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宽容的不宽容

第二章、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要在网上稍微浏览一下，你就会发现很多出自宗教右翼人士之口的恶劣言辞：

你说人应该对圣公会的、长老会的、循道会的等等这些人和善一些。胡说八道！我才不用友善对待敌基督的灵呢。我可以爱那些有错误观念的人，但我不会友善对待他们。【1】

我希望你可以允许不宽容的浪潮洗刷你一下。我希望你可以让仇恨的浪潮冲一下。是的，仇恨是好的……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我们都符合圣经的责任，我们被上帝呼召出来，来征服这个国家。我们不希望有平等的机会。我们不接受多元主义。【2】

如果一个人只通过这些言语了解到基督教，他可能更容易对左翼人士有好感。左翼人士认为基督教不宽容。

如果基督教的内部人士力图从上面这两段话中读出任何可能的善意，他们可能会指出：有一类基督徒的学问中认为，基督教的“爱”是以某种果断的方式去看一个人里面的某种善，而不赋予其任何必要的情感内容。这意思是：他们说，你可以爱一个恶心的变态狂，而在感情上可以恨恶他们的怪癖。那一句“仇恨是好的”也有一定道理可陈：有一条符合圣经的诫命，就是要去恨恶罪恶的事物。然而，基督徒已经基本上知道如何将两种对立面结合起来，即对不圣洁的厌恶，与对敌人的那种坦诚的爱。这不仅仅只是因为他们跟随的那位主，曾经在十字架上痛苦并大声呼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如果基督徒谈到用很积极的传教行为来“征服”一个国家，这是一回事；但如果他们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他们要用武力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个国家，或者靠着人数众多，他们就等于忘记了圣经自身对基督和凯撒、对教会和世界的区分，还有圣经对基督徒怀有怎样的期盼是合法的（是他们认为现在应该发生的）与他们盼望会在未来发生的事之间的区别。更糟糕的是，他们也会耳朵蒙住，以至于听不到他们在局外人中的名声如何。

但是，持这种立场的基督徒，不会花一丁点时间来审视自己的修辞，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事物的重要性，是值得为之争论的。大多数会与他们辩论的人，都不会在这些基督徒提出的问题上讨论，而是用一种同样的、或更大的不宽容，来斥责这些基督徒的不宽容。

早在1991年，当时很著名的新闻记者兰斯·莫罗（Lance Morrow）为《时代》杂志写了一篇封面文章“一国指指点点的人”，开篇是这样说的：

多管闲事的人（Busybody）和爱哭鬼（Crybaby）正在成为美国操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小朋友。

多管闲事的人是那个爱欺负人的、眼里闪耀着阿亚图拉的光芒、执行正确性的小长官。他到处喊叫，告诉其他孩子说，他们不能抽烟、不能太肥、不能喝酒、不能穿皮草、不能吃肉等等，否则就无法适应正在形成的新的族群规则。

而爱哭鬼呢，则是一个卑鄙的、控制欲强的小鬼头，带着律师和尿布疹。他是华盛顿的市长，在旅馆房间因吸食毒品被捕（被录像摄下了）。房间里还有一个女人，但不是他太太。他称自己是一名受害者，是那个女人的受害者，是白人非正义的受害者，是全宇宙的受害者。如此等等。

这两类人，一类过于活跃的，和一类过于消极的，都正在塑造美国人性格中的新畸形。多管闲事的人们刚开始让美国社会都感染上一种恶心的“不宽容”，这种激情是用来检视人们的私生活的感情，试图把私生活套进某种标准化的模子里去。用弗洛依德的词汇来说，他们可能就是美国人性格的“超我”（superego），成了一群傲慢跋扈的监狱长。而爱哭鬼们则是混乱的本能冲动（id），又哭又闹地表达着他们的需求，以及像婴儿般的不负责任。【3】

在这段富有洞察力而且幽默的分析之外，还要补充一个事实，即这两类人（多管闲事的人和爱哭鬼们）都用不宽容来讨伐对手。莫罗的这篇文章深刻揭示了现今蹂躏美国公共话语的几种两极分化现象。但是，当多管闲事的人们的不宽容，在他们看来，是基于他们的宽容，这场辩论中就带进了一种讽刺意味。他们的宽容，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说的“压迫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4】

