶稣才可赐予。
（3）使徒行传第一章呈现出福音真理第三方面的教导是有关“神国的事”，这包括了人必须顺服那位超然之神的统治。这是后现代主义者最不想做的事。与其寻找在外边的神，他们宁愿寻找在自己里面的神。新纪元运动分析家罗斯赞克（Theodore Roszak）说，我们的目标是“唤醒那沉睡在人类深处的神明”。这是新纪元运动在这个时代迅速增长的一个原因。我们自己已经有足够的神性来满足人类那无可救药的宗教狂热（这是现代世俗人文主义无法达致的）。可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神并不是超然至高的神，因为对许多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来说，有这样的一位神明，是一种侮辱。我们实际上是以泛神论来看现实；这就是说，各样事物，连我们自己，都是神的一部分。对艾哈德（Werner Erhard，他是EST和FORUM的创立者）有巨大影响的穆坦南达（Swami Mukthananda）充分表达了这种思想：“向你自己下跪。尊崇和敬拜你自己。神住在你里面成为了你”。换句话说，神国的信息中有关至高神的统治，冒犯了那些受新纪元运动泛神论影响的人。
总而言之，福音跟我们现时的多元主义、主观主义和泛神论，是互相抵触的。寻找适当和有效的方式传达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大挑战，我们必须为此付上许多精力，努力不懈。一方面，我们有责任去改变我们的方法，好传递这不变的福音，让人人都愿意聆听。另一方面，我们有牧养的责任，帮助培育基督徒知道怎样研读圣经，怎样把圣经应用在日常生活中——那就是说，人以圣经为至高的权威，在后现代的世界中实践这信仰。
教导圣经来预备复兴：德拉蒙德（Lewis Drummond）研究约西亚的复兴，他这样写道：“属灵的醒觉经常靠着神话语的翅膀向上高飞。不管人们忽略了神的真理多久，有一天它终会显露出来，完成它奇妙的工作。”这对渴望复兴的传讲真道者来说应该是一种鼓励。他们在看起来是荒芜的土地上辛劳，所见的成果很少，或许很想改变侍奉的重点，从坚定地宣讲神的话语转而迎合基督徒，说些使人“感觉良好”的讲章。
我们该记得，耶稣有了初步成果之后，群众因为他所教导的话而离开他。“这话真难，谁听得进去呢？”（约六60）可是他坚持到底，继续教导留下来的少数人。使徒行传第一章显示，即使耶稣跟门徒在一起超过三年密集的教导，他们还没有真正明白耶稣教训中重要的一项——神的国。但他所教导他们的，最终在他们的生命中开花结果。他们得到圣灵所赋予的能力，出去传扬好消息，引发出世界前所未有的大使命。保罗在一个不同处境下说的话，也可以应用在教导的事工上：“所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只要不灰心，到了适当的时候，必可收成”（加六9）。
重点的偏差：教会中偏向任何一种关于圣灵的重点，都可以使基督教流于偏差。“归信——加入教会”的解释，其危险在于它可能减弱人对神的丰盛之渴望，制造一群半生不熟的基督徒，他们没有经历到神愿意他们得到的各样好处。
另一方面，那些强调受灵洗可以使人有能力去履行使命的人，可能忽略了过圣洁生活和结圣灵果子这重要的一面。现在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成了灵恩运动该关注的一大课题。卫斯理宗强调完全成圣，提出圣灵的充满使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帖前五19-24），纠正了这个偏差。
然而，卫斯理宗的强调，可以引致一种不健康的完美主义，引入不符合圣经的标准来鉴定人是否完全成圣。我也视那些等候圣灵来临的聚会为危险的。我们受命等候，直到我们知道我们完全拥有神的一切。可是，我们不应该将任何不是出自圣经的事物等同于这种完满，视它们为完满所必定带来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时常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拥有一切圣经说我应当拥有的？”
圣灵在基督教事工的优先位置：正如南非的宣教学者博斯奇（DavidJ.Bosch）指出，圣灵和宣教的关系是教会历史上备受忽略的一个因素：
到了公元第2世纪，重点已经转变，圣灵几乎完全成了信徒成圣的媒介，或者使徒权柄的保证。第16世纪的新教改革，倾向强调圣灵的工作是见证和解释神的话语—–第20世纪才逐渐重新发现圣灵本身的宣教本质。产生了这种趋势，主要是因为人们重新研究路加的著作。
