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救恩计划

第二章、自救主义

基本上只有两种关于救恩的教义：注1（1）拯救出于神，以及（2）拯救出于我们自己。前者是普遍基督宗教的教义，后者则是普世异教的教义。巴文克（Herman Bavinck）注2评论说：「从消极面来说，异教的原则是否认那位真神，以及否认祂所赐的恩典；从积极面来说，此原则认为人自己的能力与智慧可确保人的得救。『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创十一4）。异教透过各种行为来寻求得救之道，不论这些行为是偏向仪式或道德的特性，也不论它们是偏向积极或消极的本质，人都仍然是他自己的拯救者；除了基督宗教以外，所有宗教都是讲求自救—–而哲学在这方面也没好到哪里去：虽然康德（ImmanuelKant）与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看见人天生的罪性，也承认重生的必要性，最后还是诉诸人的意志、智慧与能力。」

注1Cf．A．A．Hodge：＂Outlines of Theology，＂1878，p．96：「正如我们所预期的，事实上只可能有两种完全首尾一致的基督教神学系统。」——奥古斯丁主义与伯拉纠主义·

注2Geref．Dog．iii，pp．425,426．

因此，耶柔米（Jerome）适当地评论说，伯拉纠主义是第一个出现在教会里的自救思想系统，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与芝诺（Zeno）一类的异教」。注3事实上，伯拉纠主义是广为流传的斯多亚道德观（Stoicethics）以基督教的外貌出现，并在整个早期教会历史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注4伯拉纠是出色的组织者，建立了一套自救思想系统，他以「人的意志有充分能力」为核心原则，自信满满地作出宣称，不是软弱、消极地说人的义务受限于能力，而是欢欣、积极地说人的能力足以胜任一切义务。注5在一方面，他用来保护这系统的方法，就是否认人类在第一位元首里遭遇「堕落」，并因此否认人类承袭从过去历史而来的任何恶事（不论这恶事是指罪，或只是指软弱）。每个人出生时都跟亚当受造时的光景一样，而且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持续处于他出生时的光景。亚当的堕落最多只是一个坏榜样，我们不必跟随他，除非我们选择走他的路；当然，我们要为自己过去的罪负责，也必须因此承受公义的刑罚，但这些罪不能缩减我们与生俱来的行善能力。伯拉纠宣称：「我认为人能够不犯罪，并有能力遵守神的诫命。」注6这能力不只在亚当犯罪后仍然完整无缺，就连在我们自己犯下任何罪之后也是如此。埃克拉农的朱利安（Julian of Eclanum）说，这是指「人在犯罪前后都一样的完全。因此，任何人随时都能选择停止犯罪，并从停止犯罪那一刻开始继续保持完美。另一方面，他否认一切「恩典」（意指人心领受从神而来的帮助），而这巩固了上述的主张：人完全有能力来履行诸般的义。既然不需要这种从神而来的帮助，神也就没有给人帮助；每个人都要靠自己做成得救的工夫，不论他是否恐惧战兢，得救都完全取决于他自身的性情。当然，「恩典」这个词已深植于圣经的陈述里，以致无法完全弃而不用。所以，伯拉纠派继续使用这词，但以新的方式来解释这词，使它失去原本的丰富圣经含义。他们所说的「恩典」，是指神赋予人有不容剥夺的自由意志，以及赐给人一些诱因，来促使人运用他的自由来行善。

注3出自他第四卷耶利米书注释的前言。Cf．Milman，＂Latin Christianity＂i．p．106，note2;De Presensée Trois Prem.Siecles.ii.p.375;Hefele,”Councils”,E.T.ii.p.446,note3;cf.Warfield,”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Doctrine,”1897,pp.4,5.