我在这一章要做的，就是列举过去十年里的一些例证。我会从一些混杂的例子开始，然后集中讨论在教育、媒体、性身份等领域的例子，最后考察在多大程度上，这种不宽容的宽容（intolerant tolerance）是用来反对基督教的。

各类例子

在2005年，总部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合作银行（Co-operative Bank）让一个基督教组织“基督徒之声”（Christian Voice）注销其银行账户，因为这个组织的观点与银行的立场“不兼容”。【5】银行的公示这样说：“本行发现，‘基督徒之声’机构在性取向上发布了一个歧视性的声明……这种公共立场与银行不合。本行致力于公开支持多元化和员工、顾客和股东中各种形式的尊严感。”所以，该银行凭借支持多元化之名，注销了它多元顾客中的一位！即使在这一过程中，银行也不是前后一致的：银行肯定也有很多穆斯林客户，他们和“基督徒之声”一样，都是谴责同性恋行为的。当这个新闻在BBC中播放后，银行还声明说：“我们认同每个人都有关于宗教的思想自由，但是，我们不认为，这种自由就可以让人们积极地鼓励或从事歧视活动。”显然，这个银行认为私下的宗教思想是可以接纳的，只要你不顺着宗教采取任何行动就好。而这样的说法，其意思肯定立刻将宗教缩小到了狭小的私人领域中。同时，“歧视”这个词被赋予了“不宽容”的修辞力量，在使用它的时候，并没有对歧视进行任何理性反思。大多数人每天都会有很多歧视行为，而整个文化也都弥漫着某种歧视：我们不会雇佣恋童癖的人做学校校长，我们不会任命一个文盲做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总指挥，等等。如此一来，银行的确对“基督徒之声”施行了某种歧视。问题的重点应该在于：某种歧视的行为是不是好的、合理的、正当的呢？因为歧视可以表现为善的形式和恶的形式。但是，合作银行并没有在问题的这个方面进行讨论（这里涉及的是同性恋）问题；“基督徒之声”之所以会引起银行的注意，是因为这个机构公开谴责一部被他们描述为有亵渎内容的剧目：《杰瑞·斯普林格：歌剧》（Jerry Springer:The Opera），就是因为“基督徒之声”歧视同性恋，所以就歧视地对待了这个机构。

在2007年秋季，一位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的社会学教授唐纳德·欣德利（Donald Hindley）在课上讲到拉美政治时，告诉他的学生说，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过去曾被称为“湿背人”（注：表示非法入境的劳务工人）（wetbacks）。这是一件不容争议的史实。实际上，当艾森豪威尔内阁在1954年试图遣返100万非法墨西哥劳工时，这项工作的官方名称也是“湿背计划”（Operation Wetback）。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下，课堂上出现了一个不满此语的学生。在接下来产生的课堂混乱中，两个学生说，欣德利此评不只是对历史事实的陈述，还加了其他内容。当时，欣德利教授已经教课48年了，从未有过学生的投诉。经过漫长的行政程序，学校认定欣德利教授有罪，罪名是“种族骚扰”，还给他安装了一台教室监视器，以便一直监测他的言语。而所有这些加在这位教授身上的，都没有经过一次正式的听证会，或是在判决之前有任何书面认定。到了2010年初，这个案子还没有解决，但对此事件的热烈讨论已经将布兰代斯大学的师生关系推向了极度紧张的状态，以至于教育个人权利基金会（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将布兰代斯大学列入“校园自由被滥用最严重的学校之一”。【6】