这方面的先驱之一是英国圣公会的艾伦牧师（Rolland Allen·1868-1947年）。他在中国任了短期的宣教士，又在英国任了短期的牧师；之后，他领悟出全新的观点，把它们写在1912至1930年出版的几本书和文章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书《五旬节与世界：＜使徒行传＞中圣灵的启示》（Pentecost and the World：The Revel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Acts of the Apostles”）。他支持本土教会不必依靠外国的宣教组织，而应该依靠圣灵。这些著作首次出版时，他“那把责任“移交”给新生基督徒和信靠圣灵的想法，似乎不仅激进，而且还是不负责任”。
艾伦知道他的想法远远超越自己的时代；他甚至向儿子预言，他的著作在1960年以前都不会得到人们认真看待。这个预言不但应验了，他在今天更被认为是第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宣教学者之一。其中一位最早探讨他所强调的圣灵与宣教之关系的，是到尼日利亚宣教的美国基督教改革宗宣教士波尔（Harry Boer），他影响深远的著作《五旬节与宣教》（Pentecostand Mission）在1961年出版。今天，十分感恩，虽然有许多关于这课题的思想和写作，但这部著作仍然是我们不容忽视的。
使徒行传第一章意味着侍奉的人若没有经历到圣灵，不应进行事工。具有严重属灵问题的基督教工作者，通常不肯听从劝告停止他们的工作，花些时间单独与神相处，好尝试重整自己的属灵生命。他们一般提出的理由是：如果他们这样歇息下来，他们的工作就会崩溃了。可是，比这更糟的，是容让人凭肉体来从事神的工作，因为那样的话，最尊贵的工作就会用卑劣的方式来完成，神的名字就受到羞辱了。
我们很容易分心，用别的东西来取代圣灵的能力，寻求保障。精彩的节目编排，以及采用最好的现代科技、管理技术和建筑设备，都可以产生令人赞叹的效果。有人说过，福音派许多教会里95％的事都可以在没有圣灵的情况下进行。许多人会被教会提供的完善活动所吸引而前来。人每周想参加一次宗教活动，而在我们这以娱乐为本的文化里，教会只要提供有趣味的活动就能吸引人，就像优秀的音乐会或体育活动一样。可是，基督教的事工是在圣灵里的事工；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美好的活动安排最终都只会是徒然的。
所以，不管我们是谁，无论我们为神做什么，我们所热切渴望的应当是被神的灵充满，好让我们的工作是源自他的能力。正如雅各要跟哥哥以扫会面，面对这重大挑战时所做的那样，我们也要大声喊叫：“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创三十二26，《和》）这种态度在钟马田博士所说的故事中充分表达出来，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老的威尔士传道人在某小个镇的教会传道。群众已经集合，但讲员还没有到，因此领袖们派了一个女佣到他的家去接他。女佣回来报告说，那传道人正跟人谈话，她不想打扰他。他们说：“奇怪，人人都在这里了。回去告诉他时间已经迟了，他必须前来”。她再次前去，回来报告同样的情况：“他正在跟人谈话”。领袖们问：“你怎样知道？”她回答说：“我听见他对那位跟他在一起的说：“如果你不跟我同去，我就不会前去向这些人传道。””聪明的领袖们回答：“啊，那没有问题了，我们还是等下去吧。”
对末世的好奇心：很奇怪，尽管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警告，表明猜测世界终结的日期是不恰当的，但基督徒依旧作出明确的预测，带着权威宣告，世界历史中的某件事是末日将近的征兆，或某年某月某日将会是世界末日。教会历史已证实了许多具体的预测都没有实现，基督徒怎么还继续这样做，让诚心的信徒事后感到迷惘？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容易上当，竟然又被另一个这样的预测欺骗？
有许多原因造成这个情况：（1）作这些预测的，许多都是虔诚的人，我们不容易将他们所说的话置之不理。有些人自称有预言的恩赐，拒绝他们所说的话，就好像拒绝神特别的信息。然而，保罗说，即使他本身或天使传讲的事物，若是跟加拉太人原初所领受的启示有所不同，新的信息就要摒弃（加一8）。我们最终的权威是神的话，虽然虔诚人或有预言恩赐的人所说的话应当受到极度认真的对待，但这些话若是跟圣经相违背，就必须摒弃。
（2）圣经预言有些事将在末世发生，而我们今天看见这许多事情真的正在发生。这使我们兴奋不已，因为自己可能正活在世界终结的时代。征兆出现，似乎表示这些预言明确地应验了，暗示末日随时来到。人在这种处境下，采取合乎圣经的态度，就是作好准备，积极参与神国的工作。这无疑是基督的末世讲论中的教训（太二十四～二十五）。马太福音二十四章44至46节精简地概括了这种态度：
所以你们也要做好准备，因为人子在你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到。
那么，谁是那既忠心又聪明的仆人，受主人委派管理全家的仆役，按时分粮食给他们的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做，这仆人就有福了。