注4自救主义的观念从未真正满足敬虔的心。Cf．T．R．Glover，＂Conflictof Religions，etc．＂p．67：「每个献上公牛为祭的人，都见证了得救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一直以来，每位敬虔之人的见证都确认一件事，即我们无可避免会感觉到意志的不足，以及感到若信仰要在人心中发芽，最终就必须丢弃斯多亚的自救观（人靠自己的决心与努力来自救）。」

注5康德也有类似的概念：「若道德律要求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这必然代表我们一定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Gesammelte Schriften1907.Bd.VI)

注6＂On Nature and Grace，＂49．

注7＂The Unfinished Work，＂i．91．

因此，伯拉纠主义信奉以下几个重点。神已赋予人一种不容剥夺的自由意志，人藉此而完全有能力履行神对他的一切要求。除了这项天赋以外，神也赐下律法与福音来照亮公义的道路，并劝勉人行在其中；神甚至赐下基督，来为一切将会行义之人赎过去的罪，并且特别要设立一个好榜样。在这些诱因和人类根深蒂固之自由的能力底下，那些远离罪恶而行义的人，将会被公义的神接纳，并按照他们的行为得着奖赏。

这就是在教会发表的第一个纯粹自救主义，可以彻底代表从当时到今日的一切后继思想。

在神的护理之下，这个自救主义在发表后立即碰上一个「恩典」的教义（这教义作出同样清晰、一致的宣称），以致「恩典」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剧烈冲突，就在第五世纪初爆发并持续到后世。在这场争议中，恩典这方的拥护者是奥古斯丁（Augustine），他的整个系统环绕着以下主张：「恩典是人身上一切良善的唯一来源」；相对地，伯拉纠的系统则主张：「人的意志不需帮助也完全有能力行出一切公义」。奥古斯丁这项主张的影响范围，显明在迦太基会议（主后417——418年）的要求上，这场会议要求人明确地承认：「我们藉着基督而靠神恩典的帮助，才能得知、并行出正确的事，在每件行为上都是如此，以致若没有恩典，我们就无法拥有、思考、谈论、或行出任何敬虔的事。」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对立就是如此绝对。一方将每件事都归因于人；另一方则将每件事都归因于神。在这两方身上，我们看到两种信仰（实际上只可能有这两种信仰）拼得你死我活：信心的信仰与行为的信仰；前者是对自己感到绝望，并将一切盼望放在神这位拯救者身上，后者则是完全信靠自己；或者说，既然信仰的本质是全然倚靠神，那么前者就是纯净的信仰，而后者只不过是披着信仰外表的道德主义。当时这两方的战况激烈，但幸好结果相当明确。奥古斯丁主义的胜利，一举而竟全功地确定基督宗教仍然是一种信仰，这信仰是给需要救恩的罪人；而不是堕落成一种纯粹的道德主义，只适合不需要救恩的义人。

但正如俗语所说：「付出永远警惕的代价，才能保有自由」，教会同样很快就发现，唯有付出不断奋斗的代价，才得以保留信仰本身。伯拉纠主义很难消失，或者说它根本没有消失，只是退到隐密处并等待它的时机；在这期间，它以一些改造后的形态继续搅扰教会，改造到足以躲过教会书信的谴责。半伯拉纠主义（Semi——pelagianism）没多久就填补伯拉纠主义的空缺；当半伯拉纠主义在论战中落败之后，半半伯拉纠主义（semi——semi——pelagianism）又顶替半伯拉纠主义的位置，而奥兰治会议（Council of Orange）将教会诱入这思想中，阿奎纳（Aquinas）以过人才智为教会将这思想加以系统化，最后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用铁钉将它牢牢固定在那些遵从它的教会人士身上。教会跟伯拉纠派争论的结果，是承认恩典的必要性；跟半伯拉纠派争论的结果，则是承认恩典先行于人的意志回应之前；但奥兰治会议的致命妥协，否认了恩典的确切有效性（或称为「恩典的不可抗拒」），结果使奥古斯丁主义的得胜被反将一军，并使那夸口教会永远不会改变（semper eadem）的宗派，永远不可能纯粹地宣告「唯独靠恩典得救」。的确，教会在这些界限里，不可能再合法地赞同伯拉纠派，而将整个得救归功于人；教会甚至不可能再合法地赞同半伯拉纠派，而将得救的起始归功于人。但教会也不可能再合法地将救恩完全归功于神的恩典，以致说救恩不需人类败坏意志的协助也能得以成就。因为教会在这妥协之后，虽然承认人类意志受到先行恩典的感动才能接受救恩，但这不是有效的感动，所以这意志能够阻碍和挫败拯救恩典的运行。