在医学领域，人们好像很难再记起，几十年前，医生们都会许下一个“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其中包括明确的条款，是为了禁止堕胎和协助自杀，要医生不杀人的。后来，几乎所有医学院都放弃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或者至少放弃了那些冒犯人的条款。但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那些希望自己的职业可以受“希波克拉底誓言”约束的医生、护士和其他医学职业人士，他们是出于信仰，才不会去实施一些已经在立法上通过、但仍有伦理争议的工作，这些人的处境却反而变得岌岌可危。他们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要么违背自己的良心，要么放弃医学工作。直到最近，“良心条款”（conscience clauses）保护了这些医学专业人士，允许他们退出一些与良心相悖的医学程序。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立法提案出来，试图要取消这些良心条款。这些把堕胎和协助自杀判断成或说成是违反道德的医学专业人士，他们面临的选择就是或违背良心，或离开这个职业。一些最刺耳的批评声说：医生、药剂师、护士和其他人必须要先考虑病人的权利；如果他们预见到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话，那他们就早该选择从事其他行业。于是，名义上是为了宽容、为了病人的权利，这些医生和其他医学职业人士的权利就该被限制；就算这些病人总可以换一个医生来做手术，就算四十多年前所有医生都曾遵守这样的伦理，但到了今天，新的宽容观要判这些做法为非法。

如果当今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这场辩论的核心话题也将扩展到堕胎和协助自杀之外的领域。医学会促使人们进行优生学的弑婴行为（在荷兰已经公开实施了），或收集遭遇灾难性认知损坏的病人的器官（不少医学杂志早就在倡导了）——这些做法都不是难以想象的。至于这些事情在法庭里会怎样展开，还不好确定。【7】我要说的重点在于，这种试图扩大对不同病人及其权利的宽容的力量，显然已经促使人们对医学专业人士不宽容。

或者你可以访问一下哈佛牧师（Harvard Chaplains）的网站。【8】并非所有的宗教团体都加入了哈佛牧师组织的联合事工（United Ministry），所以联合的牧师觉得有必要警告不属于联合事工的“一些毁灭性的宗教团体”。牧师“愿承诺遵守互相尊重和不传教的原则。我们坚守在健康灵性成长中，个人自由、疑惑、公开批判反思起到的作用……我们是为了帮助你在哈佛的时间里，可以发展健康、快乐的个人灵性旅途。”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那样看待耶稣的降临：为了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健康、快乐的个人灵性旅途。同时，这些牧师特别提出来的一点是，要警告那些宣传‘与上帝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特别是有通过“对自我的毁灭、思想控制、对会员亲友关系的控制’这些方式的人。”

在《纽约时报》2004年11月24日的社论版上，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 D.Kristof）写了一篇对“末世迷踪”系列的犀利批判。这套书的作者是提姆·拉哈耶（Tim LaHaye）和杰瑞·詹金斯（Jerry Jenkins），他们写作的初衷是用小说来“热烈描述耶稣再来，那时他会杀死任何一个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人。”克里斯托弗承认“詹金斯和拉哈耶先生很真诚”，但他也说，基地组织的人也是如此真诚。他进一步补充到，“现在，我已经写过，说支持民主党的州不应对基要派基督徒太过傲慢，而我意识到，这次专栏也会听起来比较傲慢。但如果我曾赞扬过福音派的善工（例如他们在苏丹的达尔富尔所作的赈灾工作），我也还是要谴责那些在我看起来是偏执的东西。”接下来他谈到这套书挣了多少钱，指责两个作者的动机，同时也嘲笑（没有丝毫加以说明）他们之前预设的耶稣再来的日子。

我认为，要求克里斯托弗了解基督徒的末世观包括了什么，了解基督徒中对此存在的很多分歧的观点，这未免太强人所难。但是，那些不认同拉哈耶和詹金斯所表述的末日情形的基督徒，也不能只躲在这些分歧的背后。因为圣经不仅仅要求基督徒减少世上的苦难（就是克里斯托弗所指的在达尔富尔的事工），圣经也确实有一种排他主义的痕迹，即上帝的审判最终会倾倒在不信的人身上。但是，克里斯托弗并不会思考圣经中这样的教导，以及它是怎样与圣经中其他的经文相关联的，或者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或每个立场（包括他自己的）对于其他关于真理的立场，都是排他的。他只是将自己不喜欢的立场谴责为偏执。