使徒行传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该对末世有过分的好奇，却应该期望末日来临——注意天使说，基督怎样往天上去，也会怎样再来（一11）。人问约翰·卫斯理，假如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会做什么：卫斯理的回答充分表达出这种对末世的态度：“我做的事，将会跟我计划了现在要做的事没分别。”他接着一口气读完他当天的日程表。我们应当随时作好准备，迎接基督回来，却千万不要跌入陷阱，猜测末日来临的日期。
耶稣对门徒的回答（一8）表明我们主要的工作应是传福音，这就是准备世人迎接基督的再来。耶稣自己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世界各地，向万族作见证，然后终结才来到”（太二十四14）。伟大的新约神学家拉德（George Ladd）称这经文“对今天神的子民来说，可能是神话语中最重要的一节”：这节“是神话语中讲述主再来的时间最清晰的句子”。事实上，末日的征兆和教导可以成为传福音的有效工具。对未来发生的事，人很自然有好奇心，所以有兴趣知道圣经在这方面说了什么。不过，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掉进陷阱，容让自己的一些教导超越了圣经的内容。
狭隘的眼光：门徒询问有关复兴以色列国的事，耶稣的回答隐含了两个指责，而第二个指责是关于门徒狭隘的眼光。耶稣用“地极”来回复他们。按照新约圣经，基督徒的生命不容许有狭隘的眼光、种族主义和偏见。我们讨论彼得探访哥尼流的家时（徒十），将会探讨偏见的课题。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所看到的是一种狭隘的眼光，人过分关注自己的事，就相对地对别人的事漠不关心了。耶稣的回答是要建立一种宣教的方向——提醒我们，我们传福音的责任，是要传到“地极”才能终止。
教会在历史的不同时刻曾失落了自己对世界的异象。然而，神经常呼召重要的仆人，打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明白教会对世界的使命（路二十四45-48）。新教运动失去这重点时，神就差遣他的子民将这重点带回给教会，例如，神派了莫拉维亚派（Moravians）和约翰·卫斯理（1703-1791年）——卫斯理说：“世界是我的牧区。”
神不总是用好像卫斯理那样受过高深教育的学者来使教会再次关注宣教。他有时使用像使徒们那样的“乡下人”。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1761-1834年）年轻时尝试使浸信会信徒意识到这异象。他在一个牧者会议上提出“耶稣吩咐使徒要教导万民〔太二十八19-20〕，这命令难道不适用于以后所有的传道人直到地极，因为那伴随的应许的范围也是同样广泛的”。他们不听克理的话，但克理坚持己见。他写了一本小册，题为《探讨：基督徒采用方法使异教徒归信的义务》（An I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义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他自己回应了这个呼召，浸信传道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也就诞生了。这类故事在教会历史中多得数不胜数，其中包括我过去侍奉了21年的斯里兰卡青年归主协会（Youth for Christ）。
我们常常需要恢复教会对宣教的关注，因为我们自然倾向于狭隘的观念。本地的挑战可能看似很大，所以我们看不见自己对世界的责任。宣教的异象通常使人感到为难，它会给我们许多的要求，是我们必须回应的——且那不是为了利己，而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我们可能必须在组织上作出改变，使我们感到不安。然而，领袖若得到圣灵的加能赐力，满有异象，在他们的带领之下，我们可以使宣教的异象持续燃烧不灭。卜·威廉（William Booth）由于年纪太大，又有病在身，不能参加救世军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会。因此，他送了一份电报去，要求在周年聚会上才打开。电报上只有一个词：“其他人”。人们相信威廉·汤朴（WilliamTemple）说了这话：“基督教会是世界上惟一的组织纯粹为非会员的利益而存在。”宣教！
肩负大使命的基督徒：耶稣就像一个优秀的推动者，经常让门徒保持着托付给他们工作的异象。这是所有领袖的优良典范。一般民众经常十分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于是看不见这伟大的异象。有些人可能太投入于维持运作或解决问题，于是看不见异象。因此，他们开始失去动力，停滞不前，结果是慢慢地死亡。正如有人曾说：“为自己生存的教会，也将因自己而灭亡。”瑞士神学家卜仁纳（Emil Brunner）有一次这样写道：“教会靠着宣教而存在，就像火靠着燃烧而存在一样。”