显然地，这种救恩协作（或称「神人合作」）的思想有向下沉沦的倾向，因此我们发现它轻易地落入明确的半伯拉纠主义（尽管教会已正式谴责半伯拉纠主义），而且似乎在整个中世纪塑造了大多数人的实际信仰。这种思想不是将救恩里的决定性行动归于神施恩拯救人，而是归给人类意志的同意，这同意使神全能的恩典产生效用。这事实上就是一种靠行为得救的思想，虽然不如纯伯拉纠主义那么明目张胆；因此，律法主义在整个中世纪极为盛行，魏奈尔（Heinrich Weinel）生动地描述了这种律法主义产生的效果，而这些效果也显明在使徒保罗出身的犹太圈子里。魏奈尔说：注8「若一个人只能在律法的体制下感到快乐，那他也只能一辈子活在谎言之中—–但谎言无法搪塞那些有自尊心、坦率、前后一致的人。若他们不能抗拒谎言，就会死在谎言之下；若他们够强壮，那么死的就是谎言。这个隐含在律法里的谎言，就是人自以为能完全遵守律法。保罗的每位同胞都明白没有能力守住诫命，但他们都不承认此事。年长者在年幼者面前的表现，就好像能守住诫命一样；一个人根据另一位的表现而相信能守住诫命，并且不承认自己不可能守得住。他们藉着拿自己跟其他正直人相比，而对自己的罪视而不见，并求助于远古的以诺、挪亚与但以理，拿他们来为自己的灵魂辩护。注9他们希望神会允许让众圣徒的善行来遮盖他们的缺陷，他们偶尔也不忘求神怜悯，但就整体而言，他们并未离开谎言，并且继续表现得自己还不错的样子。」

注8＂St．Paul，＂E．T．pp．72,73．

注9「在《塔木德》里常常出现一项观念，即人有可能守住全律法。其中主张亚伯拉罕、摩西、亚伦都守住了。查尼雅（R.Chania）对灭命天使说：『拿本律法书来，看看当中哪一条律法是我没守住的。』（Schoettg．i．pp．160，161．Seealso Edersheim,’L.and T.’i.p.336)」-Alfred Plummer,Com.on Luke xviii,21(p.423).

魏奈尔真实地描绘出中世纪的情况。人们非常清楚，尽管在神恩典的激励之下，他们也无法为自己赚得救恩；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每个时期都做不到「好行为」；但他们仍死守着这可怕的谎言。注10难道当时没有壮士来「治死谎言」吗？壮士不断地兴起，包括第九世纪的高查克（Gottschalk）、第十四世纪的布莱华定（Bradwardine）与威克里夫（Wyclif）、第十五世纪的胡斯（Huss），以及在第十七世纪才出现的杨森（Jansen）；但尽管有他们的反抗，这谎言仍然一直活着，直到最后那位真正的壮士马丁路德到来，这谎言才死去。天主教长久以来压抑奥古斯丁主义，但却无法压制得住。教会一直局限自己，因为它不能容纳奥古斯丁主义。奥古斯丁主义别无选择，只能冲出教会的局限，并从教会涌流而出。这场爆发成就了我们所谓的「宗教改革」。因为「宗教改革」正是奥古斯丁主义重新掌权：转离这一切，就等于承认人类唯独倚靠神而得救。

注10Cf．A．C．Headlam，＂St．Paul and Christianity＂1913，p．138．「宗教改革之争，其实是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古老争议·实际上，不管如何用理论来加以掩饰，中世纪的系统乃是教导人靠行为得救·」

因此，改教家们的最基本教义就是：人完全无能为力，以及人绝对需要神的恩典；注1而他们最坚决反对的则是：人天生就有行善的能力。对路德而言，伯拉纠主义是异端中的异端，从信仰的观点来看等同于不信，从道德的观点来看等同于自我中心。「对路德来说，他特别想要在天主教里抨击的思想，通通被囊括在这个词汇里了。」注12路德曾写作《论意志的捆绑》（De ServoArbitrio），来反对伊拉姆斯（Erasmus）基于伯拉纠的思想而高举人的能力，他自己认为在他的所有著作中，这本书是除了《要理问答》之外，唯一一本毋需他再修正的书。 注13加尔文写道： 注14「在路德与其他改教家出现之前，人们所传讲有关自由意志的教义，其结果只是使人充满骄傲地看待自己的功劳，使人无益地自高自大，不留任何余地给圣灵的恩典与帮助。」他又写道：注15「当我们告诉人去自身以外寻求公义与生命时（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这些，因为人本身有的只是罪恶与死亡），立即就会引发关于意志之自由与能力的争论。因为若人有任何属于自身的能力去事奉神，他就不是完全靠基督的恩典而得救，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得救归于自己的努力。尽管我们不否认当人被圣灵引导时，是自发地、出于自由意志地采取行动，但我们仍主张人的本性全然败坏，以致人自身没有能力去行善。」注16