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是法国最受尊敬的（如果不是最让人不舒服的）当代作家之一，曾经获得了一大堆文学奖项。他的口气就像年轻的加缪。在2002年的法国，他被四位穆斯林领袖告上法庭。他受到的指控是“施加种族羞辱”和“挑起宗教仇恨”。这件事发生，是因为他曾在一个杂志的访谈中，对伊斯兰做了一些贬义评价。他负面评价伊斯兰为“最蠢的宗教”，还说可兰经比不上圣经：对于可兰经，他说写得很差，圣经“至少写得还比较漂亮，因为犹太人有一点文学天赋。”紧接着在法庭上，几位著名法国知识分子为维勒贝克辩护，但也有几位站在原告那边。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权组织控告他是“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很多左翼作家说他非常粗俗，不值得为其辩护。但可能最精明的评语来自拉什迪（Salman Rushdie）（他知道怎样可以引起伊斯兰信徒的愤怒），他在《英国卫报》中写道：

但是，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如果一个人不再有权利公开地说，他喜欢一本书胜过另一本，那这个社会就不能被称为自由的了。假设任何说可兰经比圣经好的穆斯林，也都因此获罪，那真是荒唐掌权了。

那么，关于“最蠢的宗教”一说，这只是一种观点。维勒贝克在法庭上说过简单却必要的一点：攻击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或信仰系统，并不等于是对这个民族的攻击。这一点当然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基本原则。公民有权投诉对他们的歧视，但不能针对异见，因为哪怕是强烈措辞的、没有礼貌的异见，也是从人们的思想中出来的。不能对思想、哲学、态度或信仰筑起围墙。【9】

法国法庭满有怜悯地宣判被告无罪。

2006年，在华盛顿磨坊溪的杰克逊高中有一场管风琴合奏。这个学校毕业季的传统节目，就是选择一篇乐章来演奏。大家通过投票一致选了比布尔的《圣母颂》（Ave Maria）。乐团曾在冬季演奏会演过，也想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演出。但区监督怀特海德却否定了这个提议：冬季演奏会是一回事，但要在毕业典礼上演奏这样的乐章，可能会被认为宣扬某种宗教。一位学生努瑞提起上诉，坚持说她的宪法权利受到了侵害。如果读一下《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的社论，你就可以学到一点：宽容是怎样很轻易地就变成不宽容的。一位作者赞扬了怀特海德的决定，说她“坚持要管风琴乐团在毕业典礼上演奏一曲世俗乐章，是正确的做法。”不管怎样，“音乐的旋律对我们所有人都很熟悉（有人怀疑这个作者想到的是同名的另一首曲子，但我们不谈这个），而当我们听见乐器奏响的时候，那些词就立刻浮现在头脑里了。”【10】诺丁格尔（Jay Nordlinger）评论说，“今天我们处在思想犯罪的边缘：我们可能唱的不是关于上帝的歌，我们可能听不到上帝的话，但这些音符让我们想到上帝，而这是在毕业典礼上被禁止的。”【11】在努瑞起诉怀特海德这个法庭案例中，西雅图的联邦区域法庭裁定驳回这个学生的指控。案子又被上诉到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学生仍败诉。在2010年3月22日，最高法院不予受理再一次的上诉，就让第九法庭的裁决成立，学生败诉。

在哥伦拜恩高中，曾发生过一起12人被枪杀的惨剧。四年之后，这所学校才打赢一场官司，禁止在怀念展中加入宗教信息。一位受害人偌何布的父亲，曾在悲剧发生后，希望添加一些可以反映出他信仰的话语，但遭到学校禁止。这个案子被一直上诉到各级法院，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所以低一级法院的判定就成立了：学校胜诉，不宽容也胜诉了。纪念展中不能有任何对这个家庭而言最有意义、最有帮助的物品。

这些例子足够了。我还可以加很多很多例子，但你应该已经了解我的意思。我们正在以不冒犯他人之名，把自己放置在一种危险中：人们为了迎合宽容的美德而变得不宽容了。这一点在各个领域中都很常见，接下来我要一一论述，可能会比较有帮助。