领袖有责任把这伟大的异象摆在众人的面前。耶稣在这方面是我们的典范。他谈论这使命的重要性（太二十四14）：他向门徒陈明众人的需要，向他们发出挑战（九36-38）；他回应反对的意见（约四35-38）；他以自己为他们可效法的典范（二十21）；他指示他们应该往哪里去完成这使命（太二十八19；可十六15；徒一8），以及应该怎样去做（太十5-42，二十八19-20；路二十四46-48；徒一8）。注意耶稣表达这使命时，既运用了创意，灵活变化，又有引发动机，加入了指引。效法这个榜样是领袖的一大责任。我觉得，除了呼吁人为同工祷告和装备同工以外，接下来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把异象放在我所领导的运动（青年归主）之前，让人看见这异象的荣美，让人知道我们那独特的呼召，就是要把基督的福音传给未得之青年。
我们若认识到大使命在初期教会所占的重要地位，我想，我们该会赞成采用像“肩负大使命的基督徒”、“大使命的生活方式”等短语。有些反对这些短语，认为它们会使人分心，忽略基督教使命的其它层面，譬如，履行社会义务。这种情形有可能发生，而且很可惜，在那些过分强调大使命的基督徒当中也曾经发生。然而，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圣经对信徒的社会义务有清楚的记载，特别是在旧约中。我们绝不应害怕完全遵从圣经的教训。要将使命中的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并不容易，这是真的，因为我们自己在服侍穷人的事工上也发现这一点。可是，符合圣经的事工有什么时候是容易的呢？感谢神，在福音派的光辉历史中，福音派信徒曾身体力行，委身于使命中的双重任务——传扬福音和关怀社会。
鉴于耶稣使命的迫切性，我们全都应该追求成为肩负大使命的基督徒，并且竭力使所有基督教机构和教会都参与大使命运动。我们的生活应该常常受到使命的影响，好让我们愿意不惜一切去寻找丧亡的人。宣教当然既要进入街头巷尾，也要前往天涯海角。基督徒领袖的责任首先是自己对使命有炽热的心，并为这托付摆上代价（参林前九）；然后，他们由于这份热忱的委身而赢得了信任，并且他们必须经常将宣教的异象放在他们所领导的群众面前。
作见证的基督徒：纯粹从个人的层面来说，肩负大使命的基督徒首要的是作个见证人。琼斯（E．Stanley Jones，1884-1937年）是在印度的美国宣教士。他在印度的知识分子当中曾有过成果显赫的福音事工。他通过写作，成为亚洲许多基督教传道人的导师。他年轻的时候，曾挣扎自己蒙召是作律师，还是作传道者；他最后决定要成为传道人，成为“神的律师”——“为他陈明案情，为他的案件辩护”。许多亲朋好友前来听他第一次在母堂传讲信息。他讲了六个句子之后就错用一个不存在的词“冷漠主义”（indifferentism）。他看见会众当中一个年轻女士为此笑了一笑——跟着他的脑袋空白一片！沉默了一段长时间之后，他冲口而出：“唔，朋友，很抱歉，我忘了我的讲章！”
正当他开始羞愧地走回自己在第一排的座位，他听见神说：“我难道没有为你做过什么？”他回答：“呃，是的，你当然做过”。神又问他：“那你不能将那些事告诉他们吗？”他回答说：“或许我能够”。因此，他没有坐下来，转身对着会众说：“朋友，诚如你们所见，我无法讲道，但你们知道我信主前后的生命。虽然我无法讲道，但我确实爱主，我将会用我余下的生命为他见证”。琼斯说他当时“再说了一些类似的话来填满这段难过的空白时间”。崇拜过后，有个年轻人前来对他说“我想找寻你所找着的东西”。
琼斯最终成为神的律师。他把自己沉浸于圣经和印度的文化中，有效地向生活在那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宣讲基督，直到接近90岁为止。不过，他经常视讲道为见证：“正如＇所有伟大的文学都是自传＇，因此，所有真正的讲道都是见证”。
假如圣经所见证的某些东西在我们生命中并不真实，我们就有必要停止我们一切的活动，抓紧神，直到我们知道它对我们是真实的，正如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专心祷告那样（一14）。相信圣经，就是相信圣经所说的是行得通的，实际上确实是奏效的。琼斯讲了一个年轻传道人的故事，这传道人说：“我一直在作假见证，一直传讲对我毫无作用的信息。我要告别这种不真实。我会让神在星期天之前在我身上做些事，如果他不在星期天之前为我做些事，我就不讲道，其他人可以讲。”他用星期六一整天退修；神找着了他，他站在讲台上成了一个全新的人。那个星期天，会众的生命受到冲击——他们有一个全新的牧师！会众发现自己正在寻找那年轻牧师所找到了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