注11Köstlin，＂Theology of Luther，＂E．T．i．479．

注12A．T．Jörgensen，Theol．Stud．und Krit．1910，83．pp．63-82；cf．Jahresbericht for1910,1912,p.590.

注13Köstlin ii．301：「我不知道我的哪一本书是无误的，有的大概就是《论意志的捆绑》与《要理问答》吧。」这是在1537年写下的。

注14＂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Church，＂in＂Tracts，＂E．T．p．134．这文章写于1544年。

注15p．159．

注16值得注意的是，加尔文在最后一句正确地提到关于意志的教义陈述。

然而，自救主义的旧酵没过多久又开始作祟了；即使在相信奥古斯丁主义的这些圈子里也是如此，他们曾将救恩唯独归于神，但这股热情转眼即逝。注17这种新的「从恩典中坠落」，透过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而进入宗教改革的思想里，虽然他的教导造成的坠落幅度不大。墨兰顿的教义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注18首先，他就像路德或加尔文一样，是位纯奥古斯丁主义者；第二，自1527年起，他开始在关于意志的教义上师法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第三，从1532年起，他允许人的意志在救恩过程里占有一席之地（尽管这意志只是一种纯粹形式上的力量），即这意志能囚禁唯独由圣灵在人身上产生的属灵情感，也能将这情感扶上王位。从这时开始，救恩协作论快速地在路德宗里成形。注19的确有些早期的路德宗人士反对救恩协作论，例如安斯多弗（Amsdorf）、佛拉休斯（Flacius）、威冈德（Wigand）、布兰兹（Brenz）都完全信服奥古斯丁主义。但这反对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强烈，因为当时路德宗跟加尔文主义者正吵得不可开交。连布兰兹也容许史崔高（Strigel）在威玛辩论会（WeimarDisputation）中嘲笑他的预定论，而没有勇敢地予以反击。同样地，安德烈亚（Andrea）在蒙贝利亚尔会议（Conference at Mompelgard，1586）中败坏路德的教义，却没有受到指责；注20洪尼斯（Aegidius Hunnius）公开教导说人可抗拒神的恩典；注21葛哈德（John Gerhard）则将拣选的条件定为神预先看见人的信心。注22当墨兰顿玩弄以下这类模棱两可的话语：「神吸引愿意的人来亲近祂」、「自由意志是人的能力，使他自己投身于恩典中」，他其实是在玩火。一百年后，撒克逊神学家何亨耐（Hoe van Hohenegg）与莱塞（Polycarp Leyser），在1631年3月举行的莱比锡会议里（Leipzig Conference），自信地将以下宣告说成是路德宗的教义：「神确实在基督里出于恩典而拣选我们，但这是根据祂预先看见谁会真正且持续地信靠基督；神预先看见谁将会相信，祂就预定与拣选这些人，使他们蒙福和得荣耀。」路德曾激昂地称颂神那使死人复活的奇妙恩典，但这恩典如今却完全交由人类意志来处置，而路德曾宣称这意志完全受到罪的奴役，只有被恩典鼓舞与推动才有能力向善。注23

注17Cf．Jean Barnaud，Pierre Viret，1911，p．505：「博赛克（Bolsec）是第一位起来反对（改教家教义）的人。他一开始先质疑神的拣选是出自圣经的教导，然后宣告恩典的普遍性，并攻击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否认堕落完全剥夺了人的自由意志。他从这些前提推论出，信心起因于人运用自由意志，虽然这意志是受损且败坏的，但却没有完全毁坏到无法行善；因此，他说拣选并没有先于信心，而且得救的最终极原因不仅在于神的旨意，也在于人的自由决定·」

注18See E．F．Fischer，Melanchthons Lehre von d．Bekehrung．Eine Studie zum Entwickelung der Ansicht Melanchthons uber Monergismus und Synergismus.1905.