教育领域

在这里，我可能需要先做一个区分。谈到教育，一类是广义学术界发生的事，另一类是基督教学院、神学院和大学里正在发生的变化。

在前一领域中，很容易测出一种逐渐升高的压力，让人们服从新的宽容观。以麦克康乃尔（Scott McConnell）为例，他是莫林（Le Moyne）学院教育系的一名研究生。在2005年，他写了一篇学期论文，文章谈到，一个理想的教室环境应该“建立在纪律和苦读的基础上”，应该包括“体罚”。他这篇论文得了一个A减，GPA是3.78。但是几个月之后，他被学院教育系主任开除了。系主任提到“（他）对于教学和学习的个人信仰与莫林学院的课程目标不符。”在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和个人权利中心（CIR,Center for Individual Rights）的帮助下，麦克康乃尔将学院告上法庭，并且胜诉：他又被课程接纳回去。他认为学院的行为是一种不讲信用的做法：他们承诺言论自由，却在学生表达自己之后开除他。

也是在2005，达特茅斯学生议会（Dartmouth Student Assembly）的主席诺亚·瑞纳（Noah Riner）在一次校园迎新集会上发言。这一般是学生社团主席的一项传统责任。他说，学生应该努力的不只是获取知识，品格的发展才是更重要的目标。然后他还说，“品格与牺牲很相关，就是将你自己的益处放下，为了某个更伟大的东西。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他知道做正确的事。他知道代价就是痛苦的折磨和死亡。他还是做了。这就是品格。”【12】瑞纳接下来简单讲了一下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什么。

一场争论无可避免地爆发了。一方面，一位学生社团的副主席写给瑞纳说，“我觉得你在集会上的演讲题目很容易懂，但却是一种权力的滥用。你让我们社团蒙羞，你也让自己蒙羞了。”另一方面，一个犹太学生写给他说，“我们很多达特茅斯的学生都极不赞同瑞纳表达的宗教信仰的很多方面，但是我们的不认同并不给我们权利可以限制他的言论。”【13】对这场骚动最富有洞见的反思是从瑞纳自己而来的：“问题不是达特茅斯已经有了一种正式的言论规范。那种规范很容易建立起来，学生也很容易就会改变它。但是问题却在于，达特茅斯有一种言论文化：有些话题被认为是超越界限的，有些观点是不能讲的。”换言之，在这个宽容的世界里，有些事是不被宽容的，尤其是那些被判定为不宽容的事物。当然，达特茅斯学院正是那一个禁止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在校园散发一千本C.S.路易斯的《返璞归真——纯粹的基督教》（Mere Christianity）（编者注：该书中译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校。禁止的理由是，这样做会冒犯那些非基督徒学生。要留意：被禁止的这本书，并不是淫秽书，也不是关于怎样制作炸药的，不是关于恋童癖的，也不是关于无政府的课程。难道就是因为一些学生会被冒犯，达特茅斯学院就要禁止发放这些书吗？这只是一本温和的基督教护教书籍，最开始是在二战时期的英国电台中播放过的。热烈的抗议者最终还是迫使达特茅斯改变了这个决定。

的确，在过去十年里，一些学校试图“解散”基督徒校园团契（IVCF,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在各校园的分部，包括塔夫茨大学、哈佛大学、罗格斯大学、北卡大学以及其他几所大学。每次这样的尝试出现时，都是因为学校指控团契的校园部有歧视行为，或是因为团契要求员工（虽然不是要求所有会员）都必须认可它的信仰告白，或是因为团契拒绝接受一些宣扬或实践同性恋行为的员工。所以，本科生议会或其他任何相关部门，就歧视地对待基督徒，因为这些基督徒正在歧视其他人。通常来说，权威人士几乎丝毫没有觉得，他们倾向于反歧视的热情，和他们的立场并不一致，而且这种热情正将他们引入某种具体形式的歧视，这种歧视正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禁止的。这都是很具有讽刺意味的。至今为止，当这些案子被法院审理时，最后的裁决都是那个基督徒机构胜诉。

但在加州大学的黑斯廷（Hasting）法学院，事情的进展却相反。那里有一个基督徒法律协会（CLS,Christian Legal Society）的本地支部，被这所大学以歧视的指控解散了：协会只允许那些认同CLS信仰告白的人担任领袖位置。尤其是，法学院认为CLS不能以信仰告白来要求其领袖承诺退出“参与或提倡不道德的同性恋生活方式，而不悔改”。这个案子随后被一路提交上去，甚至到了最高法院，以5比4裁决为法学院胜诉。因为裁决来自国内的最高法庭，有些人把这个判决看作一个新趋势的预兆：所有在美国大学校园表明其道德立场的福音派组织，可能都将被禁。当然，这些团体还是会在校园外继续活动，就像基督徒曾经在坟墓中展开事工一样。但是，坦白说，很多法律专家没有预料到这些噩梦般的情况会发生：法庭的判决是很狭隘的，而如果另外一个案子也显示出某个组织的策略是进行颠覆渗透活动，它可能也会被提交到最高法庭。或者也会有案子不会收到类似的判决，比如一个校园穆斯林组织，它也可能对其领袖成员有类似的要求。我们只能让时间来显明这些进展了。

这些发生在大学与基督徒团体之间的冲突，并不仅限于美国。【14】比如，在英国，同样是在过去十年里，有很多学校如伯明翰大学、赫尔大学、爱丁堡大学以及其他两到三所大学，都禁止他们当地的基督徒联盟（CU,Christian Union，一个大学和学园基督徒团契机构UCCF的本地支部）在校园中开展活动，也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这些冲突有的会持续两到三年之久，至今为止，所有的案子最后都有了一个令人愉快的结果。但是，最有趣的是，大学在历史上原本是言论自由和自由思想的堡垒，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宽容之名，作出极度不宽容之举。以爱丁堡大学为例，权威人士禁止基督徒联盟在校园中聚会的时候谈到性方面的伦理。对此，他们给出的原因是：正统基督教的观点会冒犯到同性恋者。有一次情况变得非常滑稽，甚至连《卫报》这份自由报纸也表达了对基督徒联盟的同情，用学园基督徒团契机构UCCF的主席理查德·坎宁安（Richard Cunningham）的一篇文章，作为它社论版的开题。坎宁安写道，“切斯特顿曾说过，‘一个开放的思想之目的，和一张开着的嘴巴一样：它在合上的时候要咬住某种扎扎实实的东西。’如果‘思想开放’被定义为拒绝对宗教真理和性伦理做任何判断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染上某种知性的病症，像下巴脱臼一样。”【15】

当然，学术界对新宽容观的热情，也不都是指向基督徒的。在2006年，有一位在俄勒冈波特兰艺术学院就读的学生艾夫里尔，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甚至写了一个博客，名为“波特兰无神论者”Portland Atheist）。有一次，他在课后加入了一个松散的学生团体，是讨论灵性的。当时，艾夫里尔挑战了一个学生的宗教信仰。他并没有挑战她信仰的权利，而是问她有何证据可以支持她的信仰，这些信仰的本质是什么。那个学生相信星体投射，相信在另外一个能量层级里生活着一些小精灵。被挑战的学生向学校提出投诉，接下来的几轮讨论中，艾夫里尔和这个学生的交流被描述为一场“口角”，艾夫里尔曾带另外一位学生来旁观，但他这个行为也被认为是“粗鲁、好战的”。在离毕业不到一年的时候，艾夫里尔就被学院开除了。【16】学院这边解释说为什么开除艾夫里尔的时候，说是因为他的行为是“咄咄逼人、有损他人人格、威胁人的”。【17】