注19有关后续发展，请参：E．Böhl，Beiträge zur Geshchichte der Reformation in Oesterreich.p.26ff.

注20Schweitzer,Centraldogmen,i.p.503.

注21p.509.

注22Loci,1610,ed.Preuss,ii.,p.866.

注23Köstlin,i,p.326.

注24Christliche Dogmatik,ii.,1898,p.146.

事情并未随着岁月变迁而好转。史密特（WilhelmSchmidt）是现代最受重视的路德宗学者之一，注24也是布雷斯劳（Breslau）大学的神学教授，他说：「神对祂所爱之人的计划，只有透过此人的意志才能实现」，以及「总之，神自己设立的人类自由，能反对祂圣洁的预旨，这些预旨常因这自由的反对而破灭，并且也确实在每个反对之人身上破灭。注25因此，他不满足于驳斥加尔文主义者的「狭义预定论」（praedestinatio stricte dicta），甚至也同样批判早期路德宗神学家的「广义预定论」（praedestinatio late dicta）；广义预定论教导说，神的预旨是全人类藉着一种先行的旨意而准备得救，然而神所预先看见那些「最终将会信靠基督」的人，祂就藉着一种随后的旨意将他们分别出来且预定他们得救。史密特的反对理由是：「若有这种对人们的神圣预见（即这种预见是绝对无误的），人就不再有自由的决定了。」注26如此一来，为了高举人类的自由，他不但牺牲了神的预定，同时也牺牲了神的预见，而他用这段话来为整件事下结论：「就神而言，所有人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benevolentiauniversalis），但其中哪些人能一直留名其上，最终要等到末日才会决定。」就连神也无法预先知道结果。注27他认为以下观点是不够的：救赎与意志紧密相连，以致我们可以说「除非罪人非常积极地跟神的救赎合作」，否则就没有救赎，即使这句话被解释成「人允许自己被神救赎」。注28我们必须进一步说：「若人没有在心里使救赎生效，没有自己主动地抓住神的援手，并确实悔改、与罪断绝关系、过着公义的生活，那么不论神对救恩计划的旨意有何期盼，救赎都必定达不到目的，也一直不会有效果。」注29因此，当史密特论及圣灵对救恩的施行时，注30他公然否认圣灵有任何能力可在不愿意之人身上施行拯救。他说：「就连圣灵在人天生的自由意志面前，也不能强迫任何人来接受救恩。只有当我们不拦阻、不远离、不抵挡祂的工作时，祂才能成就祂对我们的拯救旨意。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能力，若我们误用这能力，祂对此也爱莫能助（ohnmächtig）—–凡是不愿意得救的人，就连圣灵也无法帮助他。」注31

注25另一方面，就连哈尔林（Th．Haring）也说：「若有人猜想我们的神是位良善的神，但却拥有软弱的旨意，以为祂有崇高的道德，但却不是世界的主宰，他就是在毁坏一切敬虔能力的根基·」Th．Häring，＂The Christian Faith，＂E．T．1913．p．347．

注26p．311．

注27p．312．

注28p.317.

注29p.317.

注30p.431.

注31p.431.

这种思想将人的自作主张表露无遗，甚至胜过威廉·亨利（W.E.Henley）所写的那些或许能激励人心、但显然有点夸口的诗句【编注：威廉·亨利是位英国诗人，此诗是他在1875年的成名作＜永不屈服＞（Invictus）】：

夜幕低垂将我笼罩，

漆黑犹如无尽地窖，

我要感谢未知上苍，

赐我不屈服的心灵。

即使环境险恶危急，

我也并未退缩哭嚎，

在际遇的重击底下，

血流满面也不低头。

越过这块悲愤之地，

恐怖阴霾逐渐逼来，

岁月无情威胁迫害，

我始终都无所畏惧。

无论入口多么狭窄，

尽管案卷严载惩罚，

我是我命运的主宰，

也是我心灵的统帅。