这样的压力也不光临到大学生。在2004年9月15日，在德保罗大学，一位长期兼职教授托马斯·卡洛克（Thomas Klocek）留意到一些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画的几张图表。这些学生代表两类人，一类是“巴勒斯坦正义学生会”（SJP,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另一类是“穆斯林联合前进组织”（UMMA,United Muslims Moving Ahead）。他询问学生们的诉求是什么，并指出，从历史上来看，“巴勒斯坦人”这个词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词曾一度被用来指一概生活在某个地理区域的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而不是只指某一个民族。其中一个学生说，她被教授的话严重伤害到了。紧接着，这场讨论就升级了。甚至有些学生说以色列人对待巴勒斯坦人，就像希特勒对待犹太人一样。卡洛克说这两者之间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接下来发生的事，引起了极大争议。卡洛克说，他意识到这样的讨论是无用的，就放下这张活动公告，然后用拇指拨了拨下巴，意思是“我要走了！”但那些学生们说，教授当时把活动公告扔在桌子上，然后对他们比了一个粗鲁的手势。这整个事件的发生，前后不过15分钟。虽然卡洛克教书的履历很好，他还是很快被停职了。他将这个案子提交法庭，告德保罗大学“毁谤名誉”。这场诉讼长达四年！库克郡巡回法院的法官查尔斯·温克乐（Charles Winkler）驳回了这一诉讼（2009年3月）。卡洛克再次提起诉讼，直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案子还没有了结。【18】不论那次争论中孰对孰错，有一点结论是不容质疑的，那就是德保罗大学一手摧毁了卡洛克的学术生涯，仅仅是为了安抚一群不能宽容一次意见冲突的学生们。这些学生听到与自己不同意见的时候，很难不去投诉，说他们受到侮辱和贬损。而新宽容观的文化假设，也倾向于在裁定过程中迎合这些学生。约翰·米勒（John J.Miller）在一篇2005年的文章中，细致描述了美国很多教授都经历过的类似的挑战。【19】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学院和大学校园中的宽容精神是一件有益的东西：今天，有时一个基督徒要在餐桌找到一个空位，比三、四十年前容易多了；但代价却高了很多——如果这个基督徒坚持认为基督教信仰告白中的确存在一种排他性的成分，而这暗示其他人的信仰都在某种程度上是错的，他的位置就马上被从桌上撤离了。人们之所以远离他，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基督徒，而是因为基督徒是不宽容的，而这一点是不能被容忍的。所以，学术界对基督徒施加了一种不算微妙的压力，让基督徒发展出一种（公开的）表达形式，是不能提及那些基于圣经本身的、排他性的宣称，或至少对此默然不语的。正如内森·哈奇（Nathan Hatch）所言：

现代知识界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它无力或不情愿允许有任何确定性的宣称，来设定一对坐标轴，以判定思想和坚信。当然，这种情形存在其积极的一面，就是宽容和主观性（subjectivity）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美德。这意味着，边缘团体（连福音派在内）被赋予更多尊敬，甚至高过本世纪早期。危险……却在于，这一只宽容的小羊，往往在返回的时候，就以一头相对主义之狼的面目出现了。所以，基督徒的日子，可以说更好过一些，也可以说更坏一些：更好，是因为他们得到如同其他人得到的宽容；更坏，是因为没有任何真理被认为是有分量的了。【20】

如果上述这些是发生在更广义的学术界的事态，那么在三类基督教院校呢？

福音派学者，就像长期遭受拒绝的孩子一样，表现得太急于被同辈接纳，太容易往那些让他们更“相关”的方向发展了。（结果就是，）当我们的基督徒信念与当代学术生活的预设一致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发出声音，但在两者发生冲突之时，就没那么多声音了。例如，基督徒更容易把自己放在社会进步的先锋位置，而当要维护一些被今天知识界名流视为反启蒙主义的、不现实的基督信仰预设的时候，就变得困难了。但是，我们不必逃避的，正是这第二种艰难的头脑角力。【21】

要面临这些压力的，不光是那些在比如州立大学等任教的基督徒学人，甚至连那些在基督教学院安顿下来的人也一样。基督的独特性、三一神论、只有耶稣的死和复活才能成就的、坚信圣经中的上帝是创造和审判所有人的，“这些宣称都是不宽容的，而基督徒常常承受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压力，要弱化它们。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会付出代价，至少是声誉上或名气上的代价。不论我们怎样熟练地将自己摆脱这些困境，如果我们这些在基督教高等教育界的人，定意要活出我们对基督的忠心的话，我们就会经历他的责备，正如耶稣自己教导我们的。”【22】

当广义的文化中存在一个坚定的、对《圣经》忠心的基督徒声音，也存在一些坚定的穆斯林的、怀疑论者的、佛教徒的、无神论的声音等等，此时，一种真正的多元主义（genuine pluralism）才会出现。如果都以宽容之名，没有声音可以说其他人是错误的，而且当这种宽容立场被认为是唯一的终极美德时，是不可能在广义文化中产生真正的多元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